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卻實在沒有什麼好記的。離繁華地區很遠，街道、建築、環境、氣氛都不中不西，四不像。市容有些冷落和不夠“財源茂盛”。馬路兩旁多是飯館和小商店，遠不如香港。中午我們要在“美麗華酒家”吃廣東菜。在香港的時候我們住的地方也叫“美麗華大酒店”，這裏的飯館名稱和香港差不多，多是美麗華、五月花、富麗華……漢字那麼多，在海外謀生的同胞偏偏就愛這幾個並不甚雅的中文字。
時間還早，我們走進了一家書店。在國內我也常和朋友們逛書店，他們都喜歡在書架上看見自己的著作，我則不然，最怕看到書店裏還擺著自己的書，那就說明這些書沒人買。但是，在美國的書店裏看見擺著自己的著作，那感受又是別一番滋味了。馮牧、李準看見了自己的作品。李瑛也找到了自己的詩集，顯然已喜不自勝。我沒有看見自己的書，不僅高興不起來，反而有些失望。但不願再找了，低頭去翻看美國出版的書刊雜誌。這時一個懂中文的售貨員領我來到一個書架前，上麵擺著我四本書，奇怪的是《赤橙黃綠青藍紫》，百花文藝出版社六月份剛出版，九月份就進了洛杉磯的書店。我出來時帶的書不多，他這裏賣我的四種書加起來不過十來本，我想都買下來，送給美國朋友。我一看定價，嚇了一跳，比國內貴十幾倍。我的“中篇集”國內定價一元七角，他們竟賣十四美元一本。“難怪賣不出去呢！”——我隻好這樣安慰自己。
無酒不相逢
下午兩點鍾，加州大學成露西教授和林培瑞教授請張潔和我給學生講課，他們說是“做報告”。我看應該叫“座談式的講課”，或者叫“講課式的座談”。會場不像是教室，很像一間大
會議室，聽講的人坐沙發，講話的人坐椅子，大概是為了便於讓大家觀看。時間隻有兩個小時，因為四點鍾校長專為我們舉行一個招待會，張潔和我不能不參加。講話的題目也是極輕鬆的一“我和當代文學”。根據自己的體會介紹一下中國當代文學。
理所當然我讓張潔先講，理所當然她應該多講。如果她講一個半小時，我就省力氣多了。況且我一點也沒有做準備，一邊聽她講，一邊在腦子裏也好拉出個提綱。誰知她連自己那一個小時的定額還遠遠沒有完成，就收住了話頭。她不是取巧，而是出於對我的照顧，如果她把話都講盡了，輪到我的時候豈不沒有詞兒了！她隻講了自己的創作道路，講得誠懇、實在，同文學有緣的人一定能從她的講話中受到不少啟示，會場氣氛很好。她把最好講的那一半題目——介紹中國當代文學，留給我了。中國當代作家一大群，風格各異，有“絕招”的人很多；作品更是車載鬥量，我不敢說全都讀過，自信對重要的作品沒有漏掉。而且這些作家裏多數人我都見過，要介紹他們並不感到困難，不論是北京的諶容，還是廣州的陳國凱，都可以說上不止一個小時。一個題目，一人一半，各有側重，妙極！女士，倒有老大哥式的信義，令人感佩。於是我一鼓作氣也完成了自己的講話任務。
在同學們鼓掌的時候，我倆極快地對望一眼，似乎都鬆了一口氣，這是到美國後的“第一課”，第一次登台“亮相，也不過如此！輕鬆自如地就應對過去了。還剩下一點時間，讓同學們提點問題，我們回答一下，就圓滿結束了。沒想到這個尾聲倒爆出了“冷門”，使我們一下子認識了坐在下麵的聽講者，把這次講課推向了一個奇特的高潮。
白種膚色的學生占少數，他們對中國了解得不多，問題提得單純，甚至在中國人聽來是很幼稚的，一兩句話就可以回答清楚。他們聽完我們的回答總是點點頭，表示滿意或者說聲“謝謝”。這時候站起來一位黃種膚色的“義士”，我用“義士”這兩個字並不含挖苦的意思。他當時的表演實在是很俠義。那神態仿佛在說：“你們不行，提那些雞毛蒜皮的問題，怎麼能難住這兩個中國作家？看我的！”於是，他擺出了最了解中國“內情”的架勢，提出了一連串自認為是“最尖銳”的問題，十分自信地認為一下子就會把我們難住。等著看我們張口結舌，出盡洋相。其實他那些問題在我們看來不僅不時髦，簡直是老掉牙了，我據實介紹了情況，講了我自己的觀點。其他的學生都點頭，那位“義士”很不甘心會有這種效果，眼看要自己下不來台，用一種不以為然的腔調又開口了：“你們別來這了套，瞞不過我！”
我笑了：“我們這一套不想欺瞞任何人，請問你這是哪一套？”
“我去年剛從大陸出來，大陸的情況我都清楚。”
我心裏一顫，為這個自做聰明的小夥子感到悲哀，隻好說：“中國有句俗話，去年的皇曆今年看不得了。”
緊接著又有許多類似的問題向張潔飛去。張潔講得更真誠，更激動，沒有回避我們麵前的困難，講了我們的信心和力量，也講了我們的未來。她講到最後感情奔浦，一股激情難以抑製，化做熱淚，滾滾而下。全場為之一震。
我坐在她的旁邊，心裏十分感動，這是多麼寶貴的淚水，多麼純潔的淚水，這淚水體現了女作家的才氣，把她熱愛民族、熱愛祖國的晶瑩赤熱的靈魂全托出來了。不知這些美國大學的學生們對張潔的淚水做何感想？這淚水難道不能溫熱有些人的心，洗亮一點他們的眼睛嗎？
張潔為這次講課做了最精彩的結尾。
走出會場，林教授向我們表示歉意，認為那個學生的提問不禮貌，也不得體。我卻哈哈一笑，表示應該感謝那個學生。因為我覺得這堂課對我來說也很有收獲。我回國後也許要寫一篇文章，題目叫：“在美國見到的中國人”。隻是不理解那個學生出於一種什麼心理非要這樣幹，出風頭，表現自己？還是想迎合某種東西？豈不知這樣一鬧反而逼得他的教授不得不為他的舉止向我們道歉。我心裏隱隱有點不舒服，也許應該由我們向兩位美國教授道歉。
這時有兩個剛才聽課的中國留學生追上我們，一個叫蘇煒，一個叫葷陽聲，他們也有些憤憤然，覺得都是中國人，何必要在這種場合給自己的同胞出難題，結果反倒把自己弄得很難堪！我不願再提這件事，那個小夥子夠可憐的了。便岔開話題，問起他們的留學生活。原來這兩個人都是文學愛好者，小董在上海複旦大學上學的時候曾發表過一個短篇小說，叫《炮兵司令員的兒子》，當時在上海頗有影響。這樣一耽擱，我們趕到招待會上已經遲到了半個多小時，“致詞”、“答詞”一類的程式已經表演過去了，光剩下喝酒聊天了。
從美國各地專程來參加第一次中美作家會議的美方代表也都到齊了，兩國作家想必已經互相做過介紹了，三三兩兩，或坐或立，談得正熱鬧。我剛才講話夠多了，現在不想說話，隻想喝點飲料，休息一下。和主人見過麵，寒暄幾句便來到客廳外麵的花園裏，綠蔭下擺著幾套白色桌椅，清靜幽雅。我從侍者的托盤裏挑了一杯冰鎮蘋果汁，正想找個座位坐下，有一位
美國婦女向我示意，她身邊正好有一個空位子，我表示了謝意，然後坐下去。
“您是蔣子龍先生？這位是AnnieDillard。”一位華人學者自動充當了翻譯。
“噢，久仰！聽說去年您到中國訪問過了？”我嘴上說著客氣話，腦子裏飛快地映出以前看過的有關這位女作家的材料:可能是1945年出生，我記得最清楚，她是這次參加會議的美國作家中最年輕的一位，我是中國團中年紀最輕的，這可真是碰巧了。
安妮‘蒂樂德是賓夕法尼亞人，畢業於弗吉尼亞州的何林斯學院，在西華盛頓州立大學講授過詩歌和散文的創作，曾是美以美教會大學“傑出的客座教授”。寫過五本書，其中《丁克溪的朝聖者》一書為她臝得了榮譽，獲1974年的普利策獎。此外還接受了其他一些文學獎勵，她好像同中國的許多女作家一樣，也是文學上的幸運兒。
“我不懂中文，隻能讀英譯本，覺得《一個工廠秘書的日記》是最好的作品……”安妮單刀直入談到了我的作品，使我感到被動，因為她的著作目前還沒有譯成中文，我隻看過一些內容提要，那不算閱讀，無法對等地交換對彼此作品的看法，隻能聆聽她對我的批評。便說：
“我曾接到過美國讀者的來信，很想聽您對我的作品談點具體的批評意見。”
《日記》的成功有三條，使我感受很深刻。一，人物是複雜的，不像有些中國作品裏人物那樣簡單；二，技法是現代的，節奏很快；三，語言簡煉，富於幽默。”她的神情是真誠的，也很會說話。這叫反話正說，此三條的對立麵不正是我另一些作品裏的不足嗎？她不說出來，卻讓我想到了。
沒料到我和第一個相識的美國作家就這樣以文學作橋梁，很快溝通了思想和感情，建立起友誼和信任。生活在不同民族、不同社會的作家，在文學上卻有許多共同的語言。我們談得很愉快，安妮興之所至，當場用鋼筆為我畫了一張畫。並告訴我，她學過美術，很想為我畫張像，又怕畫不像，於是畫了一幅抽象畫。我是看不懂她的畫，她自己是不是能解釋清楚那幅畫的意境，我看也沒有把握。
我來不及再跟其他美國作家交談，就不得不告辭出來，坐進汽車跟大家一起到一個劇作家家裏去參加另一個宴會。
還好，主人所以這樣安排了一個接一個的酒會，主要目的並不是隻為了塞飽兩國作家的肚子，而是以吃為輔，以談為主。以酒菜為媒介，便於感情交流，增進相互間的了解。我和美國工人詩人加裏？斯奈德幾乎是一見如故，很容易就把雙方感情的距離拉近了。這次我倆的交談卻不是從文學開始，而是從各自的生活經曆談起。“工人詩人”是他自稱的，而且強調自己當過伐木工、護林員、油船水手、電焊工等，現在是個農民。是“體格強壯的流浪漢”和“能夠吃苦耐勞的無產者”。在這樣的場合，周圍是這樣一群人，他用莊重的口吻這樣介紹自己，使我感到驚奇和欽佩。他甚至指著劇作家豪華的客廳、豐富的飯菜幽默地對我說：“這一切都應該是我的，不知為什麼被他們搶來了。他們是吸血鬼、資本家。”
加裏？斯奈德於1951年在裏德學院獲得了學士學位，在這期間他還曾到印第安人部落裏生活了幾個月，他在精神上體驗到一種需要——要把生活中美好、超然、粗野和豐富的精力加以神化。這成了他創作詩歌的一個動機。他先後出版過八部詩集，多是描寫美國西部風景，讓自己返回自然，尋找超世的經驗。
“我的詩為人民服務，為被壓迫的生物服務，甚至為非人的生活服務。”他這樣對我說。當他受到政治和生態問題壓迫的時候，他是個理性主義者，在詩裏提出爭取生存的辦法。當他尋求人類生活原始的典型的神秘格局的時候，他是位浪漫主義詩人。
他對東方的事物興趣很大，曾將中國的詩篇和日本的詩歌譯成英文，他還是大乘——金剛乘口傳教義的佛教徒，他到過印度，在日本生活了十二年，和日本作家共同研究中國文化，他想把東方的神秘主義移植到美國的樂觀主義上來。
談起詩，他更是滔滔不絕了，他說詩應該表現“心靈的源泉，動物的魔力，獨居時的想象力。令人恐懼的初生和再生。”要表現“作為人的動物，要去尋找舞蹈的瘋狂般的自由、沉默和孤獨中的啟示……”
酒使得這個表麵上沉靜，甚至有幾分靦腆的詩人詩興勃發，同時又把他身上那種舊文化反叛者的狂勁也燃燒起來了！他毫不客氣地把今天請我們吃飯的主人稱做“富有的窮人”，他說“他們的精神上是貧窮的”。他吃著人家，還要罵著人家。這種美國式的直率，叫我喜歡。
我把話題又引回到他的經曆上來，他告訴我1968年和一個日本女子結婚，生了一個孩子之後又遷回美國。他豐富多采的生活背景和經曆引起了我的興趣。他反複表示對中國文化很感興趣，非常想到中國去，卻一直未能去成。
我深為他惋惜，隨口而答：“這太遺憾了”
忽然感到身後有人輕輕地拉我衣袖，回頭一看是我的一位女同胞，她善意地小聲提醇我：“什麼事呀，你竟用‘遺憾，這個詞兒，在外交場合這是表示一種抗議……”
真叫我哭笑不得，隻好輕聲對她說：“這不是外交談判，這是作家交談，我有自己的頭腦和嘴，請你好好照顧自己吧。”我感到興趣索然，決定回國後一定要寫那篇文章一一《在美國見到的中國人》。
飯後，主人彈起了鋼琴，有人隨著音拍敲響了手鼓，搖起了碰鈴，其他美國作家又唱又跳。他們熱鬧一番之後要求中國作家唱歌，作家應該多才多藝，我知道馮牧唱程派青衣那是很有功夫的。隻是沒有京胡伴奏，不知他怎樣起調？
等了半天沒人開口，剛才還是十分熱鬧的客廳裏立刻變得氣氛尷尬。我們出國前做了很多準備，就是沒有準備到美國來還會叫我們唱歌。我在代表團裏是最小的一個作家，正好可以躲在後邊不吭聲，叫他們大將在前邊頂吧。
美國朋友一再鼓掌，沉默的越久，我們的處境越狼狽，大將們你看我，我推你。我心想：壞了，自己不應往後躲，大將們應該去打“大仗”，這種噃歌跳舞的事理應由我這個小兵出頭。於是我站出去唱了一首“山西民歌”：
人人呀都說我們兩個好，
阿彌陀佛天知道。
第一次去找你，你不在，
你媽媽說你去挖苦菜；
第二次去找你，你又不在，
你們家的大黃狗咬了我的褲腰帶；
第三次去找你，你還不在，
你媽媽打了我兩鋦蓋；
第四次去找你，你老不在廣
你媽媽說你進了棺材！
懂中文的朋友哈哈一笑，總算圓了這個場。沒想到在回來的路上，安妮？蒂樂鑹要我教她唱中國民歌。她的語言我不懂，我的語言她不懂，這可難住了我。好在這時候汽車裏響起了輕輕的“洪湖水浪打浪”的歌聲，可能是謝恒（中國住舊金山總領事館的領事）、聶華苓、張潔、梅纘月幾位女士在唱，總算給我解了圍。
九月二十一日
卡曾斯和他的夥伴們
上午九點半鍾，三十多年來第一次正式的中美作家會議就算開場了。會場設在加州大學洛杉磯校的禮堂裏，十名中國作家（一名翻譯和一名秘書包括在內，再加上先到美國的陳白塵和劉賓雁）和十名美國作家交叉在台上坐成一個半圓形，馮牧和美方主席諾曼?卡曾斯坐在這個半圓的中間，像水泊梁山排座次一樣，各率領一隊人馬。舞台的右後角放著一張長條桌，坐著列席代表：聶華苓、羅伯特?李思——加大洛杉磯校文學院長、林培瑞一加大洛杉磯校教授；舞台的左後角也放著一張長條桌，坐著列席代表：李歐凡、陳若曦。舞台下麵的座位是旁聽席，來旁聽的人不是很多。一開始我曾為這一點感到奇怪，中美作家會議籌備了近兩年的時間，曾幾起幾落，引起了中外很多人的關注，為什麼來聽會的人反而不踴躍呢？幾天後在一次酒會上美洲華僑日報記者李惠英當眾揭開了這個秘密。她是托朋友走後門才得以到會旁聽，據她講這次會議的組織者幾乎沒有發旁聽證。許多報紙的記者和關心這次會議的人，都不得其門士入。卡曾斯為什麼要對外封鎖消息呢？是想獨占新聞？還是另有其他想法？這些都是後話，還是回到中美作家會議的會場上來。
在禮堂二樓，正對著舞台的同聲翻譯室裏，坐著一男一女兩名翻譯，男的是舊金山州立大學的教授曾憲斌，身體肥胖，脾氣隨和，好好先生，更像買賣人。女的是哈佛大學的畢業生，名叫餘珍珠，和梅纘月是同學。但未取得博士學位，仍在做研究生，有時在聯合國當當翻譯。其人也像珍珠，小巧玲瓏，渾身冒精氣，但不失分寸，不妖不媚，圓熟練達，像她這樣名副其人的真少見。餘珍珠口齒流利，不論英翻中，還是中譯英，都極棒，無可挑剔。被她一比，本來翻譯水平也相當不錯的一位男翻譯則顯得笨拙、口齒不清、聲音沙啞。而且常常卡殼、頗有些狼狽。代表們不批評曾教授，卻一窩蜂地誇獎餘珍珠，這就愈發使他感到尷尬。到處是競爭，水平相當則女人沾光，更不要說在實際上還略勝一籌的女人啦。
卡曾斯主持第一天的會議，總的議題是“文學的社會功能和作家對人類所能起的貢獻”。他要求每個作家先用最簡短的語言介紹一下自己的曆史和文學生涯，以及對這次會議的希望。“簡練是天才的姐妹”，話要精，還要有內容，有個性，精彩引人。舞台變成了擂台，這是當麵考驗每個作家的才氣，而且關於每一個人的基本情況誰都知道一些，說套話、重複大家都知道的材料有什麼意思？又要介紹自己，又不能有絲毫的自我吹噓；在這樣的場合又不適於故做謙虛，把自己貶得一錢不值。怎樣講得分寸得體，幽默含蓄，機智風趣，這真得動用作家善於表達的全部藝術技巧和智慧。
我的位子不在最前，也不在最後，一時半會兒輪不上我，正好可以從容地觀察這些堪稱是中國和美國的一流作家們的口才。如果能抓住他們性格中某一點真實而突出的地方，也不枉在這兒陪坐一場。然而，有近半數的發言令人失望，不是空洞無味、泛泛官話，就是沒有驚人之處，缺乏才智。連卡曾斯其人都令我費解，他的發言平淡無奇。可以說他認真地介紹了自己，也可以說他什麼都沒講。他是繞圈子的能手，有紳士風度，從容不迫，溫文爾雅，語不警人，卻並不軟弱。七十歲高齡，動作敏捷，眼睛裏常含一種善於知人的笑意，不缺乏靈活性和幽默感。
我們到達洛杉磯的當天晚上，卡曾斯和夫人陪同我們吃晚飯。他的夫人和我坐在一桌，是個極普通的老太太，性情溫和，喜歡交談，顯得善良。坐在另一桌的卡曾斯卻不時傾聽我們的談話，用目光照顧著自己的太太，我便感到這位先生的精明了。我們的團長馮牧是盡人皆知的文藝批評家。而美方的這位團長身上有多少文學色彩呢？他一方麵曾擔任過三十五年《星期六評論》雜誌的主編，一直是普利策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主席，被作家和記者協會命名為1980年度優秀作家；另一方麵，他又是加州大學洛杉磯校醫學院的兼任教授，美國退伍軍人管理局特別顧問小組的成員，美國國家科學院國際關係委員會的成員之一，還是美國的世界聯邦製擁護者協會的主席，作為艾森豪威爾、肯尼迪及約翰遜總統的私人使者在國外執行過外交使命。出版過十五本著作，其中多是醫學和生物行為科學方麵的書，獲得過聯合國和平獎、美國和平獎等多種獎勵。他有這樣複雜的背景，其人還能簡單得了嗎！？
比較起來，卡曾斯的那些夥伴則表現出了更多的作家的氣質。而作家總是有其單純的一麵。
女作家格雷，五十歲上下的年紀，身材又高又瘦，滿臉皺紋，不停地吸煙。安妮也吸煙，另外八個美國男作家倒不吸煙。美國女人吸煙比男人多而凶。
“……我曾召集鯨魚開音樂會，為鯨魚作曲，給它們朗頌詩歌。聽到樂聲，加利福尼亞州的灰鯨魚果然都遊來了。”斯奈德妙語驚人。
“我愛男人不愛女人，詩人的語言不應該分為公開的話和私下的話。我有二十五年沒打領帶了，為了參加這次美中作家會議，我認真地打上了領帶……”艾倫?金斯伯格（AllenGinsberg）
就坐在我的右邊，他的率直使我驚奇，令我感動。
在所有參加會議者中間，金斯伯格的相貌最容易辨認，最容易記住。他隻有中等身材，略胖，但不臃腫。有個引人注目的大腦袋。雖然剛五十六歲，頭頂已光禿禿，周圍長著一圈兒灰白色的亂發，下巴上的胡子像一團雜草。眼睛大而明亮，像年輕人的眸子，常常用凝聚的目光看人，帶有一點輕微的神經質。但我無論如何也看不出他會是個同性戀者，更想不到他會在自己發言的第一句話就明白無誤地介紹自己的這種“業餘爰好”。我專注地望著他，一邊聽他發言，一邊拿他的話和他那不平常的經曆對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