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隻要有機會，我們就會毫不猶豫地往杭州跑。
當時，火車票很便宜，隻要吃得起苦，從天津到杭州單程，坐近三十個小時的硬座，隻要十幾元錢。但我們的工資也低，往往省吃儉用半年多，回一趟杭州，口袋裏便空空如也。所以，我們常常自嘲道：我們的錢，都貢獻給了祖國的鐵路事業。
媽媽經常給我寄兒子的照片，以釋我們的思念。兒子在杭州住了兩年多，這也是迄今為止，他照相最多的一個時期。但我們每次回去探親，仍都驚異兒子的變化：他會爬了，他會走了，他會說很長很長的句子了，他會與大人兜著圈子鬧著玩兒了……
但我知道，母親養他養得也很艱難。我們家兄弟姐妹共有七個，按說母親對養孩子是很有經驗的，但我們七個都是由母乳喂大的。接過我這個吃牛奶的兒子，對母親來說，也算是“老革命遇到了新問題”，同樣是沒經驗。
由於沒有及時補鈣，兒子患上了缺鈣症。起初母親並沒有意識，隻覺得這個外孫急躁，愛吵鬧，又易受驚，不肯好好睡覺。所以，待確診後，兒子的病情已經相當嚴重了，頭上像戴了個白圈，整整一圈不長頭發，晝夜吵鬧，難得能連續睡上一個鍾頭的安穩覺，弄得都找不到人來肯幫著帶他。母親隻得獨自挑起養他的全副擔子。
那些天，她抱著我兒子，一個醫院一個醫院地跑，四處尋醫。後來，一個醫生建議給我兒子注射一種進口的針劑。他說打了這種針後，必須大量地補充鈣質，不然就會破壞孩子自身的骨質。
他問母親，你能做到嗎？”
母親說：“隻要能醫好孩子的病，不論有多少困難，我們都要努力去做的。”
那時供應很緊張，每人每月隻憑票供應一斤肉。母親把全家人的肉票，以及她能從親戚朋友中求援來的肉票，都買了肉，喂了我的兒子。
杭州人有每日早起上早市買菜的習慣，母親為了能買到富有鈣質的豬大排、豬肋條，更是早上加早，常常天蒙蒙亮，就直奔菜場。
在母親的精心調理下，兒子很快恢複了
健康。
兒子對疼他愛他的外婆，自然別有一份特殊的親情。
我們每次回家，白天還好子貪玩，隻說領他上西湖也還肯讓我們用自行車推著他四處去轉悠。但一到晚上，他拳打腳踢，拚命掙紮，堅決不與我們同床。
母親為了讓我們母子、父子親近親近，一到掌燈時分，就裝肚子疼，說要上醫院去打針。
她還故意問兒子，肯不肯陪她去醫院。
兒子是很怕打針的，想來是治缺鈣時打針打怕了，隻好哭兮兮地說：“外婆，你快點去，快點回來。”
時間一點兒一點兒地過去了，兒子困得都要睜不開眼了，但外婆還不見回來。困極了的兒子開始啼哭，我們便抱著他一個房向一個房間去尋找，但哪個房間裏也沒有外婆。兒子在漸漸弱下去的哭聲中，慢慢地睡著了：這個節目才算告一個段落。
我們在家的日子裏，同樣的小品，幾乎天天都要重複一遍。
一天，兒子在失望中，正要蒙曨睡去，不想，從他剛找尋過的隔壁房中，外婆忍不住咳嗽了一聲。兒子耳朵特靈，他一下子從床上蹦了起來，赤著腳就奔到了外婆的床邊。他歡叫著，緊緊摟住外婆的脖子再也不肯鬆開。我與老公隻好麵麵相覷，悻悻離去。
兒子三歲那年，我們準備將他接回天津。
那年，我妹妹就要臨產。他們夫婦兩個，都是杭州去寧夏插隊的老知青，雖已上調到縣中學教書，條件依然比較艱苦。母親放心不下，不僅堅持要她回杭州生產，而且提出，要她把孩子留下，由她老人家來撫養。如果，我們把兒子繼續留在杭州，母親的負擔實在太重了，何況兒子已經到了可以上幼兒園的年齡。
我們隻擔心子會跟我們走嗎？
為此，我們特地安排了一出戲，帶他去了一趟紹興。
杭州到紹興，坐火車隻有一個小時的路程，我們早晨出發，傍晚便可歸。這一天裏，我們看了紹興的小橋、流水、黑瓦房；向戴著小氈帽的農民買了菱角和竹編的小籃；參觀古樸的魯迅故居……
兒子玩得好開心呀，對我們也表現出了從未有過的親熱:一路上，他最喜歡我們一人架著他一隻胳膊，他則屈起腿，讓我們抬著他飛跑。
所以，當我們告訴他還要再去一趟紹興時，他歡天喜地地跟我們上了火車。
一家人都來送行了。
在我印象中，母親是很堅強的。但那一刻，她卻不住地擦著眼角。
兒子渾然不覺，他把腦袋探出窗口，大聲地說：“外婆，我晚上回來給你帶小籃子，還有好多好多老菱。”
“好的，好的。”母親強笑著，別過臉去。
整個白天，兒子像隻快樂的小鳥，在車廂裏又唱又說又爬又跳。滿車廂的人好喜歡他呀，這個抱一下，那個摸一把。他又是個“自來熟”，弄得一車廂熱熱鬧鬧的。
夢而，當車窗外的天一點兒一點兒暗下來時，兒子開始不安了。
“外婆呢？”他問我。
“外婆在家裏。”
“我要外婆！”
“好，等一會兒我們就去找外婆。”
天完全黑了，兒子趴在窗口，使勁地往外看。
他在找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