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杜桂春在電話交流中，他更多的談到作品的不足和缺憾。這使我欣慰地看到了杜桂春為文的原則，至少說明他對自己的創作有著清醒的認識，認識清醒了才會有高的標準。嚴格地講，他的個別散文，難以避免地存在描摹生活多於表現生活的問題，這就減輕了本不應失去的分量，另外，在敘事的技巧和表現手法上，還應多一些路數，好在瑕不掩瑜，作為一桌特色盛宴，完全可以放心地署餐一番。
作為一家著名企業的文秘工作者，杜桂春終日伏案抄抄寫寫忙忙碌碌，卻能在工作之餘轉變角色，為自己營造一份浪漫和詩意，這是一種可貴的生活態度。我看過杜桂春的博客，他博客上的昵稱叫聽風，好家夥！如若沒有淡定從容的性情和采菊東籬的心境，誰敢取這麼一個古典高雅的昵稱？——聽風，讓讀者盡可以綻開思維去想：聽風閣、醉聽風、倚雲聽風、聽風觀潮……好了，這本集子既可視作小結，同時也是開端，我們完全有機會繼續且聽風吟。
剩下的是感動
走進中央電視台一號樓金碧輝煌的演播大廳，很容易使我想到十幾天前在這裏舉行的萬眾矚目的春節聯歡晚會，似有餘韻繞梁之感。當“溫暖在身邊”2006年中華慈善獎頒獎典禮拉開了帷幕，我恍惚覺得，這帷幕屏蔽了我關於慈善主題之外的所有自由思緒，剩下的全部是感動。
這是3月9日的北京之夜。白芳禮老人的兒子國富大哥告訴我，他己經是多次來這裏了，他的平靜，像這年關的月色。在全國慈善之星薈萃的瞬間，我十分清醒，白芳禮老人一定在遙遠的天邊和所有的星宿一樣閃爍。
我先是看到了72歲的新疆老人阿不力孜。努來克，他收養了一個身患重病的漢族女棄嬰，她的維族名字叫阿依布拉克，漢語名字叫月亮。8年來，為了給孩子治病，老人節衣縮食、四處奔波、無怨無悔。當小小的阿依布拉克在在台子上跳起新疆舞時，全場掌聲雷動。我突然想起我曾經寫過的一篇小說《棄嬰》，隻是，小說中的嬰兒，他死了，不是我非得讓他死，實在是在我有限的視野裏，像阿不力孜·努來克的人太少。於是我更加清楚了這篇小說因何被許多期刊轉載，我想，這大概是編輯、作者和讀者對病態社會的一個起碼的認知和態度。
在這裏，魯迅―這個讓中國讀書人高山仰止的形象在我腦海裏駐留許久，並非風馬牛不相及的臆想，蓋因為太意外地見到了魯迅先生惟一的兒子周海嬰。周海嬰的到場，我覺得眼前璀璨而明亮，他的意義不僅具有象征概念，而是魯迅的骨血意味和生命的延續。當周海嬰把一套外文版的《魯迅全集》贈送給一位加拿大籍的80多歲的華人慈善家陳老先生時，我記住了這位陳姓華人樸實而真誠的語言：“我把2000萬美元之所以捐贈給大陸，是因為這裏有我兒時的閏土。”這是個讓我無論如何沒有想到的動議。魯迅之於閏土，華人慈善家之於兒時夥伴，其慈善之心明月可鑒。值得咀嚼的是，現實中國，到底有多少像閏土那樣的農家貧寒娃娃，恐怕是個天文數字，在我們的視野裏，城市建設工地、垃圾清運隊伍中更多的“下等人”其實都是清一色的成千上萬的農民“閏土”，他們不是不知道魯迅，在他們眼裏，饅頭上如果沒有鮮血，日子就劃算了。魯迅死了，中國的閏土已不止是一個。
來自台灣的佛教慈善慈濟事業基金會一行50多人是個特殊的群體，自1991年以來，一直熱心援助大陸的慈善福利事業，多次深入貴州最貧困的麻山地區紫雲、羅甸等縣的苗族、布依族村寨考察，對具體實施的項目進行評估和可行性論證，對那裏的部分農戶及兒童，實行救災扶貧和教育援助。他們中的多人在這之前竟是台灣主流電視台的主持人，談到拋棄高薪甘願做清貧施舍者的初衷，他們說：“生命在呼吸之間，如果我們不做善事，就來不及了。”當主持人問到他們對貴州山區貧困孩子的感情，其中一個說：“把那裏的孩子當作我們自己的孩子，我們的行善就感到無比的快樂。”我相信，他們的話是不會摻假的，他們中德高望重的洪繡緞女士，從善30年，沒有一分錢的薪水。這是一個惟一以佛家作揖的方式對觀眾表示友好的群體，他們統一黑色著裝，莊嚴而肅穆。當他們向前排就座的國家領導人和民政部的高官們作揖行禮時，我真希望有人會禮貌地站起來，以示尊重，當然，這樣的希望畢竟過於可愛。官場是在關注慈善，而付諸行動的，惟有民間。
伴隨著音樂，我十分直觀地感受著清華大學水木年華組合的精彩演唱，其實，我更希望隨著主持人的現場采訪而走進他們的內心，探視他們的心靈世界。一向對演藝界的施善行為不以為然的我，今夜，還是為他們、包括觀眾席上的模特馬豔麗等名流對於從善的理念、感受和平時付諸的行動感動了一把，他們竟4次提到他們和甘肅的會寧、東鄉、民勤等貧困地區的關係，那裏離我的故鄉很遠，在地理關係上卻屬於一個省區，心情也難免變得複雜。對一個過於貧窮的國度來說，慈善對我們來說仍然停留在概念的意義上，所以對這樣一份從心頭湧上來的感動，我們既感到神聖，也感到新鮮和陌生。我注意到，當膜存聽朗誦完一篇散文，走下台來的時候，竟伸了一下舌頭，我注意到了他舌頭的長度，足以覆蓋下巴尖兒。對於這個影視界老江湖的可愛舉動，我完全可以理解為對這個特殊主題的心靈反應。
“真正的富貴，是用掙來的錢盡一點義務。”這是香港的李嘉誠先生委托基金會的負責人帶來的一句話。李嘉誠先生沒有到場，李嘉誠的意義在於開啟了巨富對於價值觀的重新思考，他有句名言：“我三分之一的財富，是必須要捐給社會的。”
本來香港巨子霍英東、蹬三輪車捐資助學的白芳禮、好人叢飛要來的，但是他們沒有來，他們把感動給了我們，早早地去了天國。在捧上哈達的地方
一直想去白芳禮老人留下足跡的地方探尋一些什麼，同時也感受一下老人與被資助過的學生那種特殊的情結和氛圍。適才這麼想，願望刹那間也就實現了，真有些峰回路轉的感覺。在深入研究老人事跡的日子裏，新的發現、靈感或收益，總是山重水複之中，突現柳暗花明。
2月12日，帶著某種崇敬和希冀，我隨劇組跨進了天津西藏中學―紅光中學。這是一所具有西藏民族特色的嶄新而富有時代感的學校，全新的教學樓、宿舍樓、綜合樓和實驗樓的建築風格，使我們不約而同地想到了布達拉宮：壯觀，雄奇、宏偉而典雅。這裏是白芳禮老人生前常來的地方，老人家每年都要來五、六次，許多時候，他都是蹬著三輪車來，把一元、一毛、一分辛苦積攢下來的錢親手送到藏族子弟的手裏。據了解，被白芳禮老人資助過的南開大學等大中專院校和耀華中學等中、小學大概有三十多所，涉及300多名學生，依次推理，他生活的規律基本可以這麼概括：蹬著三輪車走街過巷以後，待資金積累到一定數額，最後一站，必然是某所學校。老人捐出的35萬元是個耐人尋味的數目。你盡可以去想：在物欲橫流的金錢社會，一位衣衫檻褸的、90歲高齡的底層老史在直轄市的一幢幢摩天大樓、一個個豪華酒店之間蹬三輪車資助困難學生的故事。它給我們的第一感受，難道僅僅是感人、感動和感激嗎？
我倒以為，與其說是一段不平凡的事跡，不如說更像一段傳奇、一個神話。
隻屬於21世紀現實中國才有的人間神話。許多中國人都是讀著神話《封神榜》長大的，神話的功能之一，是諷刺。
有些扯遠了。好在是零碎雜記，思想和文字盡可以信馬由緩。
我們此行不單純為了采訪和深入生活，另有一段動人的愛心旋律，那就是劇中萍萍和帥帥的兩個小扮演者，把自己一年來積攢的壓歲錢、零用錢共計1000元捐給紅光中學生活困難的藏族學生，為藏族大哥哥大姐姐們送去溫暖。小朋友的這片愛心，理所當然成為劇組在紅光中學期間最為動人的花絮。兩個小朋友曾多次為市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捐款，並和多名生活困難的同學結成幫扶對子。愛，在這裏都可以看作大愛的。任何一片愛心，在這裏就成了一段段樂章，彙入由白芳禮營造的無涯大愛之中。
主持者請我發言，平時妙語連珠的我，一時有些木呐，自始至終，我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
麵對藏族女孩捧上的一條潔白的哈達，我深深地躬下了一個普通漢人的腰。
春節將至，我迎來了來自雅魯藏布江之畔的祝福和吉祥。
哈達如練。我分明感到，我的脖子上、胸脯上盛開著雪蓮。那一刻，我仿佛看到了喜馬拉雅山之顛承載了千百年的茫茫積雪和巍巍冰川。
白芳禮老人的心，青藏高原的冰雪可鑒。
我看到了被白芳禮老人生前資助過的一些學生，有男生，也有女生。我還看到了白芳禮老人和藏族學生在一起的珍貴照片。參觀和交流的目的，是為了收獲生活，進發靈感，啟迪思想。對我來說，一番交談，一番凝視，獲取的東西早已超越了初衷。有消息稱：在中國農村，能一次性掏出五六萬元錢供子女上大學的，僅僅是極少數。現代漢語中，“極”代表程度，這使人容易想到農村基層政權的擁有者和暴發戶。“極”以外的占絕大多數的農民子弟隻能無由地、無奈地卷入民工大潮。就是這群被剝奪了接受高等教育的天底下最可憐的農村青少年，被中國某些官居要津者、被某些冠冕堂皇的經濟學權威謂之“盲流”“剩餘勞動力”……我突然就想到了曾經是雲南大學高才生的農民子弟馬加爵，他是背著沉重的債務進的大學，上大學期間又不得不靠繁重的勞動來還債。他殺人的背後到底還有什麼隱衷，誰有勇氣去探究？我隻是聽到當年許多人樂嗬嗬說終於把這個小王八蛋從海南逮住了。這個當代大學生在人間聽到的最後一聲呼喚，不是他含辛茹苦的媽媽在雲貴高原上喊出的乳名，而是子彈的呼嘯。
很早就聽過一個鋪天蓋地的聲音，這個聲音是用來振奮民族精神的，大致意思是：我們所在的國度，不僅早就“站起來”，而且早己跨過了“富起來”階段，己經“強起來”了。這話太容易讓國外的並非好事者抓到把柄，我們的國度到底是發展中國家呢，還是十足的強國？
前階段劇組接觸了一些衣衫檻褸、蓬頭垢麵的三輪車夫，大家看到三輪車的輪子始終是在地球上實實在在地滾動著、顛簸著。
白芳禮臥室的七色彩虹
真的沒有想過！當美麗的七色彩虹突然出現在一個平常百姓家的臥室，那景致將是何等讓人驚詫？！我不知道有多少人在屋子裏見過七色彩虹，但我必須要說，我看到了：1月25日，在白芳禮老人生前的臥室。
先是《白芳禮》劇組某兄的女兒發現的，這個隻有八歲的小女孩驚呼：“爸爸，你看，屋子裏怎麼會有彩虹？”眾人這才發現那驚人的景觀。——一道標準的七色彩虹：赤橙黃綠青藍紫，齊了，從安放在桌上的老人遺像前，一直懸掛到門口。正是午後，七色虹以本真而坦誠的姿容在臥室裏懸掛著，色澤絢麗，異彩紛呈，精美絕倫。若仔細觀察，簡陋而平實的屋子裏，凡是目所能及的所在，都映襯在七色虹的投影和反光之中，也就是說，自劇組人員懷著崇敬的心情進到這個屋子的那一刻起，就都融入一個色彩繽紛的世界了。午後的太陽光夠強烈，洪水一樣從西邊的陽台撲進來，竟未能把七色虹吞噬和淹沒，反而使七色虹更加璀璨、奪目、鮮亮。
吞噬不了，也淹沒不了的。麵對芸芸眾生中一個並不多見的高貴靈魂，同樣高貴的太陽光離析出它母體裏所有的光芒：……赤橙黃綠青藍紫……我們的肉眼，隻能感受到其中的七種。七種，己經足夠，我們己經欣賞到了自然光優美的旋律和絕唱。
沐身於七色彩虹，劇組的采訪更趨似於朝期。七色之虹，是否就是尊貴靈魂的投影？是否就是偉大精神的縮放？是否就是崇高境界的背景？是否就是高尚情操的寫照？某個瞬間，我想到了神聖而莊嚴的布達拉宮、塔爾寺和籠罩在天、地、人之間的靈光、聖光、佛光。盡管，我們這些無神論者都心知肚明，七色虹，源於老人遺像前陳列的一排精美水晶獎杯對太陽光發揮了多棱鏡的作用。獎杯晶瑩剔透，棱角分明，造型各異，工藝精妙，有國家民政部頒發的，有國家教委頒發的，有中國扶貧基金會頒發的，有……不一而足。獎杯，使人聯想到一個普通的世紀老人和一個苦難民族的命運。
在和白芳禮老人的兒子白國富的交談中，我的目光多次從彩虹中穿過，久久地仰視著老人的遺像。這是老人生前最精神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張巨幅照片，老人穿著大紅的傳統唐裝，精神矍礫，表情祥和，神態怡然，臉微微上仰，分明是朝著太陽。我注意到了老人的眼睛，這是一雙讓人難忘的眼睛，不像有些媒體描寫的那麼炯炯有神，更不像有些人說的大而明亮。老人眼睛不大，卻更像鑲嵌在層層皺紋中的兩枚小而圓的最小麵值的一分錢硬幣。硬幣是物質社會的特殊符號，老人的目光在這裏形成讓人望而生畏的聚焦，集結成兩道利刃般的光束，激光一樣掃描著整個物質世界。老人一輩子，都是為一分、一分、一分的錢活著，——隻是，這一分錢體現的是一種與眾不同的價值觀，這是一種足以驚天地、泣鬼神的價值觀。他把一輩子辛辛苦苦蹬三輪車掙來的35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獻給了上不起學的貧困學生、災區、養老院，直接受到資助的大學生、中學生和小學生，就達300多名……
他蹬了一輩子的三輪車。他不缺錢，他有足夠的退休金。他生命的全部意義，在於讓貧困學生上得起學。為此，他一輩子苛刻地對待自己：穿著從垃圾裏揀來的破衣服，睡在火車站四麵透風的破棚子裏，一隻蝦，隻吃蝦頭，蝦身子，分幾頓吃完……
他的一輩子，是93歲。三輪車和他的心髒同時停止了顛簸。
不是沒有見過美麗的彩虹，記憶中的彩虹，往往是在雨後的大自然界中，好高，好遠，好大，而融入彩虹其中，卻是第一次。
告別懶惰
我可是真的領教了我不可饒恕的惰性，特別是今天早上，當電影《農》（簡稱）劇的小說版在第31500個字的尾部畫上句號的時候，釋然了些，卻樂不得的。追溯起來，小說《碎裂在2005年的瓦片》於2006年10月最終被西安電影製片廠買斷版權，己有兩個月的時間，而合同規定之外的補充小說版竟如老牛耕地，隻見青筋飽脹，不見蹄子前行。導演孟老弟每每來電，委婉催逼，著實讓我難受之至。
應該說小說的線條己經十分清晰了，時間已經足夠，精力亦顯充沛，除此之外，還有什麼自我安慰的理由？
十足的惰性作祟。時刻自責著，卻不見扭轉。有既定目標卻讓自己無由地放任，這是我創作中突然出現的十分罕見的盲點。
前期的籌備可謂緊鑼密鼓，有條不紊：11月上旬與北京傳媒大學的王先生、製片兼導演孟老弟談劇本，當日簽定購買小說的合同。11月11日與孟導奔赴甘肅，在當地朋友的大力支持下，深入西口、關子、太京等鄉考察集鎮和糧站概況，研究本地配角演員和群眾演員適應角色的能力和方向。12日，與本地文聯、作協的師長們探討題材。14日孟導飛湖北襄樊參加《香》（簡稱）首映式，我又停留甘肅繼續深入生活。應該說，那幾天的時間盡管匆忙，卻很緊湊，收獲很大。8月份以來，在王、孟、丁和那些年輕演員身上，我看到了地們的自信和魄力，都是三十出頭，我比他們要大好幾歲，這虛度的年華，再次印證了我事業的欠賬何其觸目驚心，對時光的揮霍何其奢華，對青春的流逝何其放任。
返津途中，暗自下了決心，計劃用兩天的時間把小說拿下，4天後劇組就可以討論了，但是18日一回到天津，我的思緒卻無論如何回不到《農》中來，惶惶之中，隻好另辟蹊徑，全然從《農》的創作中逃離出來，集中精力修改了兩個短篇和小長篇《斷裂》（已被廣東《作品》和《小說月報》原創版留用），趕了幾個隨筆，期間單位麵臨拆遷，忙乎了幾天。按照平時的規律，這些工作集中起來，也占不了6天時間，而（農》這部僅僅才3萬多字的東西，竟在我這裏零零碎碎地折騰了近兩個月。那天上網，發現我在網絡上的時間每個月都在100多個小時以上，這是個讓我瞠目結舌的重大發現。100多個小時是個什麼概念，大致相當於5個晝夜，足以寫一部中篇了。而我在網上幹了些什麼呢，除了每天都要瀏覽的國際國內新聞，有相當一部分時間恐怕都消耗在博客上了，是否關掉博客，恐怕成為一個擺在眼前的嚴肅而又現實的課題。當然，還有去留本無大礙的飯局和應酬。
說來可笑，5月份與另一影視公司剛談完本子版權事宜，我就匆匆去了歐洲，當時在布魯塞爾郊區的一家賓館裏，我不顧旅途勞累，亦無暇觀賞旖旎的異國夜色，僅用2個小時拿出了梗概，而今月滿書房，桌前茶香，長夜如水，我竟“力有餘而心不足”，力何而有餘？心何而不足？扣心自問，對不起，一概不知。如果有答案，就不是如此這般的焦灼和煩躁了。
上午上網，看到了孟導拍攝的另外兩部電影《雪》《香》（簡稱）首映式的視頻，其中《雪》改編自梁曉聲的一部中篇。有段題外的故事給了我較為深刻的啟示，一是當年曆盡艱辛拍攝電影《雪》時，孟導僅僅26歲，並自籌資金前往意大利參加電影節，最終獲獎。二是在拍攝《香》中，孟導和某著名男一號在藝術上的爭執，在娛樂圈引得一片嘩然。前者使我看到了孟老弟在藝術探索上的堅韌和意誌，這是我所需要並借鑒的：後者使我預感到不久的將來在編與導的問題上有可能出現的分歧和爭論。應該說，兩點於我，均有所思，所悟，所得。
任何啟示於我，往往是對某種觀念的一次檢驗和測試，要幹點事情，如果總在啟示之中覺醒，也不好，至少說明自己思想的空白太大，這是淺薄的表現。
下午3點，孟老弟從北京收到我發過去的郵件，給我回短信：十分感謝！
我知道，他已經很無奈了。他苦苦期待的背後，是我可憎的徽惰。
教育對方不再懶惰，似乎是家長與孩子之間、教師與學生之間的事情。我的孩提時代早在20多年前就結束了，眼看著我的孩子己經在一天天長大，而我竟在懶惰的溫床上長睡不醒，簡直可以拿屁股當腮幫來揍了。老大不小了，提起這個屬於教育範疇的話題，真是有些幼稚和滑稽。
以上雜記，瑣瑣碎碎，姑且貼之博客，不為別的，蓋為惰性襲來時自警。
是否注定
連日來，如何處理電影《芳》（簡稱）劇的幾個人物，使之避免落俗，一直困擾得我有些惶然，再次暴露了我在啃硬骨頭時難以回避的弱點。好在，往往隻有麵對困難和挑戰的時候，對自己的局限和差距的認識才會愈加明晰，畢竟不算壞事。今早送我娃去學校歸來，進得小區，吸煙踱步，突然眼前豁然，似得神助，幾個主要人物的線條登時明晰了不少，盡管粗糙，卻夠搭起劇本的基本架子了。轉身上樓，腳下輕盈，如履雲海。
總是恍惚自問，和電影《芳》結緣，是否注定？
毋庸諱言，白方禮老人以其驚天地、泣鬼神的捐資助學事跡感動著天津、感動著中國，任何一位影視人沒有理由對如此之好的題材視而不見。當製片人家倫兄在電話中反複聊起白方禮的時候，我的心態始終是敬畏的，是否加盟劇組，更是猶豫不決。我首先考慮到作為一名與眾不同的特殊人物上升到藝術形象的難度，其次還有幾個在表現價值觀、人性和親情方麵難以突破的盲區。把一個超凡脫俗的人還原成為普通人本來不易，如果再提升為藝術形象，有幾道坎是很難逾越的。另外，就時間和精力而言，07年的上半年實在騰不出手了，何況還有《農》劇在肩頭壓著。這似乎是兩個比較客觀的理由，足以讓我這個凡夫俗子，在高貴的靈魂麵前敬而匿逃。逃，也就逃了，對於現實生活中已經十分完美的形象，除了敬畏，還有什麼？這就像麵對一個玲瓏剔透的工藝品，如果沒有十足的把握，就休動伸手觸摸之念。
最終，竟然參與進來了，一切都是在不經意中。
生活中，收獲一些意外的信息似乎往往是偶然中的必然，頗耐人尋味。和製片人趨車經過中山路時，方知白方禮老人生前的家離我居住的小區僅隔一條街道，這使我在地理概念上平添幾份親近。尤為稱奇的是，製片人的妻子竟是我的天水老鄉，其外祖父就是曾在電視劇《三國演義》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天水籍演員張炬，這種並非巧合的巧合使我有理由對《芳》產生了某種默契。元旦那天，天津電影製片廠的著名導演王寶坤女士和製片主任王智飛先生光臨我家，就有關事宜進行探討，其中一些觀點和理念應該說達到了某種交融和共振，這種探討是賞心悅目的，也是愉快的。回味起在《農》劇中和導演在藝術上的分歧，《芳》劇在基本的藝術走向和風格的把握上應該說容易溝通得多，這就排除了我的一些顧慮。值得一提的是，在影視圈尊稱寶姐姐的王寶坤女士，不僅執導過曾經紅極一時的《紅旗譜》等影視劇，而且70、80年代在《祁連山的回聲》等多部影片中擔任女主角，與倪萍、劉曉慶均屬同時代起步的表演藝術家。既能編，又能導，而且還能演，這是作為一個優秀的影視人才不可多得的複合技能。與這樣的藝術家合作，我首先會感到踏實，同時增添幾分自信。
劇組第一次來家裏，竟被淘氣的我娃駿笛小朋友逐個考了一遍加減運算，人人認真對答，個個不敢怠慢，氣氛歡快而熱烈。第二次來家裏時，寶姐竟是感冒加身，裹著大口罩現身說法，令人感動。我記住了寶姐和大家的一致意見：“我們認為，你，是合適的。”
就進來了。時間是1月12日晚，劇組主創人員從原副市長陸煥生那裏聽取完意見出來，月色很好，少有的星光掛滿冬日的樹梢。我們的車輛在華燈掩映的街道上輕盈地穿行。那時，我終於下了決心。腦中再次閃現四個字：是否注定？
挑戰，與其說是壓力，不如說一種動力。前麵即便是景陽崗，我也得喝下酒家的十八碗，拎起哨棒，再向虎山行。
對一個花盆的守望
樓上那個花盆，至今沒有芽兒冒出來，心裏好生期盼。
它可是我最喜歡的花——山丹丹的家園，我敢肯定，諾大的天津城，山丹丹當屬我家獨有。——山丹丹開花紅豔豔，大多數人隻是把它當成一首歌的，無求與它相識、相知、相伴，因為它是屬於田園、屬於西部的。我把它移栽到天津來，是在前年。花盆是前年在北寧公園的花市精心挑選的，花根卻是從西北的山坡上采得。去年山丹丹開得極好，如火苗，似紅霞，如紅稠，多豔啊！豔得清涼、水靈、逼真、生動，花期也很長。去年六月中旬，我從歐洲歸來，花兒還依戀地伴我一個多月，不忍離我謝去，常有北京、天津的朋友特意前來觀看、拍照，我從朋友們的臉上看到了豔羨和驚訝，這一切，源於山丹丹花獨特、超然、飄逸的美麗。
難忘的是去年仲夏之夜，我在樓台的電腦前敲小說。一支煙，一把扇，一杯茶，一撮麻籽兒。月兒掛在星空，十幾朵山丹丹花兒就在身邊從容而愉快地綻放著，清風徐來，送來一抹沁人心脾的、隻有山間田園才有的芬芳，那感覺於我，儼然蓬萊一仙，何似人間！
往年這時，它早該破土了。而現在，花盆裏一片寂靜。我的心不免懸了起來，懸得老高老高……
我在深深地自責，一個漫漫的冬天，我是否對它照顧不周？譬如水澆得是否過了、欠了？土鬆得是否早了、晚了？最讓我後悔的是，正因為去年它的成活率出人意料地輕鬆，幾乎是在不經意間進入了花季，因此去冬和今春對它的嗬護的確有些隨意和懈怠。曾經一度，花盆在樓上書房的一個小屋裏無人問津，加上暖氣極好，土層幹燥得都要上火了。我緊張得有些窒息，趕緊用水澆了，心裏默默地表示歉意，卻是無顏乞求它的寬恕。東部西部，天壤之別，人都有水土不服者，何況一物也哉！從那以後，我幾乎每天都要到樓上的那間小屋去，每當此，我溫熱的目光，像春天的細雨一樣飄灑在土層上，我能感覺到，土層下山丹丹的根係，正在發出輕柔的呼吸，脈搏正在有規律地跳動。我還能感覺到，我們是在對視，圓圓的花盆大張著眼睛，有一種默契，已經像花兒一樣，在心房裏彌漫……也許，這一切隻不過是我一相情願的夢幻，太久太久沉默的花盆，至今沒有一點生命的氣息，與滿屋盎然的春意頗不協調。家裏其實早就被我布置成一個花園了，樓上樓下的綠籮在吐綠、琴葉梅在返青、令箭在發新枝，他們都是長綠高竿景物，一年四季都能感受到春深春淺，丹青妙綠，惟獨這個花盆……山丹丹可是跨過了三千裏路雲和月才到我家的啊！一路上汽車——火車：火車——汽車；黃土高原——渤海灣……
在我看來，如果山丹丹花兒不開，這個春天還會有鮮活的靈魂嗎？
今夜，我照舊在樓台上敲著電腦，樹梢上的月亮像燈籠一樣掛著，月光和我的台燈交相輝映，電腦顯示器上點綴著漫天的繁星，我的目光一次又一次地聚焦在樓台邊上的鐵柵欄上——那是花盆，安靜的花盆，無聲無息的花盆，讓我牽腸掛肚的花盆，它像是睡著了，也許，再也不會醒過來……我能感覺到一抹清清淺淺的水汽和潮意，一如男人眼瞼裏躲藏著的鹹味兒。那，隻不過是我澆在花盆裏的悔過之水。
隻有一線的希望了，也許是自我安慰―盡管時令乃夏，天津實際上仍是深春，一些晚出土的苗兒確曾休眠於土壤的錦裘暖被之下，何況，今年天津的春天似乎比往年來得晚一些。據此，今年的山丹丹，是否在迎合著氣候的變換呢？果若如此的話，我心裏難道就一定能夠釋然？
突然就有了一個決定，今年，我要把山丹丹破土、發枝、成蕾、開花、結果的全過程拍攝下來，並把照片貼在我的博客上，不僅僅是為了一種情結，也不是為了單純紀錄一段生命的美麗。我想用我的心情，定格一份期冀，一份相守，一段時光。
昨天給花盆拍照的時候，樓下的泡桐樹也開花了，紫紅色的花兒滿樹滿樹的，煞是迷人。前方的中山公園更是繁花似錦，綠樹成蔭。我真的不想讓這片春色和花事與花盆一起進入鏡頭，於是特意把花盆挪進陽台，等早晨的第一線陽光灑進屋子的時候，這才慎重地按下了快門。
目前，它隻是一個花盆。
我就要這個花盆，不管有無生命的光芒。
沒有什麼深奧的思想，也沒有什麼崇高的寄托，就想守候一個花盆，夢一樣地等待，等待一朵花兒的綻放。十五年後走西口
又要走西口了，在雨中，在八月，在離開西口十五年以後的2006年的夏末。什麼都想到了，惟獨沒有想到一切會在雨中，風中，霧中。天水人都說，好久沒有下雨了，惟獨那天的雨，很大，倒應了“吉人逢雨”的說道。早上前腳走，才下；晚上後腳回，又晴了。我記住了那天的雨、風和霧，像我的好朋友、著名編劇張永深寫的電視劇的名字《像霧像雨又像風》，這個片名盡管與西口八竿子打不著邊，卻像極了我當時的情緒。
陪我去的，是天水電視台“人文天水”欄目的編輯、記者餘劍鋒和主持人李虹。巧的是，餘劍鋒是我老師輩的大哥，早就熟知，而李虹則是當年師範的故交。“人文天水”欄目是天水電視台的一個頗受觀眾歡迎的欄目。在拍攝《秦嶺：根在天水》專題片之前，他們考慮到我的一些小說主要以農村題材為主，就讓我在天水範圍確定一個富有農村特征的地方作為拍攝背景，於是，我義無返顧地選擇了西口。策劃那天，從廣州複又回到天水的老朋友張黎、《天水日報》的趙曉霞考慮到我從天津來，竟然把我們安排到了位於民主路的一家天津包子店，這讓我這個地道的天水男人感受到了一次天水式的幽默，也收獲了一次意外的感動。電視台文藝部主任郭大洋風趣地說：“如果不是今天天津人來了，我們還吃不上狗不理包子呢。”說是狗不理，餡子卻是天水有名的地軟（地衣），說成什麼理都可以惟獨不能說是狗不理的。我在感受著鄉音和友情的同時，思緒早已飛到了西口。不禁自問：十五年了，走西口，該怎麼走哇！從小就學會了民歌《走西口》，包括陝北調的、內蒙調的，甘肅調的，還有各種地方調的。惟獨那次，我不知道該唱什麼調兒。
小車西出天水，在雨中、在霧中、在風中經過了十裏鋪、二十裏鋪、三十裏鋪、四十裏鋪……向西，再向西。雨大，車就慢，像一隻在山梁梁上走頭頭的毛驢。我的目光久久地朝窗外掃描和窺視，用撲入眼簾的景象對照並尋找著當年的印記。這是一條稱得上神奇的路。50多裏公路兩邊的山腳、崖畔下，分布著師趙村、楊集寨、西山坪、黃土嶺等10多個沉睡幾千年的仰韶文化遺址和秦唐時期的古代釋站，而當年，21歲的我和這裏的農民一樣，對這片土地的曆史濃蔭渾然不覺，體味到的隻是貧困和蒼涼。隻是過於自我地認為，1989年的夏天，命運之神何等不公，竟安排悵然的我頂著撲麵的黃沙飛塵，騎著那輛後來被竊賊笑納的飛鴿牌自行車到了西口。兩年的教育教學生涯是短暫的，歲月卻使我愈發認識到西口之於我的意義，那是我走向社會的第一個蜂站，也是我人生道路的新起點，是我千裏之行的“足下”土地。假設沒有西口的日子，再假設畢業分配到市內的哪個安樂窩裏，我大概早就喪失了展翅的欲望和人生的夢想，成為一小碟沒油沒鹽的涼菜。西口沒有使我成為涼菜，西口使我有膽量奔襲三千裏路雲和月，成為渤海灣菜係中生猛海鮮類的其中一道，而且這道菜吸納了東西風味，如今不是人人都能品會品的。
西口的中心位置是鄉政府所在地鄭集寨。這裏逢三、六、九就是大集，人喧馬叫，頗為熱鬧。街道早就煥然一新了，樓房和漂亮的店鋪鱗次櫛比。那天卻是雨不留客，異常清冷，惟見三兩店主，打著雨傘在雨巷深處不深不淺地戲耍。因為是暑假，雨中的西口中學空曠而靜謐。校園的變化不小，牆變高，院變大，路變寬，當年的小樹己經藏羹參天，給校園遮蔽上了濃墨重彩的綠色，三幢教學大樓漂亮氣派，五排教職員工宿舍錯落有致，一改當年一棟危樓、三溜窮房的單調、破敗和簡陋。校門也是重新修建的，門牌是陝西師範大學教授、秦唐文化掌門專家、天水籍學者霍鬆林的墨寶。整個的感覺是，校園變儒雅了，精致了，清秀了，美觀了，特別是增添了文化和時尚的意味。變化在意料之中，卻難免感到失落，再也尋找不到當年的足跡、呼吸不到當年的空氣，再也感受不到當年教職員工以苦為樂的秦腔聲、短笛聲、揚琴聲、男女搭夥做飯時的鍋碗瓢盆聲了，再也不可能呼朋引伴地踩著崎嶇的小路爬上南山，采摘野棗、野杏和美麗的花兒了，再也不能在酷暑的傍晚，悄然翻牆而出，精光著身子躺在涼爽的西河裏沐浴了……一片啼噓引起了主持人李虹的回應，沒想到李虹的童年也是跟隨在西口供銷社工作的母親在這裏度過的，談起孩提往事，她也一番感歎，不知道西口的印記對於她意味著什麼？我想大概比我要深刻得多，童年盡管蒙昧，但記憶的觸角和內涵要比青年時代豐富得多。有幾個毛孩子從車窗外的泥水裏趟過，十五六歲的樣子，這不是中學生的年齡嗎？一種難以言表的思緒霧一樣纏裹著我，竟有些恍惚。有花喜鵲站在頭頂的泡桐樹上唱著歌，是民族的那種，肯定是為我唱的了，側耳聽，沒懂，更不是《走西口》的調子，頓感到時空的錯位和世事的無常。還看到一條小黑狗從校園的樹叢中竄出來，迎門跑了。這家夥，太生分了，不如它爺爺。記憶中，村裏常有一隻老黑狗到學校來，叼一塊骨頭，就像拿到高中畢業證似的大嘴一咧，朝我們禮貌地道聲好：“汪啊。”這才離去，當然它不可能背書包，一身漂亮的黑，很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