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約在1946年春節，穀村李氏起龍燈，竟與楓江下黃家村發生械鬥，被下黃家村殺死一人。楓江下黃家全村姓黃，在楓江地麵上算得上一個大宗族、大村莊，當時有二百來戶人家，而且靠近楓江墟市，是陸路進出縣城的咽喉之處。其南麵約二裏遠的棟下村，是下黃家的同宗，祖宗所在，棟下村也有二百來戶。但對於“李家李千煙”的穀村來說，下黃家不過是一個稍微大一些的小姓、小村。被下黃家殺了人之後，憤怒的穀村李氏族眾，手持棍棒、扁擔、刀叉等器械，向下黃家村殺奔而去，準備血洗該村。髦蕪的父親李霓虹怕發生更大的慘案，便約集了宗族當中一些比較理智的紳士和村民，前往楓江橋上攔阻、勸止，避免了一場更大的災禍發生。但是，宗族當中那些被憤怒燒著的人，依然咽不下這口氣，沒有報得這個仇，便把憤怒發泄到了李霓虹身上，要處死他。幸得族中那些比較理智清醒而且德高望重的紳士阻止，才讓李霓虹躲過了一劫。
這件事，十分鮮明地反映出小姓與大姓之間的矛盾糾葛，表明了解決大姓與小姓之間宗族矛盾的艱巨性。穀村是大姓，當時如果不是李霓虹出麵勸阻，楓江下黃家恐怕要遭受毀村傷族之災。試想，如果不是穀村內部有識之士出麵，依靠外部的力量能夠阻攔那些被憤怒衝昏了頭腦的李氏族眾嗎？從其內部而言，李霓虹能夠化解一場危機，得益於幾個方麵的原因：一是他本身在穀村一直行得正，有威望，捐過紳士身份，被稱呼為“老爺”，當時擔任國民小學校長，深受族眾擁戴。二是他畢業於民國北京警官學校，知曉民國的法律法規，比宗族中其他人更明白，更大衝突造成的結果在法律上會有什麼樣的下場。三是他的出身背景比較高，是李元鼎、李振裕的後裔，家族勢力與威望抬高了他在宗族之中的威望。四是他的堂兄李霓裳擔任了民國江西省議員，不僅在穀村地方上享有威望，而且在民國江西省範圍內都有威望。憑借這些條件，李霓虹才阻止了事態的惡化。
當然，這樣的惡性事件曆史上畢竟屈指可數，更多的是小糾紛小矛盾，往往雞毛蒜皮也能扯出一段公案。這就需要宗族約規的束縛力、宗族教養的引導力、‘言府權力的幹預力。現在無法知曉古代官府是如何介入民間糾紛、化解民間矛盾的，但從穀村李氏家規家約中看出，官府的作用在於“究治”。而這種“究治”往往是事後的，對於事前的預防、事中的幹預，沒有相關案例以資佐證。
如今的時代，穀村李氏與周邊小姓村莊依然存在一些糾葛，總是剪不斷理還亂的。
穀村李氏部分村民自古以來就有養牛的習慣，但不是拴養，全是放養，年初買來牛犢，到年底收獲膘牛，均放養在野外，任由沒拴鼻頭的牛在田野上自行吃草嚼菜，長大長壯。於是，周邊小姓的菜園、稻田，往往就成了穀村牛群的牧草地。對此，周邊小姓是敢怒不敢言，隻好忍氣吞聲。穀村人養牛習慣形成之前，是養豬，也是從不圈養，都是放養。周邊小姓對於穀村，頗有“苦於豬牛者久矣”的傷痛。麵對穀村這麼一個大姓氏、大村莊，小姓村莊的委屈隻好往肚子裏咽，誰敢去穀村找那豬牛理論呢？
盤穀鎮黨委、政府領導表示，如今的穀村李氏，作為一個龐大的宗族、一個超大的村莊，總體上來說，並沒有表現出那種以大欺小、以強淩弱的情況。一方麵，鎮黨委、政府經常召集穀村幾個村支部、村委會負責人開會，強調穀村李氏與周邊小姓和平相處、友愛共進的重要意義，強調社會治安穩定對穀村本身發展的重要意義；另一方麵，穀村幾個村的幹部都能站在鎮黨委和政府的立場上，告誡、教育村民平等對待周邊小姓，尊重他們的財產、尊嚴與生存，要遵循祖宗的教誨和規約，做到與周邊小姓友好相處。村幹部的這些要求，也能夠在一定程度上約束村民的不良行為。
但作為村民個體，超規越矩的事情時有發生。在這些村民心中，一點小小的超規越矩，不是什麼大事，雞毛蒜皮，無關痛癢，不會對外姓、小姓造成什麼傷害。因此，這種不經意的、非惡意的傷害層出不窮。偏偏是這些不經意的、下意識的、沒有惡意的傷害，給周邊小姓造成了無法從心靈上抹去的永恒記憶。這種記憶的積累，就形成了穀村李氏欺壓周邊小姓的整體社會印象。也許穀村李氏的任何人，都無法體會小姓那種怯懦的心理狀態；可作為李姓以外的小姓來看，就蘊含著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心理演化過程，“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由來已久的積怨造成了永遠無法解開的心靈之結，小姓人氏對穀村李氏隻剩下畏懼和怨恨了。
這個問題怎麼解決？還有待於穀村各個村支部、村委會的幹部認真思考並不懈努力，《忠肅公家約》中關於穀村李氏“不大以科名之盛，族類之廣，而大以人無躍冶之行，戶有可封之俗”的教誨，仍然具有深刻的現實指導意義，穀村形象的改變要從他們自己做起。
三、與官方單位之間的關係―官方單位代表官方，但自古至今，官方機構的性質與身份發生了質的變化，穀村李氏與官方機構之間的關係又存在怎樣的變化？
穀村李氏與官方單位之間的關係，至少可以從兩個層麵來解讀：一是穀村與官方首腦機關的關係，二是穀村與官方下設機構的關係。
古時候，官府是通過各級官員直接與地方上的宗族勢力聯係，加強與各個宗族、姓氏之間的聯絡，籠絡他們當中的權勢人物，重點是籠絡族長，來實現對廣大百姓的統治。古代的官府在基層管理機構的設置上，曾經有過諸多變化，但“縣”是最穩定的一個級別，然後在“縣”之下，還要設置一些不同層級的管理機構，或叫“鄉、裏、都、社”，或叫“區、鄉、保、甲”，名稱不同但功能大致相同。這些機構的負責人，基本上是由當地頗有權勢與名望的族長或紳士擔任。他們在行使對地方民眾的管理權與統治權時，便與當地各個宗族的族長建立起一種特別的關係，使族長成為官方權力在宗族中的延伸。這種權力延伸的結果，便是官方機構與族長體製結成了權力聯盟和利益集團，從而建立起統治廣大百姓的牢固權力網。在百姓的眼中，這張權力網不僅牢固，而且沉重，不僅寬廣，而且陰森。在這張網中，那些真正願意為群眾出力、替百姓辦事的人往往會遭到排擠，而那些濫施淫威、胡作非為之徒往往更受到官府的歡迎。這樣做的結果，使基層統治者既實現官府統治基層的目的，又達到自己非法斂財的目的。於是，百姓口中就有“官官相護”、“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語句，來詛咒這張權力網，詛咒這種統治製度。
穀村李氏曆史上與官方的關係十分緊密，這從幾個方麵得到論證：一是其家規家約中的體現，宗族對族人的管理與統治，都是借助官府的權力，“送官嚴究”中的“官”字，就是最好的明證。二是穀村李氏的先祖出身於官，被尊為始祖的李最官封西平忠武王，官家的風範使他們自然而然地保持著與官方的緊密聯係。三是曆史上通過科舉入仕者眾多，從宋朝到清朝曆代不乏，本身即是以官宦為榮的宗族，是地方小官小吏們巴結討好的重點。所以，穀村李氏的族長與官方的聯係與結合，是十分便當也十分自然的事，官府通過族長對穀村民眾實行管理與統治，也就變得十分便利與容易。
新中國成立以前，穀村李氏擔當族長職責的，多是“飲賓”、“正賓”、“大賓”等。“賓”是古代舉行鄉飲酒禮的主持人，說白了就是舉行盛大儀式時主持宴會、安排宴席的人。
西周時代就設立了鄉飲酒禮製度，一直延續到清朝乃至民國初年。主持鄉飲酒禮的，都是鄉裏處士、紳士中的賢能者，為首的稱“賓”或“正賓”、“大賓”，次為“介賓”，又次為“眾賓”。
此時，鄉飲賓在地方上的身份逐漸演變成了紳士身份，而紳士身份可以憑借金錢財物捐得。紳士，被百姓尊稱為“老爺”。再不濟的“老爺”，開口說話也是有分量的。髦蕪李泉水的祖父李嘉勳，就是捐來的紳士身份，被人尊稱為“老爺”，因而他父親被人尊稱為“少爺”。有了鄉飲賓身份或者紳士身份，在村莊上、宗族內就進入了權力階層，可以參與村莊、宗族的管理事務。因此，穀村內部管理結構就由古代的嫡長子繼承製演變成了族長領導下的紳士民主製或紳士共和製。對於清朝末期和民國初期來說，官府與農村各宗族之間的關係，就由地方行政長官與族長之間的關係演變為與宗族紳士之間的關係了。
李霓虹能夠在1946年春節出麵阻止與下黃家的衝突，就緣於“少爺”的身份。當時的李霓虹是村中參與宗族管理的成員之一，否則他也難以邀集其他紳士，一起趕到楓江橋上阻止村民的過激行為。
如今的情形便不一樣了。中國共產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政治組織，勞動人民是它的服務對象。因此，黨的各級組織以及相應政府組織，都秉承這一宗旨與人民群眾打交道。在這樣的背景下，穀村李氏與官方的關係，直接地表現為與盤穀鎮黨委、政府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