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土地不僅是農民的命根子，其實也是我們全體中國人的命根子。
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在漫長的五千多年文明史中，除了隻有近代不到一百年的工業化進程之外，中國的全部曆史都是農民的曆史，或者說都是土地化革命的曆史。即使在今天，土地仍然是影響中國現代化曆史進程的最重要因素。
土地上發生的每一件事，都將推動或者製約中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共中央已經有十幾年的時間裏每年頒發的“一號文件”，即是與土地直接相關的農業問題。
中國的土地，決定著中國人的昨天和今天的命運，還將在很長時間裏繼續決定中國未來的命運。 用現代時髦的話講，城裏人對財富的理解是以資本的多少來衡量的，而農民們對財富的理解則是看自己對土地的占有情況。農民對土地的渴望與擁有，其實遠比現代人對資本和財富的渴望與擁有要強烈得多。
土地從本質上體現的是農民的絕對的財富價值觀。因而土地的擁有或喪失其實就是農民們的根本利益的得與失。
明白了這層意思，我們就不難理解像崔良娟這樣的農家婦女，為什麼可以幾乎是用了半輩子的時光，僅僅是為了爭得咫尺宅基地的擁有權的全部意義了。然而在廣大農村，像崔良娟這樣寸土必爭的農民以及他們寸土必爭的信仰，何止僅僅體現在對自己宅基地上。
1999年４月８日是個大雨天，這一天是梁雨潤的“群眾接待日”。瓢潑的大雨不停地下著，從前一天的深夜一直下到第二天的上班時間仍未見停。８點正，梁雨潤準時從自己的辦公室來到縣委信訪接待室。這時有一位６０來歲的老人進了門。梁雨潤感到有些驚奇，因為老人從上到下的一身裝束完全是陳永貴式的——頭紮毛巾，一身黑襖，那腰間係著的是一根用草繩編織的褲帶，黑襖上有數處已破，裏麵露出幾縷發黃的棉絮，一看便知是從山裏來的農民。
“大伯，你是山上哪個鄉的？”梁雨潤給老人搬過椅子，端上一碗熱茶。
“哎哎，我是廟前鎮井溝村的。叫庚銀項。”
“你老為什麼渾身都濕透了？剛剛被雨淋的？”梁雨潤伸手摸摸濕襖，關切地問。
老人的眼睛開始潮濕了，渾身一個冷戰，然後全身哆嗦起來：“梁書記，我為了見到你，已經在那兒，你看就是那兒……”老人指著窗外的縣委辦公大樓的側牆：“那兒的屋簷下，我在那兒睡了兩宿。今天總算等到你了，算我沒有白給雨澆了……”
梁雨潤感到心頭一震：“你老就為見我兩晚都睡在屋簷下？是雨水把你澆成這個樣？啊？”
老人“嘿嘿”一笑：“是啊，可我值啊，總算把你梁書記等著了。嘿嘿。”
梁雨潤的眼眶裏的淚珠在打轉。“老人家，你這麼大年歲，咋睡露天嘛，可容易得病呀！”
“梁書記，嗚嗚嗚……你可要給我們農民作主啊！我已經跑８年了，再跑下去我連這身破棉襖都穿不起了。嗚嗚，嗚——”老人傷心地哭泣起來。
“你慢慢說，大伯，有什麼冤事隻管跟我說。先喝口水——”梁雨潤動情地。
“哎，梁書記，是我們村裏的支書，他——”庚銀項老人開始講述起他這13年來一直為土地的事而奔波的遭遇。
梁雨潤聽完庚銀項老人的敘述，火就來了，那隻大巴掌重重地落在桌子上：“大伯，我一定在七天之內給你把這事解決了！”
“七天？”
“對，七天。隻要事情屬實，我用一個星期時間給你把事辦了！”
當日下午，在梁雨潤的統一安排下，一個專門辦理庚銀項老人舉報問題的專案組出發了。經過紀委王武魁副書記為首的專案調查組三天多時間的連續調查核實，庚銀項老人反映的問題基本屬實。問題的真相大體是這樣的：
庚銀項是夏縣廟前鎮井溝村六組村民，原該生產隊隊長，後來生產隊改為生產小組，他是該村六組組長。這是個自然條件比較差的村落，農民們賴以生存的僅是一年打不出幾擔糧食的土地。農村實行包產到戶後，他們更加珍視腳下的土地，堅守著祖先留給他們的每一寸良田。1984年，庚銀項所在村民小組的王某當上了井溝村的黨支部書記。作為庚銀項一手培養起來的娃，庚銀項打心裏希望王某能當好一村掌舵人，時刻想著村裏的父老鄉親。但王某當了支部書記後，想的不是全村百姓的事，卻在盤算著如何用自己手中的權為自己多謀私利。井溝村地處中條山腹地，幾個自然村非常分散，自然村與自然村之間的生活條件差異不小。
庚銀項老漢的六組比起村委會所在地的五組就要差得多，王某身為村支書，平時家在六組，開會則要翻過幾個丘峁峁到五組那兒村委會所在地。這事一直讓王某心裏很別扭。客觀地說，為了工作方便起見，王某有心把自己的家遷到五組並非全部是搞特權。但問題出在王某後來確實利用了特權並讓農民的實際利益受到了損害。1987年，原五組村民的河南籍老鄉遷回了黃河東邊的老家，使得五組多出了20多畝承包地。
身為書記的王某見時機到了，跑到鄉政府那兒先把自己全家的戶口從六組轉到了五組自然村。回頭又找五組組長商定，把自己在六組席家坡的24畝承包地帶到五組作為“遷戶之禮”。由於農民對已經屬於自己承包權的土地格外看重，雖然王某是村支書，但五組村民對於他的遷居一直暗裏對抗著不樂意。來一口人占一份地，就等於從別人的飯碗裏搶走一口飯吃。再說席家坡的地比起五組的耕地來，肥瘦程度不可比。但念在王某是村支書和他能從六組帶來24畝耕地份上，王某遷居這事勉強辦成了。可六組的村民不幹了，你王某是支書，愛富不愛貧可以理解，因為你手中有權，可以往條件好的自然村遷戶，但你不該帶走24畝地。按照1979年９月28日中共中央頒發的《關於加快農業發展若幹問題的決定》第二條第五款之規定，像王某原居住地的承包地是不能隨家遷出第六組自然村的。令六組村民氣不打一處來的是：王某把24畝地擅自轉讓給五組後，因為五組嫌路遠耕作不方便而實際上又把這些地的承包權還給了王某一家，而王某憑著他是村支書，在五組那兒他一家獲得了那位遷走的河南籍村民留下的承包地，這邊他又把在六組原有的24畝地劃在自己戶下，並且把這24畝地又轉包給了別人。
庚銀項和六組村民不幹了，他們知道這是王某利用職權做了違背中央土地政策的事。於是他們就到鄉裏縣裏反映情況，以求把屬於他們六組的24畝土地要回來。庚銀項告狀的事讓王某知道了，很生氣，一句話就將庚銀項的六組組長職務給撤了。
王某這麼做明擺著是以權壓人，罷我個人的職是小事，但以權謀私，違反國家農村土地政策，危及席家坡父老鄉親子孫後代利益是大事！庚銀項在村民們的支持下，從此開始了長達８年的上訪，要求政府和黨組織出麵糾正王某的做法。庚銀項一次次走出山村，來到縣上、運城市向上級反映情況，而８年間在他的那份“上訴材料”上，也寫滿了各級領導的“批示”，然而問題卻始終得不到解決。原因並不複雜，因為像所有上級對農村的指示精神一樣，真正要落實時還得找村一級幹部來實施。井溝村的事王某身為村支書，他能不知道？更何況庚銀項“告狀”針對的正是他這個村“第一把手”。
“老子辛辛苦苦當支書，這麼點事你們還要告個沒完啊？”王某開始並沒有當回事，但年複一年，他已經無法再“宰相肚裏能撐船”了，竟然下令“你姓庚的再告狀就別想回村。出了山，他庚銀項愛到哪告我管不得他，但要想再回村咱就得收拾他！”
就這樣，為村民爭土地的庚銀項老漢上訪，變成了一個長年有家不敢回的“流浪漢”。原本便是一貧如洗的山民，一旦離開了山村和土地，哪有法子過日子？上訪上訴，本是件耗時耗錢又耗神的苦差，而如今身為“流浪漢”的他，更是吃盡了苦頭。為了省錢（其實庚銀項身上根本就沒有錢），他隻得時常夜宿街頭，像那天見梁雨潤的頭兩天夜裏睡在縣委大院的屋簷下算是“好運”的了，至少不會半夜三更被那些刮地皮財的流浪漢們趕來趕去，或者敲詐勒索。令庚銀項氣憤至極的是一些部門的官員和辦事秘書，明明知道他是一位正兒八經有事要向政府和組織反映的上訪農民，卻拍桌子瞪眼地硬說他是“瘋老頭”，讓保安一次一次拉出去送到收容所……屈辱和無奈伴著庚銀項度過了一個又一個不眠之夜，他曾幾次從收容所逃到中條山那個自己的家，但天一亮他又不得不含淚離家，因為一旦被王某知道他這個“釘子戶”回村，就會派人前來抓他。人家的理由很“充分”——據上級有關部門來函，庚銀項在外麵有妨礙社會治安表現，村委會根據村民治安條例進行處理。服不服？服的話就交罰款；不服？那就送鄉派出所！派出所哪是好去的地方？輕則受訓，重則一頓皮肉之苦——這在那些素質低下的山村小鎮是常有的事。 庚銀項欲訴無門，欲哭無淚。如此處境，正是“八年啦——別提它！”
梁雨潤知道整個事情的調查結果後，極為震驚和氣憤，立即會同縣紀委和鎮黨委負責人，一起來到井溝村，對村支書王某的問題進行了現場辦公處理。在事實麵前，對照國家相關政策和條例，王某承認了自己的做法是錯誤的，對過去幾年中對庚銀項上訪的處理存在個人打擊報複的行為，表示立即按政策向席家坡自然村退還24畝土地的所有權。
那天，當梁雨潤把鄉黨委關於給王某的黨內警告處分和鄉政府土地經營管理站關於向井溝村第六村民組歸還24畝耕地的兩份決定書附本，帶給剛從山外流浪８年多歸來的庚銀項時，這位剛直不阿的農民老漢，跪在地上，手捧黃土，激動得淚流滿麵，他向在場的幹部一再地表示自己再也不離開家鄉，一定要帶領鄉親們把這兒的每一寸土地建設成富足的樂園。
這樣的場麵並非電影鏡頭。它教育的也不僅僅是像王某這樣的村支書，梁雨潤在處理一件件農民上訴案中，同樣受到極大教育。
“現階段的農民日子並不好過，特別是像我們夏縣這樣地處黃土高原的貧困縣農民，他們的日子更是過得艱辛。要是再有人任意侵占他們的利益，那是天地不容！”梁雨潤不止一次這樣發過感慨。
與廟前鎮井溝村同在中條山上的祁家河鄉，是夏縣這個貧困縣中的貧困鄉。該鄉距縣城136華裏，是個有名的“三邊鄉”（黃河邊、省界邊、縣界邊），當地有民謠這樣描述祁家河，叫作“腳浴黃河水，頭枕中條山，左右牽兩縣，夏縣最邊沿”，這兒的雄雞一叫，能讓三省的人聽見。梁雨潤的得力助手、縣紀委副書記王武魁當過這兒的公社書記，我本想跟他一起上山實地看看這塊“一雞鳴三省”的窮鄉僻壤，但王書記告訴我從縣城到那兒來回得用三天時間，這讓采訪後急著返京的我不得不留下了遺憾。
這個鄉在梁雨潤來夏縣當紀委書記前有過一件事，讓縣裏犯了幾年的難。這就是該鄉西北莊村有件事讓全村的農民集體上縣城鬧了好幾回，為啥？這得從頭說來：西北莊村是個嚴重缺水的山村，村民們祖祖輩輩吃水都是靠從幾裏路的地方去人背馬馱。改革開放了，外麵的世界一天比一天精彩，農民致富的一條又一條消息也通過電波越過中條山吹進了大山深處的西北莊村，但這裏的村民們苦於缺水而無法圓自己的致富夢。在夏縣，像西北莊村這樣的窮村何止一兩個，所以縱使西北莊村民多少年來曾經想過無數辦法，想一解水源之苦，可是終無結果。1995年，一位從西北莊村走出去的段先生得知自己的家鄉仍然生活在“滴水貴如油”的窘境中，便請求一位在另一個比較富裕的縣裏當人大領導的同學幫助從省有關部門要了一筆以工代賑人畜吃水款給自己的老家西北莊村——山西省計委將17萬元的一筆專款撥到了夏縣計委，明確是給西北莊村用於解決那兒的人畜飲用水的。
村民們聽到這消息，可謂欣喜若狂。那是他們盼了多少年才從“天上掉下的餡餅”呀！村民們把這筆錢視為脫貧致富的全部希望。他們得知喜訊後，群情振奮地自發行動起來，為趕來年春天能使莊稼和苗圃用水，全村男女老少，在寒冬季節便背起鋪蓋，自帶幹糧，上山打炮開路，幹得熱火朝天。有的村民則用自備資金在自己的田頭宅地開始動手修建水池水窯了。然而就在村民們流血流汗苦幹拚命幹的一天又一天裏，人人皆知的“天上掉下的餡餅”卻遲遲不見落到西北莊村百姓手裏，而且不知到了哪兒去。使得已經全麵鋪開的水渠工程不得不放慢速度，最後到了無法再開工的地步。這時村民們才慢慢清醒過來，詢問村幹部到底是怎麼回事？
村支書裝糊塗，村長吱吱唔唔說不清。
“這人畜可以忍一忍，再不就上幾裏外的地方馱點水回來喝，可地裏的苗咋辦？大夥知道今年可以把水管鋪到村頭，便都種了苗圃。你們咋騙到咱自己人的頭上來啦？啊，不說清楚錢到哪兒去了，你們就別想睡囫圇覺！”村民們積怒成火，天天圍著村長要他交待錢的去向，這可是他們的救命錢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