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個宗族，90％以上族人是被管理者或被統治者。在漫長的宗法製社會裏，90％以上的族人，受10％以下的族人管理或統治。以族長為首的宗族統治者，統治工具除了王權的庇護之外，就是家規、家法；而90％以上的族人接受統治，除了王權的栓桔之外，就是家規、家法的約束。這家規、家法，一般出自以族長為首的宗族統治者之手，他們是掌握宗族話語權的人。因此，家規家法的條款怎麼確定，普通族人是沒有發言權的。
穀村《家規》未寫明立規者及倡立者名字，《忠肅公家約》寫明了：“吉水縣同水鄉六十一都下區，李東泰眾名，為申傷家約事，照得本家。”沒有普通族人的影子，隻有宗族管理者。在家約的修訂過程中，普通族人恐怕難以對重修家約發表意見和看法。
因為普通族人對家規、家法的訂立缺少知情權和發言權，以族長為首的宗族管理者可以依照自己的意願確定家規的條款，確定族人執行的行為規範。《忠肅公家約》規定：“販牛賣馬、唱戲打拳，原非正經生理，一入此套，漸與盜交，此必然之勢也，豈惟失身？且累地方。世間多少活法，何為偏尋死路？各約長嚴行禁諭，子弟憧仆，有一於此，報約罰懲，責令徙業。如仍不改，登簿送官究治。”
這一條款，顯然是普通族人沒有發言權和知情權的結果。販牛賣馬、唱戲打拳怎麼就不是正經生理、正經職業呢？在今天，販牛賣馬，屬於商業貿易，唱戲打拳，屬於文化產業，隻要合理合法、遵規守法，就屬於正當生意、正經職業。普通族人為著自己及一家人的生計，從事這些行業，好歹也能解決吃喝問題。而在此項條款中，竟被宗族統治者一句話禁止，打入“漸與盜交”、“偏尋死路”的行列。孰不知，即使讀書為官者，也有許多違規犯法之徒，難道因為有違規犯法的讀書人、為官者，讀書、為官的道路就不是“與盜交”？就不是“死路”？
這一條款體現了立約者的清高與自大。“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於此得到了淋漓盡致的宣泄，赤裸裸的表現，看不起從事“低賤”行業的族人，骨子裏透露出來的，是對貧民的一種歧視、蔑視甚至敵視。
至於其他九個條款，內容雖然多是為了禁止歪風陋習、整肅村風民俗、懲治刁頑奸猾，卻充滿著對族人的不信任，始終用懷疑的眼光看待族眾，似乎族眾之中時刻都隱藏著刻意作奸犯科的人。尤其對外來流動人口的懷疑更重，第三條說：“每年秋後，即有唱船打卦、舞猴弄蛇、鋪氈賣藥、抄化僧尼，百般流民，混擾地方，甚為可慮。”甚至在此一條款開初就斷定，“盜賊竊劫，必先臀貨弄術為由，熟啊門路。”似乎外來流動人口都是罪犯。說到底，這還是對普通民眾缺乏信任、充滿懷疑乃至敵意的結果。既然對普通族人懷疑如此之重，因此在約定的處罰條款上，同樣很重，動輒“登簿報官嚴究”，似乎不加嚴厲處置，族中百姓就不能安居樂業，就不會正道直行。
穀村《家規》同樣對普通族民實行嚴規重禁。其第八條有約：“至紳士進祠，必衣冠整肅。馬褂不許入祠，便帽不許入祠。”宗族之內，祠堂重地，祖先靈魂的寄居之所，族人進入祠堂，衣著幹淨整潔是必要的，以示對祖先的尊崇和敬畏。但禁止馬褂和便帽入祠，對於有些權勢和財物的紳士來說，要做到是容易的，但對於普通族人，特別是家境貧寒的人家，恐怕連馬褂都置辦不起，豈不是終生不得入祠？依今天的話來講，不叫衣著歧視，也叫階級歧視了。
《家規》第十一條更見這種歧視。由於‘舊角起釁”，“受禍人”向族中管理者（紳士）請求調解，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上各紳士門跪訴情由”，“跪堂下進茶”，“仍跪堂下手捧呈辭，一紙錢一千文”。而主持糾紛調解的紳士，對原被告動輒“喝令暫回”、“喝令跪謝”。這一“跪”一“喝”，宗族管理者與被管理者的地位高下、尊卑懸殊立見。
這樣的家規，族人既無訂立知情權，又無解釋發言權，隻有服從遵守權，否則要被宗族管理者“登簿報官重究”。在那個神秘力量主宰世界、同時也主宰人們思想的時代裏，族人對族長和宗族管理者的權力隻能懷有敬畏之心而鹹服之。
六、髦蕪的意義
―絡腮胡、村支書，顯赫的身世、坎坷的人生，可20年的權力掌管，便成就了一個現代族長。
髦蕪，是個稱呼，是個外號。長著滿臉絡腮胡子、又很久不刮的人，通常會落得這麼一個外號。這裏所提的髦蕪，是穀村一個人的外號，大名李泉水。
李泉水，長著一部濃密的絡腮胡，刮過之後使臉色顯得青黑，這就是他外號得名的依據。鎮黨委、政府的工作人員都不稱呼他的名字，也不稱呼他的職務，甚至也不稱呼他“髦蕪”，而是以“老髦”稱呼他。今年65歲的髦蕪李泉水，看上去瘦削，卻顯得精幹，眼睛澄亮有神，一看便知是個精明的人。
他擔任了20年黨支部書記，在穀村乃至整個盤穀，贏得了許多人的尊重與敬畏，也贏得了許多人的肯定與讚譽。
從其家族史看，李泉水出身於名門望族。據《穀村李氏元潭四房三德堂支族》記載，李泉水係出李元鼎、李振裕血脈，李元鼎、李振裕分別係其32世祖、33世祖，往下都是有功名的祖先：李景迪，進士、監察禦史；李日璋，國學通判；李拴，國學生；李廷熙，邑庫生；李思信，過繼李城燭，世襲雲騎尉；其祖父李嘉勳，38世，清末世襲雲騎尉，大學生，民國辛酉年（1921年）由大總統徐世昌授予“敬宗睦祖”匾額、紫經獎章。其祖父四兄弟，都有名望：二祖父李嘉林，清末被授登仕郎；三祖父李嘉德，民國時大學生；四祖父李嘉磺，清末邑庫生、優附生，民國時曾任吉水縣財政局課員、同水區保衛團團總、亦園國民學校校長，被當時江西省戚省長（戚揚，山陰安昌才子）授予查禁煙苗銀質獎章、江西省教育廳許廳長（許壽裳，紹興人，民國教育家）授予一等二級褒獎。其父李霓虹，民國北京警官學校畢業，曾任阜田國立小學校長，吉水縣民國政府想請他擔任阜田警察所所長，他不幹。
從髦蕪李泉水的家世，可看出其家族在曆史上的經濟實力與社會地位，看出他個人威勢的背景、富貴的身份與優裕的地位。然而，也是這份家世，使他的人生充滿了坎坷沉浮，飽受了痛苦折磨：家庭成分為“地主”，一出生就成了“地主患子”；童年上學，經常遭受欺侮、毆打。12歲棄學回家，一年後下田勞作，隨著壯勞力們，走東奔西地參與各大工程的修建。22歲被抽調到吉水縣螺灘電站（現已劃歸吉安市供電局）從事專業隊勞動整整一年，經常赤裸上身跳入寒冷刺骨的江水中施工，多次榮立一等功，深受當時電站建設總指揮劉家照的喜愛與嘉許。盡管這麼能幹，表現突出，但因為家庭成分問題，婚姻問題難以解決，於是背井離鄉，外出做零工、打短工。這樣的人生經曆，養成了他為人卑微低調卻豪爽仗義的性格，結交了許多朋友、同道。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後，他家“摘了帽”，社會地位有所提升，生存環境有所改善，32歲時結了婚。
黨和國家政策的改變，給李泉水的人生帶來了轉機，鄉黨委在1987年提議他擔任老屋村委會副主任，1992年被提拔擔任支部書記。他是放棄在外打工的豐厚收入回村任職的。當時，他經常領著四五百民工，為江西省送變電公司深入深山老林、險溝懸崖架設電線，每月收入都在一千元以上。因為村裏工作需要，鄉黨委拍電報，把他從贛州興國的作業現場請回村擔任支部書記。
對於自己突然擔任村黨支部書記，髦蕪很有顧慮，一來自己讀書很少，字也不認識幾個，二來畢竟過去頭上有著“地主”成分，長期被別人看低看貶，如今要帶領一個村的黨員、群眾，說話有作用嗎？決定有人執行嗎？他提出來擔任二把手，即村主任，但鄉黨委不同意：穀村老屋村支部書記非他莫屬！有鄉黨委的支持，他才卸下思想包袱，堅定了擔任支部書記的信心，從而正式成了穀村李氏的領頭人，甚至成了掌門人。
1992年到2012年，20年，髦蕪成了穀村的標誌性人物。
髦蕪接手的老屋村，是穀村六個行政村中最亂的一個，前一屆的鄉黨委、政府都感到頭痛。髦蕪接手後，首要的是在村上樹立威信，打開局麵。對他擔任支部書記，村裏的黨員和群眾很不服氣，思想感情上轉不過彎：一個過去經常受人欺負的“地主患子”，現在竟然成了自己的頂頭上司！於是，拖後腿的、講怪話的、放包手的、看熱鬧的、等笑話的、桌上喝酒桌下伸手的、煽陰風點鬼火的，都有。對此，髦蕪心知肚明，於是他要尋找一個契機，一個令眾人信服的契機。
不久，這個契機來了：當時的老屋村， 由於人丁繁衍，年輕人結婚成家後與父母分家另過，很多家庭需要宅基地建新房子。但村裏一些人口多、勢力大的人家，卻憑空占著宅基地，又不建房，一些急需建房的村民卻沒有宅基地。這造成了村莊管理的混亂，也造成了宗族內部矛盾重重。針對這一情況，髦蕪大刀闊斧地進行了整治：先從自己所在的三德堂開始，以身作則，按需供地；然後召集黨員會、長輩會，進行充分討論，統一思想。針對既得利益者不肯放棄憑空占有宅基地的思想，他在會上說：
“我家過去是地主。你們都說這塊地基是你的，那塊地基是你的，大家都曉得，村上那些16個垛子的房屋，都是我家裏的！現在不都是你們在裏麵住嗎？現在一塊空地，你都有權利霸？如今的政策你們都不懂得？土改土改，改什麼東西？專門改地主家裏？你們如今憑空占有的空地，就不可以改你的？”
眾人無話可說，拖了好幾年的亂占宅基地的問題迅速解決，一氣審批了幾百棟宅基地。村民擁護了，黨員、幹部服氣了，他的威信樹起來了。時任盤穀鄉黨委書記的焦賤陽十分感歎地說：“髦蕪確實是個人才！”時任盤穀鎮鄉長的周喜生說：“髦蕪這個人有點本事。”
突破口打開了，工作局麵一下子就生動起來了，往後的工作順暢得很。用髦蕪自己的話說：“這下我就知道了，這個支部書記好當。批了幾百棟房屋的地基，村上有錢了，幾十萬，怎麼不好當呢？”於是，他用這些錢做村莊的公益事業，大搞農田基本建設，整理田塊、清理水圳、購置抽水機等灌溉設備，規範村規民約。於是，威信進一步加強、提高，醜小鴨變成了白天鵝，灰姑娘成了白雪公主。髦蕪完成了一次童話般的華麗轉身：這個昔日的“地主患子”，竟然成了村莊的領袖、宗族的“王者”。
此後，他還有幾件“得意之作”。一是興建老屋村委會大樓。建設於2009年，建築麵積約400平方米，共三層。按照當時造價，一般都要三十萬元以上，最後花費二十四萬元左右，加上購置家具、辦公用品等，才花費三十萬元左右。二是翻印《穀村李氏族譜》。利用大祠下一座荒山，審批了六家磚廠，每家磚廠每年上繳管理費七八千或上萬元，解決了翻印族譜所需的費用，翻印結束後，還有十多萬元資金的節餘，順便把大祠下的經濟也搞活了。三是造林。在“消滅荒山，積極造林”的政策引導下，帶領穀村群眾將所有荒山與適宜林地都造了林，為子孫後代留下了一筆不可估量的財富。
這些“得意之作”進一步提高並鞏固了髦蕪在穀村的威信與地位。作為老屋村的支部書記，不僅領導著老屋村的黨員幹部和群眾，也領導著穀村全體黨員和群眾，成了穀村六個村黨支部、村委會的總牽頭人。當時，幾個村的支部書記、主任和黨員們開會，共同推舉他為整個穀村的“總”支部書記。髦蕪，成了整個穀村的首領！穀村的現代族長！
2012年，髦蕪從支部書記的崗位上退下來，縣人事勞動部門給他頒發了《光榮退休證書》。如今的髦蕪在家頤養天年，沒事打打牌，喝喝茶，四處走動走動，散散心，訪訪友， 日子過得自有其樂。
髦蕪退下來之後，上萬人口的穀村， 目前讓人感覺竟是一盤散沙。鎮黨委、政府需要一個能夠“鎮得住”的人，來帶領這個村莊、這個宗族，正確地走在健康發展、順利前進的道路上，然而、現有的支部書記、村主任，竟然無人能夠擔當起這個角色。
對於髦蕪，村民存在兩種評價：有人說他過得硬，有人說他“吃冤枉”。所謂“吃冤枉”，是對幹部不廉潔的一種方言性說法，意思是比較貪。鎮政府一位領導說：那些過去說髦蕪“吃冤枉”的人，現在又說，髦蕪雖然“吃冤枉”，但人家做了那麼多事。這話其實代表了一種矛盾的觀點：心裏認定髦蕪“吃冤枉”，但沒有證據，憑空亂叫而已；可這個被自己認定為“吃冤枉”的人，卻是個有作為的人，在村莊上做了很多有益的事情，隻有他鎮得住全村，內心對他又是一種敬佩與服氣。
鎮裏領導與幹部的評價是：髦蕪這個人還是過得硬。
在現代多元社會裏，那麼大的村莊，一個人能夠坐鎮20年，如果不是自身正，怎麼可能擁有那麼高的威信與地位呢？古語說：己不正焉能正人？如果真是“吃冤枉”的人，20年，恐怕早就身敗名裂了。至於“吃冤枉”一說，有著村民思想意識深處的劣根性，是劣根性的直接反映。農村常有的一種現象是：一個村民，今天在台下，嘴裏不幹不淨地罵村幹部“吃冤枉”，明天他一上台擔任村幹部，馬上就被其他村民罵“吃冤枉”了；一個村幹部，今天在台上被罵“吃冤枉”，明天一下台成為村民，他就開始罵別人“吃冤枉”了。這是典型的“仇官”心理。髦蕪所遭遇的辱罵，不過是村民內心一種恐慌的發泄，一種莫名的不滿，一種無特定對象的不滿的轉嫁。
髦蕪，不容易！
髦蕪之後，誰是穀村的“族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