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崔良娟發現，等她把婆婆的後事處理妥當後，公社對她家的宅基地問題卻沒有任何動靜。她找那個曾經拍胸脯包她解決問題的領導，公社幹部告訴她那位領導已經調走。那就找新領導吧，崔良娟不得不又從頭說起，新領導說一定過問一下。可他的這一過問就沒了“下回分解”。等十幾天後崔良娟再去找到那新領導，人家說這事還得找村裏的幹部。崔良娟發現，自己磨破了幾雙鞋，結果還是轉到了原地。
“你去上麵告呀？別看生產隊隊長官兒最小，可就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說的話，要辦的事，還得最後落在我這個生產隊長頭上。你崔良娟腳踩的是咱們上董村的地，你就得接受咱隊上的領導指揮。告狀沒用的。”生產隊長抖著“二郎腿”，一副可以領導中央的架式。
崔良娟不服，她不相信共產黨領導的天下沒有能說理的地方。從此這位年輕的農民少婦便開始走上了一條漫漫的上訪之路。
盡管那時還在“文革”期間，但崔良娟不信邪，因為她心裏裝著兩個“保佑菩薩”：一是自己的成份是貧下中農，二是丈夫是工人階級。但雖有這麼硬的“菩薩”保佑，仍不起作用。崔良娟跑了幾十回縣裏、省裏，那時大家都在“鬧革命”，沒有人理會她，倒是歲月的痕跡在這位少婦的臉上留下了幾道皺紋。
“四人幫”倒台後，改革開放了，農村又來了新政策，包產到戶，聯產承包，熱火朝天。可令崔良娟萬萬沒想到的是，當年後院被占去的兩米多宅基地問題不僅沒有解決，1982年，村上又在她家的前院門口劃去一塊寬３米，長17米的地方，說是在這兒要修一條新路通過她家門口。村上的交換條件是：順著這條線，她家的宅基地往後移動同樣大的一塊地方。崔良娟是個通情達理的人，雖然“文革”中的那檔子事還沒有了結，可現在畢竟是改革開放年代。那時她三個大的娃兒都在上學。四娃兒還在她懷中吃奶。丈夫寫信來希望她到太原呆一段時間，好多騰出些時間為廠裏技術革新多做貢獻。臨走時村上幹部找到她，向她再次催促關於在她家門口修路和往後移宅基的事。
“這回村上事先打了招呼，我服從統一規劃。”崔良娟通情達理，去太原前將院子的大門鑰匙交給了一名村幹部。
可是半個多月後回來一看，崔良娟拍著大腿喊屈：前院已經按村上築路要求給刨走了一大片，本該往後挪移的地方卻被住在後院的鄰居李某家高高地砌上了一道牆，並在此牆靠崔良娟家這邊又挖了一條深深的溝壑，凡是明眼人一看便知，村上規劃中讓崔良娟家後移的地盤，後院人家卻不準她後挪一寸。
這不明擺著欺負人嘛！崔良娟不能不急了。回頭就找村幹部說話。村幹部為難地說，不是村上辦事不公道，而是你後院住的幾戶人家心裏一直妒忌你家。他們眼紅，認為你崔良娟和孩子雖然全是咱上董村的人，但你男人在太原工作，你家又是四個女娃，又都是讀書人，將來一出嫁，誰還會回這驢子都嫌窮的黃土丘來？將來你崔良娟老了跟著你男人到太原享清福，老宅基不就成了空院嘛！言外之意，我們占你崔良娟家的宅基，在情理之中，說透了，你崔良娟家這塊風水寶地早晚也是我們的。哼，現在不跟你說透，我們先占著用又有何妨？
崔良娟好不生氣，心想我娃兒多大？男人和我也還有幾十年可活，人家卻如此給我們料理“後事”呀！村裏解決不了，她跑到鄉裏、縣裏。三級政府意見一致：崔良娟的宅基應當按集體占用的麵積後移，後麵的住戶不得擅自占用她家的新界宅地。
1984年，鄉鎮政府法律服務站調解三戶占用崔良娟家的鄰居倒牆還地。但由於這三家鄰居仗著他們的家族在村上人多勢眾，拒不還宅騰地。案子交到縣法院，法院很快也作出了同樣內容的判決，責令那三戶人家按時退地。有政府支持，又有法院判決，崔良娟覺得自己有了定心丸，哪知日子一天天過去了，法院規定的日期也過了很長一段時間，人家照常在她家宅地上搭房修棚。更氣人的是其中一戶姓張的鄰居仗著當過多年村幹部，現在又在鎮政府工作，鎮上縣上認識的人多，不僅拒不執行法院判決，而且變本加厲地在崔良娟的院子裏建廁所，倒垃圾，並且每天將十幾頭牲畜趕到她院子。崔良娟實在沒法忍下去，便上鎮裏縣裏告狀。哪知她每告一次，回來得到的是更多的報複：不是這不見了，就是那被扔出了院子。更可惡的是一次她帶著小女兒到太原看病，幾天後回到家一掀油罐蓋，油不見了，裏麵盡是糞便……當她含辱洗刷幹淨油罐後，劃火點柴準備做飯時，突然“乒乒乓乓”地響聲大作，一團團火星兒直朝她身上竄來……等到她從驚恐中回神過來，瞅著自己衣褲被鞭炮燒焦的一個個窟窿和表皮上滲出的血跡時，不由傷心得抱頭大哭。而此時，她的耳邊，是從後院傳來的陣陣狂笑。
欺人太甚！崔良娟又重新走上過去十餘年的上訪路，並在這條路上走得不屈不撓，年複一年。而在這條漫長的上訪路上，由於我們的一層層幹部和辦事人員不負責任的工作作風和態度，使這位當年標致的年輕少婦，成了一個滿頭發白的老太太。
32年啊！在人的生命裏能有幾個32年可活啊？而崔良娟這位普通的農家婦女為了守護屬於自己的一塊宅基地，整整走了32年上訪路。
今年春節前一個星期天，我見到了這位年已68歲的老人。當她得知我是從北京專門來了解她的事情時，不由又一次老淚縱橫起來。她拉著我的手，坐在她家的炕頭上，然後拿出一個布袋，“嘩啦”從裏麵倒出上百份各式各樣的紙和信封。崔良娟告訴我，這都是她在32年裏上訪、打官司留下的“紀念”。我拿起翻了翻，有縣“革委會”的介紹信，有地區“一打三反”領導小組出示的公函，更有鎮政府、縣政府、省政府和這些政府下屬的法院、土地管理部門等單位的“信訪處理意見書”。而在這疊起一尺多高的信函中，我看到特別多的是縣長、副縣長、市長、副市長、書記、副書記……的一份份批複，那些批複雖然字跡各式各樣，有龍飛鳳舞的，有中規中矩的，圈兒有畫得圓的，有畫得鴨蛋似的，但他們的內容卻驚人的相似，如“此事一定得解決”，“請某某部門閱辦”，“為什麼她的問題拖延如此長久？不能再拖了！必須速辦！”我見的一個個領導者批示的“閱辦”，“速辦”，“必須辦”的字眼是最多最醒目的，但就是在這麼多層領導年年關注下，年年批複下，崔良娟的事就一直拖到梁雨潤來夏縣工作之前的1988年還沒有解決。
當我請崔大媽談談上訪的經曆時，崔大媽突然雙手緊緊地抓住我，我先是一驚，但馬上明白過來：崔大媽的心又開始流淚了——
“我哪想到自己這輩子啥萬元戶、五好戶都沒當上，卻被人戴上一頂上訪專業戶的帽子！”老人長歎一聲，說：“我到現在都一直不明白，從第一次上公社告狀，找到公社的最大領導，看他白紙黑字地寫給大隊書記讓他退回我家的宅基問題開始，我看了不知多少領導寫過這樣的話，批過這樣的條，下過這樣的指示，但我弄不懂為啥有這麼多領導為我說話，為我抱不平，可到頭來咋像黃河裏撒網，總是打水漂漂呀？我一個大字不認的農民，又是女人家，弄不明白是咋回事。就以為我找的官不夠大，公社書記解決不了後，我想就找縣上領導，縣長說話再不算數我就找省委書記。那次我到太原，省委書記還真給我批示了，我高興得想這回再不會有人敢不退還我的宅基地了。因為省委書記的秘書當著我的麵說省委書記托話轉告我，你崔良娟的問題再解決不了我省委書記就把夏縣分管土地工作的縣長給撤了。那回我回到家裏，等著好消息。後來，果真縣委書記都派人來我家，說一定要解決我反映的問題。我盼啊盼，盼了一月又一月，還是不見問題解決。我就又到縣裏找書記。縣委書記知道後也生氣得很，朝土地局的局長拍桌子。我當時在場，那局長看上去也挺可憐的，人家這麼大的官，50來歲的人了，被書記訓得像孫子一樣，隻會點頭，其它的啥都不敢說。我知道縣委書記對我的事是認真抓的，我老伴的一個同學是省裏的組織部副部長，專門找過這位縣委書記請他過問我家的事。但書記桌子拍了，土地局長孫子也當了，可我家的問題就是沒解決。我始終搞不明白，那麼多的領導，一個比一個大的官，他們可以建設好一個大城市，讓幾百萬幾千萬的人過好日子，咋到我這兒就說話一點不頂用呀？芝麻大的事，牛刀，鍘刀，全用上了，咋還夠不上勁呀？
我左想右想，就是想不通。後來有一次我看了電視《楊三姐告狀》的故事，心想我可能差就差在沒有找皇上，沒有到北京找中央去告狀呀！對，我一定要上北京去。那兒是毛主席住的地方，鄧小平住的地方，黨中央住的地方，天王老爺也沒有比北京的官再大了。丈夫和孩子們不讓我再折騰了，我就瞞著他們跑到了北京。你們北京可真大，人也好，一問到哪兒就會有人馬上告訴你。那些部長那麼大的官，親自接待我，當著我的麵給下麵打電話。不像我們山西有些地盤上，我站在一政府大門口想向領導遞個狀子，他們就出來個保安啥的，也有公安局的，啥也不問就說你是盲流。我有幾次被他們無故無緣地當壞人抓了進去。六七十年代時，我還沒老，一個女人家自己就出來了，到城裏告狀，有些衙門裏的人壞著呢，一聽說你是找他們來上訪的，就眼睛溜溜地在你身上打轉。你急死人問他啥時能見某某領導，他嬉皮笑臉地問你，幫你找領導可以呀，但你會給啥好處呀？我心想窮得連上訪的路費都沒有，還有啥好處給你呀。便說：我可以給你打掃辦公室。人家一聽就衝我哈哈大笑，說鄉下農民就是傻。其實我心裏明白，他們所說的‘傻’，我來個以‘傻’裝傻。後來我再出來時就帶上四娃兒，就很少再碰上這類事，他們一看到我的娃兒哭，馬上態度就變得凶狠起來。等我年歲大了再出來告狀時，那些官不大脾氣卻很大的人就更多了，常常我的腿還沒有邁進衙門，人家就一句‘瘋婆子又來了’，便把我架到收容所啥地方去了。苦啊，天底下恐怕再苦也苦不過上訪人……
那是別人不把你當人看待的那種苦。可這樣的苦對像我這樣一心想解決問題的人來說，又算啥？我想能把被占的宅基地要回來，我也對得起死去的婆婆，對得起遠在太原工作的男人，也對得起幾個娃兒。你問我為啥不死心跑了那麼多年？啥不死心，我不知有多少回死心了。可每回死心後又回過神一想：咱是共產黨領導的社會，老百姓的天下，總有說理的地方。毛主席、鄧小平、江澤民總書記，不是總在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所以每回死心後，一想到這兒我的心就又活過來了……”
崔良娟說到這兒鬆開了我的手，埋頭整理起那堆記錄她32年上訪之路的公函與材料。
望著這位銀發滿頭的農家老太太，我說不出自己的心頭有多少感慨：32年！誰會有這樣的毅力？誰會帶著某種不息的希望和信念，能維持如此漫長的歲月，隻能以屈恥與下賤、乞求與討好的行為來感動他人。僅僅是一塊宅基地，僅僅是需要收回屬於自己的那份財產，她付出了32年的歲月與尊嚴！
這就是中國的老百姓。
這就是被士人們稱之為天的中國農民。
一個以百姓利益和幸福為已任的政黨，如果不能代表這樣的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農民們的根本利益，那這個政黨必然早晚失去對這個國家的統治與領導地位。
梁雨潤所以要接崔良娟的這件事，正是從這個深層然而又是最基本的道理上考慮的。
按理說，像這種宅基地等民事糾紛，又是不被人待見的陳年老帳，一般可以不列入紀委所轄工作範圍，但梁雨潤用恰恰相反的態度來對待和處理這樣的事”你又要接這碗夾生飯吃？”信訪室主任老胡一見梁雨潤拿著崔良娟的狀子來找他，便知這位年輕的上司又要做什麼了。於是搖搖頭，又笑笑。
“咋，你又要好言相勸了？”這回梁雨潤也朝自己的得力幹將笑笑。
“我知道勸是勸不動的，但作為比你在夏縣多呆幾十年的老同誌，我有責任盡可能地幫助自己的領導盡量不陷入困境。”
“這個我愛聽。”梁雨潤搬來一把椅子，幾乎是臉挨著臉地請老胡把話說完。
老胡知道梁雨潤不抽煙，便隻管自己點上一支煙，然後說：“據我所知，崔良娟老太太這樁事，已經有幾任縣委書記都插手管過，但至今沒有解決，我想肯定裏麵的事情不是一般的複雜。當然我說這話正好有點像激你似的……”老胡說到這兒，朝梁雨潤瞅了一眼，“我知道你好啃那些別人認為難啃的骨頭。所以……”
“所以這件事我是一定要管到底的。”梁雨潤站起身，拍拍老胡的肩膀，對天長歎一聲：“你老胡知道我為什麼對這樣的事特別急著上手嗎？”
老胡仰起頭，想聽聽這位年輕上司那種堅韌不拔專啃硬骨頭的動力所在。
“你想想老胡，一個連字都不認得幾個的老實巴交的種地人，到底為了啥要一次次跑到縣城省城和北京去上訪告狀？而且一上訪就是幾年幾十年啊？你我行嗎？不行！肯定不幹了，說不定跑幾次沒結果就再不跑了。不跑了心裏又在想什麼呢？肯定是灰心喪氣了，或者根本就不相信誰了。我說的對不對？可人家莊稼人都實在，他們為啥跑了那麼多次沒有啥結果後，還一次次、一年年地跑啊？為啥？就是因為他們心裏裝著對我們黨的信任，對我們這些共產黨幹部還有一絲希望，他們相信天底下雖然有不公平的事，但總會有人給他們主持正義，為他們服務呀！你想想，他們不懼任何困難，不畏任何恥辱，甚至敢用一生的時光，全部的生命，來找回這種對黨、對政府，對我們這些幹部的期望和信任，你說比起他們的這種執著和犧牲精神，我們還有什麼可顧慮和擔憂的呢？還有什麼架子不能放棄？還有什麼理由不去認認真真地、實實在在地為他們化解矛盾，平反冤屈？其實農民們上訪幾十次幾百次需要我們幫助他們解決的問題並不難啊！可為啥老沒有得到解決呢？就是因為我們這些當幹部的當領導的，不能像為自己的子女安排工作，晉升職務那麼認真去做，去動腦筋而已。說句良心話，老胡你講我說的是不是這個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