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人和成人意識是不同的。
現在我們身邊的一些“孩子”，其實早已不是孩子了，但是，他們獨立生活、擔負起社會責任和義務的意識，就真的建立起來了嗎？
前幾天，我看到這樣的一篇報道：有的高校裏麵的大學生，自己不願意洗衣服，就定時把自己的髒衣服打包用快遞寄回家中，讓父母幫助解決。我不知道別人聽到這樣的消息會有什麼樣的感慨，但我的感情是無法接受的，倒不是我本人有多麼高的覺悟，而是心中感到有一種莫名的悲哀。
上大學的人，應該都是成年人了，如果連洗自己衣服的事情都不願做，那以後還能做什麼？
這樣的事情，應該受到譴責。
現在，好多家長選擇送孩子出國留學，其中的原因，可能每一個家庭會有所不同。但有一個原因是眾多的家長們不謀而合的，那就是培養孩子的獨立生活能力。
這大概源於那些國外大學的辦學理念，它們仿佛更在乎學生獨立生活和獨立思考能力的養成。
我一個朋友的女兒，大學畢業參加工作後，又自己申請獎學金去了美國讀研。她為什麼要放棄比較優越的家庭生活和工作條件獨闖江湖呢？當時許多人不是很理解，但現在都不得不佩服姑娘當初的選擇。
幾年不見，她已判若兩人。
原來那個靦腆、害羞的姑娘，已經變成了一個大膽潑辣、睿智成熟的學者。她告訴我：5年時間的國外學習，你要自己天天買菜做飯，因為沒有食堂；你要耐得住漫長的寂寞，因為每一門課堂上都是不同的麵孔，沒有熟悉的同學可以交流；你要自己四處去找合適的房子、尋找可以合租的人，因為學校沒有宿舍；你要自己去辦理各種保險、繳納各種費用、學會同各種各樣的人打交道……因為沒有人能幫上你，一切都要依靠自己。
環境造就人，我們在她們身上再次看到了這一點。
顯然，那些把自己髒衣服寄回家讓父母去洗的“成年人”，從某種意義上講，還沒有成年。這其中，個人的原因是毋庸諱言的，但社會、家長、組織和學校的責任呢？誰能說沒有？至少在培養孩子們的成人意識上，我們少了一個應該有的儀式和平台。
成人節，就是這樣一個難得的儀式和平台。
形式和內容都是不可或缺的。沒有內容的形式，是花中的霧；沒有形式的內容，是霧中的花。
隻有看到，才能悟到。
我去過一次日本，感到他們民族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具有高度的社會組織化。毫無疑問，這可以釀成美酒，也可以釀成毒藥。
形成這樣文化特點的原因，雖然是多方麵的，但應當看到，這與他們重視對年輕人的培養教育不無關係。
成人節，已成為他們進行這種培養教育的一個重要切入點。
據說，在成人節這天，他們的年輕人會把自己的願望寫在一塊木牌上，然後掛到神宮的一個亭子裏，這個木牌被他們稱為“繪馬”。
“繪馬”是什麼？就是願景。願景又是什麼？那就是理想。一個人，如果敢於把自己的理想示眾，這意味著什麼呢？答案不言自明。
真正的動力，來自一個人的精神。
中國人最大的長處就是善於學習，我們開創了以冠禮為首的禮儀文明，我們這種文明又被其他的民族冠以了多種美麗的花環。
這正是我們開始重新認識自己、重新學習的又一個契機。
曆史文化又一個輪回。
對此，長春市帶了一個好頭。相信不遠的將來，一個影響更廣泛、更深刻的全國性成人節，必然呼之而出，隆重登場。
成人和成人節，無疑是一個國家軟實力在青年團隊中的重要集合點。前者是這個軟實力的載體，後者則是這個載體升華的象征。
成人節的實質，是一個民族精神的接力棒在傳遞；是一個民族文化薪火相傳的理想在動員、在誓師；是一個民族自信、民族自覺、民族自強的燈塔在閃耀。
在這盞燈塔的照射下，每一個成年了的青年，都會找到真實的自我。
重要的不在形式，而在實質。
最閃亮的燈塔，永遠在一個人的內心。毫無疑問，成人節就是這樣一個動人的燈塔。
抗 戰
抗戰，這兩個字最牽動中國人的神經。因為，它意味著屈辱、恐怖、戰爭、死亡和勝利。因此，有關這兩個字的紀念日也就最多，這在古今中外的曆史上，實屬罕見。
它們主要分為抗戰紀念日和抗戰勝利紀念日。
抗戰紀念日，即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日，它實際上指的是一係列的抗日紀念日。對此，在1999年發布的國務院《全國年節及紀念日放假辦法》中已做出了明確規定：抗戰紀念日主要是指“九一八”紀念日和“七七”抗戰紀念日等等。
這是我國政府首次以法規的形式，對抗日戰爭紀念日的日期及內涵所進行的明確。
“九一八”和“七七”，是浸滿中國人血和淚的兩個日期。它們一個使幾千萬東北老百姓喪失了自己的家園，另一個用血淋淋的雙手拉開了全麵侵華的戰爭序幕。
1931年9月18日，日本關東軍趁張學良調動東北軍主力入關參加中原大戰留駐華北之機，由司令本莊繁親自策劃，在沈陽附近的柳條湖破壞了一小段南滿鐵路，並誣蔑此行為是中國軍隊所為。
以此為借口，日軍當夜向沈陽北大營的國民革命軍發動了猛烈進攻，“九一八事變”就此爆發。這是一場日軍蓄謀已久的侵略戰爭，在事件爆發後的幾年時間內，東北三省全部被日本關東軍占領。
“九一八”成了我們的“國恥日”，它也打響了中國人民抵抗侵略的第一槍。
1937年7月7日，駐豐台日軍在盧溝橋以北進行挑釁性軍事演習，並以一名士兵失蹤為借口，要求進入宛平城搜查。這一無理要求遭到拒絕，日軍當即炮轟宛平縣城和蘆溝橋。中國駐軍第29軍官兵奮起反抗，擊退了日軍數次進攻。
“七七事變”，標誌著日本全麵侵華戰爭的開始與升級。
從此，抗戰成了一麵鮮紅的旗幟，無數中國人聚集在這麵旗幟之下，加入了打擊侵略者的戰鬥，前赴後繼，浴血奮戰。
如今，“九一八”和“七七”已成為中國乃至世界曆史上的兩個重要節點，高高地矗立在人們的心頭。站在它們的紀念碑前，我常常捫心自問：這兩起事變，究竟給我們中國帶來了什麼？
毫無疑問，首當其衝的是災難。
日本侵略者不僅在戰場上給我們中國抗戰官兵造成了巨大的人員傷亡，而且也使無數無辜的中國平民成為冤魂。北起黑龍江，南至海南島，東起海濱，西到重慶，日軍鐵蹄所至，生靈塗炭；屠刀所向，屍骨成山。
從1937年到1945年的8年間，他們製造了數萬起殺害平民的血案，其中較大規模的就不下4000起，遇難的中國同胞達到數千萬人。
更令人發指的是，在對中國人民施暴中，他們用盡了人類理性所無法想象的各種方法，其殘忍手段多達250多種。其中，絕大多數用在了婦女和兒童的身上。
日軍給我們造成的財產損失，數目更是大得驚人。
戰爭期間，他們所到之處，瘋狂地掠奪公私財產、破壞文化遺產、開采礦藏和森林資源、發行偽鈔、焚毀炸毀軍用及民用設施，中華民族的物質精華，幾乎被侵略者洗劫一空。
整個戰爭期間，中國遭受的直接財產損失達1000億美元，間接損失高達5000億美元以上。其中，僅掠奪鋼鐵就有3350萬噸，煤5.86億噸，糧食5.4億噸，木材1億立方米。要知道，這1000億美元，相當於當時國民政府277年的財政收入、26年的工業總產值。這些是自鴉片戰爭以來曆次帝國主義侵華戰爭索要賠款總數額的數十倍。
而且，由於曆史的局限，日軍侵華戰爭的損失調查，不論從時間的完整上，還是從空間的覆蓋上，都極不全麵。日本侵略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巨大社會物質財富的破壞與毀滅，幾乎不可能尋出準確的答案。
日本侵華戰爭，嚴重破壞了中國國家安全、主權獨立和領土完整，對中國社會發展與進步產生了嚴重的滯礙作用。中國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期間遭受損失最慘重的國家，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為了這場戰爭，付出像中國這樣慘痛的犧牲與代價。這場戰爭使中國的現代化至少延誤了50年，使近一個世紀以來中國人民積累的財富喪失殆盡。
災難，如泣如血。
然而，反思這場侵略與反侵略的戰爭，僅僅停留在災難層麵上顯然是不夠的。
痛定思痛，它還給我們留下了一個沉重的教訓。
那就是：千萬不要落後，落後就要挨打！
大量的曆史資料證明，早在“七七事變”之前，日本就已經對中國這塊富饒的土地覬覦已久。明治維新時期，日本在建立近代天皇製的同時，就製定了以鯨吞中國為核心的所謂“大陸政策”。在之後的70多年裏，日本曾發動了14次侵略戰爭，其中多次是針對我們中國的戰爭。
尤其是在1894年，他們蓄意挑起了中日甲午戰爭，迫使戰敗的清政府簽訂了《馬關條約》，割讓了遼東半島、台灣與澎湖列島。10年後，他們又在我國東北土地上發動了日俄戰爭，強迫滿清政府承認日本在東北的勢力範圍。
“進入大陸”的迷夢、畸形膨脹的野心，使這個受中國傳統文化恩惠最多的國度，成為了近代以來禍害中國最深的國家。
1927年6、7月間，時任日本首相的田中義一在東京召開“東方會議”，拋出了對華侵略總戰略：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
趾高氣揚的日本，已完成了要徹底奴役中國的戰略部署，他們等待的隻是時機。
很快，這個時機來了。
進入上世紀30年代，日本國內爆發了嚴重的經濟危機，日本軍國主義者立刻找到了發動侵略戰爭的借口和支撐。隨即，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1933年的侵占熱河省；直到1937年的“七七盧溝橋事變”，一切仿佛都是水到渠成。
對此，有關學者認為：中國抗戰在某一地點發生可能有其偶然性，但同日本進行這場決定民族命運的生死大戰卻是必然的。
偶然的背後就是必然。為什麼呢？因為我們落後。
由於我們國弱，由於我們與日本在經濟實力上存在著的巨大差異，這種必然性就變得更加必然。
因為，戰爭不僅是精神的較量，更是物質的對抗。
讓我們把目光聚集到當初開戰之時：1937年，日本工業產值為60億美元，而中國隻有16億；日本年產鋼580萬噸，年產彈藥50萬噸，而中國沒有重工業基礎，年產鋼不過4萬噸，年產彈藥幾千噸。而且，我們的武器主要是依靠進口。
當時，日本海軍的總噸位為190萬噸，是中國的20倍～30倍。日本作戰飛機有2700架，而中國僅有305架。日本1個師的武力裝備，相當於中國1個師武力裝備的3倍，並且這種差異到了戰爭的中後期，已經相當於8倍至9倍。
擁有近百萬之眾的中國陸軍，其實隻是數量上的血肉之軀。
武裝到牙齒的日本軍隊，讓歐美列強也不敢輕視，而中國隻有一個虛弱的中央政府和數十個各自為政的地方政權，經濟結構、組織形態和技術水平都還停留在“前現代”的狀態。
一個軟弱乏力的國度與一支如狼似虎的現代化軍隊開戰，意味著什麼？
在淞滬戰場長達3個月的鏖戰中，中國方麵共投入70多萬兵力，傷亡20餘萬人。據史料記載，當時的正麵戰場整營整連的陣亡，已不是罕見之事，每日經由兵站送往後方的傷員常在萬人以上。
從西部內地行軍趕到東南、華北前線的川軍官兵們，甚至沒有見過坦克，一些戰士所擁有的武器甚至還是大刀、長矛，他們上戰場就像是羊入虎口，甚至還沒見到敵人就戰死疆場。
據統計，僅僅在中央軍校1929年至1933年畢業的25000名年輕軍官中，就有10000多名犧牲在全麵抗戰的前4個月，陣亡的比例高達40％。
這就是落後的代價：落後就要挨打，挨打就要犧牲。
政治上的落後和政府的無能，使這個龐大的國家四分五裂，成為一盤散沙；思想上的落後和觀念的保守，使這個民族愈發不思進取，鬥誌蛻盡；經濟上的落後和官員的貪腐，使對手變得更為囂張、橫行跋扈。
流血與抗爭為伍，屈辱與悲壯同行。抗戰，成為了人類曆史上因為落後而遭受到的最殘酷的一場搏殺。
因此，“九一八”和“七七”作為中國抗戰紀念日，也成為了人類曆史上最有警示意義的節日。
也正因如此，另一個內涵更為豐富的紀念日緊隨其後，應運而生。這就是抗戰勝利紀念日。
這是國共兩黨共同確定的一個節日。
1945年9月2日，日本投降簽字儀式，在停泊於東京灣的美軍軍艦“密蘇裏”號上舉行。日本天皇和政府代表、外務大臣重光葵及軍方代表、參謀總長梅津美治郎，無條件地在投降書上簽了字，中、美、英、蘇等9國代表也相繼予以簽字確認。
其中，中國的簽字代表是徐永昌將軍。
至此，中國抗日戰爭宣告勝利結束。當時的中國國民政府於第二天下令舉國慶祝3天，並決定從1946年起，把每年的9月3日作為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
新中國成立後，國家政務院又在1951年8月13日，發表了《九月三日為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的通告》，對這個偉大的時刻再一次地加以明確。
9月3日，是一個伸張正義的日子，它以普天同慶的方式，將抗日戰爭的勝利載入史冊。這是中華民族近代史上第一個值得揚眉吐氣的日子，近百年來，我們苦難深重的祖國飽受欺淩，忍辱負重，這一天終於昂起了自己的頭顱。
當然，這又是一個讓我們充滿無限哀思的日子。
為了這一天的到來，無數仁人誌士、愛國同胞，拋頭顱、灑熱血，戰死疆場不流淚，倒在刀下不後悔，用自己的青春和生命譜寫了一曲曲驚天地、泣鬼神的人間悲歌。
淞滬會戰，是整個抗戰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兵團作戰，戰場上中國將士同仇敵愾、視死如歸的英雄氣慨令全世界為之歎服：抱著炸藥包奮不顧身地衝向敵軍坦克的士兵、從死人堆裏站起將最後一顆子彈射向敵人的將軍、駕駛著已經中彈的戰機用盡全力去衝撞敵方航母的飛行員，還有冒著槍林彈雨為前線運送彈藥、搶救傷員的學生、市民、工人和農民……這一幕幕讓人熱淚盈眶的曆史畫麵，永遠在人們心中矗立、回蕩、呐喊。
什麼叫英雄？在國家危難的時候能夠挺身而出的人，心甘情願地把自己的鮮血灑在保衛祖國土地上的人，這就是英雄。
南京保衛戰、長沙會戰、百團大戰、平型關大捷、鬆山之戰，以及破襲戰、地道戰、地雷戰，這一次次靈與肉的搏擊，把八年抗戰的每一個曆程都變成了血的顏色。
古鎮石牌在宜昌縣境內，位於長江三峽西陵峽右岸，是長江南岸的一個小村莊，依山傍水。
石牌很美，它因峽江南象鼻山中一塊貌似令牌的巨石而得名。巨石高40米，頂寬12米，厚4米，重達4300餘噸。
長江因它在這裏而突然右拐110度，它擋在長江這個急彎的尖上，所有的船隻都要在石牌的腳下轉彎。正因為這個彎和兩岸兀立的石壁，自古以來，就是據守長江的天險。
1938年10月，日軍侵占武漢。國民黨中央政府被迫遷都重慶，險峻的長江三峽便成為重要的天然屏障。於是，石牌也就成為了拱衛重慶的第一道門戶，戰略地位極為重要。
石牌保衛戰，是日軍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所遭遇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白刃戰。
據參戰的老兵回憶，曾有3個小時聽不到槍聲，這不是雙方停戰，而是敵我兩軍扭作一團展開了肉搏。“日本人一群一群地衝上來，中國人迎頭撲上去，攪在一起，用刺刀拚。”
三個小時的拚刺，不知道在上萬把刺刀的鐵血相搏中，雙方誰死的人更多，陣地前沿兩軍屍體堆成了金字塔形。日軍久攻石牌不下，損兵折將慘重。
終於，戰場上的槍炮聲完全沉寂下來，進犯石牌之敵紛紛掉頭東逃，中國軍隊頑強地守住了石牌。
守住了石牌，就是守住了首都。守住了首都，就是守住了全國人民團結抗戰的信心。
石牌要塞，雖飽經烽火，但仍屹立在西陵峽之濱，固若金湯，如同一座銅牆鐵壁。
石牌大戰，我軍打死打傷日軍達7000餘人，繳獲器械無數。石牌大戰，重挫了日軍妄圖進入四川蹂躪整個中國的野心，在客觀上改變了中國戰場的格局。
什麼叫勝利？隻有將敵人打垮、打服，打得其國家的領袖宣布無條件地投降，這才是真正的勝利。
這種勝利，是正義對邪惡最徹底、最完美的征服。
這種征服，可以來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集體，甚至是一個個人。
趙一曼，是在山清水秀的四川長大的一個俏俊女子。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她被中國共產黨派到東北地區領導革命鬥爭。1934年擔任中共珠河中心縣委委員兼鐵道北區委書記，組織抗日自衛隊，與日軍展開遊擊戰爭。1935年擔任東北人民革命軍第3軍第1師第2團政委，她率領的抗日武裝屢屢給侵略者以重創。
但不幸的是，在一次與日軍作戰時因腿部受傷而被捕。
日軍為了從趙一曼口中獲取到有價值的情報，找了一名軍醫對她腿傷進行了簡單治療後，連夜對一曼進行了嚴酷的審訊。麵對凶惡的敵人，早已將生死置之度外的趙一曼忍著傷痛怒斥日軍侵略中國以來的各種罪行。凶殘的日軍見趙一曼不肯屈服，就使用馬鞭狠戳她的腿部傷口，趙一曼疼痛得幾次昏死過去。但醒過來後的第一句話，還是那樣擲地有聲：“我的目的，我的主義，我的信念，就是反滿抗日！”
她，沒有說出一字有關抗聯的情況。
1935年12月13日，趙一曼腿傷惡化，生命垂危。日軍為得到重要口供，將她送到哈爾濱市立醫院進行監視治療。趙一曼在住院期間，利用各種機會，向看守她的警察董憲勳與女護士韓勇義進行反日愛國主義思想教育，兩人深受感動，決定幫助趙一曼逃離日軍魔掌。
1936年6月28日，董憲勳與韓勇義將趙一曼背出醫院，送上了事先雇來的小汽車，幾經輾轉，趙一曼到了阿城縣境內的金家窩棚董憲勳的叔叔家中。6月30日，趙一曼在準備奔往抗日遊擊區的途中，不幸被追捕的日軍趕上，再次落入日軍魔掌。
趙一曼被帶回哈爾濱後，凶殘的日本軍警對她進行了老虎凳、辣椒水、電刑等更加殘酷的刑訊，其酷刑多達幾十種。受刑後，她身體多處組織呈不同程度的炭化狀。但她始終堅貞不屈，沒有吐露任何實情。
黔驢技窮的日軍，終於在這位具有鋼鐵般意誌的英雄麵前，垂下了失敗的頭顱。
8月2日，是趙一曼在這個世界上最後的日子。此時，她想起了遠在四川的兒子，向押送的警察要了紙筆，給兒子寫下了這樣的遺書：“母親對於你沒有能盡到教育的責任，實在是遺憾的事情。母親因為堅決地做了反滿抗日的鬥爭，今天已經到了犧牲的前夕了。希望你，寧兒啊！趕快成人，來安慰你地下的母親！在你長大成人之後，希望不要忘記你的母親是為國而犧牲的！”
這是一封催人淚下的遺書，有血有肉，氣貫長虹。
能寫下這樣遺書的人，還有什麼敵人不能戰勝，還有什麼痛苦不能承受？
一個英名，就是一堵寧死不屈、保家衛國的銅牆鐵壁。趙一曼、楊靖宇、張自忠、狼牙山五壯士……這些用鋼鐵般意誌鑄成的鐵壁銅牆，還有什麼困難不能戰勝？還有什麼邪惡不能征服？
因此，我們沒有理由不為這個來之不易的日子而彈冠相慶，舉杯高歌；沒有理由不用這樣的方式來向那些英勇獻身的烈士們表示敬仰，緬懷哀悼；沒有理由不在這一天對那些血債累累的戰爭狂人進行鞭撻和控訴。
八年的流血犧牲，染紅了抗戰的旗幟；抗戰的大旗，重塑了中華民族的英魂。
無論是正麵戰場還是敵後抗戰，中華民族在保家衛國、抗擊侵略者的進程下，前赴後繼、眾誌成城，書寫了一部部可歌可泣、英勇悲壯的民族團結史、曆史進步史、抗戰勝利史。
抗戰紀念日和抗戰勝利紀念日，就像兩座曆史豐碑，高高地崇立於雲天之上。
紀念碑上，我們應該清醒地看到：勿忘國恥，珍重曆史。因為它是中華民族同心同德，不屈不撓，頑強奮戰的結晶；是法西斯軍國主義燒殺搶掠、摧殘人性、與世界人們為敵的見證。
紀念碑下，我們不應該忘記：繼承遺誌，強國衛民。因為那段不堪回首的歲月其實並沒有遠離，那些侵略者猙獰的麵孔、帶血的屠刀和戰爭的硝煙並沒有完全散去。尤其是在日本軍國主義勢力有所抬頭的今天，我們更要睜大警惕的眼睛。
教訓，我們要倍加珍惜。
警鍾，我們要永遠常鳴。
強國，我們要身體力行。
我們不希望那段悲慘的曆史重演，要時刻準備拿起捍衛尊嚴的鋼槍。2015年9月3日，在天安門廣場舉行的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紀念大會和盛大的閱兵儀式，再次彰顯了這一點。我們不僅有維持戰後世界秩序的堅定決心，而且還有威武的軍容、軍貌，強大的軍心、軍備，以及令人自豪的軍事實力。
發展祖國的經濟，建設強大的國防，挽起民族團結的手臂，繼承先輩的遺誌與理想，這就是在每一個抗戰紀念日和抗戰勝利紀念日裏，我們必須要唱響的主旋律。
這是一個時代的聲音，這是所有中華兒女的聲音，這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最偉大的聲音。
紅十字
紅十字，許多人並不陌生。
在炮火連天的戰場上，在抗災賑災的水火裏，我們都能看到它的旗幟，它的臂章。白底紅字，分外顯眼。
在災難麵前，它是天使；在死亡麵前，它是救星。
可如果要問：紅十字到底是什麼？我們可能未必答得很清楚。因為，它的寓意實在是太深刻了。
紅十字，是一種運動。
它是在倡議發起、宣傳動員、協商協調和組織實踐的過程中，逐步形成的。它形成的過程，是不斷被人們所認可，不斷吸引更多的人廣泛參與的過程；它的宗旨和內涵被接納、認同的過程，也是不斷被各種社會力量所吸收和擁護的過程。它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象征，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產物。
它的發起人是亨利·杜南。
亨利·杜南，出生在瑞士的日內瓦，是一個議員的兒子。1859年4月，意法聯軍與奧地利軍隊在索爾弗利諾進行了一場大會戰，雙方傷亡慘重，屍橫遍野。
同年6月，亨利·杜南在進行商務活動時，途經了這個硝煙剛剛散去的戰場。他看到，一路上到處都是腐爛發臭的屍體，心裏很不是滋味兒。更使他難過的是，這個小鎮上還有近千名傷員，他們有的斷了胳膊，有的折了雙腿，有的躺在幹柴堆裏呻吟……
亨利·杜南雖然出生在一個富人家庭裏，但從小就對貧窮、遇難的人富有同情心。目睹這一切，他停下了腳步，來到一所住滿傷員的學校，想以自己微薄的力量去幫助他們。
他一邊給傷員喂水、敷藥、紮繃帶，一邊問：“戰爭結束已經一個多月了，你們為什麼還呆在這裏?”
傷病員聽他這麼一問，有的唉聲歎息，有的掩臉抽泣，有的破口大罵：“那些當官的沒有人性，我們為他們賣命打仗，現在看我們受傷不能再打了，就扔下不管了！”
原來如此！
亨利·杜南為他們的遭遇而憤憤不平。於是就說：“請放心！當官的不管你們死活，我會幫助你們的！”
他跑出學校來到教堂，說服教士，讓他們出錢；又跑到附近的村鎮，請當地的群眾出力。很快，他組織了一支救護隊。救護隊為傷病員喂水喂飯，進行力所能及的各種護理，不少隊員還自己掏錢買來藥品，為傷病員治療……
這次經曆，深深地觸動了亨利·杜南那顆善良的心。
回到日內瓦後，他寫下了《索爾弗利諾回憶錄》一書，把在那裏見到的一切，以直觀感人的方式敘述出來，表達了他想對傷兵進行進一步的救護，但又力不從心的遺憾和不安。
此書一出版，立刻在歐洲各國引起了強烈反響。
這又進一步激發了亨利·杜南的人道主義情懷。於是，他提出了兩項重要建議：一是在和平安定時期，各國應設立全國性的誌願傷兵救護組織，平時開展救護技能訓練，戰時支持軍隊醫療工作；二是簽定一份國際公約，給予傷兵救護組織以中立地位。
這是一項偉大的倡議。
前者為國際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的建立，拉開了序幕；後者為日內瓦公約的產生奠定了基礎。亨利·杜南的熱情和智慧，震撼了人們的心靈，在歐洲贏得了廣泛的共鳴。
瑞士的日內瓦公共福利會會長莫瓦尼埃、杜福爾將軍、阿皮亞醫生和莫諾瓦醫生，是第一批站出來給予他巨大讚賞和支持的人。他們四人和亨利·杜南一起，成立了“傷兵救護國際委員會”，又稱為“日內瓦5人委員會”。
他們共同開創了這個領域一個新的時代。
1875年，該5人委員會更名為“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然而，亨利·杜南並沒有就此止步。在後來的日子裏，他為實現其理想，放棄了自己熱愛的商務事業，遊說四方，來宣傳紅十字事業。他的不斷努力，終於得到歐洲一些國家的君主和政府的理解與支持。
為此，亨利·杜南散盡了家財。
1863年10月26日，來自歐洲16個國家和4個私人組織共36名代表，參加了日內瓦國際會議。會議一致通過了《紅十字決議》，決定在各國建立救護團體。為表示對發起國——瑞士的敬意，會議還決定將救護團體的標誌定為“白底紅十字”，即瑞士國旗的反轉色。
1864年8月8日至22日，該會議成員國及組織又簽定了《關於改善戰地陸軍傷者境遇之日內瓦公約》。
紅十字作為一種運動，開始走向國際舞台。
紅十字，作為標明性標誌，表明與紅十字運動有關的人或物；作為保護性標誌，表明一個受國際人道法保護，不應受到攻擊的人或物。
凡有違背者，將受到全世界的譴責；凡對此發起攻擊行為者，將被視為戰犯。
從此，紅十字作為人道主義的使者，不受種族、信仰、政治、地域的限製，在為各種災難和災害的受害者提供保護與援助上，發揮了愈來愈大的作用。
紅十字運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1901年，亨利·杜南榮獲首次頒發的諾貝爾和平獎。盡管為了紅十字的事業，他最後已是貧困潦倒，不得不在貧民養老院度過餘生，但這更彰顯出他的偉大與崇高。
1948年，紅十字協會理事會決定，每年的5月8日，定為世界紅十字日。
5月8日，亨利·杜南的生日。
這一天，世界各國都會舉行各種各樣的紀念活動。亨利·杜南，永遠活在人們的心中。
紅十字，是一種組織。
這是一個獨立的、中立的組織。它包括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及各國的紅十字會和紅新月會。表麵上，這些組織都很分散，但實際上，人道主義的宗旨早已把他們緊緊地聯係在了一起。
其中，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是重要的橋梁和紐帶。
“為受到衝突影響的被關押者、傷病人員和平民采取公正行動”，是國際法賦予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永恒職責。它的總部位於瑞士的日內瓦，它在大約80個國家和地區設有辦事機構，它的員工總數超過12000名。
在發生衝突或災難的情況下，它積極組織各國紅十字會和相關組織及時采取有關行動；在和平年代裏，它發起並建立了國際人道法，尤其是《日內瓦公約》；當有的國家出於宗教信仰的考量，對使用紅十字標誌提出異議時，它努力溝通各方意願，促成了紅新月標誌和紅新月組織的國際化；當還有個別國家，對紅十字和紅新月也難以接受時，它又開展了廣為協商的協調運動，提出了在對基督教、伊斯蘭教都抵製的國家，使用“紅水晶”的新創意。
紅十字、紅新月、紅水晶，形成了一種強大的愛的力量，它們的旗幟高高飄揚在世界上的各個角落。
人們看到它們，就會想到和平、友善、人道和幫助，就會想到紅十字運動的發源地瑞士，就會想到這些組織的創始人——亨利·杜南。
紅十字，是迄今為止，能夠跨越各種分歧最成功的組織。
從結構到功能，從運行到成效，從規章到標誌，這個組織獨樹一幟。
也正因此，紅十字組織成立一百多年來，備受社會各界的讚譽。它三次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如果再加上亨利·杜南所獲得的那一次，紅十字組織以四次榮登諾貝爾和平獎的領獎台，而載入光輝的史冊。
紅十字，是一種信仰。
看到紅十字，也許很多人會想到十字架、想到耶穌、想到基督教。但此十字非彼十字，也正是為消除人們由此可能產生的誤解，紅十字組織從建立的那一天起，就反複申明：紅十字的精髓就是“中立”於政治之外，“獨立”於政府之外，沒有宗教，沒有歧視。
但是，它有信仰。
它的信仰，就是它的7項原則。
一是人道。紅十字運動的宗旨，是保護人的生命和健康，保障人類的尊嚴，促進人與人之間的相互了解、友誼和合作，促進持久的和平。
二是公正。紅十字運動不因國籍、種族、宗教信仰、階級偏見和政治見解而有所歧視，僅根據需要，努力減輕人們的疾苦，優先救濟最困難、最緊迫的人。
三是中立。為了繼續得到所有人的信任，紅十字運動在衝突雙方之間不選擇立場，任何時候也不參與帶有政治、種族、宗教或意識形態的爭論。
四是獨立。紅十字運動是獨立的，雖然各國紅十字會是該國政府的人道主義助手並受該國法律的製約，但必須保持自己的獨立，以便任何時候都能按本運動的原則行事。
五是誌願。紅十字運動是個誌願服務運動，絕不期望以任何方式得到利益。
六是統一。任何一個國家隻能有一個紅十字會或紅新月會。它必須向所有的人開放，必須在全國範圍內開展人道主義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