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穀村，考取鄉舉雖然也是光耀門庭的榮事，但與考取進士相比，鄉舉要差上一些。《穀村仰承集》“李氏聯芳圖”中記載了鄉舉的盛況：“父子鄉舉”有九次，其中一父四子一次、一父五子一次；“兄弟鄉舉”至少有十七次；“一門同科鄉舉”竟然達到三十六次之多。
此外，還有未曾載入《穀村仰承集》的縣試、府試和院試盛況。這三個層級的考試，也是官府舉辦的初級考試，都是學子一生中的重要考試，是他們晉身的必由之路。
縣試，一般被稱為童子試，或童試，是縣官衙門組織的統一考試。所有學子不論年齡大小，從未參加過縣衙考試的，均稱為童生，首先必須參加這一考試，通過了就有資格參加府試，未通過的仍稱童生，等待參加下一次縣試，有的童生因為參加考試而未通過的次數多，便被稱為“老童生”。童生的來源渠道較多，有的來自裏塾（鄉一級機構主辦的學校），有的來自私塾（有村塾、家塾之分。村塾是同一村莊或幾個村莊民眾集資開辦的學校；家塾是大戶人家個人出資開辦的學校）。考試合格的童生，集體入縣衙舉辦的學校集中學習，稱之為“癢生”、“邑庫生”或“縣學生”；名列前茅者可以獲得朝廷給予的官糧補貼，即“凜米”，獲得凜米的縣學生被稱為“凜生”或“邑凜生”，算是吃上了“皇糧”，很有麵子。
府試，有時候稱為州試、郡試（這與不同朝代行政機構設置和叫法上的不同有關，相當於如今的地區、設區市一級），是比縣衙高一級的官府組織的考試，通過了縣試的考生才有資格參加。府試合格的考生，取得了參加院試的資格，並集體進入府衙舉辦的學校集中學習，也被稱為“庫生”、“郡（府、州）庫生”或“府學生”，有時也稱“序生”或“郡序生”；名列前茅者獲得朝廷“凜米”，叫作“府凜生”或“郡凜生”。
院試，即學政考試，是由省一級的學政衙門組織的考試，相當於如今省教育廳組織的考試，府試合格者才能參加。這次考試的優秀者，可以被推薦直接進入國子學、太學或貢院集中學習，成為其他學子羨慕的“國學生”、“太學生”或“貢生”。
縣、府、院三級考試都合格的考生，統稱為“生員”，俗稱“秀才”，也叫“相公”。秀才不僅可以在科舉、仕途上有進一步上升的機會，而且在地方上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權益：封建時代規定，秀才可以免除差役、搖役，見到知縣可以不下跪，地方官員不能隨意對其用刑，等等。因為秀才“知書識禮”、“博學多聞”，成為民間活躍的特殊階層，在普通老百姓當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受到相當的尊重，因此他們在老百姓與官府之間，起著橋梁和紐帶的作用。很多秀才雖然一生都未能考取功名，隻能以開私塾教書或給官員們做幕僚等方法為生，但他們往往因為性格耿直、敢於為民說話而受到百姓的擁戴與讚譽。
翻開《穀村李氏族譜》，能夠看到許多以醒目標識凸顯出來的“邑庫生”、“郡庫生”、“邑凜生”、“郡凜生”、“太學生”、“國學生”等。粗略計算，有二百六十多人。他們，也是穀村科舉盛況的一個重要部分。
二、家學的淵源
―家規的訓誡、義倉的資助、書院的培養、長輩的督責、家人的期望，成為穀村李氏先賢求學上進的諸多動力，形成了一個家族獨有的家學淵源，從而為創造科舉傳奇莫定了牢固的基礎。
就穀村而言，科舉盛況如此鼎沸，是有著獨特的家學淵源與家族要求的。
《穀村仰承集》所載《家規》一篇中，有一段話似乎能夠說明一些問題：
本族義倉起自乾隆乙亥，各房各支各人俱有捐助……於本支鄉試者，每人助路費錢二吊文；院府縣三試，每人助卷錢二百文。
穀村李氏曾經在乾隆時期建立過義倉，義倉收入由李氏各房各支各人捐助，統一使用，而其使用方向都為本村本族的公益事業，包括對讀書求學、參加官方考試者的資助。院、府、縣三考，資助參加考試者二百文試卷錢，鄉試（省試或解試）資助參加考試者二吊錢。據介紹，一吊錢就是一貫錢，是串起來的一千枚銅錢，比如乾隆通寶、康熙通寶、順治通寶之類的，一枚即是一文。義倉資助的錢不算多，大概表示一個意思，是宗族集體給予求學者個人的一種褒獎與鼓勵。
穀村李氏正是通過這種集體資助或獎勵的辦法，鼓勵子弟求學上進，激勵他們不斷求取功名。 自古道：“書中自有千鍾粟，書中自有黃金屋，書中自有顏如玉。”又道：“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也道：“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還道：“學而優則仕。”讀書求學能夠獲得如此之多的好處，怎麼能不好好地讀書呢？對於求學者個人而言，讀書求學，乃是擺脫底層生活的唯一途徑，是通往光明大道的唯一選擇，是登上仕途高位的不二法門，是尊享福祿二字的必由之路。試想，鹹魚翻身的感覺會是多麼美妙啊！鯉魚跳龍門的成功又是多麼精彩啊！多少人在苦難中期待，在磨礪中奮進，在挫折中再起。個人奮鬥的成功，帶來的不僅僅是個人際遇與命運的改變，往往是一個家庭乃至一個家族境遇的改變，未來的改變，命運的改變，乃至後代子孫一切的改變；“一人得道，雞犬升天”的俗語，雖然帶有貶義，但它所描繪的景象卻是實在、真切的，曆史上又的確發生過。對於一個姓氏、一個家族而言，本姓本族子孫功名的獲取，同樣是全姓、全族、全村的榮耀。至今為止，穀村李氏科舉的榮耀，依然閃耀著無上的光芒。因此，鼓勵讀書求學，不僅是家庭所需，也是宗族所需。
“一脈真傳克勤克儉，兩行正路唯讀唯耕。”多少姓氏、多少宗族、多少村莊，在宗祠大門、廳柱或者中堂上，或者在牌坊石柱上，鐫刻著類似內容的對聯。
如果說義倉的資助是物質的，那麼“耕讀傳家”的教育則是精神的。如此堂而皇之地將這類對聯醒目地鐫刻於大門、楹柱、廳堂或牌坊之上，正是要營造一種求學上進的氛圍，激勵子弟努力求學讀書，博取功名，晉身仕途，不僅自己飛黃騰達，而且光宗耀祖，甚至家人“雞犬升天”。因此，即使沒有義倉的資助，穀村李氏也會如此激勵自己的子弟子孫，在科舉功名的道路上走得越遠越好。
博取功名，既是學子個人的人生大事，也是宗族集體的公益大事。為了便於子弟們求學，更好地進取，穀村李氏開辦了許多書院來培養族中子弟。《穀村仰承集·創建》篇共記錄書院11所，分別是：3R建經訓書院、救建義方書院、桂林書院、神童書院、東湖書院、依仁書院、有斐書院、三益書院、複禮書院、六行書院、文蔚書院。最早的建於南宋高宗時期，最晚的建於清朝乾隆時期。
這些書院，使穀村子弟自幼受到規範的教育，積聚了科舉考試的實力。那些佼佼者一路過關斬將，順利通過縣試、府試、院試、鄉試、會試和殿試，先後考取生員、舉人、貢士、進士，為自己也為宗族贏得了榮耀與讚譽。據《穀村仰承集》記載，穀村曆史上共有舉人115名，其中文舉106名，武舉9名，貢士95名，進士68名（實際上，在其“進士”名錄中，有兩位為特奏名，而在其“鄉舉”、“仕籍”名錄中，還有8位特奏名，作為宋朝獨有的一個科舉現象，以舉人或太學生身份參加“特奏名”殿試並獲通過的，被授予同科進士出身，稱為“特奏名進士”，因此，穀村李氏共有進士數應為78名）。書院，是學子晉身的階梯、成名的橋梁，是學子爭得榮譽的平台，是學子成為國家棟梁、參與治國理政的路徑。
穀村李氏還有一所“樹人書院”，建於乾隆時期，捐建者是位女性。《穀村仰承集·家規》篇載：“我族原有文蔚書院，近又元潭長房其瑪公之妻曾氏捐建樹人書院。每年正月聚眾童會課，文蔚書院定以正月初六日，樹人書院定以正月初九日。先期首事出具傳單，遍貼各門。先夜鳴鑼三陣，各生黎明赴祠，當堂命題，大展珠現。請族中科分高者一人閱卷，定等第分別獎賞。”不僅寫明了捐建者的身份，還注明了書院會課的規定與儀典，更表明了書院開辦的目的：在於通過“會課”獎賞等方式激勵學子刻苦讀書、發憤求學以博取功名。
李希朗先生載於《廬陵文化》（總第47期）的文章《穀村李氏世係》介紹，穀村還有一所“湛陽書院”，為穀村元潭派祖李用期先生最初的居所。想來，那所書院一定為穀村李氏培養了不少功成名就的優秀學子，宋朝的“百桂”，說不定就是這所書院培養的。
如今行走在穀村，已然看不到那些書院的影子，有的連遺址也沒有了，或被曆史的風煙湮沒於歲月的深處，或被日益增多的人口擠占為宅基地而聳立著高大洋氣的樓房了。倒是“書院下”這個地名頗有意義。穀村人介紹：有兩兄弟受到皇帝的族表，封為“孝子”，救他們建書院“教館”。教館，是方言，館就是書院，到書院教子弟讀書。這兩兄弟就是穀村元潭派祖李用期的第七子李籌、第八子李衡。他們兩歲喪母，十歲喪父，成人後感到母親去世過早，沒有盡到孝心，於是擇址“改葬其母於仕壽鄉匡山，二人自負（土。―作者補）成墳，廬於墓左”。官府聞知，上奏朝廷召封他們為官，他們不受，南宋高宗皇帝就救他們歸鄉建書院為教授，一人建了一所，就是“救建經訓書院”與“救建義方書院”。他們開辦書院教書，自然住在那兒，人們就稱他們居住的地方為“書院下”。如今，這兩所書院已難覓蹤跡，唯獨留下了“書院下”這個地名，李籌的曾孫李叔啟後來就在書院下開基。
三、功名的競賽
―牌坊的公開放表、堂第的顯赫宣示、榮譽薄的鄭重記錄，在文人學子中形成了一種無形而有序的競賽，你追我趕、爭先恐後的競賽氛圍，鋪就了文人學子們前進的道路。
在穀村，科舉的盛況還由於學子們在功名上的競爭。各個派、房、支之間，存在著讀書求學、博取功名的競爭局麵，誰也不甘落後，你追我趕、爭先恐後，或公開比拚，或暗中較勁。這個局麵的形成，促進了各派、支和家庭的子弟刻苦攻讀，積極上進，奮力攀登。當某個派、房、支和家庭出現了“鄉舉”、“進士”以至“父子鄉舉”、“兄弟鄉舉”、“父子進士”、“兄弟進士”的盛況後，其他派、房、支和家庭就會更加嚴苛地督責自家子弟加緊學習，爭取早日出現那樣的盛況。
那些書院的開辦，恐怕也是派、房、支之間暗中競賽的結果。每當“會課”之時，學子們要通過自己的文章，來為自己，也為本派、本房、本支和家庭，爭個一二三等。“當堂命題，大展珠現……定等第分別獎賞”的家規，就已經證明了這種競爭性。
牌坊，堂第，往往是封建時代科舉考試成功者炫耀功名的基本方式，也是競爭成功的一種顯耀。科舉考試上的競爭性，在學子取得功名之後的榮耀顯擺宣揚上，表現更加張揚而驕矜，更加酣暢而淋漓。去全國各地的古村遊覽，那些幸存下來的牌坊、堂號、門第，就在那裏顯赫地張揚著那份古老而切近的榮耀。
穀村千百年來的曆史上，每當科舉考試取得顯赫成績之後，都會修建堂、第、坊等建築物來彰顯自己的榮耀，有的還是皇帝欽賜或族表的建築。
“百桂堂”，《穀村仰承集》記載，是因為在“宋時族中登科第者近百人，建堂以表其盛，高宗禦書飛白，以榮之後”。桂者，蟾宮折桂之謂也，過去經常把科舉考試被錄取為進士者，稱為“折桂人”。因此，近百位子弟考中進士，實現了蟾宮折桂的美好願望，那是多麼大的榮耀啊，於是建堂以記之，名日“百桂”；而且這個“百桂堂”的題額，竟然是南宋皇帝高宗趙構的親手“禦書”，真是榮耀至尊至極了，還有什麼樣的榮耀有超過皇帝的給予呢？除非玉皇大帝的“禦書飛白”了。
“父子兄弟進士坊”，南宋度宗趙祺鹹淳時期，為李靈、李晉之、李可方、李允方一家先後考取的四位進士而建，也是得到皇帝族表而建的，雖然沒有文獻記載是否皇帝禦書坊名，但其榮耀也不亞於百桂堂的“禦書飛白”，頗有華光射鬥、文氣衝天的派頭和威儀。
穀村此類為彰揚科舉考試功名而建的紀念性建築，還有“雙桂第”、“雙進士第”、“進士第”、“雙鳳第”、“父子兄弟科第坊”、“金榜題名坊”、“解元坊”、“一門三進士坊”等，都是穀村李氏後裔通過科舉考試為自己也為宗族爭得榮耀的象征，是他們在學業上不斷進取、互相競賽的結果。
求學的競賽，是功名的競賽，更是臉麵的競賽；科舉的競爭，是命運的競爭，更是榮耀的競爭。
有序的競爭，也是成功的階梯。
科舉考試的競爭性和競賽性，最直接、最明顯的表現，是《穀村仰承集》中“進士”、“鄉舉”、“武舉”、“貢士”等名錄。這份名錄中，每個人名字後麵，不僅注明了他們考取功名的年號，而且醒目地注明了他們的房派與居地名，有的甚至注明了他們前輩的名字和科舉考試的地位，堂皇地宣示著這種競爭、競賽的顯赫結果。
首先看看部分“進士”名錄：
彥成，字聖集，宋熙寧乙卯解試，元佑戊辰李常寧榜登第，鼓樓，居廬陵宣化鄉。
彥修，字聖時，宋元豐辛酉解試，壬戌黃裳榜登第，月岡。
林，字昭文，宋元佑辛未馬涓榜登第，特旨除大學博士，鼓樓。
耀，字允升，宋宣和癸卯鄉舉， 甲辰沈晦榜登第，授禮部架閣，升翰林侍講學士，鼓樓。
責，字彥實，宋元符庚辰李釜榜登第，曆興國軍永興尉，改知分寧縣，遷濟陰縣，調查臨江軍清江縣，累受賞典，升朝散郎、韶州通判，月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