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農村步入了它的變革時期，步入了它的涅槳時期，步入了它的陣痛時期，也步入了它的苦難時期。農村該怎樣喚回農民對自己的留戀？喚回農民對自己的熱愛？喚回農民對自己的敬畏？
對於年齡在50周歲以上的人來說，村莊依然是他們最為溫馨可靠的精神家園與物質家園，他們對養育了自己的村莊，依然懷著虔誠和敬畏，與村莊和土地之間維係著永遠也割斷不了的血脈聯係。村莊的每一條巷道都留有他們的身影，每一個角落都留有他們的聲音，每一寸土地都留有他們的氣息，他們是村莊的兒女，是土地的子孫。
一位不願意透露名字的村民，訴說了他青少年時代在村莊裏的有趣生活，雖然艱苦卻充滿幸福，雖然貧窮卻寫滿快樂。他臉上那份童稚般的笑容告訴人們：村莊就是他永遠的精神寄托。
他如今在村裏耕種著近二十畝稻田，很辛苦、很勞累，但他感覺過得踏實，安穩。三十多歲的時候，他也曾懷著發財的夢想，跟著別人到沿海轉了兩年，但因為自己從沒有學過諸如木匠、泥水、蔑匠之類的傳統手藝，除了能找些收入很低卻又很累的苦力活外，沒有辦法找到收入更高的活計，一年到頭結算一下，還不如在家種二十畝稻田。“那個錢不是我們這樣沒有手藝的人賺的。沒一點手藝，隻能累苦力，累死力，還賺不到錢。”有過打工經曆的他，內心雖然有著對打工賺錢的不舍，但回歸家鄉還是他的毅然選擇。由於國家有幾種補貼，這是實打實的收入，一年下來也有二萬元左右。但比打工一年四五萬收入還是少。話語之中，聽起來似乎還對打工賺錢懷有不舍，實際上已經被淡化為一種可有可無的對比，語氣之中透露出來的是一種對放棄打工的輕鬆與釋然，是一種回歸泥土帶給他的實在與力量，臉上的神色隱隱現出一種掩飾不住的對土地的親切感。
穀村留守在家的老年人或者年齡接近老年的人，對土地和村莊的感情很深，有著一份發自內心的眷戀，對於自己留守在土地裏刨食有著本能的認同，並不認為那是一種“老天不公”的辛苦。有些勤儉的人，經常對老屋進行維修，揀蓋屋瓦，清掃瓦析，保證老屋不漏雨、不滲水，保持老屋如有人居住一般的狀態。這個行為看似平常，其實包含著對村莊的一種深情眷戀，這是晚輩無法理解的。
真正對村莊、對土地感情淡薄的，甚至是沒有感情的人，都是年輕人，尤其是30歲以下的青年人。
他們幾乎從小就脫離了土地，雖然出生於改革開放之後的農村，但自小就過著相對優裕的生活。童年時期進入學校後，幾乎不接觸農活，特別是獨生子女，父母視如掌上明珠，更是舍不得孩子吃任何一點苦、受任何一點罪，如供皇帝一般供奉著他們，讓他們過著小皇帝一般的生活。因此，他們雖然出生在農村，生長在農村，卻無法理解土地帶給人的精神力量與支持是何等的重要。待他們讀完初中、高中和大學之後，直到步入社會，耳濡目染的是金錢價值觀的影響，金錢也就成了他們人生追求的重要目標甚至是根本目標。他們根本不願意再與土地為伴，更加不會將土地耕耘視為自己將終生從事的職業。他們往往自以為讀過書，已經變成城市人，不再留戀農村的老家，甚至恥於提起農村的老家，骨子裏向往城市的繁華，所以農村的萎瑣、髒亂、貧窮、落後、俗氣等不良現象成為他們鄙棄農村的理由和借口，乃至樸素、純真、善良、坦誠、老實、本色等優良傳統也成了他們鄙棄的對象。在他們的心裏，土地與村莊，甚至成了一種可惡的羈絆。即使是那些沒有高學曆、僅僅完成了初中或者高中學業、完全靠力氣或手工在城市裏混生活的青年人，也不願意待在農村，讓農村成為自己人生的依靠，也不願意與土地為伴，讓土地成為自己事業的依托。隻有每年到了過年的時候，他們才如候鳥一般，飛回老家待上三五天或七八天，過後又如候鳥一般，飛回他們打工所在的城市，做一個不是城裏人的城裏人。
髦蕪李泉水老書記的兒子也在外打工，一年到頭隻有過年的時候回來幾天，清明的時候也回來一兩天。其他時間都在沿海地區待著，即使找不到工做，也不願意回來伺弄土地，土地已經不是他們的理想，也不是他們的生活，更不是他們的人生職業。
與土地缺乏血肉聯係，與村莊缺乏情感交流，是下一代乃至幾代青年人的共同特征，因此他們對土地與村莊根本談不上眷戀與懷念。老家還有父母，他們出於最基本的孝道，每年返回老家與父母團聚那麼幾天，一旦父母離開了老家，他們再也不會回老家去。
沒有土地的羈絆，沒有村莊的眷戀，青年人已經不再是農村人，至少在思想意識上不再是農村人了，他們拋棄農村轉向城市已經成為曆史的必然。
農村的確辛苦，土裏刨食的日子也的確難熬，酷暑熱天，要到農田裏去揮汗如雨，進行搶收早稻、搶插晚稻的“雙搶”勞動；寒冬臘月，又要頂風冒雪去田間伺弄油菜、下磚瓦廠去挖泥挑土。農業生產收入低，讓人看不到人生的希望。
這是政策造成的結果，也是時代造成的結果。城市與農村的二元結構，城市與農村的“剪刀差”，使廣大農村民眾在心理上產生的落差永遠無法彌合。這種城鄉差別，在經濟快速發展、社會不斷進步的今天，依然看不到縮小的跡象，依然沒有抹平的可能，甚至還在逐漸增大、加寬，農民的心理落差依然在拉大、加深。這是幾十年的影響，也是幾代人的影響。
人在青年時期，總是懷著夢想與追求的，總是希望人生取得輝煌與成功的，隻有那樣才能實現人生目標與價值。所以，青年人窩在農村，再也不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青年的被迫結果，他們走出農村是一種曆史的必然選擇。因此，對於現代的青年人來說，離開農村完全能夠理解。青年人對村莊、對土地感情的退化，或許是出於追求美好生活的一種本能。
有位農婦的話很有代表性：“外麵的世界好啊，兩公婆出去打工，又賺到了錢，又看到了世界，不用帶人，輕鬆跳快！”這話勾畫了絕大多數青年人的心理，“外麵的世界很精彩”，他們渴望在外麵盡情地享受這個世界帶給他們的歡喜甚至是悲愁。有位民間對聯愛好者曾說：“打工一年，勝過作田一生；養豬一年，不如殺豬一天。”在外打工賺錢，比在家種田的收入高了許多，寧可在外餓死也不願意回家累死，成為絕大多數青年人的心聲和現實選擇。這話也代表了絕大多數留守家長的心聲，從他們的角度而言，既指望兒女回家來自己照顧孩子，能照顧老人更好，又指望兒女能夠在外多賺錢，錢賺得越多父母就越有臉麵；心思比較大的家長，甚至希望兒女就此成為當地的城市人。
農民的這種心理，依然是城鄉二元結構導致的後果，依然是城鄉差別造成的惡果。
村莊今後怎麼辦？穀村幾個行政村的幹部們都難以說出確切的答案，比較集中的意思就是：看政府的政策來。也就是說，村民，包括村幹部本身，對農村今後以及未來的發展，並無自己獨立的思考。麵對著占村莊人口總數四成的人外出打工的局麵，麵對著三十歲以下、甚至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不願意再回到農村務農的局麵，他們從來就沒有思考過。眼下分別從事著自己所能從事的職業維持著生計，未來的一切將全交給國家和政府去考慮，交給國家和政府去安排。等靠要的思維慣性，導致了農民行為上的惰性。
這裏麵體現出一種可怕的退化，村民對村莊意識的退化。對於這種退化，他們並不自覺，於無聲無形之中就退化了，因此他們對村莊的未來與發展，也就顯得漠不關心。不論對農村有著眷戀之情的人，還是對農村抱有鄙棄之心的人，對於村莊的未來、村莊的發展幾乎存在驚人的一致：漠不關心。農村今後要走什麼樣的道路，要有什麼樣的發展，會有什麼樣的前景，應該達到什麼樣的目標？前者弄不清楚，也懶於去弄清楚；後者根本就不關心，農村的一切似乎已經與他們完全沒有了關係，他們已經在心底裏將自己看成了徹頭徹尾的城市人，因此不想讓農村在他們的心頭糾結，任由農村自生自滅。
對於回到農村去種田，現代青年人的回答幾乎都是：“我怎麼可能回去種田？種田有什麼出息？新農村建得再好，它還是農村，又賺不到錢，又不好玩。”所謂賺不到錢，指的就是城鄉二元結構造成的經濟收入上的剪刀差；所謂不好玩，指的是農村沒有城市裏那樣豐富的業餘生活。剪刀差之下，單調枯燥的農村生活，的確是無法吸引人的。從物質文明建設，到精神文明建設，農村都是無法與城市相比的，因此如今出離農村、鄙棄農村的青年人越來越多。在他們看來，農村的未來已經不是他們應該考慮的問題，已經不是他們需要操心的事情。國家在培養高文化素質人才的同時，也培養了拋棄農村的未來城市人群。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問題，是需要提交到國家層麵考慮的問題。三十歲以下，甚至四十歲以下的農民都不願意留在農村，都要湧向城市，那麼再過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我國農村還有農民嗎？農村沒有了農民，農田誰來耕種？沒有人耕種農田，國家的糧食安全、人民的日常口糧又靠誰來保證？如果繼續追問下去，還有許多深層次的問題，就牽涉到國家與民族的未來與命運了。不敢想象，卻很震驚。
穀村李氏有七千多畝耕地，由於人多田少，村民很是珍惜，所以保護得比較好，沒有多少損害，也沒有撂荒現象。但是，穀村原有上萬人口，在近幾年的城鎮化浪潮衝擊之下，離開的人已近30%。據盤穀派出所提供的數字， 目前留在穀村戶籍上的農業人口為6791人，加上住在穀村的李姓非農業人口105人，共為6896人；這近七千人當中，又有不少戶口在穀村而人卻在縣城居住的，他們在縣城買了房子，由老人帶著小孩在縣城求學，實際上等於已經離開了穀村這塊故土。按照這個趨勢走下去，穀村這個萬人大村，最終將成為人口遷徙的大村，好不容易保護下來的七千多畝耕地，將陷於無人耕種的可怕境地。穀村的幹部對此也深有感觸卻無可奈何，隻是說：我們現在也是瞎操心，政府到時候總會想辦法。
的確，也隻有國家和政府去想辦法解決農村的問題了，單靠村莊自身的“未雨綢繆”，或者縣鄉兩級政府低層次的解決辦法，是永遠解決不了間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