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文獻的承載
這部文獻，收錄了穀村李氏曆代先賢以及與先賢往來密切的異地先賢的相關詩文作品。在這些詩文當中，穀村的文脈悄無聲息卻又激烈澎湃地流淌，穀村的文氣不知不覺卻又承前啟後地氦氫。因此，它是一份曆史文化的原始記載，一份傳統文化的樸實傳承；是連接穀村與外界的橋梁，是連接古代與未來的通道；是穀村科舉榮耀的標榜，是穀村仕宦顯達的宣示，更是穀村曆史文化的承載。
延續文脈、集聚文氣，站在今天的角度，已不僅僅是穀村自身的事情，更是曆史發展的需要。
《穀村仰承集》始編於元朝天曆元年（1328年），初名《李氏文獻紀略》。以後在元朝至正年間，明朝洪武、永樂、正統年間，清朝乾隆、道光、宣統年間七次重編，中間曾更名為《穀村記》、《仰承集》，宣統年間最後一次重編，定名為《穀村仰承集》;1993年最後一次重印。文獻共十二卷，體例完備，記載周詳，族譜中限於體例成規不便記載的，或族譜中散見各處的，無不旁搜周納，條分縷析。
文獻將詩文稱為“藝文”，分成四類編輯保留下來，成為一份曆史的還原。四類“藝文”中，一類主要是“文”，目錄中列為“藝文哀翰”、“奏疏”、“表”、“書啟”、“上書”和“公呈”；二類主要是各類“序”，目錄中列為“藝文”、“譜序”、“文獻序”和“各序”；三類則以詩賦為主，目錄中列為“藝文記諸記”、“詩”、“藝文記詩”、“賦”；四類主要是告祭行狀等應用文體， 目錄中列為“藝文記告文”、“藝文記祭文”、“藝文記行狀”、“藝文”。此外還有墓誌方麵的文章，目錄中列為“邱墓記”“墓表”“墓誌銘”，並不歸屬於“藝文”。
閱讀那些詩文，眼前不免浮現出穀村李氏先賢們於燈下秉燭勤讀的身影，於仕途匆匆奔波的腳步，於朝廷慷慨諫言的聲音，於座間默默深思的目光。
一、哀翰的輝煌
―皇帝的手書謂之哀翰，賞賜給臣子則為登峰造極的榮耀；穀村李氏先賢曆史上所獲得的這種榮耀，堪令世人羨慕到嫉妒。
哀者，屋宇，深邃的房屋，北極星所在，後來借指帝王所居，引申為王位、帝王的代稱，直接指代帝王。翰者，長而堅硬的羽毛，借指毛筆，後來又借指文字和書信。“哀翰”組合，指帝王的墨跡，是帝王親手留下的墨寶或者字跡；《穀村仰承集》中指帝王的文章。
弄清了“衰翰”的意思，不難理解這個目錄名稱的用意了：皇帝賞賜給穀村先賢諸多墨寶與文章，是無尚的榮譽與輝煌。皇帝的榮寵主要集中在清朝康熙時期：
聖祖仁皇帝賜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李振裕禦書《天馬賦》；
聖祖仁皇帝賜經筵講官、刑部尚書李振裕禦書“鹹中有慶”匾額；
聖祖仁皇帝賜戶部尚書李振裕禦書五言排律、“樹滋堂”匾額、‘舊色才臨仙掌動，香煙欲傍衰龍浮”對聯，及書集、鬆花硯等物；
聖祖仁皇帝賜禮部尚書李振裕禦書對聯及李白清平調、金扇等物；
聖祖仁皇帝賜廣東道監察禦史李景迪《古文淵鑒》、《周易》。
五份“衰翰”，全部是康熙皇帝欽賜，其中四次給李振裕，一次給李振裕的兒子李景迪（過繼給兄長李振祺為後），萬千恩寵竟然集於一家！
李振裕確實了得！經筵，古代專為帝王講經論史而舉行的禦前講席；講官， 自然是在禦前講席上給皇帝講解經義的講師。充任或兼任講官的，多是翰林出身的大臣，實為飽學之士。能夠親自給皇帝講解經書、經義，可見李振裕的確是一個飽讀詩書、窮盡文字的士子，其文學造詣、為人品德都是受到皇帝認同乃至嘉許的。吉水民間學者楊巴金在他的研究文章《李振裕》一文中說：“他知識淵博、才學深厚，康熙皇帝常召他‘以儒術備顧問’。”李振裕將穀村李氏在曆史上所得到的榮譽、所榮獲的待遇、所享有的地位推到了最高境界，進入了曆史的最大高峰期。
其實，穀村獲得“哀翰”榮耀的，明朝末年就有人了。李日宣在崇禎庚辰年由兵部尚書改任吏部尚書時，榮獲明思宗朱由檢禦書欽賞“公清端慎，膚素鑒知”的聖旨，見於《穀村李氏族譜》的記載中。《穀村仰承集》所載《創建·堂》記載：“敬修堂，清惠公官吏部尚書時，崇禎禦書‘修己以敬’匾賜之，因以名堂；又賜‘學宗鐮洛’匾並聯，雲：‘期王旦而調鼎鼎，四海想建太平；簡毛珍以秉拴衡，一世鹹推公正。”’仍是李日宣所獲“哀翰”。李邦華興建葆元堂時，崇禎皇帝禦書“任事忠篤，才品具優”匾額以賜。這都是與李振裕後來所獲“衰翰”完全一樣的榮譽，卻不記載於“哀翰”篇目。
而早在宋朝時期，紹定進士李晦之就榮獲宋理宗禦賜的衣帶鞍馬浮硯及禦製硯銘，李晦之為此向宋理宗上了一份謝表：“宮衣疊雪金，橫圍帶之新；天驥嘶風玉，飾被鞍之美。寶硯光生而星河交湧，哀翰藻麗而雲漢昭回。折腰有愧於服乘，拭目知榮於報謝。”深深表達了對皇恩浩蕩的萬分感激，表達了自此而後忠心報主的決心，言辭懇切，感情真摯，“臣俯塵樞極，速登清還之班，仰佩瓊據，肆費輕肥之握。不忘褒錫以永，頌揚皇風期廣，萬壽無疆”。這應該是穀村李氏最早榮獲的“衰翰”，可惜宋理宗的禦製銘文未能流傳下來。而宋高宗為“百桂堂”、“禦書飛白”的匾額，更是穀村李氏全族的“哀翰”之榮。
其他享有“衰翰”之榮的，是李振裕應詔寫的四篇“頌”，即《平滇頌》、《幸金山頌））、《南巡頌》、《萬壽頌》，每篇都以“頌有序”的麵目保存在文獻裏。“頌有序”，指每篇“頌”都帶有“序言”，“序言”在“頌”的前麵，篇幅頗長，隻是到了“頌曰”這個地方，真正的“頌”才出現，這個“曰”字後麵的內容才是“頌”的正文。“序言”的內容，多是介紹這篇“頌”的寫作背景、緣由、所頌事情的過程、 目的與意義等。
如《平滇頌》一文中的“序言”，就介紹了康熙皇帝削藩、吳三桂叛亂以及平定吳三桂叛亂的前後經過，特別說明了康熙皇帝在平定這場叛亂過程中的作用與功勳，“皆賴我皇上智勇夙成，指授方略，決策於中，決勝於外，以保治之世，成勘亂之勳也。威德所至，豈特與殷高周宣比？烈哉！”極盡讚頌之能事。接下去，“頌”的正文就極具煽動力，頌揚這場“平滇”戰事的輝煌，詞藻華麗，句式工整，韻律整齊，適合於高聲誦讀，節奏感非常強，讀來郎郎上口，很有感染力，“天眷有德，稗典萬邦。悉主悉臣，來享來王。赫赫厥聲，灌灌厥靈。無有內外，孰敢不庭？月爾藩臣，我肘我腋；爾土我昨，爾爵我錫。假我版圖，用估爾擅；險我甲兵，用敢我犯？”
可見“頌”是一種文體，其格式中，“頌”的內容與“序言”的內容互為呼應，仿佛一場大合唱，“序言”隻是這場合唱的過門與序曲，“頌”才是這場合唱的正調、高潮和主旋律，前後呼應，顯得蕩氣回腸。這種格式，序前頌後，序長頌短，序雜頌整，序詳頌精。
這四篇頌，頌揚了康熙皇帝的四件大事：平定吳三桂叛亂、駕幸京口金山、第三次南巡、五十歲壽誕。篇篇寫得文采飛揚，句句頌得心花怒放。想必康熙皇帝閱後，一定龍顏大悅，賞賜豐厚。雖然不是皇帝自己寫自己，卻也是皇帝內心裏的意思了。能夠摸透皇帝的意思並表達出來，讓皇帝讀過之後喜笑顏開，功底著實深厚，功夫著實了得。
二、忠心的表達
―古代臣子向帝王表達忠心，在於敢言、直諫，其方式多為呈送奏疏、書啟、表劄等文件，穀村李氏先賢通過這樣的方式表明自己忠君的心跡， 同時也表明自己下情上傳、為民請命的良臣情懷。
穀村文獻借其保存下來的文章，向世人呈獻了其先賢對朝廷、皇室、國家的耿耿忠心，浩浩丹心。從文字上看，穀村先賢的忠心通過奏疏、表、啟、上書和公呈等奉獻出來。
“奏疏”，是向皇帝呈送的報告、請示之類的文章，指望皇帝能夠解決實際問題。《穀村仰承集》載錄了19篇奏疏，其中李中一篇，李邦華九篇，李日宣三篇，李元鼎兩篇，李振裕四篇，篇篇見其赤膽忠心、風骨氣節，見其以天下為己任的憂國憂民情，壞。
李中的奏疏名日《辟異端以正君心疏》，這是他剛剛授官三個月就向明武宗呈送的奏疏。當時，明武宗自號“大慶法王”，在西華門修建佛寺，延請番僧居住傳佛，並讓番僧隨意進入皇宮禁地。年輕氣盛、知書識禮、忠正耿直、以國家社櫻為重的李中看不下去了，憤而上疏，所言直指武宗的種種過錯：
可以複見。夫何今日大權未收，儲位未建，義兒未革，綱紀日弛，風俗日壞，小人日進，君子日退，士氣日靡，言路日閉，名器日輕，賄賂日行，禮樂日廢，刑罰日濫， 民財日彈，軍政日弊，天變於上，地變於下……臣以為陛下大有為之君， 當逆瑾（指劉瑾。―作者注）既誅之後，又大有為之時，而善治亦無可舉者，道之不行也。道之不行者，道之不明也；道之不明者，陛下之心惑於異端也。西華門內，豹房之地，建立護國寺，延住番僧， 日與親處，異言日沃，忠言日遠，人欲日熾，天理日微。此所以用舍顛倒，舉措乘方，百爾戲玩……臣待罪刑官以來，朝夕興思及此，惶懼靡寧，固未當獻納諫淨之任，恐犯潛越不匙之罪，欲言而陰者屢矣。，切思幼學壯行，義在以孔子之道事君，故敢昧死為陛下言之，伏望陛下遠鑒漢唐中主之失……精選道德之儒，朝夕勸講，務誠意正心之學，明二帝三王之道，使人欲退聽、天理昭明，一心既正，萬事夥明。必攬大權以絕天下之奸，建儲位以立天下之本，革義子以正天下之名……則所謂振紀綱、勵風俗、進君子、退小人、作士氣、開言路、慎名器、禁賄賂、明禮樂、清刑罰、足民財、修軍政可以次第舉炎……斯道幸甚，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真可謂義正辭嚴，直截了當，天下蒼生，係於一己，忠肝義膽，天地可鑒。難怪明武宗看了之後勃然大怒，一氣之下，險些將他殺頭，幸得同道救援，才免一死，但也被貶到廣東通街做了個小小的騷巫。然而，李中並沒有因為遭此厄運而改變初衷，後來依舊多次為國事民情而上疏奏請，表現出了一個忠貞之士的浩然正氣。
李邦華的9篇奏疏，像李中這般耿直剛正、直言時弊的有《分別邪正疏》、《請法祖製用人疏》、《為鄒元標請恤疏》等篇，字裏行間同樣透出一個忠貞之臣的憂國之心、濟世之情。
如《分別邪正疏》，開篇即奔主題：“邪正久淆，歧路釀亂……國家之大治大亂，外不關寇盜之盛衰，內不係國訃之盈縮。惟是朝廷之上，君子小人之消長……治日少，亂日多，君子少，小人多，豈鷗鴿倍產於鶯鳳，麟駱間值於豹虎，數使然哉？”真是一針見血，不留情麵。全疏洋洋灑灑，根據朝廷上下君子小人之間的矛盾，生發議論，眷眷之心、殷殷之情，如江河奔湧，似海浪激蕩，充滿了愛國憂思。“今四海之內雖稱乏才，豈無二三大賢輿？望共屬正人固推為領袖，邪人亦尊為鬥山者哉。”“起用先年觸邪之人，乃以樹今日正人之招，而欲潛變今日從邪之習端，不外當年秉正之人。”“臣為世道人心，耿耿有懷，輒效款愚，伏惟聖明俯賜采納。”懇切的態度、殷切的期望躍然紙上，實為正直之臣、忠貞之士的表現。
《請法祖製用人疏）），文法上與前疏如出一轍，也是開門見山：“乞遵祖製，辨官方，以收真才，以杜幸門。事臣惟國家急務，莫先於用人。夫用人之法，如大冶之鑄器。然器誠巨，則用物不得不宏也；器誠美，則爐錘不得不備也；器欲精，則取材不嫌於擇也；器欲利，則淬砒不嫌於久也。”這篇長達四千多字的奏疏，回顧了明朝先帝在用人上的長處，對比了用人之製遵循與廢棄的利弊，指出了當時在用人上的不足，“彈章無據而奸邪之膽不落，陳漠周稽而朝政之失不聞，評辨兩亡而是非得失之林時漸遠而益淆，聖明廣厲耳目之司研，竟且成聾警之弊，則於國非福。”他希望崇禎皇帝能夠重振綱常，恢複祖製，“臣甚懼焉，故敢於用人疏，末複畢其款款，仰乞皇上……以作敢言之風，而收用人之效，豈不休哉？”言辭懇切，丹心昭日。
至於其他幾篇奏疏，都關涉到朝政與國事，那份欲解天下於倒懸、拯救生民於水火的赤子之心，都傾瀉在每個文字的一筆一畫之中。
李日宣的三篇奏疏，分別是《請宗室聖裔加額開科疏））、《請溢先賢疏略》、《請會試加額疏》，兩篇是關於科舉考試增加錄取名額的，一篇是為先賢請求溢號的。
前者是為國家選拔人才，“竊惟人才之消長，閣國運之興替，而賢路之寬隘，係世道之汙隆，故虞由五人以治，周得八士而昌。聖人作而萬物睹，雲龍風虎之所以相從也；人文觀而天下化，鳳儀麟舞之所以相召也”，文字之中充滿殷殷之情，要求明熹宗增加進士的錄用名額，“以上佐天子開萬年有道之長，而下率普海內振一代斯文之盛，使新進者乘風破浪，少寬龍門高峻之愁，久鬱者輕車周行，不興河水清漣之歎籲，以拯拔淹滯，廣羅真才，風勵儒術，翼扶泰運，所關不小”，到了開考之日，“殿上衰龍爭誇日月之光耀，硯中筆影坐看龍蛇之飛騰，使真儒碩彥並得”，其求才心切之態，赫然可見。
後者則為解緒、羅洪先二人請求溢號。解緒“遭禍之酷”，居然沉冤二百五十多年未能昭雪，其後裔大都淪落為貧民；羅洪先雖有一個“文恭”的溢號，但他所受封賞還比不上他身後的學生，其後裔同樣淪落為貧民，生活無依。如果給他們二人加封溢號，使他們的後裔能夠重新煥發生機，則於國於民都是好事，“所請原合四方之公，極一時之選，萬口無二。今茲之舉猶當，從其遠者，真者，稗人心允服，盛典重輝”。用意在於使正派人士能夠得到正確而恰當的任用，為當世樹立一種以國為重、以民為要、以德為先的良好風氣。
李元鼎兩疏為《酌陳事例蠢拴疏》和《敬循職守疏》，是上奏給明朝崇禎皇帝的。
前疏講裁減冗員、減輕國家財政負擔之事，出發點是為國家考量。“國用日黯，軍儲告醫，朝廷不得已懸臀爵之令，啟輸納之門，然其始也……比至今日，而事例蜂生，資援鶩走，不但如濫傷之不可遏，亦且亂絲之不可理”，花錢買官的人越來越多，以至於泛濫成災，“恐內以滋拴法之蠢，而外以教吏治之貪”。為此，他請求“升任之加納宜停也”，“三考全納之例宜停也”，“即選徑選之例宜停也”，“州同州判之例宜停也”，因為這四個方麵是買官最多、情形最亂的。這篇奏疏是他在明朝為官時的傑作，處於風雨飄搖之中的明朝帝國，靠賣官蔫爵是穩定不了政權的，因此它的垮台已成勢所必然。
後疏所言，為官吏職守。明朝末年，盜賊四起，而各地官軍卻養寇自重，以圖私利，職責、操守都被拋到九霄雲外，“民之苦兵也，更甚於賊。良由盜寇藏匿山穀，兵將視為奇貨，根株易盡，姑為存留。一聞竊發，則按兵徐進，追其遁歸而後，所過村莊，任意栽殺，婦女牲畜，洗掠一空，反報擒獲”，富有正義感的李元鼎請求皇帝嚴督各地官員忠於職守，為此擬六條建議，講明了具體施行的辦法，重點在於規範軍官的行為，違者予以嚴懲；其中最後一條是直接給皇帝提的：“近者充軍人犯已荷，曠恩釋歸原籍，獨流徙關外人民未得沽一視之仁……倘蒙皇仁廣布，鹹與赦肴，則大造無複向隅，湛露等於覆載矣。”
但是，再好的建議，對於日益走向衰亡的大明王朝來說，已經不起作用。不過，他的奏疏，還是體現了一個忠貞之臣對國家社樓的拯救之情，盡管以一己之力已乏回天之術，但其耿直剛正的性格與風骨，昭然可見。
李振裕的四份奏疏，從禮儀的角度品讀，更有意味，《擬陳情疏》、《奏進先人遺集疏》側重於“孝”，《請厘正學宮從祀位次疏》側重於“禮”，《請汰冒濫疏》體現出“忠”。
《擬陳情疏》寫得言辭懇切，感情深沉，催人淚下。開篇即達主旨，“父病垂危可慮，君恩周極難酬，仰叩睿慈，俯久回籍，以彰孝道，以遂子情”，入情入理的表達，“五內寸裂，一拗仆地不起。切念臣父今年七十六歲， 日薄西山，奄奄氣息。雖勉臣移孝作忠，臣豈忍慕祿而忘父？況臣雖庸驚，而年未及壯，是區區犬馬報主之心，政自為日甚長，臣父以衰年遴重疾，則事父之日甚短”，“伏乞皇上矜憨愚誠，聽臣微誌，庶獲星馳還裏，傅臣父子生得相見，臣隕身有餘幸矣”，孝父之情急切而深厚，向皇帝、也向世人表達了一份至真至誠、感天動地的孝道。
《請厘正學宮從祀位次疏》奏請的，是關於官方學宮裏古代先賢大儒們的位次排列問題。學宮中的排列將古代先賢大儒所處時代的先後都搞錯了，“以致西房之儒蹬出東龐賢儒之上，紊亂失次，不唯列之學宮先儒之靈既有不安，亦且載之會典、傳之千秋而有此草率之文，實非所以昭示大典也”，作為教化人倫禮儀的地方，乃斯文所在的神聖殿堂，竟然如此顛倒先後，實在有違禮儀，因此應該立即加以厘正，請求“兩龐對敘，逐位遞遷，而於先儒左丘明以下，皆詳考其世，儒同則論代，代同則論年，依次定位，繕成圖式”，作為定規，使各個學宮永誌遵守照辦。閱讀這篇奏疏，猶如上了一堂生動的禮儀課，令人信服。
《請汰冒濫疏》。“冒濫”，意思為不合格而濫予任用，借指不合格而被濫予任用的官員。“汰冒濫”，就是淘汰、革除、裁減不合格而被濫予任用的官員。他曆數“冒濫”的種種劣跡，“唯有一等素無文學之人，假借讚禮孔社各項名色，登戶籍則竟稱生員，遇公事則居然衣頂，然而姓名不窒於學冊，生世不知有考試，護身之符可以長保終身，以是毫無忌憚，任意橫行，出入衙門，包攬訟詞，有司征比則代應卯期，鄉典交關則動行武斷，遊手好事，無所不為，敗類之徒，多出於此”，這樣的官員實“為地方之蠢而貽學校之羞者”，建議大力革除，“永行禁止，申傷凜遵……一體查革，為朝廷重名器，為學校立堤防，為地方除糧芳，澄清整傷”，真是在為朝廷、為國家、為社櫻大聲疾呼了。這份奏疏不知道要得罪多少“冒濫”呢，沒有忠貞為國、丹心係民的胸襟，是難以做到如此忠言直諫的。
曆史的事實是，李振裕也確實以體察民眾生活、關心民間疾苦、處世通明練達、辦事公平公正、躬行節儉、操守廉潔、性格剛直、秉公進言而聞名於當時，這幾篇奏疏恰好印證了他的這些可貴品格。
“上書”也是臣子向皇帝進言的一種文件，穀村文獻中僅存一篇，作者為布衣賢士李景春，是南宋紹興戊寅年上高宗皇帝的萬言書。
這篇上書令人感動，一介布衣之士，憑一己之微軀，竭三生之智慧，冒九死之風險，上萬言之諫書，“徒步千裏，歸於陛下，昧死上曹莞八議：一曰議禮製，二日議國體，三曰議命令，四曰議官吏，五曰議貨財，六曰議國本，七曰議學校，八曰議刑辟”，八件大事，沒有一件關乎自己個人與家庭、家族，全是關係國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真正的“位卑未敢忘憂國”，“處江湖之遠而憂其君”！
南宋末年，文天祥看到這篇上書，頗有感觸，作了一篇“覃附”，盛讚他“累累萬言，盡疏間閻隱微之故，可謂知無不言矣”。
明朝，永樂進士劉球讀了這篇上書，不僅感動萬分，而且疑心它沒有送到宋高宗手上，可能被朝中奸邪小人中途攔下，所以史冊之中沒有這篇上書的有關記載。為此，他特地作了一篇“後附”，發表自己的評述：“愛其詞直，真有裨於時政而疑其不著史冊。”“暖乎！為人臣而食君之祿，遇事默不言者，有矣。景春以布衣而能盡疏一時民虞於上，誠足以愧居官食祿兩苟容者也。使遭其時，得行其所言，則名當不在董賈諸公下。惜乎，時之不遇而遂使忠直之言泯而無聞焉，猶幸獲表章於垂相，足以發舒其忠君憂時之微意……”
三、交往的依據
―書信往來、文章交流、詩詞唱和，穀村李氏先賢與村外先賢的關係在字裏行間一一顯現，不論兩宋時期，還是明清時期，互相之間感人至深的情誼令人難忘。
曆史上，穀村李氏先賢與諸多異姓先賢交往頗深，往來唱和的藝文不少。，藝文，即詩詞文章。《穀村仰承集》收錄了大量的穀村先賢之作和與穀村往來的異地先賢之作。
留有詩詞文章的穀村先賢，均為顯達之人，是經曆了科舉磨礪的詩文驕子。除前麵提到的人外，還有李綱（元朝監生，柳城縣尹）、李莊（明永樂戊戌進士遼王府長史）、李彥宣（明永樂以人才薦，禮科給事中）、李汪（號鶴田，南宋寶佑丁巳奏補承信郎，著名詩人）、李謙偽（號自牧，明洪武三年以明經薦，鳳陽府同知）、李茂（字願學，明洪武時以人才薦，永豐倉使）、李維標（明萬曆丙戌進士，禮部郎中）、李以謙（號綺雪，明初文人，有《箔雪集》）、李夔夫（明正統時人、隱士）、李懷永（譜名懷承，明正統時諸暨訓導）、李尊茂（名茂，明正統己未進士，大理寺少卿）、李中（明甲戌進士，右副都禦史）、李和鼎（明天啟丁卯舉人，高州知州）、李蘊（明隆慶庚午舉人，貴州威清兵備副使）、李讚（明成化甲辰進士，浙江右布政使）、李芳（字於馨，明萬曆乙卯、戊午兩榜武舉人）、李教（明萬曆丙子舉人，連州知州）、李一偉（字君奇，明萬曆積分貢士）、李一位（字奇庵，明萬曆國學生）、李長世（字聞孫，邦華之孫，恩蔭，邑凜生）、李次蓮（康熙庚戌進士，中書舍人）、李鶴鳴（康熙庚戌年進士，山西孟縣縣令）、李嗣萊（貢生）、李煒（乾隆時福建汀州知府）、李先蕃（乾隆乙亥年倡修《穀村李氏記》）、李蔚（乾隆己酉鄉舉，邯鄲知縣、遵化州同知）、李觀（清嘉慶丙子鄉魁，選貢，知縣）等。他們是曆史上穀村文化興盛的象征，是穀村文脈流傳、延續的忠實代表。
與穀村先賢往來的異地先賢，都是每個時代的名士顯宦、達官貴人，如歐陽修、韓俠（北宋徽宗時詩文家）、羅大經（吉水人，南宋寶慶二年進士，撫州推官，著《鶴林玉露》）、楊邦又（吉水人，南宋政和五年進士，漂陽知縣，抗金民族英雄）、楊萬裏、楊長孺（一作長儒，楊萬裏長子）、朱熹、王子俊（字材臣，吉水人，金溪縣尉、蜀王製置使屬官，北宋史論家、文人）、聶淳（吉水人，字心遠，宋朝文人）、胡份（浙江緒雲人，北宋元豐乙醜進士，從政郎、袁州司戶參軍）、劉性之（樟樹人，南宋紹興四年進士，宣教郎、潭州通判）、羅椅（廬陵人，南宋寶佑四年進士，潭州教諭）、劉辰翁（廬陵灌溪人，南宋景定二年進士，文學家）、李炳（福塘人，字彥章，南宋禦史）、王所貴（金塘人，李綱好友）、羅茂英（秀川人，李綱好友）、文天祥、文璧（文天祥之弟，進士）、林防（黃岩人，宋末元初文學家）、趙文（廬陵人，宋末元初文人）、周密（浙江湖州人，宋末元初詞人，杭州府判）、虞集（崇仁人，元代著名學者、詩人，奎章閣侍書學士）、柳貫（浙江蘭溪人，元代文學家，翰林待製）、易景升（元朝詩文家，集賢學士）、閻宏（元初翰林，詩文家）、姚隧（河南洛陽人，元初文學家，江西參政）、張廣微（第三十八代道教天師真人）、趙孟傾（浙江湖州人，元朝著名書畫家）、揭溪斯（豐城人，元代著名文史學家，封豫章郡公）、袁桶（浙江鄲縣人，元代學官、侍講學士）、吳當（字伯尚，崇仁人，元代學者、詩人，江西廉訪使偕行省參政）、梁寅（新喻人，元末明初詩文家、學者，集慶路訓導）、郭飪（吉水人，元末明初詩人）、鄭真（浙江四明人，號榮陽生；明初詩文家、江西廣信府教授）、劉洗隱（名文敏，安福人，明朝教育家、姚江學派代表人物）、朱椿（蜀王，朱元璋庶十一子）、王俗（永泰人，明洪武舉人，史官、《永樂大典》副總裁）、金幼孜（峽江人，明建文二年進士，翰林侍講、太子少保）、趙良凱（上饒人，明朝進士）、侯賓於（明朝進士）、何淑（字伯善，臨川人，進士）、蕭受益（廬陵人，明洪武進士）、解緒、李貞（一作李禎，字昌祺，吉水人，明永樂二年進士，河南左布政使）、劉球（安福人，明永樂十九年進士、贈翰林學士）、羅汝敬（吉水人，明永樂二年進士，工部右侍郎）、呂原（浙江嘉興人，明正統七年進士，翰林學士）、吳程（上海人，明正德進士）、周啟（字公明，吉水人，教諭，明朝詩文家）、周公廣（明正德時吉水縣令）、李時勉（安成人，明永樂二年進士，監察禦史）、揚敏（楊敏，山東聊城人，明景泰舉人，號南州顛道）、王鶴年（山東萊陽人，明萬曆貢生、東昌府訓導）、鄒元標（吉水人，明萬曆五年進士，太子少保、左都禦史）、錢習禮（吉水人，明永樂九年進士，禮部右侍郎）、文震孟（蘇州人，明天啟四年進士，書法家，禮部左侍郎、經筵日講官）、劉定之（永新人，明正統元年進士，禮部左侍郎）、朱世守（安福人，明萬曆二十九年進士，官至尚書）、胡伯清（廬陵人，明朝貢士，參修《大明太祖高皇帝實錄》）、黃九皋（蕭山人，明嘉靖十七年進士，魯王府長史）、周敘（吉水人，明永樂十六年進士，掌南京翰林院事）、周述（吉水人，明永樂二年榜眼，左春坊左庶子）、王英（金溪人，明永樂二年進士，詩人、書法家）、尹昌（吉水人，宣德八年進士，行人）、郭季缽（萬安人，明初文人）、郭循中（廬陵人，明初文人）、王良（吉水人，建文二年榜眼，翰林修撰）、曾榮（永豐人，明永樂二年狀元，《永樂大典》編纂）、張徹（新幹人，明永樂二年進士，吏部考功郎中）、宋子環（廬陵人，明永樂二年進士，梁王府越府）、尹循（明永樂進士）、周孟簡（吉水人，明永樂二年探花、襄王府長史）、尹鳳歧（吉水人，明正統進士、詩人）、陳循（江西泰和人，明永樂十三年進士，戶部右侍郎、華蓋殿大學士）、萬節（明永樂進士）、劉孟鐸（永樂進士）、廖莊（吉水人，明宣德五年進士，刑部右侍郎）、周崇厚（吉水人，明永樂十三年進士）、朱植（遼王，朱元璋庶十五子）、劉廣衡（萬安人，明永樂二十二年進士，刑部尚書）、羅循（陝西白河吉水人，明弘治十二年進士，徐州兵備副使）、羅洪先（吉水人，明嘉靖八年狀元，理學家、地理學家）、曾同亨（吉水人，明嘉靖三十八年進士，吏部尚書）、劉應秋（吉水人，明萬曆十一年探花，國子祭酒）、沈一貫（浙江寧波人，明隆慶二年進士，南京禮部尚書、協理詹事府）、侯崗曾（上海嘉定人，明天啟五年進士，時任吉安府督學）、喬允升（洛陽人，明萬曆二十年進士，禮部尚書）、孫居相（山西沁水人，明萬曆二十年進士，戶部尚書）、範景文（河北吳橋人，明萬曆三十一年進士，工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羅獻（明成化時建昌縣令）、元伯常（臨川人，明初戶部主事）、賀貽孫（永新人，明末神童，順治七年特貢不就）、錢謙益（常熟人，明萬曆三十八年進士，明朝官至禮部尚書，清朝官至禮部侍郎）、文德翼（九江德化人，崇禎七年進士，明官嘉興推官，清朝隱士）、王裴（山東長山人，清順治時壽州知州）、戴名世（安徽桐城人，清代文學家，別號艾實，世稱潛虛先生）、黃峽（清朝舉人）、魏祥（山東曆城人，清朝著名工匠，孔廟建築者）、魏禮（寧都人，清朝文學家、詩人、隱士，“易堂九子”之一）、施閏章（安徽宣城人，順治六年進士，官至侍讀，清初著名詩人）、馮泳（康熙進士）、吳雲（安徽休寧人，乾隆庚戌中式癸醜補進士，官至彰德府知府）、徐攢（乾隆時新繁縣知縣）、吳陳淡（清朝浙西詞人）、龔鼎孽（合肥人，崇禎七年進士，康熙時刑部尚書）、周尚中（天台人，清朝詩人）、榆簡在（沐陽人，順治十年拔貢）、吳柞昌（壽陽人，清朝詩人）、劉宗漢（長安人，清朝康熙貢生）、查慎行（浙江海寧人，康熙四十二年進士，翰林院編修）、塗逢震（南昌塗石溪人，乾隆四年進士，通政司副使）、朱廷基（乾隆時吉水縣令）、郭經光（吉水人，乾隆辛卯進士）、郭緝光（吉水人，乾隆舉人）、施明（蘇州人，清朝文人）、徐元發（清初江西巡撫）、帥念祖（奉新人，清雍正進士，陝西布政使）、劉繹（永豐人，清道光十五年狀元、山東學政）、揚占芳（吉水教諭、金川人，字瘦梅）、郭壽清（翰林院編修）、麻敬業（清朝吉安白鷺洲書院山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