橋山祭祀，懷念的是民族之本，血脈之根。
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主席親自批示，請周恩來總理部署對黃帝陵進行維修保護，並委托郭沫若先生為黃帝陵題寫了碑名。
從此，每年祭祀黃帝陵的活動依照民族傳統不斷延續。尤其是改革開放以來，黃帝陵迎來了愈來愈多前來尋根祭祖的海內外同胞，其祭祀活動盛況空前，並逐步形成了清明節公祭、重陽節民祭的慣例。
1993年清明節，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為黃帝陵題詞：“中華文明源遠流長”；1999年6月18日，江澤民總書記專程拜謁黃帝陵。
自2004年開始，公祭典禮在新落成的黃帝陵祭祀廣場上按期舉行，公祭活動無論從規模上、規格上，還是從內容上、形式上來看，都有了空前的提升。
每次的公祭，都有國家領導人和中央國家有關部委、兄弟省市區代表，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華人華僑代表萬餘人參加。黃帝陵祭典活動實現了與對台工作相結合，與弘揚中華文化相結合，與團結、凝聚海外同胞相結合，突出了民族認同、國家統一、文明傳承、自強創新的主題，昭示了中華民族同根共祖、複興發展的重要理念。
黃帝陵公祭，已經成為最具有廣泛影響和強烈感召力的民族盛典，成為團結凝聚海內外中華兒女、促進祖國和平統一的重要平台。
公祭日，實際上就是國家和民族繁榮昌盛的紀念日。
公祭日既然上升到國家層麵，那麼它也一定還會有另一個祭奠對象，那就是重大的民族災難。
尤其是二戰以後，各主要參戰國政府都紛紛推出自己的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的形式來祭奠在慘案中死難的國民。這樣，公祭活動一方麵要讓人們勿忘曆史，珍惜和平，另一方麵要讓大家增強團結，遠離戰爭。
譬如波蘭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紀念館、美國的珍珠港事件紀念館、俄羅斯衛國戰爭紀念館、日本的廣島和長崎原子彈爆炸紀念館等，每年都舉行莊重的國家公祭。
公祭當天，國家元首、議會議長、各大黨派領袖都會到場敬獻花圈，並公開發表講話。同時，公眾的參與度也相當高，參加公祭的人數少則幾萬，多則十幾萬。
眾所周知，1939年9月1日，納粹德國向波蘭發動了突然進攻，標誌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全麵爆發。戰爭持續到1945年8月15日，先後有61個國家和地區，17億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戰爭，9000餘萬人在戰爭中傷亡。
奧斯維辛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納粹德國在波蘭境內設立的最大集中營，被稱為“死亡工廠”。有110萬人在這座集中營裏被納粹殺害，絕大部分是猶太人，還有波蘭人、吉普賽人、蘇聯戰俘和其他國籍的人。
2005年11月1日，第60屆聯大決定將每年的1月27日定為“國際大屠殺紀念日”，也稱作“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紀念日”。
值得一提的是，這裏還有一個華沙起義紀念日，也同樣不能忘記。
1944年8月1日，華沙軍民5萬餘人舉行了大規模武裝起義，反抗納粹占領軍。起義者奮戰了63天，終因力量懸殊而遭鎮壓。在起義過程中，約有1.8萬名戰士犧牲，另有近20萬華沙市民死亡，大批華沙市民被投進集中營。
因此，2009年10月9日在波蘭總統的提議下，波蘭議會通過了法律，決定從2010年起，每年8月1日為華沙起義紀念日。
類似的公祭日還有許多。
比如在英國就有兩個，一個是歐洲戰場勝利日，即5月8日；另一個是“對日作戰勝利日”，即8月15日。1945年的這一天，英國首相艾德禮按照同盟國的約定，發表了廣播講話，宣布日本無條件投降，並決定15、16日全國放假兩天。從此，曆年英國政府都會在8月15日這一天舉行隆重的紀念活動。
1945年的5月8日，德國簽署無條件投降書，並於5月9日正式生效，第二次世界大戰歐洲戰場終於落下了帷幕。因此，這一天也被蘇聯人民確定為二戰勝利日。蘇聯解體以後，前蘇聯國家幾乎都保留了這一傳統。
同樣，這一天也是俄羅斯的法定節日。
除了二戰勝利日以外，2010年時任總統的梅德韋傑夫還簽署法令，將每年的9月2日定為“二戰結束紀念日”。因為1945年9月2日，在美國戰艦密蘇裏號上，日本正式簽署了投降書，包括蘇聯在內的同盟國主持了日本的投降儀式。
日本投降書的簽署意味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終結束。
新加坡可能是二戰後最早設立公祭日的國家。1967年2月15日，他們豎立了“日本占領時期死難人民紀念碑”，並將每年的2月15日設立為“全麵防衛日”，以紀念日占期間死難的同胞。在這一天，全國的政要幾乎全部出席紀念儀式，呼籲並提醒新加坡年青一代要牢記日本統治時期的悲慘日子，要了解自由與和平的可貴，要充分認識全麵防衛的重要性。
顯然，無論是勝利紀念日，還是全麵防衛日都是國家的公祭日，也是全民愛國衛國的警示日。
在這個節日裏，人們最重要的儀式是向先烈和遇難同胞敬獻花圈或花籃，以告慰他們的在天之靈。這是讓他們那曾經飽受摧殘的靈魂得到安息，讓他們在那裏放心地享受“天堂”之樂。同時，也祈求他們庇護自己的同胞、民族和國家，不要再重蹈戰爭的覆轍，國泰民安，安居樂業。
在這裏，國家意識變成了全民意識。
緬懷曆史是銘記曆史的最好方式，祭奠亡靈是尊重生命的最好載體。官方祭奠不僅深化了本民族為國際公義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和貢獻,而且還能喚起整個人類對曆史的反思。
我們中華民族一向愛好和平，曾經放棄了對侵略國的戰爭索賠。關於這一點，是對是錯、是福是禍、是應該還是不應該，人們至今還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因為，對侵略國日本的戰爭索賠，早在1945年《波茨坦公告》中就已有明確的規定。
然而在具體實施過程中，當時的美國等國家出於自身的利益考慮，撇開了中國，與日本進行了一個交易，並於1951年在舊金山簽訂了《舊金山和約》，強迫已經不能代表全中國人民利益的台灣蔣介石政府放棄了我們對戰敗國日本的索賠。
盡管如此，我們不僅沒有再糾纏舊賬，而且在新中國成立後曾經多次千方百計地把友善之手伸向日本，將千千萬萬的優秀兒女送去日本加強中日友好交流。但令人遺憾的是，現在的日本一些右翼分子、政客卻屢屢陽奉陰違，挑釁中國人民的心理底線，漸漸地把整個中華民族的怒火重新點燃起來，讓那些深埋在“萬人坑”裏的一個個冤魂再度蘇醒複活……
2014年2月25日下午，是一個令人難忘的日子。中國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做出了一個莊嚴的決議：將每年的12月13日，確定為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
這個公祭日的設立，表明了中國人民反對侵略戰爭、捍衛人類尊嚴、維護世界和平的堅決態度和堅定立場。
正如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李適時在作決議草案說明時所講的那樣：從1937年12月13日開始，侵華日軍在中國南京對中國同胞實施了長達40多天慘絕人寰的大屠殺，30多萬人慘遭殺戮，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南京大屠殺慘案。這一公然違反國際法的殘暴行徑，鐵證如山，經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設立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南京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早有曆史結論和法律定論。
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就是為了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死難中國同胞，揭露日本侵略者的戰爭罪行，牢記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所造成的深重災難。
讓我們永遠地記住這個帶著國恥和痛苦的日子吧！
這是一個我們每個中國公民必須垂顱默哀的日子。這是一個無法回避的痛苦選擇，是烙在心坎上的永久記憶。但這一天也給了我們每一個國民一種強大的正能量，那就是我們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國家，一個再也不能遭受蹂躪的國家。
這也是一個令人振聾發聵的日子。我們設立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公祭日，不但可以警告那些罪孽深重而又不願悔改的政客，同時也可以告誡自己的國民：要取得和平與安寧的幸福生活，就永遠不能忘卻曆史、忘卻苦難。
公祭，是國家意識的升華。
在這一天裏，我們永遠也不會忘記侵略者在南京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屠殺、縱火、奸淫、掠奪，一個個慘案，使南京城變成人間地獄，屍橫遍野，血流成河，30多萬無辜軍民化為冤魂。在許多人看來含冤而去的人是找不到天堂入口的，他們在失去生命的這塊土地上已無助地遊蕩了近80年。
他們在期待著為其伸冤，期待我們的祭奠。
在這一天裏，我們更要清醒地看到麵對這樣一個個鐵證如山的慘案，那些慘案製造者的追隨者們，竟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韙，用各種方式加以回避、篡改，甚至是否認。
他們究竟想幹什麼？答案昭然若揭，野心不言自明。
在這種情況下，公祭就不僅僅是一場祭奠，而且還是一份宣言。是向那些居心叵測之人發出的正義警告，在向所有向往和平的人們發出的善意提醒。
曆史的悲劇不可重演。
張純如，是我們不應該忘記的名字。
作為《南京暴行——被遺忘的大屠殺》一書的作者，繼《喜福會》作者譚恩美之後第二位進入美國暢銷書榜的華裔作家，與籃球天才姚明、鋼琴家郎朗一起被美國華文媒體譽為“最引人矚目的在美華人青年”。
多年以來，張純如一直在為南京的30多萬冤魂奔走呼喊。
1997年出版的《南京暴行》，在一個月內就打入美國最受重視的《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並被評為年度最受讀者喜愛的書籍。在《洛杉磯時報》、《今日美國》等著名暢銷書專欄中，《南京暴行》也是榜上有名。
美國《新聞周刊》對這本書的評論是：對二戰中最令人發指的一幕作了果敢的回顧，改變了所有英語國家都沒有南京大屠殺這一曆史事件詳細記載的狀況。
1998年，美國華裔婦女協會為張純如授予“年度優秀婦女獎”，許多大學和組織頒給她各種榮譽證書，美國《讀者文摘》還將張純如作為封麵人物。
為什麼一本書會使她受到如此關注呢？
道理很簡單，因為她揭示了一個令世人發指的真相。作為一位年輕的華裔作家，她在這本書中表現出的強烈正義感和出色才能受到各方廣泛讚譽，在美國主流社會中樹立了華裔的良好形象，亦成為世界範圍內華人青年真正的楷模。
這一切，皆因她披露的是真相。
在童年時，純如在與父母談話過程中，經常聽父母提到遙遠的1937年，在大洋彼岸一個叫南京的城市裏發生了些什麼，她的祖父如何逃離那個人間地獄，滔滔長江水如何被鮮血染成了紅色……。1994年12月，當她在加州第一次看到南京大屠殺的黑白照片時，更是感到了無比的憤怒。
的確有南京，的確存在大屠殺，但是為什麼有人否認它，而且在所有的英文非小說類書籍裏，居然沒有一本提及這段本不應該被遺忘的曆史？
純如為這一現象震驚了。幾乎所有的西方人都知道希特勒的罪行，卻無人知曉日本人在中國進行的大屠殺。她為此感到陣陣心悸。
在收集資料的過程中，張純如最大的收獲便是找到了“中國的辛德勒”——約翰拉貝先生，找到了拉貝詳細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日記。
今天，這本詳細記錄了五百多起慘案的《拉貝日記》已經被翻譯成中、英、日等多種文字，保存在德、日、美、中等國家的檔案館裏，成為曆史的見證。
然而，張純如發現的還不僅僅是《拉貝日記》。經過多年的努力，她還在美國耶魯大學特藏室裏找到了沉睡多年的《沃特林日記》。
明妮沃特林女士，在20世紀30年代擔任金陵女子文理學院院長和教育係主任，她身後留下了一部史詩般的日記，其中詳細記載了她親身經曆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的慘案，以及此後數年間日軍在南京實施殖民統治的罪行。由於保護了大量南京婦女免遭日本侵略軍的蹂躪，沃特林女士一直為南京市民所銘記。
由此，明妮沃特林女士也成為了張純如最為崇拜的人。
《拉貝日記》、《沃特林日記》，與《南京暴行》一道，成為向世界人民昭示侵華日軍南京暴行的鐵證。
事實上，揭露日本南京大屠殺的罪惡以及呼籲設立公祭日的呼聲，始終在民間聚集著和流傳著。張純如隻是其中的一個傑出代表。
2005年3月，在全國“兩會”上，一份由原全國政協常委趙龍牽頭並有49名政協委員聯合簽名的提案，擺在了常委會的案頭。這份提案的主題，就是呼籲建立國家公祭日。
趙龍，成為最先在全國“兩會”上建議設立國家公祭日的第一人。
然而，不為公眾所知的是，趙龍的提案其實並不是他自己的創意，它最先出自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的想法和委托。
那是2004年年底，趙龍參觀紀念館後，從朱成山那裏了解到：二戰後，主要參戰國政府紛紛都推出國家級哀悼日，以國家公祭的形式祭奠遇難的國民。中國也是二戰戰勝國，卻沒有類似的日子。
據朱成山介紹，1994年8月，他與南京大屠殺幸存者夏淑琴，受日本民間團體邀請赴日證言。在廣島和長崎，他看到了那裏對原子彈爆炸紀念的規模之大，遠遠超出了自己的想象。首相、各大黨領袖、議會議長等核心人物都如期參加，屆時首相還會發表“重要”講話。
“挑起二戰的日本尚且如此，我國為什麼卻沒有這樣的紀念日？”朱成山在痛苦中不斷思考，在思考中不斷反問。
朱成山的想法，趙龍的提案，顯然不是偶然的。它是一種流淌在無數人心中的民意，是一種痛苦的呼聲與呐喊。
2014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死難者國家首個公祭日終於敲響了鍾聲。
這是經天緯地的鍾聲！
在這悠長的鳴音裏，那些死難者遊蕩的靈魂，終於可以踏上通往天堂的階梯了，他們充滿血和淚的軀體終於可以得到安息了，他們再也不會為逃避殺戮而東奔西跑了。
這是醍醐灌頂的鍾聲！
在這讓人熱血沸騰的曆史顫音中，我們會進一步堅定自己的主張與信仰，進一步弘揚我們的理想和意誌，會在曆史的經驗與教訓中構築起中華民族內心的強大高地。
高地之下，公祭是一種誓師。
高地之上，公祭是一架階梯。
這個階梯，會把那些民族的苦難者們，送到他們曾經向往的美好之中，無論他們叫什麼名字，曾經做過什麼，那些凡是純潔的、無辜的、為民族的延續而承受了過多苦難的靈魂，都應該在這裏盡享一切的美好。
這是一架通往天堂的階梯。
天堂之上，所有的靈魂都應該自由地飛翔。
夢想與期待
海洋，是地球上最廣闊的鹹水水體的總稱。
海洋的中心部分稱作洋，邊緣部分稱作海。它的總麵積約為3.6億平方公裏，約占地球表麵積的71%。地球表麵，被各大陸地分隔為彼此相通的廣大水域。
地球，仿佛就像一個大水球。
有海洋，就有了航海。
航海，就是人類在海上航行，跨越海洋，由一方陸地到另一方陸地的活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