靈，字仲輝，宋嘉定己卯解試，嘉熙戊戌周垣榜登第，任龍興分寧主簿，元潭長房，居雙桂第。
伯圭，字光朝，宋嘉熙戊戌周垣榜登第，授翰林檢閱，元潭五房。
層，字道存，號堅泉，元至正乙酉張士堅榜登第，鼓樓，居羅家巷。
公明，元至正丙辰進士，居洪源。
在修，字克己， 明永樂庚子鄉舉， 甲辰邢寬榜登第，授禦史，遷福建金事，元潭五房，居水邊。
次蓮，字幼青，清康熙丙午鄉舉，（康熙）庚戌蔡啟樽榜登第，元潭七房，居書院下。
振裕，字維饒，清順治庚子鄉舉，康熙庚戌登第，曆官戶禮刑工四部尚書，元潭四房，居石園。
次看部分“鄉舉”名錄：
遷之，字仲愚，宋治平甲辰解試，鼓樓，居樓下，為穀村科第之首。
卓，字特立，由貢士中政和丙申解試，授臨武主薄，月洲，舊宅。
次魚，字直卿，宋紹興庚申解試，癸未特奏，任長沙酒正，遷金溪垂，元潭長房，文園。
文炳，字少明，宋紹興癸酉解試，元潭七房，書院下。
元瑞，字天麟，宋乾道乙酉解試，辛卯再舉，紹興癸醜特奏名，授瑞州上高縣尉， 月岡，用琳公曾孫。
公行，字德達，宋乾道辛卯解試，慶元己未特奏，授隆興分寧主薄，元潭八房。
本仁，字斯立，元延枯庚申鄉舉，授遭州學正，鼓樓，居方山。
以文，元至正癸醜舉人，任湖廣郴州學正，洪源。
鎮，字彥安，明洪武庚午鄉舉，龍溪教諭，升鎮江教授，月洲，居村前。
耐，字公善，（明）景泰癸酉中湖廣鄉舉，丙子中江西，授饒平縣教諭，元潭四房，居行走西，縣誌作公善，以字行。
原道，字月塘，明嘉靖戊子順天鄉舉，任南京禮部司務，鼓樓，蕪湖籍，誌載元道。
棟，字邦吉，明嘉靖癸卵鄉舉， 月洲，居花樹下。
掄。字簡在，清順治丁酉鄉舉，任新昌教諭，升南康府教授， 副講白鹿書院，元潭七房，居書院下。
方苞，清雍正乙卯鄉舉， 四川井研知縣，鼓樓，閣上。
其敏，清乾隆丙午鄉舉，任萬年教諭，升南康教授，鼓樓。
朝佐，字階綠，清嘉慶戊辰鄉舉，官峽江訓導，元潭四房。
淑豪，字朝贈，清道光丙午鄉魁，揀選擇知縣，殉粵賊難，奉詔旌恤，元潭長房，大池人。
再看部分“貢士”名錄：
務敏，字誌學，元貢生，任衡州學錄，元潭長房，居拓塘。
熒，字次晦，元貢生，授瑞州知事，升江西行省照磨，鼓樓，居西湖。
魏，字子駿， 明洪武間貢士，任漢陽訓導。
一經，字習之， 明嘉靖貢生，元潭四房，居樓屋下。
猶龍，字豈耳，（明）天啟辛酉選貢， 由杭州通判仕至右金都禦史，巡撫天津，鼓樓。
一偉，字君奇， 由增生入太學，崇禎庚辰奉積分準貢，元潭長房，居文園。
振棋，字維介，順治丙午恩例選貢，元潭四房，居石園。
曰紀，字佩倉，康熙戊子副貢，元潭四房，居石園。
錫爵，字一馭，康熙癸巳恩貢，元潭長房，居大池。
鴻飛，字錄則，雍正壬子歲貢，元潭八房。
曰枉，字麗存，乾隆時凜貢，元潭四房，居石園。
曰琉，字藹存，乾隆壬申拔貢，丙子考授教習，元潭四房，居石園。
運泰，字於鹹，嘉慶壬戍邊附貢，元潭七房，環山堂人。
彬，字煥文，號質夫，光緒丙午特科考取職貢，候選縣右堂。
卓人，號立齋，字飛翰， 同治甲子，欽賜副貢。
淦，字拔侶，號麗生，增貢，元潭長房，大池。
這份名錄，實質上是一份一份功名光榮榜。特地注明成功者的房派和居地，無形中在各個房派、支族與家庭之間形成了競爭競賽的格局，要想載入這份功名簿，就得努力學習、奮力攀登。這本功名簿，猶如一座高聳的書山，要想達到頂峰，萬萬不能泄氣止步，正所謂“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穀村曆代學子之間你追我趕、爭先恐後，把科舉興家浪潮，推上了至尊無上的頂峰；正是這樣的競賽、這樣的進取，才使得穀村李氏呈現出一派文風鼎盛、文脈流長的繁榮景象。
四、詩文的功用
―詩文，原本是個人情趣的體現、思想的記錄，但在科舉考試選拔人才的時代，竟然成為一種實用的工具或手段，是文人學子躋身科舉考場、博取人生功名的無可替代的拐杖。
詩文者，詩詞文章也。一般意義上說，其功用就是抒發心聲、表達誌向，是個人情趣的體現、愛好的依據和思想的記錄。
但科舉時代，詩文卻不限於這樣的功用，超越了一般意義的範疇，有著更為宏大深遠也更為直接的作用。任何學子士人，要想博取功名、晉身仕途，就必須在詩文上下苦功，“十年麵壁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知”，隱於詩文後麵的意義更為深長。詩文，就是科舉考試的基本工具，是穀村李氏家族式的事業。
《穀村李氏族譜》中，名臣顯宦、文人雅士的名字後，多有一個簡要的注解，如“治書”、“治詩”、“治文”、“治易”等。治者，研讀也，研讀易經、研讀文章、研讀詩詞。這樣的注解告訴後人，李氏先賢是以研讀詩文為業，也是以研讀詩文著稱的，他們的生平誌向與功業，就在讀書覽籍、寫詩作文上，在躋身科舉以博取功名上。詩文讓他們立業，讓他們立身，讓他們立世。
這，豈是抒發心聲、表達誌向、記錄思想這麼簡單的嗎？
從實用的層麵講，穀村李氏先賢是將詩文作為一個工具或手段，借助詩文的研讀，擠上科舉考試的小橋，奔向官宦仕途的大道。他們前赴後繼地湧上這條路，躬耕力勉，勤學苦讀，甚至“頭懸梁，錐刺股”，廢寢忘食、夜以繼日。
“治詩”、“治書”、“治易”者頗多。如李士開，李邦華的兒子，“治書”，這是他家的祖訓。他的上祖李威，“治書”，邑庫生；其高祖李佐，遵父訓，年幼即棄文為農，未能取得功名；其曾祖李秀，讀過書，“少孤，廢學”；其祖父李廷諫，“治書”，萬曆癸卯年舉人，後為官；其父李邦華，“治書”，先後考中舉人、進士，後為官，明亡時以身殉國；其叔父李邦英、李邦藻、李邦著、李邦蔚，都“治書”，分別成為歲貢生、拔貢生、貢生、邑庫生。在這樣的家學熏陶下，李士開也“治書”，補邑凜生，如果不是跳水自殺以身殉弟，恐怕科舉仕途會有更大的前景。其弟李士苔，堂兄弟李士閱、李士升、李士奎、李士鬥、李士遇、李士廷等都“治書”，擁有邑庫生、郡庫生等身份。及至其子李長世、玄孫李其章都“治書”，玄孫李其位“治易”，五世孫李祥光“治詩”、李祥豹“治易”，分別成為邑庫生、郡庫生。這就足以證明，穀村李氏是把詩文研讀當成一種家族式的事業。
家族這麼多人當中，隻要有一兩個取得成功，家族的光輝與榮耀，頃刻就得到重顯。李廷諫考中舉人，後來入仕做了官，家族的榮耀顯現了。至李邦華，不僅考中舉人，而且考取進士，家族的榮耀“更上一層樓”了，何況他後來還做了兩任兵部尚書，家族的門媚不知有多麼光彩。正是這樣的光彩，越發吸引人們投身於詩文之中，精研細讀， 一探微究義，期待著“一舉成名天下知”、“方為人上人”的輝煌。
再看李中家族。李中，號穀平，明正德丁卯年考中湖廣鄉試舉人，為解元， 甲戌年考取進士，後來官至右副都禦史兼南京糧儲總督。由於他的功績，其父李坦、祖父李傑均被嘉靖皇帝贈為中大夫、四川布政司右恭政，雖生前不貴，但死後卻榮。在他的影響下，其子李元生、李紹生、李寅生、李庚生都“治易”，後三子均為邑庫生，而長子李元生則於嘉靖戊子年考中舉人，後任海州桂陽州知州，雖然沒李中官大，但也繼承了李中的衣缽，將家族事業發揚光大了。其孫李曾、李春、李簡，也都“治易”，先後成為邑庫生，後均補入“國學生”，李曾後來曆任福建都司、浙江都司都事，李春於萬曆庚戌年被縣令孫之益延請為鄉飲大賓。其侄、侄孫，以及再往下若幹代，代代都有讀書人，“治易”，“治詩”，“治禮”，“治春秋”，貢生、舉人、邑庫生、奉祀生、武學生等層出不窮，使讀書成為家族事業。他的侄子有兩個貢士（李生成、李生春）、一個舉人（李生文）；他的侄孫李日宣考取進士後，立即將家族聲望提高到了一個新高度，令世人刮目相看。於是，詩文研讀立即成為眾多希望改變自己命運者的首選職業。到清朝康熙庚戌年，他的玄孫李鶴鳴又考取進士，並授山西孟縣縣令，家族榮耀同輝日月。在這種波浪式榮耀的激勵下，詩文研讀便顯得波瀾壯闊。
因此，詩文是文人成功的橋梁，是學子晉身的階梯，是世人飛黃騰達的夢想。
但千軍萬馬擠在科舉考試的獨木橋上，成功者有限，相當多的學子要名落孫山。
有的學子努力研讀詩文之後，能夠取得“生員”（也稱秀才或相公）的功名。但越往後路越難走，正如爬山一般，達到頂峰的隻是少數和個別，有的學子終其一生連“生員”都考不上。眾多的“生員”當中，能夠取得朝廷體祿者不多。“生員”的最高層次是監生和貢生，即國子監學生和貢院學生，有的監生、貢生已經是舉人出身；其次為國子學學生（簡稱國學生）、太學生。這兩個層次的生員，實際上享受朝廷體祿。往下是凜生，即凜膳生員，就是吃“皇糧”（凜米）的府、州、縣學校的生員，《穀村李氏族譜》中標明“邑凜生”、“郡凜生”。凜者，糧倉也。由官府供給府、州、縣學校中優秀生員糧食，這是封建朝廷給予優秀生員的一種待遇，鼓勵士子努力讀書。明初規定，“府學四十人、州學三十人、縣學二十人，每人每月給凜米六鬥；清沿此製，經歲、科兩試一等前列者，方能取得凜名義”。
但在府、州、縣的學校中，還有相當多的生員雖然擁有“庫生”、“邑庫生”、“郡庫生”、“郡增生”、“增廣生”的功名，卻吃不到凜米，得不到朝廷或官府的生活補助，因而往往一貧如洗。對於家庭條件不好的，或者原本就處在貧困狀態的，一旦功名無望，就是赤貧一生，就像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到了這個時候，詩文還有什麼意義？還有什麼功用李 “百無一用是書生”，這句老話道出來的，是功名未成者淒涼的心境。
當然，也有“識時務者為俊傑”的，眼看人到中年，眼看家道貧寒，眼看功名無望，眼看家中兒女傲傲待哺，隻得收起追求功名利祿的“野心”，老老實實做一個普通人，踏踏實實掙幾個銀子養家糊口。於是，這樣的人便將自己研讀詩文所獲得的知識作為本錢，替人教書，混兩個“束惰”以充家用，成為“業儒”或“儒士”，即以教書講學為業。《穀村李氏族譜》中對此有記載，如李中的侄子李生茂，“儒士”；李元鼎的叔祖父李時鳴，“儒士”；李元鼎的堂弟李光鼎，“儒士”；李元鼎的族曾孫李日登，“儒士”；鼓樓派的李映庚，康熙時人，“儒士”。他們都是讀書人，有真才實學，但科舉考試總是名落孫山，隻好以教授儒業為生，或招收學生開館授業，或被書院或私塾延請去授業。“點半盞殘燈替諸生改之乎者也；剩一支禿筆為舉家籌柴米油鹽”。這些人往往性格剛正耿直，頗有幾分清高，在一方土地上也享有一定威望和名譽，因此常常得到官員的青睞與賞識。這樣一來， 日子過得平淡無憂，卻是少了科舉成功的轟轟烈烈。詩文便成了他們謀生的手段和技能。
儒士中的出類拔萃者，也能因為有真才實學被作為人才薦舉給朝廷，一旦薦舉成功，他們也能步入仕途，被朝廷封個一官半職，達到鹹魚翻身、光宗耀祖的效果。如李時鳴，就由儒士而被授予蘇州檢校，後又升任陳州吏目、肇慶照磨、貴州都勻府經曆，並致仕而歸。這樣一來，詩文還有“曲線救國”的效用。如李齊昌，“世業儒，尤工筆劄”，後被明成祖征召參與《永樂大典））的修撰，之後被授予官職。如李益，“以儒為業”，後被征召，授太平府訓導之職。
《穀村仰承集·文學傳》載有穀村儒士的傳記，從中可以窺見當時一些未能取得功名者的經曆與性格。如元朝末年的李原，幣事吳草廬先生，通五經，尊信朱子之學，屢舉不第，教授於鄉”，詩文成了李原謀生的技能。而對於邑庫生李威來說，詩文給了他“博學宏詞”，卻沒有給他好運，“九試棘閨不雋，遂焚棄筆硯，囑子孫躬耕”。李威，是李邦華的上祖，《穀村仰承集》和《穀村李氏族譜》給他的評價都是非常高的，是個擁有真才實學的文人儒士，一生參加九次會試，卻沒有一次取得成功。可以想象，他是多麼希望自己能夠“金榜題名”啊，一旦擁有那個時刻，跳龍門成功的榮耀該有多麼輝煌啊！然而，時運似乎專門捉弄他，詩文研讀到這個份上，卻沒有讓他擁有成功的喜悅，九次失利的打擊是異常沉重的，內心的失望無以複加。於是，他把攻讀詩文的文房四寶付之一炬，並囑咐子孫再也不要研讀詩文了，還是好好種田耕地、踏踏實實做個農民吧。真是成也詩文敗也詩文，詩文成了他一生也難以解開的心結。
然而，他們的失利恰恰反襯了別人的成功。人們在研讀詩文、追求功名的時候，看到的都是成功者的輝煌，誰會去關注失利者的暗淡呢？仰慕成功者、追趕成功者的心理暗示，會讓功名追逐者加倍努力於詩文研讀，而失利者往往被湮沒於功名追逐者勢利的眼神與不屑的唾沫之中。
科舉文化的輝煌，建立在失利者的暗淡之上；科舉文化的榮耀，建立在失利者的痛苦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