藝林擷貝
走近中國的“大牆文學”之父
——著名作家從維熙印象
在中國現當代文學曆史的河流中，那些屬於鳳毛麟角的開辟了某一文學景觀、首開某一流派、形成別樣風格的作家，往往因為具備了文學先哲、先知或拓荒者的意義而享有崇高的地位。從維熙既被譽為中國“大牆文學”之父，理所當然成為巒中之峰。所謂高山仰止，確是我沒見到老人之前的心態。
相識了，竟發現此山並非孤傲兀立，而是處處曲徑通幽，別有洞天。
四月初，天津某方麵特設“名家講壇”，委托我赴京請中國的“大牆文學”之父從維熙前來授業解惑。我自量功力有限，撼山何易，於是特意邀了《北京文學》雜誌社社長章德寧女士，同往朝陽區團結湖從老的住所。之前在報刊見過從老不同時期的一些照片，此初見，視覺上倒有似曾相識之感，直覺已感久違，心理上仍然有一堵不可逾越的“大牆”橫亙於前。茶過三旬，從老竟說：“秦嶺啊，我讀過你的小說。”這是個讓我絲毫沒有心理準備的話，此話從一個七十四歲高齡的文壇名宿口裏蹦出，我恍惚感覺漆黑的夜空突然有焰火在綻放，那絢麗的景致竟使我一時不知所措。因了這句話，感覺一下拉近了與從老的距離，所有的話題立刻變得輕鬆而悠然。印象最深的是從老多次提起由文學大師孫犁先生創辦並掛帥的《天津日報》“文藝周刊”。眾所周知，從維熙和中國鄉土文學的代表人物劉紹棠同屬孫犁門下兩個最得意的高足，從維熙早期的許多精美小說和散文就是由孫犁編輯發表的。“文藝周刊”至今仍然是中國報紙副刊界的一個獨有品牌和亮麗風景，始終在從維熙的熱切關注之中。進入新世紀以來，“文藝周刊”每年都要整版發表我的幾個小說，其中小說拙作《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轉載甚多，《文藝報》等報刊也多有評論，這使我明白了拙作何以闖入了從維熙老人的視野。從老學貫中西，惜時如金，竟能關注到我等晚輩的創作，著實令人難以置信。在我看來，這全然沾了從老心靈深處的天津情結。從老說：“我對天津和‘文藝周刊’是有感情的，我也喜歡和你們年輕人聊，以後你就常來。”一句話，心理上的“大牆”全然坍塌，再看從老，乃是鶴發童顏，慈眉善目，全然不像遭受過20年牢獄摧殘的“老右派”，機敏的思維和真誠的笑容裏，除了鑲嵌著一段特殊的中國曆史和中國知識分子的心靈史，更多是一位可親長輩才有的寬容和溫和，至此，一位虛懷若穀、力拔山兮的文學“大牆”，像兀立我心頭的熟悉、親切而質樸的崖畔，能感覺到有和風在吹拂，鳥兒在碉啾，炊煙在環繞。
作為一名普通讀者，認識從維熙當然是從閱讀開始的。1980年在老家天水讀小學時，電影《第十個彈孔》和同名連環畫，以那先聲奪人的片名和曲折的故事，為我的童年增添了難以抹去的記憶。童年的僧懂思維當然無意去探究如此之好的電影改編自何人的小說，但創造精神大餐的作者，在我童年的心窗上構成的那個問號，卻是巨大而神秘的。上世紀80年代讀師範時，“博覽群書”的我，自然不會遺漏那篇被中國文壇譽為開“大牆文學”之先河的名篇《大牆下的紅玉蘭》，也就是從那時起，一個響亮的名字和我童年的記憶終於對接了，於是，《風淚眼》、《遠去的白帆》、《雪落黃河靜無聲》像那年的狂風，嘩啦啦地刮進了我貪婪的視野。在文學的浪潮近似於咆哮的1986年，《北國草》就像北國曠野中堅韌的野草，在我的許多同學的書包裏、抽屜裏、書櫃上瘋長……我牢牢記住了當時的《中國青年報》公布的一條消息：《北國草》―青少年最喜歡讀的書。憑心而論，少年時代的我盡管喜歡鑽研曆卑和政治，但心靈的閱讀仍然缺乏對人文情懷和精神光輝的縱深領悟，真正進入從維熙的文學世界竟是在今年的人間四月天，也就是認識從維熙以後―我用一個星期的時間認真閱讀了從老贈我的《走向混沌》。閱讀是在津門我的書房。那是一次令人難忘的閱讀，一次罕有的欲罷不能的閱讀，一次真正的來自心靈的閱讀。《走向混沌》以作家本人在1957年及以後幾年的遭遇為主線，用描摹事件、陳述事實、揭示心靈的方法，再現了中國知識精英在那個黑色的50年代被“引蛇出洞”之後遭遇的人生劫難，同樣的知識分子，在同樣的政治淫威下異化成不同的“物種”：有的在血雨腥風中慷慨赴死，有的為求名節憤然自栽，有的委曲求全忍辱負重，有的為謀自保誣陷同類，有的看破紅塵自甘墮落，有的依附權貴兜售靈魂……許多知識分子在鮮血、死亡、皮鞭、子彈麵前，消失了自我，消解了精神，禁錮了靈魂：政治上深淺莫辯，尊嚴上是非混淆，人格上黑白模糊，一切，一切一切，一切的一切都走向了混沌。用陳忠實的話說，就是“這是一次驚心動魄的閱讀……對於研究民族的精神曆程是最可珍貴的資料”。其實，《走向混沌》早在上世紀90年代初次出版就在讀者中掀起了咫風，而在官場昏昏度日的我，竟有足夠麻木的神經不為之所動，想起來真是汗顏之至。
《走向混沌》，引導我真正走進了從維熙的心靈淨土和文學家園，這裏，有作者陸續出版的堪稱蔚為大觀的62部著作的叢林，構成了當今中國文學瑰麗而旖旎的壯錦。
有句話，從維熙如是說：“時間不允許我‘玩弄文學’，隻允許我向稿紙上噴血。”此言足夠讓我一個普通寫作者深思一輩子的。這是一
種態度，一種良知，一種精神。我慶幸，在當今極端物欲化的現實中
國，中國知識分子中居然有如此高貴的靈魂存在。其實，關於什麼人
才叫真正的作家，這幾年議論頗熱鬧，種田人說：“如果把碼字兒的都
叫作家的話，現在中國的作家比驢還多。”隻是，驢畢竟還是有驢的實用價值和與人類相互依存的現實意義，而那些以私人化寫作、下半身寫作、市場化寫作而自鳴得意的所謂作家們，堪比得一頭驢哉？
和從維熙在北京、天津相處的日子裏，我時常被老人樂觀豁達的性格所感染，他不僅健談、風趣，而且對20年的牢獄之劫毫不避諱。為了驅趕無端蒙在心靈的陰影，他笑對一切遭遇和不幸。他至今眼不花，耳不聾，身體也棒，他的養生之道聽來讓人膛目，那就是：“抽煙，喝酒，不鍛煉。”從維熙的邏輯是：“上帝什麼時候招呼，咱就什麼時候跟著他走。花費在苦煉筋骨上的時間，和延長壽命的時間大約等同一致。”印象中，他右手的中食指之間始終夾著煙卷。喝酒更是了得！那天在北京聚餐，一瓶老家河北玉田產的玉田老酒，他兩口就是一大杯，並勸我：“你才三十多歲，要多喝！”半月後在天津“狗不理”總店，一斤半裝的帝王係列酒，他更是如飲涼白開，在場人等，無不失色。翌日他登臨講壇傳道授業，我正好和著名作家肖克凡先生坐一起，肖兄感歎：“他可是文壇有名的酒仙！”我方知，從維熙是中國文壇為數不多的對酒當歌的真文人。北京一位老編輯告訴我一段文壇佳話，說是某年某月某日，從維熙邀請王蒙、李國文、劉心武、張潔、莫言、張抗抗等來他家喝酒。為了增加酒嬉之趣，從維熙在客人暢飲真茅台之際，將一瓶“玉田老酒”偷偷倒入另一個茅台空瓶之中，意在捉弄文友中自喻為酒仙、酒聖者，不想莫言等人連連稱道，說假茅台酒是真的，真茅台酒是假的。一時，“玉田老酒”在文壇名聲大噪。在我看來，嗜煙，豪飲，休閑，體現了他釋然麵對人生的平靜心態和超然於世的可貴心境。
在從維熙身上，很難找到某些名利場人慣有的高視闊步的姿態，其所作所為，言行舉止，更具平民色彩和人性光輝。他見我能吃好喝，總要悄悄提醒我：“秦嶺，該去廁所了吧！”他在天津演講以畢，最少五次詢問我：“我這樣講，是否離譜？大家喜歡不喜歡聽？”到天津的第一天，許多消息靈通的大學教授、學生早己在書店搶購了他的多種書籍，等他簽名，他卻專門囑咐我：“我首先要給你們的司機簽一本，他太累。”說完，把從北京帶來的唯一一部散文集給司機簽了，並囑我轉交。那天，我陪同他和夫人鍾紫蘭女士去天津大學馮驥才那裏，小車途徑天津市血液病醫院，我正好望見一名來自老家天水的患者親屬在街邊疾行，我忙隔窗喊了一聲患者的名字，以示問候，對方一時沒有聽見，從維熙情急之下，也跟著喊了起來，老人喊得很焦慮，很賣力，七十四歲的老棄了，當然喊得也很費勁。一老一少這麼一喊，引得交警、行人駐足，疑有什麼情況發生。事後我對從老感慨：“像您這種地位的作家，太難得這番平民心態了。”從維熙說：“我出身地主家庭，但是二十年的勞改生活使我認識到，真正的友情、人情都在民間，我的許多朋友都是生活在最底層的老百姓。”老人斯言，如空穀滾雷，回聲在我耳畔，久而不絕。
進得天津大學，夕陽正好，火紅的晚霞如四月的桃花。馮驥才藝術研究員的工作人員給我打來電話，說是馮驥才偕同夫人早在廳前恭候。從維熙卻對我說：“幫我找找北洋大學堂舊址（天津大學前身），咱先去那裏看看。”
我這才想起，從維熙的父親從蔭檀先生早年畢業於天津北洋大學，曾參加一二·九學生運動和南京臥軌請願以促國民政府抗日，上世紀30年代，死於重慶國民黨監獄。在鐫刻著“1895”字樣的古樸、凝重的北洋大學堂舊址前，從維熙和夫人幾乎同時失語。我替老人按動相機快門的時候，鎂光未閃，腦中卻弧光似的閃現了一個字：牆。
文壇內外話雷達
——著名文學批評家、散文家雷達印象
好個雷達，好個中國文化名人雷達。無庸諱言，雷達是中國文化界一顆熠熠奪目的明星，他在文學批評領域的豐碩成果使他的崇高威望和聲譽輻射到整個文化圈，而他的散文帶給文壇的巨大衝擊力，一如狂風巨瀾，以牆傾揖摧之勢，呼嘯著、澎湃著……
盡管筆者供事的天津與北京近在咫尺，我仍深知采訪雷達並非易事。我和他在幾十次的電話接觸中，往往是剛要應約前往，突又因‘事變故。為了兌現對《隴右周末》友人的承諾和作為鄉黨的夙願，我終於在2001年10月27日，搶在他飛赴深圳的先一天，冒雨赴京，敲開了雷達的寓所。
雷達一家人的熱情使我來不及咀嚼和回味鄉情的份量。寬敞的客廳頗具文化情調和時代氛圍，琳琅滿目的中國古玩給人以唐瓷漢陶的凝重深遠之感。幽雅的書房三麵為書櫃，最引人注目的是床頭一幅足有21寸的雷達半身照，照片中主人闊臉冷眉，線條粗獷，神情凝重剛毅，猶似大步流星地行進在風刀霜劍之中，其精氣神中夾裹著強有力的西北風的力量，仿佛正從古秦州走來，從中國文化的淵源走來，從漢唐遺風和新時期文學的風雲變幻中走來……文壇名宿賈平凹曾形容他“黑頭粗臉，形如匪類”，而我看雷達，竊以為更像行伍之人，其渾厚的男中音頗顯丹田底氣，若讓其在秦腔中扮相，猶以放糧的包拯、殺廟的韓旗、訪賢的馬武為最佳。
我們的話題沒有拘泥於他那些早已耳熟能詳的文學成就和社會反應，我關注更多的是雷達崎嶇而凝重的人生經曆。由於家庭、生計、事業等諸多因素，雷達在天水留下的足跡並不多，他的童年、少年的絕大部分時光都是在蘭州度過的。他生於1943年，1965年畢業於蘭州大學中文係，先後在全國文聯、新華社、《文藝報》做編輯，後任《中國作家》副主編。現為中國作家協會創研室主任，中國作協全國委員，中國小說學會副會長。雷達博學多才，思維鎮密，諳熟中國傳統文化和中西哲學，由於他在中國文學評論領域的傑出貢獻和顯著地位，被文化界公認為是在中國傳統文學批評和現代新理念之間，起到承前啟後、繼往開來作用的重要評論家之一。他的《民族靈魂的重鑄》等6部文學評論集，囊括了他的主要評論成果，以思辯明晰、張弛有致、深入淺出和“穩、準、狠、實”的特點而自成一體、獨領風騷。他的散文，盡管出道晚於評論，僅在90年代崢嶸初露，但卻似晴空驚雷，雲滿三江，既有劉再複的恢弘氣勢，又有賈平凹的機智若拙，更有餘秋雨的舒緩暢曉，其中《王府大街64號》、《秋實凝香》等篇什，廣為轉載流傳，被國內外文化人和讀者津津樂道。小說家李國文譽之“韻生於情，耐人尋味。”賈平凹譽之“海風山骨，氣勢夾裹。”足見其藝術水準的上乘和思想內涵的深刻。有人說雷達的文學評論成就了雷達的散文，依我看，倒不如說文學評論的理性思維方式和慣於縱深的洞察力，使雷達刹那間領悟了散文的真諦。
雷達對天水一往情深，不僅體現在他對天水曆史文化的了解和悟性，而且至今保留著聽秦腔、吃酸菜的習性。交談中，恰有一京城著名文化人電話中谘詢天水籍青年歌唱家呂繼宏的性別，雷達一一做了解釋，並如數家珍地談起了非子牧馬、符堅當政、始皇焚書、太白放歌、飛將射石、薑維拜母、紀信忠烈、寶珊倒戈等天水曆史名人的故事，溢於言表的赤子之情，使我這個天水小老鄉熱血沸騰，仿佛置身於故鄉的溝壑3f陌之中。1990年他回到闊別20多年的北道區新陽鎮王家莊，翌年即有散文《還鄉》問世，這是他涉及天水的為數不多的散文名篇，該文猶如工筆和寫意相間的民間水墨畫，含蓄、複雜、凝重的鄉土情結附首皆拾，如“渭河如弓弦劃出的弧線，好似我臂彎上鼓突的血管。”“我原來就為了尋覓這股混合著林秸、洋芋、漿水麵的味道而來。”其言之真，情之切，語之懇，真是渭水長詠，皓月可證。
對我而言，雷達本是高山仰止的飽學之士，但他在治學、為文、做人上的審慎和篤行，有時使我這晚輩不知所措，譬如談到他應約為甘肅一位編輯寫的文章《我的母親一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時，他反複問我，“你看這樣寫行嗎？”“是不是把我要說的表達明白了？”我不知道他是鑒於我是個天津市的區區簽約作家而抬舉、鼓勵我呢，還是極力給我這小老鄉麵子，無論如何，我這半斤八兩豈敢為大師級的鬼斧神工之作指手畫腳，但我礙於雷達的執意詢問，隻好心有餘悸地談了對其中涉及民國時期某段表述的看法，他凝眉良久，連說：“你今天沒白來，沒白來啊！”言畢當場給甘肅打電話，口述了修改意見。如此禮賢下士的風範和大家風骨，使我哨然。雷達平素疏於題詞簽字，但當我誠請他為老家《隴右周末》題詞時，他欣然應允，揮就“祝《隴右周末》辦出風格，辦出特色”幾個字。李國文曾譽雷達“對大人物，他不卑：對小人物，他不亢。”今番著實悉數領教。
就雷達作為天水籍的地域意義而言，雷達的成就、地位和貢獻本身是一種蔚為壯觀的文化現象，雷達和眾多燦若星辰的天水曆史名人一樣，應該是天水的寶貴財富，但其父和生母那富有傳奇色彩的經曆和具有積極社會意義的貢獻，卻鮮為人知。其父雷轟，字子烈，天資聰慧，30年代畢業於北京大學農學院，參加過愛國學生運動，40年代在新陽鎮創辦了天水曆史上第一個農業學校，並任首任校長，卒於1946年。其生母張氏，蘭州人，亦女中巾幗，年輕時以刺繡而馳名隴原，後為人師表，桃李遍及金城，曾是甘肅省第一個女法官，卒於1991年。其父母的大媒就是當時赫赫有名的鄧寶珊將軍。雷達談起這段家史，臉上寫滿了滄桑和悲壯。父母均是飽經政治、戰亂、生活創傷和挫折之人，許多大起大合的人生悲歡很少給雷達等後人提及，隻能塵封在各地的檔案館裏。雷達在給作家劉兆林的信中說：“一直想寫關於母親的文字，總覺準備不足，臨時而怯。”雷達凝結在心底深處的赤子之心可謂蒼天可鑒。如果兩位逝者的事跡有朝一日能從塵封的曆史中走出來，無疑是件很有意義的事情。
也許可以這麼說，雷達人生的根係之所以發達而堅韌，源於古老天水這塊厚重的故土；他事業的樹冠之所以蓬勃而威羹，源於中國文化博大而潤澤的溫床。當前，新世紀的中國文學，與處在陣痛和轉型期的社會一樣，進入了傳統回歸和理念創新大融合的嶄新階段，這為雷達的文學批評和散文創作營造了極其廣闊的空間。我想，雷達的事業一定會像百年陳釀，其韻味將更悠長、更深遠。
感受文壇一“真龍”
——蔣子龍印象
在最近一次幾百讀者洗耳恭聽的大型文化講座上，蔣子龍先生竟是這樣開場白：“曾和我們的骨幹作家秦嶺談到中國史前的伏羲、女蝸文化。既然今天我演講的主題是關於讀書，那麼我認為，一個民族的繁衍、發展史和文化、文明史，是和讀密切相連的。伏羲讀懂了河圖洛書而演繹八卦，樹立了閱讀的典範。秦嶺是甘肅天水人，那裏是伏羲的誕生地，他應該更有這個體會。”因前排就座，我立時感到背部正在接受眾多目光的探詢和掃描。意外之外的意外在於，中國工業改革文學的著名旗手、中國作協的重要掌舵人竟談到了史前我的故鄉，這不免讓我自豪得不知南北。當然更多的是汗顏，我那點文墨，實在有負先生美言，怎堪擔當“骨幹”名分！
《易·係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伏羲）則之。”《尚書中侯·握河記》則曰：“伏羲氏有天下，龍馬負圖出於河，遂法之以畫八卦。”中國古代典籍中關於先祖悟讀河圖洛書的記載，蔣先生竟是如此的了解，並能信手粘拈來作為開場白，可謂匠心獨具，切入問題的骨髓。
先生是位值得崇敬的人，並不是因為他稱讚了我和我的故鄉。
我有個根深蒂固的習慣，也可以理解為一種心理的屏障，生活中對於幾近神話了的名家大腕，往往感到莫名的敬畏，譬如對蔣子龍先生。認識先生至少有6年。被天津文學院聘為簽約作家以來，應該說見到先生的機會很多，除了每年正月十六雷打不動的作家聚會之外，先生還經常在文學院組織的簽約作家考核、述職、研討等活動中壓台子坐陣，聽取我們簽約期內創作情況的彙報。2002年以來，我首發於《鍾山》和《北京文學》雜誌的兩部中篇《繡花鞋墊》和《難言之隱》先後在天津獲獎，他親自為我頒獎。我是個骨子堅硬並保持理性的人，但是每次見到先生，總是高山仰止，最多的語言對白也就“您好”和“你好”，然後悄然退居一隅。去年春天我正在一家酒樓和朋友豪飲，突接一個太陌生的電話，竟是蔣子龍打來的，用較長時間談了閱讀我兩本書的感受，大致意思是把握的角度和思考比較新穎，希望保持優勢，再接再厲等等，斯人也真，斯言也切，於我這缺乏底氣的文學弱者來說，簡直就是重大事件了。我輩隻不過是尚未修煉成形的蛾子，而先生就像巍峨廟宇中參天樹木裏棲息的神秘大鶴，隻可聞其聲，觀其形，怎堪與鶴和鳴。常聽一些附庸風雅的平庸之輩闊談與蔣子龍的神交如何出神入化，我隻是姑且聽之，竟也意外地獲取了蔣子龍在中國文壇的不少奇聞佳話，譬如他性格堅硬如鐵，不畏權貴和壓力：譬如為人仗義，愛憎黑白分明；譬如愛好遊泳，風雨無輟，等等。好在都是褒揚性質的調侃，不妨姑且信之。
關於先生在中國文壇的地位和名望，我想即便是最淺顯的讀者，心中那杆秤的準心都會顯示不輕的分量，我無論用怎樣的筆墨去鋪陳，都顯多餘。感受先生應該是從上世紀80年代讀初中時開始的，先生的《喬廠長上任記》、《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拜年》、《開拓者》、《赤橙黃綠青藍紫》、《燕趙悲歌》等名作如一枚枚重磅炸彈，使中國工業改革文學長期板結的土地翻了個底兒朝天，那磅礴絢爛的景致，對我這個西部鄉村文學少年來說，一如高空爆綻的焰火，能感到血脈在為之膨脹。後來接受高等教育，蔣子龍的名字和作品成為我必修教材《文學概論》《中國當代文學》中的一個重要符號，再後來靜心鑽研小說，在感受文壇名家的文化氣息並觸摸其作品中所蘊蓄的文學精神時，蔣子龍既是我從文學藝術的角度洞察現實工業生活的一台顯微鏡，同時又是我嗦望中國現實社會的一架高倍望遠鏡。在我看來，蔣子龍的創作始終充滿理想和激情，他具有那個時代許多作家都難以匹敵的對現實中國工業改革的強烈的敏感性，他能夠將工業改革置於當代中國乃至國際社會的客觀宏大背景中予以考察，凸現自己對現實的憂患感和對現實改革的迫切渴盼，最大限度地展示現實社會發展的律動和人們生活文化變遷的縱深圖畫。如此的哲思善察，沒有理由不成為中國工業題材改革小說的巨擎。據我所知，頑固的保守和庸常的矜持是天津這個北方重鎮的明顯特征，這種特征也影響著這個城市的發展、進步和文化藝術的創造，而蔣子龍卻能在濃厚的世俗氛圍和亢繁的體製拌羈中掙脫出來，並一馬當先崛起成為中國改革文學的一座巔峰，我始終認為這是個謎，或者說是個奇跡，這不僅僅是他文學思維、文學理念和文學實踐的成功，更是先生文學精神的勝利，在我眼裏，這樣的勝利具有豐碑意義。
麵對豐碑，我沒理由不怯畏。
第一次見先生是在2001年的一次表彰大會上，我一直認為那是我從西部調到渤海之濱以來的一次文學洗禮。我不僅代表被評為文學新星的作家們上台發言，同時也是第一次聽蔣子龍在鏗鏘有力的講話中提到我的小說創作。天津作家大多見過先生，眼神裏大概不會有悲壯如我般的麵對文學巨浪的新鮮和驚詫，在我眼裏，他那似乎經過刀削、銼刻、斧劈過的冷峭如岩般的臉和北方人特有的大個頭，意味著中國文學奇峰之外的某種式樣和高度。發言畢，我把自己湮沒在人群裏，自斟自飲，悲壯地回味著少時閱讀先生時的屬於文學的流光碎影。此時此刻，這個從我少年夢幻中出來的人物就真實地端坐在主席台正中。一撥又一撥的青年作家擠上去和先生合影，我沒有趕這個時髦，先生作為道具太奢侈了，如果現代攝影術把如此懸殊的一老一少留在暴光相紙上，我會感到心靈的迷茫，曾看過許多關於蔣子龍的傳記，眾口一詞地戲稱先生是一條文壇真龍。龍乃神物，那天我並非天真地想：蔣子龍，今天終於下凡了。
天津市文學院的簽約作家隻有17人，大家隻有每次述職時才能一見，述職已畢，便飯敘舊，一桌太大，隻好分倆。論資曆，我最淺；論年齡，我最小。某次，我早早找個僻靜位置坐好，沒想蔣子龍一進來恰恰在我旁邊落坐。我隻好借故到另一桌去，蔣子龍奇怪地問：“你這是幹嘛？”我搪塞：“我主要是不敢喝酒。”先生驚訝地看著我：“你西北人不喝酒誰還能喝酒？”我隻好即興創作了一個謊言初稿：“我是西北人中為數不多的不善喝酒之人，一見酒，就暈。”言畢，禮貌退之。我想，我即便在溝壑裏被酒精刺激，也不希望在奇峰裏沉醉。那不是我暢飲的地方。
和先生接觸最多的一次是在今年。某方麵舉辦讀書節，委托我請中國作協的領導給於支持，據世俗的經驗，小廟請大方丈，不吃閉門羹也得脫一層皮的，何況這些方丈都是中國作家中的盤龍臥虎，時機不當，難得龍吟虎嘯。為了不辱使命，我專程赴京把情況給參加肖克凡作品研討會的蔣子龍做了彙報，他竟欣然應允，說：“我們骨幹作家需要辦的事情，支持。”當場給讀書節寫了熱情洋溢的寄語。還好，那天中國作協副主席陳建功也在，陳建功不僅寫了寄語，還給讀書節發了賀信。我趁熱打鐵，請在場的雷達、吳秉傑、曾鎮南、何振邦、章仲謬、賀紹俊、張頤武、牛玉秋、胡平、李敬澤等著名評論家都為讀書節留下了珍貴的墨寶，用官方的話講，出色地完成了組織交辦的政治任務。後來我“得寸進尺”，邀請蔣子龍在讀書節“名家講壇”上為讀者演講，其時蔣子龍剛從俄羅斯歸來，人未卸甲，馬未解鞍，又匆匆率領國內一些當紅作家去濱海新區采風。他在電話中聽了我的意思，略微思忖，既慷慨諾之。當他聽說某方麵的領導要專程登門拜訪，斷然回絕：“秦嶺，轉告他們，沒必要，什麼事情都在電話裏說。”我說：“您這麼大的人物尹鵝碼也得給人家一個表示態度的機會。”蔣子龍說：“我能做到的事，來個電話就行了，用不著那麼繁瑣。”並反複告誡我，隻提供演講地址，不接送，不吃飯，不喝酒，不神侃，一切簡而又簡，否則，煩！
先生的形象，突然就在我的心目中立體起來。我未必據此認為走進了他的心靈世界，卻實實在在地感受到了一個男人性格的魅力和靈魂的光澤。
那些天，相處的時間也是有限，和先生倒是侃了不少文學話題。先生突然問我：“你小說寫到這份上，為嘛不寫伏羲？”我大駭，一時語塞。即便猛虎，吃天豈敢？作為羲皇故裏的一分子，我太熟悉這位中華民族的始祖、人文心智的先啟者和人類從原始狀態步入文明時代的探路人了，但是麵對8000年前的一位人類文明的先驅和智者，我的淺薄思想和稚嫩之筆何敢探入深邃如夢的史前生活？除了知道伏羲氏仰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用陰陽八卦來解釋天地萬物的演化規律和人倫秩序；除了知道伏羲氏造書契、正婚姻、教漁獵，結束了人們茹毛飲血、結繩記事的蒙昧曆史，開創了中華文明，我的思維還能縱深到什麼程度？
用山東半島人的話說，你是哪根蔥啊？
我從先生的目光裏看出了一種隻有曾經滄海的智者才有的閃爍，他說：“我可不是隨便說啊秦嶺，你有這個資格和條件。”我洗耳恭聽，感到有閃電刺破史前的混沌，從伏羲和我共同生活過的那片土地襲來。恍惚中，我發現我這些年的所有創作是那麼的輕飄、清淺和無聊。關照史前聖祖，審視眼下創作，我恍如海麵顛簸的一葉扁舟，失去了歸屬和依托。
老大不小了，我還沒有長出用藝術的手段再現人類史前生活的豹子膽，但我發現我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和動力開始諦聽著來自史前的各種回聲。先生一席話，我至少在嚴肅地思考兩個問題，一個是創作的方向，另一個是從事寫作的意義。
華章厚德寧為梯
——著名編揮家章德寧印象
“見名七份相。”此乃民間觀名察人的說法。單憑章德寧這個頗顯中國傳統儒家文化意味的名字，你十有八九判定準是個儒雅的男士：如果是電話中隻聞章德寧其聲不見其人，你很有可能會被那種脆亮、甜美的聲音誤判為一位純粹的少女；再假如，如果你被邀請參加北京文藝界的什麼活動，驀然被一位身材高挑而不失勻稱、儀表典雅而不失時尚的主持人的風采所折服，你一定想像不到，她會是章德寧―中國各省市文學期刊界編輯大軍中的領頭羊，《北京文學》雜誌社的資深老社長。
我和章德寧的結識偶然得更像一次邂逅。文學為緣，這種偶然似乎也是一種必然。2003年中國的“五一”長假被“非典”疫情弄得有些發蔫兒，天津地區也開始陸續死人。5月5日，我正奉命在抗擊“非典”前沿趕寫疫情報告，突然接到一個來自北京的電話，正是這個看似極其普通的電話，卻成為我2003年文學創作中最大的福音和最美好的回憶。電話中的女聲柔和、溫和、謙和而富有質感：“您好！是秦嶺先生嗎？我是《北京文學》雜誌社的編輯。”
沒想到中篇拙作《繡花鞋墊》寄出不到10天，就得到了即將被《北京文學》采用的消息。在“非典”的陰履下，特別是在人人談之色變的“非典”重災區北京，這種工作效率和高度負責的精神使我一萬個沒想到，據我所知，湮沒在來蘇味和各種消毒液中的北京城早已萬人空巷，許多單位人去樓空了。記得當時我這個孤陋寡聞的西北莽漢冒昧地問對方姓什麼，對方答：“我叫章德寧。”我複問：“哪個章？哪個德？哪個寧？”對方一一作答，認真而又耐心，當時猜想這個叫章德寧的人肯定是剛剛走出校園的女學生，全然沒有編輯油子慣有的盛氣淩人和漫不經心，於是又鬥膽開了個玩笑：“如果不是聽您的聲音，光聽名字，以為是男的呢。”電話那頭就樂了。交談中我才知道，她先是把電話打到天津我的工作單位，未果，又千方百計聯係到我妻子，查到了我的手機號……我反而更相信了最初判斷：剛出道的小女子表現大體如此。翌日我隨天津作協的幾位老兄去看望從俄羅斯歸來的著名詩人伊蕾，偶然提及章德寧，不料滿座皆驚，視我為井底之蛙，於是，章德寧成為眾賓客津津樂道的主要話題。我慚愧之餘，冥冥中似有一種走運本有真神助的感悟。《繡花鞋墊》確實是幸運的，《北京文學》破例在當年第“期的原創版和熱刊版同時隆重推重，並一舉獲得了天津市文化杯一等獎第一名，登i了2003年下半年中國最新作品排行榜，入選了3個選本，專家在《文藝報》（中國文化報》等報刊上進行了評論。《繡花鞋墊》成為我鄉村教師係列的一個新的小高潮，為後來創作引起關注的《不娶你娶誰》《燒水做飯的女人》《略牙的沙子》等係列小說開創了一個良好的開端……至此，我與其說從此記住了一位編輯家的大名，不如說記住了一種來自名刊對普通作者傾情的扶持、無私的博愛和寬容的胸襟。期刊由不重名不重人隻重文的人掌舵，在百炯爭流中力拔頭籌就不是神話，勝利的女神必然會在彼岸招手，而對作者和讀者而言，這是最大的福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