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太專心了，忘記金斯伯格講完就該輪上我了，我臨時想了幾句，大意是：
“對我來說，這是一次文學的長途跋涉，文學的考察，文學的旅行。
“我出生在林衝發配的地方，是農民的兒子，以後卻偏偏爰上了工廠。既然爰上工廠，喜歡搞技術，就應該去從事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鬼差神使卻偏偏又走上了文學創作的路。每個人的簡曆可以介紹清楚，就像在飛機上填寫入境卡片一樣簡單。但命運是無法說清的，尤其是命運和文學結合在一起就更加說不清楚，仿佛是由一連串的誤會和偶然的事件組成的。
“我在中國作家代表團裏是年紀最小、對文學的貢獻也最小的一個，因此這次訪問美國除參加會議之外，個人的心願也最小：”，我曾接到過美國讀者熱情的來信，我想看看這些可愛的讀者生活的地方；二，我在報紙上看到一則消息，美國的自由神雕像鏽蝕嚴重，倘不進行大修很可能要倒掉，目前正籌集款項，據說不夠順利。我想趁它還未倒掉之前看一眼這個為世人所矚目的自由神。
“感謝主人的盛情，為我提供了這樣的機會。”
晚上，卡曾斯在家裏宴請參加會議的全體代表。客人們酒足飯飽之後免不了又來一陣文藝節目，文學院長李思領來了夫人、女兒、兒子，為大家開了一個短小的家庭音樂會，演唱了美國傳統的民歌。然後金斯伯格打開了一個自己帶來的紅布包，裏麵是一個小風琴，比手風琴更小更簡單，隻有七個音鍵，像小孩玩具。他自拉自唱起來。
用中國一句不大好聽的話來形容，他的嗓子像“破鑼”。但是深沉宏亮，他搖頭晃腦，唱著牛仔們喜歡唱的歌曲，很是自得其樂。有些歌曲還使大家跟著他一塊唱起來。
晚會散了以後，我試彈了金斯伯格的風琴。更重要的是我對這位詩人本身發生了興趣。
不掩飾自己的瘋狂——金斯伯格
我走進會場，見金斯伯格早早地就坐在自己的位子上，正埋頭往兩盤磁帶上寫字。我向他打過招呼，在自己的位子上坐下來。金斯伯格把簽有他名字的兩盤磁帶奴手遞給我，這上麵錄著他演唱的歌曲，送給我作紀念。我真誠地感謝了他，同時也覺得有點驚訝，這是正規的原版磁帶，像他那樣的演唱水平，居然能夠灌唱片、賣磁帶？
我無以為報，把帶在身上的一部譯成英文的中篇小說《赤橙黃綠青藍紫》贈給他，書——是“秀才禮”嘛！
昨天晚上回到旅館我又仔細地看了一遍有關金斯伯格的材料，這個人在我眼裏不再是不可思議的，他變得真實而具體，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了。他無疑是個地道的詩人，具有強烈的詩人氣質，不枯燥，不做作，不幹巴巴地打官腔，在他的嘴裏似乎真的沒有什麼不可以公開講出來的話。
“我的母親是共產黨員，她相信希特勒和羅斯福要毒死她，最後死在瘋人院裏。我的父親是社會主義者，卻不喜歡斯大林，我七歲的時候，家裏成天爭論不休……”
金斯伯格出生於俄國移民家庭，猶太人，他的家庭在當時的確與共產主義勞工運動有聯係。1945年他考入哥倫比亞大學，一年級還沒有讀完，他想引逗清潔女工，在自己宿舍窗戶上畫了淫穢的畫和寫了一些猥褻的詞句，被學校開除。
以後，他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油船上的廚師、電焊工，夜間搬運工和洗碟子工。同時也不停地寫詩，結交一些詩人朋友。有一年夏天，在紐約的貧民窟哈萊姆區的一所公寓房子裏，金斯伯格經曆了他自己稱之為關鍵性的轉變，他好像“聽到了整個宇宙的末日，同時又看到這一末日的不可避免的美麗”。他在詩裏表現這種關於美國社會的喜劇式的末日來臨的看法，他大膽地使用自傳體的手法來描述他自己吸毒以及和吸毒者交往的情況。
1948年，金斯伯格最終以優秀成績從哥倫比亞大學畢業。但是，一位朋友把他的住所當做儲藏毒品的倉庫，他一方麵想為朋友“兩肋插刀”，事發後又想逃避起訴，隻好承認自己精神失常，在哥倫比亞精神分析研究院住了八個月。
“主觀是唯一的事實，我們身體內外六個感官感覺到的東西才是詩。而細節隻能是散文的內容。沒有空洞的思想。眼睛是可以把所有事物改變的。寫詩就像統治國家一樣。不要把瘋狂藏起來！詩——不是人創造出來的客觀事物。它是一種精神的變化過程，是一種啟發，是人的完整的敘述，是自我預言。
1956年，金斯伯格的第一本詩集《狂笑及其它詩篇》出版。這本書強烈地表達了精神上不滿的美國青年的呼聲，他的詩加上他的生活方式及外表都觸犯了許多保守的個人和團體。這本書還被卷入了一場誨淫的官司，從而成了暢銷書，金斯伯格也得以揚名全美國。
人們把金斯伯格第一次朗誦《狂笑》的那個晚上稱為“垮掉的一代誕生時的陣痛”。他從此被譽為“垮掉的一代的父親”。青年人把金斯伯格的公眾形象和當時轟轟烈烈的自由化運動聯係在一起。比如：民權運動、同性戀、生活源於各種形式的衝動一吸毒、超然、東方宗教思想以及後來的反越戰等等。金斯伯格有了大量的追隨者，他們把他的講話記錄下來，錄了音，到處播放，崇拜至極。無怪乎連斯奈德都尊稱他為“老師”。
更為有趣的是，從金斯伯格開始，使詩從書本上走了出來，走到了公眾的講台上，他把詩歌變成了一種朗誦的藝術形式，到處朗頌自己的詩。而且往往是從念佛經開始。一直發展到現在斯奈德給鯨魚開音樂會。
金斯伯格還參加過許多放寬精神的社會冒險，有時服用麻醉藥，他還曾卷入過多次的政治性或社會性的示威和案件。他已出版了十四部詩集，十四部散文集，十四部選集，創作了六部攝影集，並參加過五部影片的演出。我猜不出他在影片中扮演哪一類的角色，便在小本子上記下一條：爭取看一看金斯伯格參加演出的影片的錄像。
我隻顧研究身邊的這位美國詩人，會議已經開始了，由馮牧主持。我提醒自己：今天可要集中精神，會議已進入正題，可以自由發言，中美作家要展開討論了，看他們都有些什麼驚人’的高論！
“美國作家都要兼職才能在貧窮線以上，書的稿酬還不夠付汽車的保險費。書店訂購的書有百分之五十到六十原封不動地退回來，年輕的作家就更困難。”約翰？赫西（JohnHerser）從一見麵就把我稱做他的“老鄉”，他1914年出生在，津市新華路旁邊的一幢房子裏，一直長到10歲才回到美國。1974年他訪問中國時去看了一下自己的出生地，那座房子的新主人是位熱情的中國老太太，希望赫西能夠回去，她可以為他把房子騰出來。赫西一談起這件事，臉上就現出無限神往和感動的神色。他的座位在我的左邊，六十多年前學會的中國話還沒有完全忘記，在交談中他對中國，對天津表現出很深的感情。他身材精瘦細長，滿頭銀發，有一副慈祥老者的風度。他在美國擁有七個榮譽學位，他用寫作“探討了形形色色有關人類的課題，並一直保持著清新、流暢和嚴肅的風格”，“從未流於說教的地步”。
1945年，他的《為阿丹諾而鳴的鍾聲》（ABellforAdano）獲普利策小說獎。他的另一篇獲獎小說《一塊卵石》，描寫發生在偉大長江上的強烈、莊嚴而又神秘的生活。他今天的發言，也一下子就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會議應該討論的核心問題上——作家和社會生活、文學和人類時代。他繼續說：
“作家應該永遠是生活的局外人，也就是說永遠不滿足現實生活，要追求新的生活。小說應當使任何一個讀過它的人能夠麵向他那一個時代的人生，而不論這是個什麼時代。”
赫西的話無疑是經過認真考慮的，且有其獨到的觀察。
小庫爾德？汪納古特發言寫作是使愚蠢的人變得聰明的一種工作。作家都是人格分裂症患者。文學的作用是什麼呢？打個比方：我把一個南瓜舉到四米高的空中，然後一撒手，南瓜摔到地上，發出“砰”的一聲。這就是文學的作用。”
禮堂裏一陣哄笑。
名不虛傳，這位汪納古特果然才氣不凡。他的本意是否認作家和文學的社會功能，卻不直說，用尖酸幽默的藝術語言來表達，這和他寫作的風格是一致的。這位身高一米九，一頭灰發蓬鬆而零亂。無論從體魄上還是精神上都看不出已經是六十歲的人，他每次發言都力求“語不驚人死不休”。正像他那些小說，用創作科學幻想作品的辦法表現當代社會，1969年出版的《五號屠宰場》穩固地確立了汪納古特作為美國當今一個重要作家的名聲。“他的想象力、幽默以及既迷人又發人深思的文體受到讚揚”。同時，他也被文學家們公認是一位嚴肅的作家。這也許是因為汪納古特所描寫的是當代一些關鍵性問題——技術專橫、人們對轟炸的恐懼、最深刻的政治上的內疚、最瘋狂的痕和愛，等等。
然而，他今天的發言使得他的一些夥伴都不讚成。因為他的觀點倘若能夠成立，卡曾斯為這次中美作家會議所出的討論題就變成了一句廢話。卡曾斯在講話時含蓄地、兜著圈子表示了自己的異議。
美國的“曹禺”——著名劇作家阿瑟？米勒則講的比較幹脆：“作家的作品比任何炸彈都更有威力，作用更大，永久不休。否則，文明就很脆弱了。1956年我被判過刑，因為我拒絕說出在作家會議上看到的那些被認為是資助共產主義者的人們的名字，被判為蔑視國會罪。1965年我又拒絕了白宮的一次邀請，由於在越南的悲劇，這種場合使我感到心情沉重，我不能問心無愧地去參加。當槍炮轟鳴時，藝術就在死亡。而且生活的法律比任何執法吏所能想出的東西都要強得多。”
且不說米勒的文學主張，他被判刑一事以及白宮請他去作客，他拒絕這種榮譽，現在都成為他的驕傲，成為他作為一個劇作家的人格的有力佐證，這一點叫我感到有趣。
更為有趣的是，美國作家團的內部觀點發生了分歧，我們則不必吭聲了，在旁邊看樂兒吧。美國這些老兄並沒有統一的組織，他們並不認為自己就代表美國、代表某一團體或某一組織，他們隻代表自己。沒有任何義務要維護主席的尊嚴、同伴的臉麵等等。有人幾十年也沒有開過這麼長的會，這次能坐住屁股開三天會，可謂是破天荒的不簡單了！誰也管不了誰，誰也不能約束誰，大家都是有教養、懂禮貌的，相聚一堂，完全靠思想、智慧、感情和個性相互配合，不存在外界壓力。會議結束，大家四散而去，誰也不承擔任何責任。我想著他們這種
“沙龍”式的作家關係，不禁暗自笑了。
就在這時候，我的團長馮牧點到了我的名字。他說我和張潔在中國擁有廣大的讀者群，希望聽聽我對這個問題的意見。
我當然有自己的看法。汪納古特使會場的氣氛輕鬆了，這氣氛對我有利，因為我喜歡鬥智式的說笑，而不會一板正經地進行嚴肅的講話。
“對於作家來講最困難的事情就是談論自己，給自己的勞動下定義。每個人都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給文學戴上各種不同顏色的帽子。我對文學的理解就是：不斷地探索人生的奧秘，開拓人們的心靈世界。這種探索和開拓必須在形式和內容上不停地突破和革新。
“文學就是整個的活生生的人，是整個的世界，不要把文學看得太單調吧！最不懂文學的常常是作家，也就是所謂製造文學的人，文學的社會功能是什麼？當你非常疲乏的時候，讓你洗個熱水澡，輕鬆一下，這是文學，當你困得睜不開眼的時候，給你衝一個冷水浴，使你清醒一下，這也是文學；熱得大汗淋漓的時候，送一杯冰鎮啤酒，是文學，冷得發抖的時候吹一陣熱風，也是文學；擊一猛掌是文學，親切吻抱也是文學；可以嚴肅，可以娛樂，可以哭泣，可以咒罵，什麼都可以，這都是文學。
“作家對自己的理解往往和群眾對作家的要求不一致。作家不是聖人，作家是當不了聖人的。作家是人精。人對世界上的事情知道得太多，就會變得老奸巨猾。作家就是知道事情太多的那一類人。然而，如果作家都是傻瓜，大家對世界上的事情都一無所知，那也是人類的災難。”
我也不知道自己說了些什麼，發言結束後，左邊的赫西向
我伸出手，說我講得很好。他這樣鄭重其事地握手祝賀，倒使我不好意思了。其實我的心裏很清楚，我沒有說什麼嚴肅莊重的話，王顧左右而言他，充其量不過是湊趣。
吃過午飯，會議繼續進行。
格雷發言：“我們處在一個不安全的社會。在受困擾的社會裏，作家不知道他們要幹什麼。當政治家創造出一種有遠景的政治生活，文學才會繁榮。”
汪納古特辛辣地說：“美國的作家是非常受寵的，政治家不害怕作家，不管文學。在中國也是這樣嗎？”
金斯伯格用他特有的直率說得更痛快了：“中國有沒有同性戀？你們有沒有創作自由？毛澤東犯了什麼樣的錯誤？……”他一口氣提出了十幾個問題，但和文學關係不大，多是政治性問題。看來挺尖銳，使禮堂的氣氛一下子緊張了。實際這些問題提得十分幼稚，毫不尖銳，很容易回答。我幾乎是好不容易才控製住自己沒有笑出聲。
人類的災難之一，就是人為地製造許多隔閡，比如地界、語言、國家、政治、時俗等等，使各種民族之間不能相互了解。任何一個口號，不管其內容多麼精彩和深刻，要想超出本民族的界限都是很困難的。口號不能出口。正像許多美國人不是對中國的現實，而是對中國的一些口號感興趣並進而產生誤解一樣。作家的心靈如果不是完全自由的，他又怎麼能夠進行創作呢？可是，文學如同船，是不能離開水去追求自由的。世界上又哪來的絕對自由呢？美國號稱“自由世界”，一到晚上卻不許我們自由上街。因為不安全。即使在光天化日之下，搶劫凶殺的事情也時有發生。是歹徒的自由世界，善良的百姓就不會自由。這是多麼普通的事實，多麼簡單的道理。作家不應該叫群眾害怕，
使政治家害怕難道是壞事嗎？美國的政治家不管文學，不怕文學，這難道是美國同行的光彩嗎？“受寵”到不被搭理的地步，實在是一種悲哀！美國作家表現出來的高漲的政治熱情，對中國政治的關心遠遠勝過對中國文學的關心，這一點使我感到驚奇！
其實，在所有的人當中，最緊張的要數卡曾斯先生了。金斯伯格的發言剛一結束，他便小聲向馮牧賠禮道歉，認為金斯伯格提出這樣的一些問題，使他都感到是一種恥辱，深感對不起中國朋友，他要個別找金斯伯格談一談。
我當然知道他是不會私下找金斯伯格談話的。因為金斯伯格並不受他領導，他對詩人沒有任何約束力。在以後的一天多時間裏，金斯伯格的發言腔調沒有絲毫的改變，證實了我對卡曾斯的猜測。
卡曾斯聽到同伴給中國作家出“難題”，為什麼會感到緊張呢？據說前幾年召開過美蘇作家會議，會上吵得一塌糊塗。他可不願意把中美作家會議也開成那個樣子。何況中美兩個國家的關係是這樣的微妙，這樣的敏感，他是個有政治背景的人物，不會讓這次作家會議背離美國的總的政治利益。
馮牧叫我回答關於創作自由的問題，我把上麵談到的意思講了。
卡曾斯為了扭轉會議氣氛向友好的方麵發展，赤膊上陣了：“核武器威脅著全人類的安全，我們的作家，我們的文學，如何為禁止核武器貢獻自己的力量，拯救人類。能否請中國朋友談談對這個問題的看法：
這老先生似乎方寸已亂。他當然暈一片好心好意，中國對禁止核武器的態度是堅定而又鮮明的，世人共知。他提出這樣一個問題，決不會使兩國作家發生爭吵，而隻會產生友好的共鳴，加濃團結友好的佐料。可是他忘記這是什麼場合、什麼會議了，一群作家，討論文學問題，又能就禁止核武器問題達成什麼諒解呢？
他的問題應該請汪納古特先生回答，汪納古特嘲笑文學的作用是南瓜掉在地上發出“砰”的一聲響聲，而他的主席卻主張用文學去禁止核武器。請問，汪納古特的南瓜掉下去以後沒’有落在地上,而是砸在了卡曾斯先生深惡痛絕的核武器上麵，是南瓜把核武器弄濕，使它不能引信爆炸；還是核武器把汪納古特先生的南瓜碰個粉碎？
我終於緝不住舉手發言了，為了不使卡曾斯先生感到太不好意思，我把上麵那段話的意思說得更婉轉，更柔和。最後說：“我建議關於禁止核武器的問題，還是留待聯合國的專門委員會去討論吧。我倒覺得作家的當務之急是如何拯救文學，文學麵臨著聽覺文藝、視覺文藝以及凶殺、色情等通俗文藝的嚴重挑戰，特別是商業性威脅著文學性，尤其是在美國商業把文學打得節節敗退，不知美國朋友對此做何感想？”
我的話音剛落，卡曾斯就接著說：“蔣子龍先生說得很對，我們這是作家會議，不是聯合國的禁止核武器會談，這個問題不再討論，讓聯合國的專門會議去討論吧。”
可是散會後我卻受到了中國人的批評，有我的同胞，也有美籍華人學者，說我太硬了，太厲害了，叫美方的主席下不了台啦，等等。他們有的直接跟我提，有的到團長跟前“捅棒槌”。金斯伯格對中國作家提出了那麼多雖然不一定出自惡意，卻不無嘲弄意味的問題、他們似乎沒有什麼反感，我的回答稍微鋒利一些，他們先受不了啦！有些並無多少真本事、在美國混碗飯吃的人，他們為了要迎合美國人，無論說出怎樣的話，我都可以理解。使我深深感到悲哀的是我的某些同胞！看來應付美國人倒不困難，困難的倒是怎樣能取得自己人的諒解和配合。
因此，在這一部《過海日記》中，我決定不惜冒各種嫌疑，如實地公布我在美國各個不同的場合，講的每一段話，以及美國人和中國人對我這些講話的反應，讀者從中不難看出，一個中國人出國,訪問，其艱難之處在什麼地方。特別是到美國這樣一個特殊的國家，各大城市都有中國城、唐人街，你每到一地都不難碰到一群群的中國人，他們可以成為你了解美國的橋梁，也可以成為一堵牆，妨礙你接觸真正的美國。
寫到這兒感情激動，手中的筆跑題了。現在書歸正傳。我不能說喜歡斯伯格，但也不討厭他。晚上我們一起去赴一位劇作家舉辦的宴會。在旅館的門口他看見了我，急急忙忙從兜子裏掏出兩本他的詩集，右腳蹬在花壇上，墊著膝蓋簽上他的大名，送給我。其中有一本就是他的成名作《狂笑及其它詩篇》。金斯伯格的手裏仍然提著他那個風琴，不論到哪裏參觀或吃飯，他必帶此物，有請就唱，有時不請也唱，甚至在汽車裏也一路唱個不停。今天晚宴的主人是個五十多歲的單身漢，自己住一幢樓，樓內陳設相當豪華。他外表誠懇善良，也是個同性戀者，借來和他相戀的男朋友的妻子作今天的女主人。兩個朋友一個妻子，這是最現代化的“三角戀愛”。然而三個人卻相處得極其友好，殷勤好客，親如一家。隻可惜晚飯吃的時間太長，結束時已近半夜，沒有唱歌的時間了。
今天晚上卻是我們對搞文藝晚會最有恃無恐的一天，因為吃飯的時候我看見電影演員陳衝也來了，有這位姑娘在場，中國人還怕出節目嗎？我們可以隻管吃飯談笑了。誰知卻沒有機會讓陳衝在異國他鄉又當著這麼多中美作家，表現她的演員才能。吃過飯她高聲叫喊著一個中國留學生的名字，乘車走了。我也陪著金斯伯格提著他的風琴，悻悻地坐進了汽車。在路上，我鼓動他放開了喉嚨。
九月二十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