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當日下午４點，梁雨潤放下一個會議，叫上縣土地局的劉副局長一起來到了王典才所在的朱呂村。
通過調查了解，得出結論：村裏要在地處村中央地段的王典才家宅基地上建蔬菜批發市場，符合全村經濟發展需要，應予支持。但決不能讓需要搬遷的王家遭受損失而獲得不到相應的補償。有了這樣解決問題的基調，梁雨潤就把村委會幹部和王典才兩口子叫到一起，進行談話。王家提出騰老宅基可以，但村上應該補助３萬元錢。村幹部則不同意，說可以考慮給一塊好的宅基，但這麼多補償費不能給。
梁雨潤是抱著既來之必決之的信心到朱呂村的，他覺得拖了18年不該再讓王典才一家人流離失所；可朱呂村又是個窮村，村上的經濟建設也要發展。所以梁雨潤是鐵了心要解決問題。可是雙方誰也不讓步，身為紀委書記麵對這樣的糾紛，他是不能像辦重案要案那樣向嫌疑犯拍桌子瞪眼睛的，隻能耐心細致地做說服工作。
就這樣，梁雨潤一會兒跟村幹部們談，一會兒又回頭找王典才一家談。最後王家答應隻要15000元補償費。梁雨潤和土地局劉副局長也覺得王家比較通情達理，實事求事。可哪想到村幹部還是嫌多，堅決不同意。
此時“談判”時間已到深夜11點。看架式當事者的雙方都沒有退讓之意，這可把梁雨潤急得坐立不定。他這才深知這麼一件並不大的事為什麼要一拖就拖了18年的原因了。怎麼樣？再放一放？不行。梁雨潤知道，如果再放一放，也許可能又是５年８年或者說不定是再一個18年，那王典才一家可就害慘了，而且對這麼個窮村也不利啊！
“我說老王你睡了嗎？剛剛睡下？那也不行，我就在朱呂村。你馬上過來，今晚我們一起必須把王典才的事解決了，否則再拖一天我們這些身為父母官的幹部就多一份對不起老百姓的罪過。你趕快過來，越快越好！”梁雨潤拿起手機，又搬來了裴介鎮的黨委王書記。
十幾分鍾後，王書記到了。梁雨潤與王書記分兵兩頭做工作，村幹部那邊有王書記負責，王家就有他出麵談。又是一個多小時過去了，梁雨潤和王書記碰頭，結果是王家說看在梁書記的麵上，同意再讓一步，隻要１萬元補償費。村委會那頭意見卻“鐵板一塊”——隻同意給7000元，多一分也不給了。
“啥，7000元？你們也太欺負人了。我們不搬了，一分補償費也不要了，我們要你們逼得我們全家幾年無家可歸的損失費！”。
村幹部也不是好惹的，“你們不搬房也行，那就把戶口搬出我們朱呂村！”
“憑什麼？”
“憑你們不為全村人著想！”
“你們為我們著想了嗎？”
“……”
王家和村幹部又鬥上了嘴，誰都不讓誰。
王書記氣得渾身發抖：“你們看看，鬧了18年了，還想再鬧18年呀？”接著，他又惴惴不安地給站在一旁出粗氣的梁雨潤端上一碗水：“梁書記，您可千萬別生氣，這些人哪，都不是省油的燈。快喝口水，您從下午來了到現在連口水都沒有顧得上喝，這些人也太不抬舉人了。要不你還是回城吧，日後我們再慢慢調停，你看行嗎？”
“不行！”梁雨潤臉色異常嚴肅地在屋裏來回踱步。那“咚咚”作響的沉重腳步，使得方才還吵成一團的當事雙方靜了下來，十幾雙眼一齊聚集在梁雨潤身上……
“好了，今天算我來你們村做‘生意’賠了！剛才你們一方同意給7000元，一方要１萬元。不是差3000元嘛？好，這3000元由我們紀委出！王典才家的問題已經拖了18年了！我們不能讓老百姓白跑18年！怎麼樣？你們雙方還有什麼意見？”梁雨潤說完，用目光掃了一下全屋子的人。 方才還是個個怒發衝冠的雙方當事人，仿佛像冰山一下被強烈的陽光所融化。
“梁書記……我們聽您的。”王典才和老伴周愛仙“哇”地一聲，哭了……
“梁書記，我們也沒有說的……”村幹部們的眼眶裏也早已濕潤了。
這回輪到梁雨潤笑了，“那好……你們，你們現在就，就簽約吧……我看著，看著你們簽……”他用燒著火般的嗓子，斷斷續續地說道，當他搖搖晃晃地坐下用手端起那碗茶水時，竟然沒有拿住，瓷碗“哐當”一下落在了地上……
“梁書記！梁書記——”眾人趕緊圍過來。
“沒事沒事。”梁雨潤定了定神，說：“今晚我在這兒看著你們簽完協議後再回城。”
深夜一點半，朱呂村村委會和王典才一家有關動遷和動遷補償的協議簽定完畢。雙方代表在上麵簽字劃押，各執一份，鎮黨委書記也留了一份。
這時梁雨潤站起來，一手拉著王典才的手，一手拉過村長的手，然後將這兩隻手握在一起，動情地說：“幹部和群眾本是一家人，我希望你們永遠好好地手牽著手，心連著心……”
這裏有個關鍵的細節——就是當他看到王典才一家和村委會幹部們為差的30００元錢爭執不下時，斷然說“由紀委出”這一情節。在采訪時我特意問過梁雨潤：這麼做是不是有點勉強，因為紀委是黨內監督機關，如果遇到同類問題都要靠紀委這樣的部門或者你梁雨潤來出錢，恐怕不太合適吧？梁雨潤也無奈地搖搖頭，說：其實這是個無可奈何的事，但在基層工作有時是非常具體和實際的，特別是一些久拖不決的老大難問題，有時就是因為某些具體的細節永遠解決不了。他說處事有個原則：作為黨的幹部，應該想盡一切辦法去為老百姓著想，尤其是在處理農民問題時，你得把最大的難處往自己身上攬，而不是推到農民身上。我當時看到像王典才這樣一個並不大的宅基地問題，弄了一二十年沒解決，心裏非常難受，覺得它有損於我們黨的形象，所以那天我是抱著非解決不可的決心去的。最後矛盾的雙方為了3000元僵持不下，我一著急，就說了‘由紀委解決3000元’。當時拖了18年的糾紛馬上達成了協議。當然我回到紀委機關大家對我這麼做有些不理解，這我完全諒解。我們紀委既非慈善機構，又非創收單位，隻有一些公務事業費。但我把要千方百計為農民的利益服務和提高紀委處理問題的能力等道理向紀委機關的同誌們一講，大家終於明白了，那就是我們是共產黨人，是共產黨組織的機構，如果不努力想法為人民解決問題，把一些難題往外推，這看起來自己是省事了，但卻是對人民的不負責。當然，我在處理王典才一事時使用的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梁雨潤朝我苦笑道。
從王典才家出來，梁雨潤回到城裏時，已見東方紅霞滿天。他剛上縣委大樓的二層——這是他的辦公室所在處，突然有人高喊：“快快，梁書記上班來啦！梁書記上班來啦！”
梁雨潤抬頭一看，隻見與他辦公室一牆之隔的一個平台上，聚著十幾位群眾。
“你們都是來找我的？那就請到我辦公室來吧。”
自從梁雨潤鐵拳重擊夏縣“黑勢力”，懲治幾起腐敗案和為群眾辦實事的事跡不脛而走後，縣委大門口和他的辦公室的樓道裏，天天都會有數十名百姓群眾跑來找他。有的群眾為了能同梁雨潤當麵訴說心中的苦和冤，不惜頭天從幾十裏的鄉下趕到城裏，然後整宿整夜等在縣委大門口或梁雨潤的辦公室旁的那個平台上。
麵對如此眾多的農民兄弟進城叫屈申冤，梁雨潤深感肩負的重任，於是為了盡可能地滿足大家的需要，梁雨潤把自己的辦公室變成了群眾來訪的接待室。而在這接待和傾聽農民們的一件件申訴中，他發現了許多無法想象的農民疾苦和人間的不平事。正是這些想都想不出的農民疾苦，使梁雨潤心頭更增添了共產黨人的責任。
這天一早，在眾多上訪人員中，一名滿頭銀發的老太太一邊哭跪在地上，一邊舉著一套滿是血痕和窟窿的衣服，泣不成聲地對梁書記說：“梁青天啊，你一定要幫幫我啊，我都上訪告狀了３２年啦！我已經老了，跑不動了，可，可他們還霸著我家的地，占著我的宅……”
梁雨潤趕緊扶起老大媽，端水讓座。“大媽，你慢慢說，等我弄清楚了問題，一定想法幫你解決好。你把事情慢慢說給我聽聽……”
原來這位大媽名叫崔良娟，家住該縣墊掌鎮上董村。崔大媽年輕時嫁給張保謀，張保謀是農家出身的知識分子，技校畢業後一直在太原鋼鐵廠工作。崔良娟一個人帶著孩子在村裏守著老宅，伺候年老的婆婆。因為丈夫長年在外，家裏的事就靠崔良娟支撐著。那會兒像夏縣這麼個窮地方，誰家有個吃“商品糧”的，肯定是寬裕戶。所以她家日子一直過得不錯。崔良娟長得娟秀，幹活又麻利，祖上留下的宅基地也很寬敞，難免招村上人嫉妒。“文革”開始的第二年，也就是1967年，村上有人喊著要築一條“萬年幸福的金光大道”，便不分青紅皂白地推倒她家後院的一垛牆，一條集體用的“金光大道”侵占了她家的宅院兩米多寬，還說這是考驗她是不是甘願“走社會主義道路”。
“憑什麼占我宅基地？這是我們男人家祖輩傳下來的。再說你們也事先不打個招呼，既然都講大公無私，那你們為什麼不把‘社會主義大道’先從自家院裏通過？”崔良娟把氣出病的老婆婆送上醫院後，找到大隊“革委會”主任責問道。
“你家男人是工人階級，是革命的先鋒隊，你家不帶頭貢獻誰還帶頭？要我說，別說是大隊修一條金光大道占了你們兩米宅基地，就是道路築到你們院子的中央，你也該有個好覺悟嘛！”
崔良娟心裏不服，第二天一早，她就告到了公社。
公社的一位幹部告訴崔良娟說我們隻管“革命”大事情，你這個人的私事我們沒時間管，也不會管的。說完繼續寫他的大字報。
“這怎麼能說是我個人的私事？再說我家又不是地富反壞右分子，他們憑什麼推倒我家的牆，占我家的宅基地？”崔良娟原以為公社都是些明白道理的大幹部，哪想會碰到這樣的隻講大道理而不明白民情世故的人。她氣得在那位公社幹部的辦公室裏直打轉。
那時崔良娟才32歲，在別人眼裏她丈夫在外麵吃“商品糧”，每月會給家裏寄幾十塊錢回來，日子一定好過得很哩。外人哪知崔良娟的苦處，她上要照顧八十多歲的婆婆，下要拖帶四個娃兒，供她們吃喝穿著上學。丈夫雖然在外，但一個男人啥事都不會料理，所以崔良娟還要時不時到太原去幫丈夫收拾收拾，盡盡做妻子的義務。那會兒是“農業學大寨”的高潮年代，你如果經常曠工，也算是覺悟問題。好在崔良娟那時年輕，裏外都不耽誤，不過這份苦隻有她自己知道。崔良娟給我講的一件事很能說明問題：那會兒她得一個來月上太原一次，男人三十幾歲，正是需要女人熱被窩的年齡，而且生活也需要女人打理。所以為了每月能上一次太原，她可受大罪了。家裏孩子小，婆婆年紀大，都需要人照顧。四個女娃兒，上學的，吃奶的，排著隊纏著她。而生產隊裏的“農業學大寨”活動中，女人們個個被搧惑得像瘋婆似的，整日整夜裏搶活幹，不知死活，不知時間，也不知勞累。拖得崔良娟一回家就想倒在炕上呼呼大睡。但她不行，娃兒們和婆婆還等著她做飯吃呢！於是她隻好支起散了架似的身子，在院子裏忙碌。怪也就怪在這兒，村上的男人和女人們見這裏外忙得幾乎是四腳朝天的崔良娟，不僅從沒倒下過，那成熟少婦的樣子還越來越招人眼。有吃商品糧的男人在外工作，有熱熱鬧鬧的婆娃整天圍著樂哈哈，有寬寬敞敞的大院子。農民嘛，這些就是頂好的理想了。她崔良娟全有。說不出什麼道理，反正村裏人覺得你崔良娟家占的好處太多，就該在什麼地方作出點“犧牲”，也好讓村裏其他人心頭出口氣。
事情就這麼個理，雖然擺不上台麵，但有人心裏頭就這麼想的。
崔良娟哪知道這些理兒？她心中隻有一個信念：嫁給上董村的張家來，就要操持好這個家，不能讓張家的院子少一寸地。
但現在村裏修路，沒動其他任何一家的宅基地，偏偏將她家的院牆推倒了，而且令人氣憤的是竟然沒有一種通情達理的說法。崔良娟覺得自己的男人不在家，而自己在家裏卻眼睜睜地看著別人把老宅基地占了一塊，這份“罪孽”重啊！她找公社沒解決問題，便跑到縣上找領導。找縣領導比找公社幹部難上好幾倍，更何況，那是“文革”打砸搶和揪走資派最激烈的時候。有一次她好不容易打聽到一位縣長在某個地方，她便去了，可一上那兒就被幾個造反派逮住了，問她幹什麼的？崔良娟說我家裏有事找她。造反派說縣長已經是走資派了，你這個女人還要找他？造反派左瞧右瞅，總覺得這個俊少婦跟當走資派的縣長有什麼關係。“搜！”幾位女造反派，也不管崔良娟的叫嚷，把她通身摸了個遍，查出了她身上帶的四根自己做的麻花。崔良娟說是自己做的，準備“上訪”期間吃的。造反派不信她話，說肯定是那個當走資派縣長的什麼“親信”（那會兒還不叫情人一類的詞，但意思差不多），這四根麻花很能說明問題。然後又說，現在是“偉大領袖”指引下全國上下一片紅的時候，你一個女人出遠門搞什麼上訪，這本身就是反革命活動。抓！崔良娟就這麼著被稀裏糊塗地關了一夜。大概第二天造反派給崔良娟所在公社打了電話，才弄清了她並非是“走資派縣長”的什麼人，這才把她放了。回到家，她還未踏進院子，就聽院內傳出孩子們悲傷至極的哭喊聲：“奶奶，奶奶你別離開我們呀……！”
“你別走啊，好奶奶——！”
崔良娟頓時雙腿一軟，癱坐門檻上。婆婆的死是與宅基地被占有關的，醫生證實，當時老婆婆住院時一則氣虛，二則她的胳膊有積血。前者是婆婆看到自家的宅基無辜被占後氣的，後者是那次村裏來人推牆時，婆婆上前阻止時被人扯著胳膊拉扯了好一陣。婆婆年歲本來就大，哪經得起這折騰。其間又聽到兒媳婦到上麵反映情況遇到的坎坷，這一氣一憂，結果帶著未愈的傷勢和冤屈離開了人世。身為媳婦的崔良娟為之打擊巨大，更覺得自己“罪孽深重”。作為張家的媳婦，在男人沒在家時，自己既沒守好宅基，又搭上了老婆婆的命。崔良娟這回豁出去了，她並沒有馬上把老母親的死訊告訴在太原工作的丈夫，而是先找到公社幹部，想用婆婆的死來換取上級領導的公正說法。公社幹部一聽事情到了這一步，趕緊派人來崔良娟家做工作，說無論如何先把老人的後事給解決了，其它的事好商量。我們是代表公社的，是一級政府哩！得相信我們。崔良娟是老實的婦道人家，公社幹部立下的保證她能不信？在這種情況下，她才叫回丈夫，擦著眼淚將老人入了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