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理任憑鄉幹部縣領導說啥也沒用，村民們的理由很簡單：你許家打井想賺錢，我們幾百戶合起來打口井是為了全村脫貧致富，於情於理你許家兄弟是欠的。可我們這些當幹部的要比大夥兒明細些，許家兄弟不讓大夥兒在《水法》規定的區域內再打井口，並非無理呀！但村民們人多勢眾，而且涉及的利益是大夥兒的，幾百戶人家，其中當然也包括我們這些幹部家的責任田。後來為了在打與不讓打這口井的問題上，雙方鬧起來了，誰也說服不了誰。鄉裏縣裏的有關部門來做工作就是做不通。在這種情況下，矛盾雙方隻能自己起來解決。沒有其它辦法，隻有靠動武，看誰本領大，勢力大。鬧到這個份上我們這些平時誰也不放在眼裏的芝麻官成了香餑餑了。
而且每一次向上麵彙報情況時，領導們左一個右一個地叮嚀說：啥事都好說，千萬別出人命！你們村幹部都是黨員吧？要用黨性來保證不能讓村裏鬧出人命來！我知道上麵對我們這樣的農村小幹部是很少用這麼嚴厲的話來命令的，抬出黨性來讓我們作保證，這也算是最後一張可以約束我們的王牌了。你說我們還有啥可說的？一邊是村民的利益，一邊是組織的要求。那些日子裏，我真的不知道自己該站在哪一邊。我就跑到縣法院請人來幫助解決糾紛。人家法院還真派了一名庭長，是個女的。咱夏縣從上到下窮，法院的庭長下鄉調解，連輛車都派不出來，我們就給她租了一輛私人開的摩托。早接晚送，人家是女同誌嘛，家裏還有老人小孩。可這位庭長在村上呆了一個多月，還是沒有解決問題，該吵的吵，該打的打。最後這位女庭長含著眼淚對我說：‘李隊長，我實在沒有辦法了，你放我回城吧！’我看人家也沒有辦法，讓她走吧。女庭長剛走，村民們和許氏兄弟又打起來了，兩邊都急紅了眼，手裏都操著鐵鏟木棍什麼的，那些家夥一動手就會血流成河。我沒有轍，左勸右勸誰也不聽招呼，最後隻好站在對峙的雙方中間‘撲通’跪了下去，求他們看在我這個當年的老生產隊長麵上，別動手。我說你們要動手的話，先打爛我的腦袋，再從我身上踩過。說完這話我就趴倒在地上，一動不動，像個死人筆直地躺在那兒——那天我是準備就這麼死了。
心想隻有這樣死了才對得起大家，也對得起自己的黨員身份，其它的我想憑我這能耐也拿不出來，隻有這把幾十年被太陽曬硬棒的老骨頭了。也許在大夥麵前我李學黨還從來沒有這麼求過人，大夥兒真的慢慢放下了手中的家夥。但我這一跪並沒有解決打井的問題呀！要知道解決打井的問題單靠我的一跪是不成的，所以後來我和村民推薦的李引蘭一起上縣裏找領導出麵解決問題。剛才引蘭說了不少我們在縣城求見領導時的那些事，說起來確實挺寒心的。我也弄不明白現在有些幹部和領導咋對我們農民的事那麼麻木不仁？引蘭她一個女人家受不了人家的冷眼，急得隻好跪下求人聽一聽我們想說的話。可我沒有跪，因為想到自己是一名黨員，而我知道站在我麵前的那些人他們也大多數是黨員。正是這一點我始終沒有在這些人麵前屈尊過一次。我覺得如果我向他們下跪了，是我對自己一個共產黨員這個神聖的身份一種玷汙。因為我覺得那些見了人民需要的時候，將自己高高掛起，漠不關心的共產黨幹部，他們不配共產黨員這個崇高的身份。我寧可屈尊跪在村民麵前，卻不願跪在同是共產黨員身份的那些幹部和領導麵前。真的，我也是一個農民，但我覺得如果自己那樣做了的話，我會一輩子傷心的，除非我把共產黨員的牌子從身上摘了下來。”
李學黨這位鐵骨錚錚的硬漢子，說到此處眼裏噙滿了淚水。
“在縣城求人的那幾天裏，我真的灰心極了，想不到平時報紙上電視上天天在念叨的要關心農民利益的話，原來隻是在一些人嘴裏說說而已。那天和引蘭眼看又見不到那位領導的冷麵孔後，我就決定回村作了最後的打算：我給我自己買好一口棺材，你們大夥不是為了打井要拚命嘛？我是一個村幹部，又是一名黨員，上麵讓我管好大夥不讓出一條人命。可我知道井打不成，地裏的葡萄苗又在一天天幹死，靠我一個黨員一個芝麻官是攔不住大夥兒的，怎麼辦？我想到時他們動手時我就站在對峙的雙方中間，讓他們從我身上踩過，鐵鏟和木棍先往我頭上砸，直到他們砸得手裏沒勁為止……何作家，我說的全是真心話，當時我確實隻有這一條路可以選。但我想不到後來出現了梁書記，他真是救了我們全村的人，也救了我李學黨……”
師村後來的故事裏便又是梁雨潤當了主角。
那一天，梁雨潤記得很清楚，是2000年３月10日這一天，他正在鄰近的一個鄉跟縣長在檢查工作。“嘟嘟——”縣長的手機突然響起。
“喂，什麼事？”
“不好啦，縣長。你快想辦法吧，又要出大事了！”
“別語無倫次的，到底什麼事嘛！”縣長聽得有些煩。
“裴介鎮的師村要出大事啦！已經有幾百人聚集在一起正要向運城走呢！”
“去運城幹啥！集體上訪？！”
“可能是比集體上訪更嚴重的事……”
“等等，我想一想，你別關機啊！”縣長一臉灰色，在田頭憤憤地說了一句：“這天下什麼時候太平嘛！”
這一切梁雨潤全都看在眼裏。他急切地問：“縣長，出什麼事了？”
縣長的目光與梁雨潤的雙眼碰在一起時，發亮了：“對對，老梁，你趕快去一趟師村。那邊又鬧上了，幾百人哩！”
“為什麼事嘛？”
“不知道。但肯定是難事，而且又是非你辦不可的事！”縣長將一隻手重重地放在梁雨潤的肩上，他把全部期待放在這位好同事身上。
梁雨潤哪敢耽誤，立即驅車前往。一路上，他又通知裴介鎮的黨委王書記。
經過約30多分鍾，梁雨潤出現在師村村口。
這時，師村村口那邊，黑壓壓地聚集了一大群村民，他們敲著鑼鼓，打著橫七豎八的標語和橫幅，正往停靠在路邊的幾輛大卡車上擠。再看看前麵的幾輛卡車上，幾口塗著黑漆的棺材放在那兒特別叫人心悸。
“鄉親們，你們這是幹啥呀？”梁雨潤的車子還沒停穩，他的雙腳就已經踩在了地上。
“上運城！找市委書記去！看他們還管不管我們農民死活了！”有人過來衝梁雨潤吆喝著讓他讓道。因為他們多數還不認識他梁雨潤是誰。
“有什麼問題可以向我反映嘛！用不著趕那麼遠到運城去啊！”梁雨潤伸開雙臂，攔在車隊前麵。 “你是誰？夏縣的領導根本不管我們，他們也沒有本事解決得了我們的事，你快讓道！”有人在車上嚷嚷起來。
“對不起大家了，是我們知道得晚了些。現在我可以代表縣委向大家保證：你們師村的事今天我們一定能把它解決好。如果解決不了，你們就朝我梁雨潤臉上吐唾沫！”
“啊，你就是梁書記啊！”師村的群眾先是一驚，既而欣喜地向他圍了過來。“梁書記，早聽說你是個專辦好事的‘百姓書記’。你來了就好！”
“梁書記來了我們就有希望啦！”
“就憑他剛才那句話，我們信！”
頓時，正準備向運城進軍的上訪群眾，紛紛轉過車頭，跟著梁雨潤回到了村裏。
“要解決問題，就得有解決問題的方法。”梁雨潤麵對數百名多日來為了打井一事，已被拖得疲憊不堪和憤憤至極的村民們，高喊道：“現在請你們選出幾位代表，隨我一起同許氏兄弟商量解決的方法，其餘的你們好好回家休息休息，等待我們的消息！”
梁雨潤在基本了解情況後的第一個思路是，希望許氏兄弟將他們原來的商品井能夠讓出來，成為全村共用的公共井，所需的前期投入甚至包括現在的井價可以商量出一個數目來，如果是這樣的話，既可以消除雙方爭執，又可以立即進行全村葡萄地和其它農田的春灌。
但已經有幾年穩定收入的許氏兄弟不願就這樣放棄對原來那口商品井擁有權。
“你們打井時所花了20多萬元，村裏可以將這筆費用一分錢不少地歸還給你，同時你們還可享受一些特別的澆灌優惠價格，這不是挺好的嘛！”梁雨潤苦口婆心地做工作。
“不行。那井是我們全家的心血，現在剛剛開始有些回報就賣出去了。我們不幹。”許氏方麵不讓步。
“那你們願意接受多少價才肯放棄對井的所有權？”梁雨潤繼續詢問。
“不瞞你梁書記，現在就是100萬元，我們也不賣那口井，因為它是我們致富的全部寄托。我們不能放棄……”
“明白了。”梁雨潤點點頭，知道許氏兄弟已經不想著這步棋。“那麼是否考慮另一種情況：你們允許第五、第六村民組打口新井，並且由他們向你們補償因為新井的開發而影響了老井的那部分出水量的收益差價？”
許氏兄弟對這個第二方案仍表示不接受：“在500米範圍內的再打一口井肯定會嚴重影響老井的出水量，而且也不符合水法規定，所以我們不同意！”
“從道理講你們許家可以不接受上麵的兩個方案，不過多少年來你們與第五、第六村民組的父老鄉親一直在同一村土地上勞作耕耘，應該相互體諒才是。”梁雨潤仍不放棄耐心做思想工作。然而在利益麵前，許氏兄弟堅決不放棄對老井的一切權利。
“談判”的時間過了一個又一個小時。眼看“友好協商”又要落空，第五、第六小組的村民開始騷動，他們已經作好了充分準備——一旦梁雨潤書記再解決不了問題，一是堅決集體上訪到運城市委去，二是即使跟許家拚個你死我活，也要在已經開工的地點打井。
梁雨潤非常清楚地意識到自己今天來到師村所麵臨的是一片難以邁過的沼澤地。要不為何幾級幹部和領導都躲在一邊不願沾這檔子事兒。
麵前的矛盾幾乎是不可逾越的：許氏兄弟仗著《水法》的支持，在利益麵前寸步不讓；第五第六組村民眼巴巴地看著地裏的葡萄苗在枯萎死亡，此井非打不可。怎麼辦？這真是難壞了梁雨潤。因為這既非反腐倡廉的正義決戰，也非同明火執仗的亡命之徒的生死較量，這是一件普通的人民內部矛盾，一件農民之間的利益糾紛，然而如果不妥善解決好，一旦幾百人之間動起手來，其結果絕非是小事！梁雨潤從未感到自己的肩上有過如此沉重的壓力。他不由走出村委會的小辦公室，獨自大步流星地走到寬闊的田野中間，他要親自在兩井現場看一看可以選擇的第三種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