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就是懷著這般深沉而複雜的感情去尋找周恩來總理的詩魂。他在一連串神秘的事件和氛圍中迎接了我一一
幹燥的五月的一個黑色早晨。我向來一睜開眼便很清醒，決不迷糊。但神差鬼使般在刮胡子的時候不在意不覺疼地刮掉了七塊皮，血從嘴的四周滲出來，很快弄紅了半個臉和脖子。可謂大麵積受傷，隻差沒有把嘴刮掉。
我感到震驚。一不是因為疼痛和難堪。
刮了幾十年的臉從未有過這樣的失誤。何況這是在國外，一向還比較注意自己的形象，不肯太馬虎。
不會是要出什麼事情吧？
我重看巳經爛熟於心的日程安排，沒錯，全天的活動就是遊覽京都，拜謁周總理詩碑。
哦！我心有所動。向窗外望去，京都陷在一片濃重的灰暗裏，空氣潮濕。自然界已經為大哭一場作好了充分的鋪墊。我們吃完早飯出門的時候，雨果然潑灑下來了，不大不小，湊氣氛是足夠了。日本的司機無可挑剔，看我們一露麵就把汽車開到眼前，非常麻利地跳下駕駛室，繞到另一側打幵車門，為我們撐著傘。從賓館門到汽車門隻三五步遠，他也要彎腰施禮，畢恭畢敬地一個個護送，決不讓雨滴落到你身上。汽車裏收拾得像豪華客廳，使你不忍心把鞋子踏上去，再沒有教養的人坐進這樣的汽車也會檢點自己的行為，注意衛生。
嵐山在京都郊外。我們到達時，雨恰恰停了。山川樹木無比潔淨，掛著青翠的水珠，像嬰兒的眼淚晶瑩透明。嵐山莽莽蒼蒼，樹木茂密，在一片碧綠中有星星點點嬌嫩的淡紅。順山勢奔跑著一條桂川，急水如雲，其聲潺潺。周總理的詩碑坐落在桂川岸邊的山坡上，一叢綠樹包圍著一塊渾圓的青色巨石，上麵刻著廖承誌書寫的周恩來總理的詩——《雨中嵐山》
雨中二次遊氚山、
兩岸蒼鬆、失著幾株櫻。
到盡處突見一山高、
流出泉水綠如許、繞石照人。
瀟瀟雨、霧濛濃、
一線陽光穿雲出、愈見姣妍。
人間的萬象真理、愈求愈模糊、
―糢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
真愈覺姣姘。
一九一九年四月五日
我揣摸詩人當時的心境。距離“五四運動”還有一個月。“五四”、“四五”，是兩個神奇的不論怎樣組合都有偉大魅力的數字。
周恩來首先是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世界事務活動家，中國曆史上一位功高蓋世的國務院總理。沒想到豎了一塊他的詩碑。而且不是“真理愈求愈明白”，是真理“愈求愈模糊”。模糊中還偶然能見著“一點光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了，以德國為首的同盟國集團向有中國北洋軍閥政府參加的協約國集團投降。美、英、法、日等協約國成員在巴黎召開“和平會議”，名曰建立戰後和平，實則重新瓜分世界。也算是戰勝國之一的中國軍閥政府向“和平會議”提出希望帝國主義放棄在中國的特權，廢除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條”，收回日本在山東奪去的一切權利，卻遭到人家的蠻橫拒絕。貧弱和落後釀成了民族的奇恥大辱，六十多年後又恰恰是日本豎立了這塊周恩來的詩碑。
陳獨秀發出呼喊：“社會遵新陳代謝之道則盛，陳腐朽敗之分子充塞社會則社會亡”，“吾寧忍過去國粹之消亡，而不忍現在及將來之民族不適世界之生存而歸消滅”。
李大釗則號召：“多難興邦，殷憂啟聖，再造神州。”
民族精英的呼號呐喊引發了麼國規模的群眾運動。當時的軍閥政府把這種公眾的憤慨視作無政府狀態。其實，公眾的麻木、沉默才是更危險更隱蔽的無政府狀態。
周總理就是在這種情勢下東渡扶桑，寫上了《雨中嵐山》。之後不久，李大釗、陳獨秀就思考應該建立中國共產黨。
雨又下起來了，緊一陣緩一陣。雨滴時大時小，遲遲寂寂。
詩碑前的花束被打散了，花瓣飄落。我的傘丟在汽車裏，倘若手裏有把傘一定支起來護住花束，護住周總理的詩魂。
無邊無際的雨絲散發出無邊無際的包圍感。默中藏雷，靜得神往，讓雨水洗刷這汙染重重和憂患縱橫的世界吧。有死亡和鮮血做伴才叫曆史。
傷痕累累的曆史也須向巨人般的詩碑屈下一膝。天地同泣，悲歎一個偉大的英靈消失了！
然而他那明智的力量，靈活的縝密，鋼一樣的彈性，行動的果敢，遏製不住的仁慈和纖細，大智大慧忍辱負重富於變化的氣質，幻化成這座豐碑，“遺世獨立，與天為徒”，托起人類精神的一塊天空，像曆史一樣脈脈無言，又勝過千言萬語。這碩大圓石的堅實和悠久像大地、天空、太陽、空氣和雨水一樣。
雨水澆濕了我的頭發，打濕了我的西裝，仍不想離開，不忍離去。且管束不住自己那狂野的思想。在靜默裏看到一個深邃的世界/不再習慣生命的麻木和浮淺，想隨心所欲地表達對生命深層自由的欲望和衝動。
陪同我們的人說：“凡有重要人物來拜謁周總理詩碑，都要下雨。”
我不是什麼重要人物。但赤裸裸的真誠同樣有感天動地之力，呼風喚雨之功。我的真誠太死，太沉，和著雨水在流，流不盡。山下的桂川，便是真誠的一道傷口。
心裏再次脹滿無可名狀的悲愴。對生活的信念忽然又增加了一種遊移而模糊的意義。
我將深味這悲涼和濃霧般的迷離。
周總理的詩魂並不寂寞。他也沒有沉默。倒是我的想象和思索成了自己的一種負擔：仿佛能拉我墜入一種無法自拔的冷酷的深淵。
願我的這些想象和思索，再加上良知，編織成一個不凋謝的花環，常獻於詩碑之前。
“——模糊中偶然見著一點光明、真愈覺姣妍。”
日本人的小氣
我們一行五人是應日中文化交流協會之邀訪問日本的。在日本的一切費用全部由他們承擔。也是一種“大鍋飯”。
我外出是非常隨和的，堅決奉行“入鄉隨俗”、“客隨主便”的原則，無非是想過幾天鬆心日子，吃幾天省心飯。日本對我們的接待無可挑剔，吃飯更沒有說的，這個請那個請，基本上是大宴會接小宴會。自己在賓館或到大街上的飯店裏點菜吃飯隻是有數的幾次，而且也不用我們付帳，或在帳單上簽個字，或由日中文化交流協“實報實銷”。這是多麼省心！以往遇到這種情況，總是根據自己的胃口挑選新鮮的感興趣的飯菜。這次日本之行卻沒有吃“省心飯”的感覺。每逢自己點菜時總要動腦子斟酌一番，不光考慮口味，還要考慮彳介格，盡量給主人省一點。
為什麼一個外國人在十幾天裏就能形成這樣的心理？
日本不是世界上最富的國家嗎？
不錯，世界上沒有人能否認日本的富裕，日本人自己也不否認。日本有幾個世界第一：
經濟增長率世界第一，百分之三點七。
在海外投資世界第一，1298億美元，第二位的英國隻有900億美元。
機器人在工業上的應用世界第一，93000個。
人均收入世界第一，1987年就達到2.3萬美元，其次才是聯邦德國、美國、法國、意大利、英國。
儲蓄率世界第一，百分之十六點五，羨國隻有百分之五點八。
平均壽命之長也超過所有先進國家，如瑞典、挪威、美國、法國、德國等。
還有兩個世界最低，失業率和離婚率。
1988年日本的國民生產總值占世界國民生產總值的百分之十五，而人口隻占世界人口的百分之二左右。
簡直是富得驚人！
然而日本人的節省也令人震驚，有時甚至讓人難以理解。
不管是別人請客還是文化交流協會自己請我們吃飯，幾個很辛苦的普通幹部從來沒有份兒。把我們送進餐廳他們就走開了，我們的酒菜還沒有上齊，他們不知到什麼地方已經吃完回來了。可想而知那飯菜一定是相當簡單便捷，也許就在賓館的房間裏吃盒飯。
我們離開東京到外地幾個城市去訪問，日方派一位“局級幹部”陪同。每到一地，凡當地的主人設宴請客（也就是說不花他自己單位的錢），他都陪著一塊吃。沒有人請客，當我們自己用餐的時候，他把我們領進餐廳，囑咐我們想吃什麼就要什麼，然後就消失了。不知他到底吃不吃飯，吃什麼，到哪裏去吃？很神秘，也弄得我們很尷尬。我們是他請來的客人，吃飯的時候主人竟然不陪同。我們就真誠地讓他一塊吃，他當然不肯，也許是不敢。倒好像我們是主他是客。以後就習慣了，也不再讓他。但點菜時不自覺地就注意到節省了。
我想這是文化交流協會的製度。訂這製度的目的當然是為了節省。如果說這個組織不是很有錢，那麼大名鼎鼎的世界最富有的豐田汽車公司，職員們每次隻能申請領到一支鉛筆，足可作為佳話流傳。
一個月薪30萬日元的職員（折合人民幣約近九千元），在神戶參加一個豐盛宴會，飯菜剩的很多，“打包”後帶回京都。當晚由京都快件郵回東京給家人吃。
這大概就是日本人被世人指責為“小氣”的地方。然而這“小氣”，卻大有研究的必要，一個窮國倘若也敢如此“小氣”，肯定也能富起來。
日本人為什麼會如此“小氣”？
在日本人傳統的價值觀念裏，從小就灌輸一種“貧國心態”與“危機意識”日本是資源貧乏的島國，人口密度大，必須要兢兢業業，嚴密保護自己的市場，外國產品不要多買，工作不能鬆懈，精神不能放鬆，收入要盡量儲蓄。總之，“日本時刻準備應付不可預測的經濟及其他大地震”。
在困難時期，這種“危機意識”正是日本民族急起直追的重要動力。現在日本成了“世界第一個金融大國”，“世界首屈一指的財主”，仍然是這種心態，且對自己經濟行為不做大的調整，難免會引起國際上的妒忌和指責。
當一些落後而又沒有危機感的國家指責日本時，就不能不深思一下了。
我也認為日本人的生活質量低於其他許多發達的國家，用他們自己的話說是“剛剛開始學習生活，過去在物質的大循環中人是機器”。根據我的觀察，目前普通日本人的主要娛樂形式就是喝酒和電子遊戲。電子遊戲可以用錢買到自己需要的夢幻，在想象中自己很快成為“大明星、勇敢的武士，或與美貌熱情的戀人相見，或？享受慈母的愛撫”。喝酒幾乎又是工作的延續。一家保險公司證？實，東京百分之八十的大公司職員“經常處於疲勞狀態”，三分之一的人稱他們是“是用酒同疲倦鬥爭”。厚生省一位官員說：“日本人天生靦腆、規避。酒精可使他們輕鬆愉快。”
在酒肉之間，同事的關係得到加強，新職員借著酒勁敢於批評其公司和上司。同時他們也得到告誡，不要把太多的時間花在女友或公司之外的朋友身上，而應把精力集中在公司的繁榮上。這漸漸地變成一種習慣，成了日常工作的一部分，家隻是睡覺的地方。日本百分之十二的家庭婦女每天隻有10分鍾時間與丈夫說話，另有百分之三十，每天隻有一個小時能見到丈夫。
而酒吧，僅在東京的銀座區（相當於北京王府井）就有2690個，全國有10萬個。女招待至少有100萬。每個公司都有一份允許其職員光顧的酒吧名單，人們在那裏可受到等級相應的招待，有時還可以把費用納入公司的帳號。
日本人拚命工作、拚命存錢幹什麼用呢？
他們的老板們有想法：高價收買和兼並外國企業；進軍新行業，多元化經營和發展自己的公司；增加研究開發費用；向慈善機構捐款改變自己的形象。
再過十幾年就可實現“日本世紀”的構想，依靠強大的經濟、金融和技術的綜合力量，領導世界潮流，驅動世界經濟。
日本人既然為自己製定出了誘人的目標，就沒有什麼力量能阻止他們。為了這一目標，他們“小氣”得令人可敬可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