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上飄灑著小雨,卻絲毫不影響人們的情緒。有人早有準備,戴上雨帽,穿上雨衣,巋然不動。有人穿著汗衫短褲,任冷雨澆頭,仍然興致勃勃,狂喊亂叫不止。美國球場上的秩序和劇場裏的秩序是這樣地不同。
比賽雙方各有自己的專業啦啦隊。所謂“專業啦啦隊”一是不坐在觀眾席上的,他們站在球場的邊上,都是一些精壯英俊的小夥子和身材優美的姑娘,臉上化了妝,穿著體操服。一會兒像末流雜支演員一樣,表演各種並不太精彩的雜耍動作,一會兒唱支鼓勁歌,無非是校歌、隊歌之類的歌曲,一會兒又指揮觀眾呐喊,為自己的球隊加油助威。但隻能在自己的這半塊場地活動,不可侵犯對方領土。他們口不停,手腳不停,比參加比賽的運動員還要累。
鷹隊是在自己的家門口,人多勢眾,沾了不少光,啦啦隊人多,表演的節目花樣也多,還有一個龐大的樂隊,洋鼓洋號,奏了一曲又一曲,以勢壓人。貓隊的象征是一隻用人裝扮成的大貓,它在場子裏跳來跳去,隻能逗人發笑,或者向觀眾撒糖果。
比賽毫不緊張,開球之後就犯規,球員們不是紮大堆,就是碼人垛。一會兒一停,停的時間比賽球的時間還長。觀眾卻莫名其妙地發出一陣陣狂叫,真叫人不可思議,這是一種帶有原始味道的野蠻和愚蠢的運動。美國人認為這種運動既需要運動員勇敢,又要求運動員有智謀。我卻覺得這種運動既不鬥智,也不鬥勇,把運動員限製得死死的,隻能進行粗野地衝撞。難怪東方人不喜歡這樣的運動。國際上體育大賽也不把它列為比賽的項目。
當我看到鷹隊以二十五比七領先的時候,實在沒有耐性再坐下去了,在後排觀眾驚奇的目光注視之下,擠出了體育館。
大家都去看足球比賽了,市裏變成一座空城。我無處可去,信步來到在愛荷華大學進修的中國學者鄧述渝的住地。老鄧在家,他是搞水利的。他的同伴老劉也在家。老劉是被愛荷華醫院邀請來幫助工作的,他原是北京協和醫院的主治醫生、醫學博士。他們兩人合租了一套房子,在二褸,裏外兩間。裏間是臥室,兩張單人床,外間是學習和工作的地方,兩張簡陋的辦公桌,一台彩色電視機。屋內陳設簡單,隨便。幹淨而不夠整齊,東一堆書,西一堆報。我走進他們的房間,卻感到舒適和自由自在。他們的房子旁邊,有公用的衛生間,樓下有公用的廚房,但廚房裏各有自己專用的冰箱。冰箱上沒有鎖,他們的食物偶爾有丟失的現象,懷疑對象是一位年輕的美國房客,他一到沒錢的時候臉上就帶出一種餓相,要不就把自己關在房間裏,要不就趁沒人的時候到廚房裏“共”別人的“產”。老鄧和老劉的辦法是:每到這時候,加倍往冰箱裏放東西,大家心照不宣,這樣搞了幾次反而使那個美國小夥子不好意思再往他們的冰箱裏伸手了。
這所外表很漂亮的木結構小樓,專門租給學生和外國進修學者們住的。老鄧和老劉每月要交納一百九十美元的租金,這已經是很便宜的了。
不一會兒,陸陸續續又來了好幾'位中囯研究生和留學生。看來他們雖然在美國生活了一兩年,有的已生活了三四年,仍然和我一樣不喜歡美國的橄欖球。同胞相聚,大家說著中國話,心裏格外痛快。他們想從我的嘴裏知道家鄉的變化,我想通過他們多了解一些美國,於是從中國到美國,海闊天空,一通神聊。晚上,他們招待我吃了一頓中國飯,然後又暢談到深夜。我又多知道了一些中國留學生在美國的情況。
中國在美國的留學生和進修學者,約有八千人左右,其中一半是自費去的。
不論你到美國的哪一個城市裏去,在大街上的中餐館裏吃飯,很容易碰上年輕的中國人當招待員,為你端盤子,送茶水,禮貌周全。你不可把他們當成餐館的小夥計,他們很多是留學生,用打短工掙的錢付學費和平時食宿的開銷。
當你到美國朋友家做客的時候,也可能會看到中國姑娘或小夥子送酒送菜,不卑不亢地伺候你。你不可把他們當成是這一家的傭人,他們很可能是被雇傭來臨時幫忙的留學生。美國一般的中上等以下的家庭平常是不雇傭人的,傭人的工資很高,雇傭不起。所以,吃過飯以後,如果客人幫助主人收拾一下杯盤刀叉,主人會非常高興。這樣象征性地幹一點活,顯得感情親近,友誼深重,關係隨便。
中國留學生確實有為人家當傭人的。比如:伺候病人,打掃衛生,看守房屋等等,自己賺錢供養自己上學。
這沒有什麼難看的,也不必感到有什麼不好意思,不少美國大學生也是這樣自食其力的。美國的社會一切用錢說話,不存在難看和不難看的問題。我為你付出勞動,你付給我報酬,不論是朋友還是親戚,一視同“錢”。錢事錢辦,各不謙讓,理所當然。前不久,美國總統裏根的跳芭蕾舞的兒子失業,自裏根當政以來,美國的失業率由百分之八增加到百分之十,對立派正想抓住這一點攻擊他。他和太太勸兒子不要去站到失業者的隊伍裏,免得給老子增加麻煩,父母會接濟他錢。然而,裏根的兒子不願接受父母的救濟,那樣維護了老子的臉麵,而他自己就要丟人。最後還是站到失業者的叭伍裏去領救濟金,這等
於給了他當總統的老子一記耳光,立刻轟動了美國的新聞界。對這件事各人有不同的評論。有人說,裏根身為總統,連自己兒子職業都無不住,可見失業問題多麼嚴重!也有人說,芭蕾舞團的老板並不因裏根是總統,就對他的兒子另眼看待,不解雇他,而裏根也不開後門為自己兒子找個職業,這還不錯嘛!
這就是美國人認為難看和不難看的標準。其實,在美國這樣的社會,隻要膽子大,臉皮厚,是沒有什麼難看的事情的。強盜不難看,反而使人害怕,謀殺總緣的人不難看,精神病患者不難看,同性戀者不難看,吸毒的不難看,富人不難看,窮人也不難看,有人就鋪一件破大衣在大街上一躺,敢於展覽自己的窮困。在一個各自為是,無奇不有的世界裏,完全不必擔心臉麵難看或者不難看。
話扯遠了,還是回到中國留學生上來。
美國餐館裏的老板(不論是美國人還是中國血統的人以及那些需要雇傭人的家庭,對中國留學生是很苛刻的,他們付給中國留學生的報酬,要低於其他招待員工資的一兩倍,甚至還要多他們知道這些學生沒有其他辦法,報酬給多紿少都得幹,樂得巧使廉價勞動力。
據說在美國的中國血統的人,和猶太血統的人在數量上差不多。但猶太人抱團兒,活動能力很大,他們肯出錢支持政治家競選如果這些政治家當選,就得接受猶太人的影響。因此猶太人在美國勢力很大,能夠影響國會,甚至可以影響總統身邊人。今年夏天美國在以色列問題上做出那麼不得人心的決定,就因為接受了國內猶太人的壓力。相比而言,中國人就很分散,更形成不了很大的勢力。我們在香港停留時,有個當地人說:“一個中國人和一個日本人做買賣,這個中國人一定能夠打敗日
本人。三個中國人和三個日本人做買賣,這三個中國人一定會被三個日本人打敗。因為三個中國人之間一定會起內訌。”我當時也開玩笑地說:“這三個中國人,一定是一個生病在香港,一個生活在台灣,另一個生活在美國。”
有些在美國的中國研究生,經濟收入比較殷實可靠。美國的大學裏,研究生們都稱自己的導師為老板。教授們對這一稱呼答應的也很幹脆,很自然,並不覺得“老板”兩個字是褻瀆聖明。導師領來一個研究課題,同時也領來一筆研究經費,他不僅在專業和學術上對研究生負有指導的責任,還根據研究生工作的好壞給予經濟上的資助。學生為老師出力,老師付給學生錢,這也確是一種老板和夥計的關係。也有一批中國研究生,在所進修的大學裏擔任助教,輔導一二年級的大學生,也有一筆穩定的收入。很多美國教授都喜歡要中國研究生,他們中有不少才華出眾的人物,導師的許多成果實際是他們給搞出來的。特別是中國的公費研究生,等於是不花錢的勞動力,美國教授何樂而不為?
美國各大學的教授們,帶的研究生很多是外國人。因為美國的大學畢業生,不論成績好壞,都願意去工作,不願意去讀研究生。大學畢業好找工作,工資也很高。考上研究生還要再讀四五年,多的要七八年,畢業後找工作並不容易,工資也不高。如果大學畢業後在企業裏工作這麼多年,很可能要升上去了。誰願意為虛名而放棄實惠呢?所以美國的教授,如果沒有外國研究生報考他,他就會很困難。
美國的大學畢業生的去向也很有趣,有位教授告訴我,文科大學畢業生,成績最好的去幹商業,商業中的熱門是廣告公司。成績中等的去做學術研究。最次的去政府工作。這就是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賺錢高。做學問者次之,最差勁的是去當官。
這是指當一般的官吏,如果是去當總統,那就會搶破腦袋了。
不少中國留學生都有一輛半新不舊的小汽車,在美國買一輛小汽車並不很困難。有個學數學的小葉,是個生活能力很強的能人,他自己先來美國,一邊上學,一邊積攢了一點錢,去年把他的妻子和孩子也接出來了。妻子學英文,每天十一點到下午三點去一家廣東菜館端盤子。小孩上小學,從上午十點到下午三點,學校裏管孩子一頓飯。他們還買了一間活動房屋,雖然是活動房屋,裏麵有冷調、暖氣,門前還有一塊地方,可以種花養草。我們舉辦國慶招待會時,就請他的妻子做了一百個春卷。
當然,像小葉這樣拉家帶口過日子的留學.生還是少數的。但自費學生中倒有不少是一對對的,有夫妻一塊來留學的,也有表兄妹、親兄弟等等。先出來一個,穩住腳跟,再把另一個拉出去。精神上有個安慰,生活上也好相互照應。也有人挨不過孤獨,少男信女佯稱是什麼親戚,就同居,在一塊生活,相互照顧,經濟上也可省一筆錢。對這些事同學們的看法也不一樣,有人不以為然,私下裏飛短流長;有人則很看得開,認為不必大驚小怪,和同胞同居比和美國人同居還要好些。
還有一種不大好理解的現象,我在留學生中遇到了幾對這樣的夫妻,女方是年輕的美國人,到中國進修時愛上了中國小夥子,有的並未經過太大的困難就結婚了。有的則頗費周折,傳出一段佳話,最終才成其好事。現在把年輕的丈夫接到美國上學,她們自己或工作,或邊工作邊上學,賺錢供丈夫上學。有些中國小夥子在國內時就是大學生,或者是搞音樂、搞藝術的,有一技之長,很快就成了美國老丈人眼中的乘龍快婿。有的中國小夥子,在國內時是一般的運動員,身體強壯,儀表堂堂,英文基礎較差,從頭學習數理化或者文學、經濟等等,苦不堪言,頗為尷尬。但這些美國女子的熱情總是令人感動。
我曾為此向一個美國人討教:為什麼美國姑娘喜歡中國的小夥子?他想了一會兒說:美國女人也許覺得中國男子牢靠,知道體貼妻子,關心家庭。溫文爾雅,不酗酒,身上沒有白人那種討厭的長毛……
我不覺得高興,這算不上是對中國的男子漢的一種恭維,黃種人雄性的優點不止是這些。也許是美國的離婚率過高,眾多的家庭分崩離析,把婦女們搞怕了。於是對“丈夫”的概念產生了一種偏見。
留學生的成績也分三六九等,有的相差得很懸殊。給我總的印象是:學理工的埋頭做學問的人較多,有不少是他們所在學校的尖子人物,刻苦自勵者多。學藝術的則自負者多,言談舉止更美國化一些。
有個姑娘自費到美國去學中國現代文學,她的老師也是一個年輕的美國婦女,曾到北大進修過兩年,嫁給了一個中國小夥子。她在美國了解到一點關於王蒙創作上的情況,再把這點情況賣給她的中國留學生。我真想建議那位姑娘幹脆回到北京直接去找王蒙,豈不更便當、更豐富和更真實?當然,人各有誌,有的是為了求學,有的則為了“留洋”。
在洛杉磯我還遇到了長篇推理小說《刑警隊長》的作者王亞平,他在美國學電影,募捐了幾萬美元,今年夏天找了幾個中國學生,他自任導演和主演,排了一部長達十個小時的影片,叫《從西方到東方》,又名《中國留學生眼中的美國》。尚未剪輯,將來能否放映也不得而知。但他的膽量,他的敢闖敢幹,不怵陣,會打通關係,不能不叫人驚奇!他認為美國確是“青年人的天堂,中年人的戰場,老年人的墳場。”這是個有誘惑力的世界,青年人可以隨心所欲地闖蕩一番。
爰荷華大學天文物理係,有一個世界上最早迸行宇宙探索的研究中心,這個研究中心的負責人,也是天文物理係的主任,著名的物理學家範?愛倫教授。研究中心裏有二十個從各個國家來進修的研究生,愛倫最得意的是兩個中國研究生:馬提則(原南京大學物理係學生)、孫國生(原科技大學講師)他們兩人的成績,打破了愛荷華大學二十五年乘研究生的最高分數。
我見到小馬的時候,他剛給大學生上完課,穿一身洗得發白的普通中國衣服。老實說,我在美國見到那麼多中國留學生,還沒有碰上一個在穿戴上像他這樣一點沒有洋化的人,就是在國內的大學裏,像他這身穿戴也夠樸素的了!發舊的灰布上衣,藍褲子,黑布鞋,穿在他身上,卻顯得隨便、自然又大方。他隻有27歲,像國內的青年人樣留著普通的短發,戴副眼鏡,麵目清秀,俊逸,不善詞令,靦腆愛笑,有幾分書呆子氣。通過簡短的交談我才知道,他沒有時間、沒有心思去考慮穿戴,或者駕著汽車去旅遊,去兜風。每天除去睡覺他不回宿舍。什麼時候睡覺呢?夜裏十二點以後才離開實驗室。這樣幹的不光是他,還有很多教授,每天晚上都千到十一二點才回家。大家都在拚!
愛荷華是世界上最大的探測星空的大學,現在正進行到土星和木星的探測,1986年進行探測冥王星的工作。同時他們還為宇宙飛船提供備件。美國政府和宇航局,每年資助給這個研究中心五百萬美元,“哥倫比亞號航天飛機”上的光譜分析儀,就是他們製造的。
創造奇跡的人本身卻是平凡的。馬提則正是給我這樣一種
印象。他的導師愛倫教授也是如此,身上有狐臭,說話時嘴裏噴出一股酸臭味,一談起他的專業、他的實驗室,就眉飛色舞,
我們一項一項仔細參觀。他也許知道我們看不懂,所以不用保密。這使我想起國內的某些項目,對有害於我們的外國人保不住密,對於無害的自己人卻故弄玄虛,大保其密,保密範圍很大,越窮越保,越保越窮。有時不該保密的保住了,該保密的倒沒有保住。
國慶招待會上,馬提則換了一身中山裝,儀表人材,非常精神。他和孫國生一塊來的,老孫也是一身中山裝,身材魁梧雄健,豪爽風趣,說話東北腔,愛講笑話。原來他是關東大漢。一見麵就用力握住我的手:“我讀過你的作品,因此我們可以說是神交已久的朋友了……”
我們倆果然談得很愉快,我問他美國大學生有什麼特點。他張口就說:“重金錢,講實際。”
他給我講了一個故事:他認識了一個美國學生,那個美國學生有個好朋友是非洲人,於是他們三個就成了朋友。美國學生花二十五塊錢買了一本書,看完以後想把書再賣掉。非洲學生也想看看這本書。但他的美國朋友隻賣不借,而且要價二十三塊美元。而非洲人隻肯出十九塊,請孫國生做中間人。
他看見兩位好朋友經過激烈地討價還價,賣主咬牙又降了一塊錢,並揚言低於二十二塊不賣;買主也咬牙又長了一塊錢,也表示高於二十塊不買!買賣就此僵住了,買賣雙方並不覺得有什麼不好意思,孫國生這位關東大漢在中間卻坐不住了。他麵紅耳赤,替他的兩位朋友感到難堪,從自己的口袋裏掏出兩塊錢交給非洲人。非洲人並不覺得難堪,也沒推讓,接過孫國生的兩塊,加上自己的二十,遞給了美國人。美國人更是受之無愧,而且十分高興,一手接錢,一手交貨,買賣成交。三個人以後還是朋友。
我們聽了都哈哈一笑。
臨分手時,老孫正兒八經對我說:“你回國後能否多留意,為提則物色一個姑娘。”
我十分驚異:“你的話是真的,還是假的?”
“君子無戲言!”
“小馬有什麼條件?”
“最好是賢妻良母型的,有學識,具慧眼,會疼人,將來能‘支持小馬。小馬的博士學位是手拿把攥的,還要等兩三年才能回國,我怕到時候好姑娘都被別人搶走了。”
“中國的好姑娘多得很。”就這樣我接受了一件對我來說是力不從心的、微妙而又不太好完成的囑托。
十月七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