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這份家約可以看出李邦華的用心良苦。他清楚地看到了族人的不良習氣，“卑逾尊，少犯長，上不畏官法，下不顧名義。借羊羹而起釁，悠鯨吸以嚼物。甚則綠林豪客，結為腸心，而橫行於間閏，白眼赤棍，假托衣冠，而哄嚇乎鄉愚，使被害者敢怒而不敢言”。原本已經訂有家約，但由於這些不良現象的存在甚至橫行，導致舊家約無法遵守執行，“扡網催憲之徒，接踵遞見”，因此不得不重新訂立一份家約。在李邦華的內心裏，非常希望族人和後裔，能夠始終在正道上行走，拋棄所有的惡風陋習、痞氣刁行，讓所有的言行舉止都符合儒家的倫理道德和社會規範。重新訂立新家約時，他依然憂心忡忡，擔心新家約也難以得到遵守執行，因此諄諄告誡參與訂約者和全體族人，“顧有一言不得不白之約內者：天下事成於公而敗於私。藉令人心不同，有如其麵。每逢一事， 甲見可而乙見否，眾見可而獨見否；本乎己，有所曲獲則可，而人顧否，出於德，有所獨歸則可，而怨顧否。此雖不過一時一念之偏頗，然而掣當局之肘，灰任事之心，約之廢格，恒必由之。吾輩有一，於是乎，但慮之，不能不豫。尚相與剖藩籬而撤柴棚，廓然無我，則主約者不私，行約者自不得私。約內之人不以約濟私，約外之人不以私嚐約。”他認為，隻要全村族人，能以公心替代私心，能用道德的力量去維護家族的威望，悟守這份家約，就能夠成為誠實守信的人，品德高尚的人。這樣的話，“約下如流水之源，其維持風聲、裨益世道，豈顧問哉？願我同事，永肩一心，言歸於好。”何等的拳拳之心、切切之意啊！
穀村家規的傳承性很強，如今仍然保留著家約的執行力，雖然執行不一定到位，或者不一定執行得了，但族約族規還在，在一些重大問題和事情上，提起族規族約，村民們還得認真遵守、執行或者服從。
他們習慣於把族規族約稱作“約裏”，指宗族中成立了族規執行組織，負責人叫作約長，直到今天依然保留，全村共有六個約長。約長的權力獨立於行政村之外，不受行政權力幹涉，卻又依附於行政權力；依照宗族規矩行使職權，對村莊資產進行管理；按照族規族約，對違約者進行處罰，罰款依照權屬，分別納入祖祠、房祠、堂祠、支祠集體所有。這是一種十分奇特的體製，不可思議卻又實實在在，不合法規卻又與法並存。
有一點可以肯定，如今穀村族規族約的執行，對內較少，對外較多。鎮裏幹部提及一位約長就頭大，“說到罰約，他就起得勁”。這位約長是縣直某單位一負責人的叔叔，六十多歲，周邊小姓小村的牲畜不慎損壞了穀村李氏的莊稼、菜園或其他什麼財產、設施，他就上門去找人家罰約。小姓小村懾於穀村偌大的村莊，隻有認罰。近年來，經過教育引導，這位約長的這類行為有所收斂。
但族規執約行為的存在，表明宗族權力依然在影響穀村民眾的生活，村民服從族約的宗法要求依然盛行於穀村李氏。
三、宗祠的歸屬
―宗祠，是家族集體精神的居所、共同靈魂的家園，它用空間來承載時間，是行使家族權力的場所， 當人們麵對曆代祖先牌位的時候，精神的飯依、靈魂的寄托便豁然體現。
宗祠，習慣上稱作祠堂，是供奉祖先神主、進行祭祀活動的場所，是宗族的象征，是祖先崇拜的產物，是人們在陽間為亡靈建立的住所。
用現代的眼光去看在祠堂裏進行的活動，有生產勞動等物質性活動，有祭祀供奉等精神性活動。
勞動，生產隊時期，許多室內的生產勞動在祠堂裏進行，諸如紐麻繩、編籮筐、補曬覃、打蒲團、修犁耙等；開會，“文革”時期的批鬥會、生產隊時的工作會（夏天也會移到祠堂門前的曬場上）、大包幹以後的協調會等。
赴宴，添丁宴（正月初一，往年有男孩出生的人家，辦好酒席，送到祠堂裏供全村男丁享用，稱作添丁酒）、結婚宴（祠堂周邊人家堂屋擺不下的酒席，安放到祠堂裏擺放）、漪田酒（生產隊時期，每年春插結束，全村集中置辦酒席慶賀）、洗桶酒（生產隊時期，夏秋時節的“雙搶”結束後，全村大擺宴席，既慶賀豐收，也慶賀栽種。那時是用木製禾桶收割稻子，稻子收割好了，禾桶也得洗淨收好了，謂之“洗桶”）等。
迎親送嫁。迎新隊伍吹吹打打從祠堂，前往女家迎娶新娘；迎回村後，先進祠堂再迎回自家廳堂；拜堂時再到祠堂裏叩拜。送新娘出嫁時，也是新娘的弟弟挑著“油擔”，到祠堂裏叩謝後，把姐姐送到姐夫家去。
送別亡靈，村中亡故者都在祠堂裏停靈、辦喪、出殯、享位（供奉牌位）。
祭祖敬神，每逢重大節日，諸如除夕、元宵、清明、端午、中元（亦稱鬼節）、中秋等，或重大活動如遊梁、舞龍等，都要備好雞、肉、魚、豆腐、米飯或包子、水果等供品，到祠堂裏裝上香燭、燃放鞭炮以祭祀祖先，叩拜祈福。
這些都是傳統農耕文明留下來的現代記憶。在這些記憶當中，可以看出祠堂的作用與功能，主要就是敬奉祖先神靈，凝聚族眾。
在宗子製度時代，祠堂是族權與神權交織的中心，也是族權、神權與王權交織的中心。祠堂中的主祭―宗子或者族長，就相當於天子；管理全族事務的宗長或者房長，就相當於皿相；宗正、宗直或者族長、房長的助手，相當於禮部尚書與刑部尚書，這種權力結構集中體現了宗法製社會“家國一體”的特征。
穀村《家規》所約定的宗祠祭祀禮儀，就是最好的證明。不僅祖先祭祀在宗祠裏舉行，其他如婚喪嫁娶、壽慶待客、童考議事、訴訟調解等，都在祠堂甚至總祠內進行；就連賦稅課納、放借收利等，也都以總祠或房祠的名義征繳或收取。《忠肅公家約》更是規定將各種違反家約的不良行為，在祠堂裏“登簿報官究治”，集中凸顯了王權與族權的統一。
作為一個有著上萬人口的單一姓氏村莊，穀村擁有的祠堂之多，恐怕在全國都是絕無僅有的。其三派16房，不僅有基祖祠仰承堂、始祖祠忠武堂兩個總祠，還有派祠、房祠幾十處，各派各房各支不僅有派祖祠、房祖祠，還有紀念性、表彰性的專享祠堂若幹。截至清朝宣統年間，穀村全村共有各類祠堂50座。近年來，穀村掀起了一個修繕祠堂的風潮，不僅修繕原有的祠堂，而且修建新的祠堂，吉水縣人民政府原縣長助理李庭瑞所在堂派，全體族人集資興建了一座嶄新的祠堂“馨德堂”。
這麼多祠堂，分布在穀村方圓五公裏的村莊內，高低錯落地散立在民居之中，成為民居的中心，民居成了祠堂的拱衛，也成了祠堂的輻射和延伸。民居圍繞著祠堂，凸顯著祠堂的權勢，代表著祠堂、族長的號令。正如其《家規》裏所明確的：祠堂裏一鳴鑼，村民、族人就得齊集於祠堂，聽候族長的吩咐與布置。
2013年4月中旬，在盤穀全鎮農村違法占用土地的清理活動中，穀村幾個村的幹部們聚集於太園村委會辦公大樓，統一行動。活動由村幹部組織，但號令的名義卻是“大祠下”。“大祠下”，指的是穀村祖祠仰承堂。社會體製發展到今天，穀村依然憑借祖祠的名義，號令村民糾正自己違法占用土地的行為，主動接受政府處理。雖然不是在祖祠裏進行，也沒有族長的威權，但祖祠的影響力依然發揮作用，村民依然臣服於祖祠的威信，祖祠依然是幹部號召村民的有效工具和手段。
可見，祠堂在人們心目的地位依然至高無上、至尊至崇，它那無形的威嚴與權勢，依然是村民臣服的思想根源。
四、族長的威權
―族長，是家族的統領，族權的象征；家規賦予他權力的世俗性，祭祖賦予他權力的神聖性， 當王權延伸到他的身上，他的權力便又擁有了強製性，於是他便成為家族中獨一無二的王者。
族長，一個頗具傳統意味的名詞，一個很口頭卻很正統的稱呼，也是一個職務，是一個以宗族和族人為管理對象的職務。
在現代社會，宗族觀念雖然淡了許多，但意識依然殘存於人們的腦際，這是一種與生俱來、潛移默化的意識留存，是傳統文化揮之不去的無聲傳承。因此，民間依然有著對族長的尊崇，雖然尊崇的禮儀已經消退，但尊崇的意義與價值沒有多大改變。在某些方麵，族長對於宗族內部的事務，依然有著一言九鼎的權威。
2013年2月22日，《吉安晚報》刊登的一則與穀村李氏有關的報道，頗能證明這一點，雖然是一個反麵教材式的報道，卻頗能說明問題。報道標題是《聚眾阻擾工程施工七個男子分別獲刑》：國家重點建設項目峽江水利樞紐工程的配套工程建設，按照規劃設計，該配套工程需要占用穀村老屋村“麻坑”山的土地，政府配合該工程建設方經與該村協商，征用了該處土地，且已將征地補償款補償到了老屋村。但該村李甲、李乙、李丙、李丁、李戊、李己、李庚七人於2011年初得知情況後，對將補償款補償到村的方式與渠道存在異議，要政府部門將補償款直接補償到他們家族的恭默堂。報道介紹： "2012年10月3日，李甲舉辦八十壽宴，邀請本堂六十歲以上部分李姓村民參加，在壽宴上，李甲、李乙與前來賀壽的村民商議，通過現場阻擾施工方式向政府施壓，要求將部分補償款直接用於‘恭默堂’維修。為此，2012年10月8日至12日，七人策劃組織數十人李姓村民到‘麻坑’山工地，采取村民站在施工現場路上，將摩托車、樹枝橫放在施工道上等方式阻撓施工，政府工作人員多次規勸無效，致使中國水利水電五局五隊、六隊、八隊的工程車、鏟車、挖機等機械設備無法施工，造成直接經濟損失三十五萬餘元，嚴重影響了該國家重點水利工程進度。”事情的最後結果是，李甲等七人嚴重觸犯了國家法律，分別被判處有期徒刑緩刑和有期徒刑。
這一案件告訴人們，現代社會中，人們潛意識裏的宗族觀念依然存在，族長的威信與權威依然有效。該報道中的李甲雖然不是族長，但他以八十高齡，在村民當中享有威望，成為村民心目中無須任命的族長。他的威信能夠影響村民，村民也樂意聽取他的號令或召喚，故而在他的策劃組織下，為了本房恭默堂的利益而實施了對國家重點建設工程的阻工行為。
由此可以推想，在長達幾千年的宗族社會裏，族長們擁有的權力相當大，影響也相當廣。穀村《家規》就很清楚：當族人要求調解訴訟糾紛時，族長對原被告雙方的“喝令”，便是對族長權力最好的淦釋。
族長怎麼會有那樣大的權力呢？首先，在宗族當中，族長通常是由族中輩分大、身份高、地位尊、名望重的人擔任，無形中就在族眾當中享有權威。其次，族長往往會一麵借助族規、家法對族人的約束力來行使族權，一麵借托祖先的名義來行使族權，使族權與神權達到統一。再次，族長背後有官府的支持，王權與官府借助家族這樣的社會單元，來治理國家，從而使族長權力的背後有著官府權力的影子。第四，儒學名家對族權的推崇，朱熹就是最為突出的例證，他在王權治理國家的理論當中融入了儒家的倫理要求，也在族權治理家族的理論當中融入了儒家的倫理要求，特別是他對祖先崇拜與祭祀的強調，將主持祖先祭祀者的權力與地位推崇到了家族管理的極致，從而使族權之上閃耀著神權的光芒。當王權、神權都集中到族權之上，族長自然就擁有如此之大的權力、如此之高的權威了！
曆史上，族長製有過長期的發展、演變過程。族長作為一個職務，首先出現在周朝。後來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宗族也在不斷發展繁衍，族長在宗族內的權威不斷增加並得到強化，成為這個職務所固有的權威。
族長最初的權力，大概隻限於打理宗族內部的一般性事務，諸如防火防盜、勸和解紛、管理水源、支配族財等。後來，隨著官府治國理政的需要，原本屬於官府承擔的一些職責下放給了族長，諸如賦稅收繳、搖役差遣、緝盜捕賊、一般性訴訟調解等，使族長正式成為官府權力在基層的延伸，逐漸加大了族長權力的公權性。再後來，隨著儒家思想成為帝王治國的統治思想，官府又將教化鄉民、懲戒刁頑的職責轉移給了族長，就又增加了族長權力的思想引導性、道德勸誡性和法紀懲處性。再後來，隨著家廟演變成宗祠，家祭演變成族祭，族長擁有了主持祖先祭祀的權力，從而使族權與神權直通，增強了族長權力的神聖性。至此，族長的權力達到了巔峰，在宗族之內至高無上、不可撼動。
穀村《家規》關於祠祭的條款，十分明確地突出了“主祭”的地位：“先晚鳴鑼三通，諸紳士、主祭、分獻赴祠，用習儀飯”，“五鼓以後，又鳴鑼三通，主祭、分獻、房長及各房紳士齊集來祠，向上三揖”，“午後仍鳴鑼三通……中排四席，主祭、分獻、房長序坐”。進入祭祀儀式之時，“主祭”的地位就列在最前，由他來主持整個祭祀活動；祭祀結束後，破昨宴席位的排位又是“主祭”列在最前。這個“主祭”就是族長，即使不是族長本人，那也代表了族長的權力。在長幼有序、尊卑有別的封建時代，不是族長，誰敢坐在首席？這就是規矩，就是法度，它所凸顯的就是主祭或族長的權威與地位，族長權力神聖不可侵犯。
作為封建社會殘留的一種製度，經過現代曆史上的曆次革命，族長製已經被廢除了。五四運動時期，陳獨秀喊出“打倒孔家店”、批判儒家學說，族長製在中國社會的根基就開始動搖，後來經過土地革命、土地改革、“破四舊、立四新”和文化大革命的曆次衝擊，族長製便沒有了生存的土壤，隻留下一個族長的概念殘存在人們懷舊的思想和慣性的意識裏，成為一個曾經存在的符號。
族長製的沒落，從清朝就開始了，“紳士”這個群體的出現就是標誌。穀村《家規》中找不到“族長”一詞，隻有“首事”、“首士”、“主祭”等稱謂，這就表明：《家規》修訂時，穀村已由族長管理製轉化為紳士管理製。
紳士，又稱鄉紳，原指地方上有勢力的地主或退職官僚。他們聚集在族長周圍，協助族長共同執掌宗族的權力。清朝後期，一些身份偏低、但經濟實力較強的人，主要是那些既無土地（不是地主），又沒當官（不是官僚），但卻通過經商等方式發達起來的人，向朝廷或官府繳錢，捐得紳士身份（叫作捐納紳士），從而擠入宗族勢力集團，參與宗族管理和決策，硬是從地主官僚手中分走一部分權力。村莊當中，出現一個兩個捐納紳士，倒無大礙，但當這個群體不斷增大時，原有的族長集權製，就變成紳士共和製或紳士民主製了。族長製沒落至此，又經曆了20世紀前半期各種革命的衝擊，便徹底退出了權力的曆史舞台。
族長製雖然不複存在，但在一些具體事務上，仍然通過族長製來落實。比如修訂宗譜，人們基於落後的宿命論意識，忌諱自己衝撞那莫名其妙的“煞氣”。所謂“煞氣”，是命運論中人們忌諱且回避的凶神惡煞。民間潛語說“有福者當之，無福者失之”，即指：如果輩分偏低、年齡偏小的人主動擔當起修訂宗譜之類的大事，會因為自己福力輕而衝撞煞氣，造成命薄的結局。穀村李氏三德堂支譜的修訂，就是由堂中輩分高、年齡大的長者倡頭實施。再如起龍燈、修祠堂、建牌坊、祭祖宗等需要全族人共同參與、帶有神聖色彩的重大活動，必須由族長製來落實。1980年春節，穀村小祠下起鼇魚燈即是如此。這樣一來，現實中就形成了一種隱形族長製，在這個隱形的製度裏，非命名、選舉、繼承而產生的族長，往往都年紀偏高，非奎即毫，健康、體力等因素使他不可能擔當具體事務，隻能擔當精神責任，真正任事的是年輕人。於是，老祖宗留下來的規矩裏有安排：長輩牽頭，晚輩出力。潛意識即是：長輩出頭擋煞氣，晚輩出力幹事情。穀村2006年翻印乾隆版族譜時，倡頭的便是李樹國等長者，而具體做事的便是李泉水等村幹部。五、族民的鹹服―族民是家族的大多數，卻是家族的弱勢群體，在家規族約的禁錮下，他們長期受到族長和以族長為首的家庭統治集團的統治，無力反抗也不懂反抗，於是他們隻有服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