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稻穀的盤桓
在現代工業文明和科技文明的衝擊之下，傳統的稻穀圖騰正麵臨著潰退的痛苦。種田的人越來越少，遠離農業、遠離稻穀圖騰的人越來越多，他們把農業看成了自己的負累，把農業生產看成了落後與愚昧。隨著拋棄農業的人口不斷增加，農業將向何處去？農業文明還有生命力嗎？如果有，它又將如何延續？還會有人把稻穀作為圖騰嗎？
我看見，稻穀在盤桓……
一、留守的村民
―婦女、老人、少兒和殘疾人，現代村莊的常住人口，幾乎每個村莊都是如此，他們留守村莊，村莊在他們的心裏，重嗎？
“青壯煉鐵去，收禾童與姑”。這是彭德懷描寫1958年大煉鋼鐵情形的詩句。套用一下他的詩句，改成“青壯打工去，收禾翁與姥”，能很形象地概括目前農村的基本情況。
穀村李氏18歲左右的青少年，除去外出求學的，都打工去了；60歲左右的人，身體感覺強健的也打工去了。留在村上的，除了一些有點手藝或產業而在家發展的以外，基本上是“翁與姥”。近二十年來流行一個詞，叫作“386199部隊”，指在打工大潮衝擊之下，農村留下來的基本上是婦女（三八婦女節）、少年兒童（六一兒童節，也即學生）和老人（九九重陽節，即老人節）。
這個詞很形象，也很幽默，但它的概括還不很準確。婦女當中，年齡在40歲以下的、家中如果有老人替她關照小孩的，基本上打工去了；隻有那些孩子無人照看的年輕婦女，才被迫待在家中；40歲以上的婦女，如果孩子上大學去了，家中沒有老人需要贍養和照顧，基本上外出打工了，即使不遠赴沿海地區，也會到縣城或市區去找事做。而老人當中，若以55歲計算的話，則65歲以下尚有許多外出打工。
據村幹部介紹，穀村55周歲以上的人，仍有數以百計在外打工，每個行政村都有。這麼龐大的打工隊伍，難怪村幹部說全村總人口有四成外出打工了。
這麼多人出去打工，村莊顯得空蕩，冷清。即使沿路熱鬧，村中依然安靜。
穀村書院下周招英，已經六十多歲，丈夫李烈仔比她大兩歲。他們替五個兒女們照看九個孩子，大的十四歲，小的才兩歲。每天三頓飯都要炒一大桌子菜，要洗幾擔衣服，剩餘的時間還要下田勞作。最小的孩子送進村裏的私家幼兒園，每天接送三趟。她說：“天天就跟打仗一樣，趕都趕不贏。”每天忙下來，累得直不起腰。今年年初，大兒子接走了那個14歲的孩子，她減少了一份負擔，顯得開心許多，但仍然要照看八個孩子。一到孩子們放學回家，家裏就像是開辦了一家小型幼兒園。
六十多歲的人，本該享受天倫之樂，享受孩子們的照顧。但安享晚年之樂，竟是一種難以實現的奢望，比他們自己養育孩子的時候還要累上幾倍，隻有歎息命運不好。在穀村，像她這樣的老人還有許多。髦蕪李泉水老書記夫婦，六十多歲，同樣替兒女們照看著孫子孫女、外孫外孫女。李國傑醫生，古稀之人，夫婦倆替兒女們照看五六個孫子孫女。如果說有命運，那些留守的老年父母們真是集體命運不好，他們碰上了改革開放時代的打工大潮。渴望擺脫貧窮、走向富裕的兒女們，隻有走出村莊、走向沿海發達地區，才有機會實現發財夢想；留守的父母也希望兒女走出家門去賺大錢、發大財，為家庭既掙回臉麵，也掙回富裕。兒女們的兒女不丟給他們照看，又能丟給誰呢？有他們在家，遠航的船舶就有憩息的港灣，稚嫩的雛鳥就有成長的暖巢，遠遊的候鳥就有回歸的家園。
對於外出打工的人來說，父母是他們寄養孩子的依靠。而對於留守在家的孩子來說，父母卻像“鏡中花、水中月”。外出打工的年輕夫妻，將自己幼年的孩子丟給自己年邁的父母，全然不顧年幼孩子的心靈渴望。
留守的孩子，長年見到的隻有爺爺、奶奶（或外公外婆），見不到父母，內心的情感渴求無從滿足，痛苦的思念隻有埋在心底。他們內心的苦楚有誰清楚呢？他們內心的委屈向誰訴說呢？他們內心的需求誰來供給呢？無人考慮。
處在生長發育時期的孩子，畢竟不是磚窯裏生產出來的磚坯。活潑、好動是他們的天性，淘氣、調皮不可避免，惹是生非可能發生， 日常生活中難免出點雞毛蒜皮的小狀況。但就是這些小狀況，可能給極度勞累的爺爺奶奶帶來不可估量的嚴重後果。
老話說：隔代親。在廣大農村，每天照看三五個孩子的爺爺奶奶，對留守身邊的孩子已經沒有多少“隔代親”的特別情感了，有的隻是永遠也訴說不完的心中苦楚，永遠也倒不完的滿腹苦水，不少老人隻是機械地替兒女們履行著給孩子們做飯、洗衣的物質化程序。反過來，留守的孩子長年所接受的，不是父母的教育引導，或批評斥責，而是爺爺奶奶似乎永遠也停止不了的責罵與怪罪，永遠也擺脫不了的數落與嘮叨。內心的厭惡、反感乃至叛逆，便在這個過程中產生、強化乃至根深蒂固，“隔代親”往往容易變成“隔代恨”；當然不是長輩對晚輩的恨，往往是晚輩對長輩的恨，祖孫間的代溝更為明顯，缺少思想交流與情感溝通。
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問題。最近這些年，婦聯、共青團、老幹部關心下一代組織發起並開展了許多“關愛留守兒童”的活動，但隻具象征意義，不能真正為農村留守兒童與留守祖父母解決實際問題。從組織者的角度，可能認為表達了自己對留守兒童的惻隱之心、關愛之情，但在實際的效果上，往往因為缺少後續活動的延續與維持，反而容易給參與這些活動的留守兒童造成更大的心靈傷害。
盤穀中學目前有學生690人，留守學生占近80%，全都寄宿在校，其中來自穀村的學生占1/3左右。盤穀小學有學生916人，留守學生約占70%，其中來自穀村的學生有697人；學前班有學生74人，全是留守學生，部分有爺爺奶奶接送。穀村張頭英夫婦私立幼兒園有幼兒86人，全是留守兒童，由爺爺奶奶接送。
這些數字說明，農村留守少年兒童是一個相當大的群體，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是一個必須正視的重大社會問題。孩子幼小的時候可能還不懂事，不覺得有什麼問題；一旦進入青春萌動期，心理上和精神上就會產生相當嚴重的問題，孤僻、自私、凶狠、散漫、自閉、早戀、浪蕩、脆弱、傲慢、不守紀律、難以約束、無法管理、叛逆對抗、小偷小摸等等，都有可能出現。從校長到老師，都有一份深深的擔憂，不僅為留守少年兒童擔憂，也為教育事業的發展擔憂，更為國家和民族的未來擔憂。人們常說，少年兒童“是祖國的花朵”，“是共產主義事業的接班人”，在他們的心理健康和精神健康成為社會的一個主要問題的背景下，花朵能否絢麗綻放，幼苗能否長大成材，能否成為健康的事業接班人？
留守學生的父母長期在外打工，一年到頭難得與孩子見上一麵，放棄了作為父母最起碼的責任，把責任轉嫁給孩子的祖父母，轉嫁給學校。即便逢年過節與孩子見麵，也沒有感情交流，隻是一味地追問學習成績，一味地給孩子金錢。他們認為金錢是對孩子關愛的最好表達，金錢代替了親情，代替了教育，代替了責任，代替了一切。可實際結果，卻造成孩子對父母的強烈逆反與叛逆，導致孩子對家長、對老師、對學校甚至對整個社會的怨恨和仇視。因此，個別學生經常在校外犯些事，有時故意犯些事，連派出所都頭痛。這些缺少父愛、母愛的孩子，已經在內心深處抗拒祖父母、老師、學校的教育與引導了，隻有父母的慈愛之心、溫潤之情，才能重新喚醒他們麻木的心靈。如果那些打工的父母，不用自己的真情去撫慰留守孩子受傷的心靈，不對他們的不良行為加以扭轉，任由孩子的行為發展下去，最終將造成更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有的孩子甚至可能走上犯罪的道路。
帶著一顆殘缺心靈長大的孩子，今後的人生之路將會怎樣？這是今天的父母、社會和政府必須嚴肅對待並加以解決的問題。而解決這個間題的根本，在於如何讓孩子的父母不再遠離家門外出打工，留守在家與孩子共處。這已經不僅僅是學生本身的問題，不僅僅是家長和家庭的間題，不僅僅是學校和教育機構的問題，而是國家未來與民族未來的問題。
穀村的村幹部，基本上由留守人員擔任，他們是留守村幹。
留守村幹，大都在家有自己的事業，這份事業帶給他們的經濟收入，與外出打工的收入相比，有的相當，有的要高出許多，所以他們才肯留守在家，否則早就外出打工去了。
村幹部是比較勞累、也比較受氣的一個群體，“上頭一根針，下麵千條線”，村幹部在中間起穿針引線、上傳下達、下情上傳的作用，一頭連著上級黨和政府，一頭連著千家萬戶。按照“村民自治”的法規要求，村幹部還是帶動村民集體致富的領頭雁，他們應當依托自己所從事的行業，帶動全體村民走共同富裕之路。
但現實是，村幹部不受群眾認可，群眾也不受村幹部認可。村民說：指望村幹部帶動我們發財？他們自己都嫌錢賺得太少了，還會帶動群眾一起發財致富，想都不要想！村幹部卻說：現在的群眾，尤其是年輕人，個個認為自己有本事，個個想出頭當角色，哪個願意跟著你幹啊？雙方的話裏，村民對村幹部有怨氣與不滿，似乎希望村幹部帶著致富，可村幹部並不兼顧群眾的富裕；村幹部對村民也有怨氣和不滿，似乎有帶動群眾集體致富的理念，隻是群眾不依靠村幹部的帶動。
群眾與幹部之間矛盾很深，而矛盾的症結，在於群眾與村幹部之間的隔閡。這種隔閡由來已久，源於自古以來的官民矛盾，百姓總是不會信任官員，即使是產生於本村本族的基層官員。“天下烏鴉一般黑”的觀點，在群眾心目中根深蒂固，這是自古以來階級矛盾在實際生活中的現代反映，它已經成為當今幹部與民眾之間不可調和的一個尖銳矛盾，不可解開的一個文化性症結。因此，村幹部留守在村，打理村莊事務，甚至處理宗族事務，難以得到村民的理解和支持。穀村的幹部們，好幾個人表示幹得沒意思。
留守的村幹部，的確當得艱難。
54歲的李年根，老屋村人，留守在家，贍養93歲的老母親。村民誇讚他：孝子！李國傑說：拿到過去來講，要上縣誌！
穀村曆史上，孝道文化是很盛的。 自從南宋高宗皇帝族表李籌、李衡兄弟為“孝子”，並救建孝子坊、救建經訓書院和義方書院由他們授課以來，孝行孝道就成為穀村李氏家教的重要內容之一，曆代“孝子”時有其人，直到今天，依然奉行不止。
太園村的李秋福，七十歲了，父母已經去世，卻盡心贍養、侍奉自己的伯母。伯母無兒無女，李秋福贍養、侍奉她二十多年，贏得了良好的口碑，成為穀村長輩教育晚輩敬老孝親的一個鮮活教材、現實典型。
小祠下村的王大英，62歲，被穀村人公認為有孝心的好媳婦。她婆婆五十多歲的時候不幸中風，一直癱瘓在床，有時大小便失禁，弄得滿身滿床肮髒不堪。作為長媳婦的王大英，毅然挑起侍奉婆婆的重擔，洗身擦澡、喂水喂飯、換洗衣服、端屎端尿，天光早晚，沒日沒夜，無怨無悔近三十年。並且替婆婆撫養兩個小叔子長大，供他們讀到大學畢業。婆婆於前年去世，80歲。老人去世前，一直對親友鄰舍們念叨這個長兒媳的好。
這樣的孝行感天動地。贍養爹娘這一點，穀村人做得較好，沒有聽說兒女不孝順父母，不贍養父母的。兒女們放棄在外打工的豐厚收入，回家贍養照顧年老體弱的父母，盡人子之道，這是天經地義的事情。但在打工時代的今天，損失外出打工的豐厚收入，返回家中照顧父母，或者放棄外出打工的夢想，留守在家侍奉父母，卻是迫不得已的事情。54歲的李年根就是這樣的人。不得已的留守，卻成就著自古以來的孝行孝道。
留守在家的，還有一些實在沒有能力外出謀生的人。他們不得不留守在家。外出打工掙錢，對於他們來說，是個永遠的奢望。
小祠下村民李峰耿（化名）, 40歲，因患小兒麻痹症導致兩腳殘疾，在穀村街上開了一家煙花爆竹店維持生活。同為小祠下村民的李德武（化名），41歲，沒有讀多少書，人很聰明，腦子也較活，也因患小兒麻痹症造成殘疾，在穀村街上開了家小賣部，經營日常用品以維持生計。
俗語說：“雞有雞路，鴨有鴨路。”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謀生手段和技能，隻要在這個世界上生存，老天總會眷顧他一門生存的技藝，正所謂“天無絕人之路”，上帝為你關上了一扇門，卻又為你打開了一扇窗。
對於因各種原因留守在家的人員來說，留守未必不是一種合理而且明智的選擇。所謂“物競天擇，適者生存”，恐怕也包含了留守在家的生存選擇。
由此看來，留守與外出，完全是基於個人對自身生存的一種認識，對人生功利的一種辨別，對內心追求的一種解讀。更多的人選擇的是追求繁華、輝煌， 自然也就會有人選擇生活的平淡、閑適。有的人盡管由於無奈而選擇後者，但努力之下也會有成功。
二、打工的苦樂
―工廠、公司，車間、流水線，鈔票、財富， 離開土地的農民所追求的目標，在給他們帶來快樂的同時，也帶來痛苦。
打工，是近三十年裏最熱門、最流行、最時髦的詞。它攪動了整個中國大地，帶動了廣大農村，牽涉到億萬家庭，是中國經濟增長的引擎，是中國社會進步的推手，是農村走向富裕的天橋，是民眾實現夢想的航道。
43歲的李冬香（化名），穀村下節人，高中畢業，1991年前往廣東打工，是穀村較早去廣東打工的人。當時，托了親戚的親戚的關係，比較順利地進入了深圳市布吉鎮的一家電子廠，被主管安排在流水線上工作。她說：“那段時間真是累啊，又疲勞，經常打磕睡，每天工作巧個小時以上，連中午吃飯的時間都非常短，上個廁所都要搶，慢了就可能遲到。說是計件工資，做多少事得多少錢，但工作時間規定得死，不到時間不開門，你想出去也出去不了。違反了規定就要扣錢，請假多了也要扣錢。好不容易才進了廠子，辛辛苦苦做了事，到頭來要扣工錢，心裏頭又害怕又不甘心，隻有拚命做、拚命做！要是現在還這樣，肯定吃不消。”問她當時做工煩不煩，她說：“煩啊，當然煩，天天做同樣的事情，天天重複同一個動作， 自然煩啊。可煩也沒有辦法，流水線，產品傳到了自己手上，不做也得做。想想，這樣做下去能掙錢，也就沒有什麼，做久了也就麻木了，習慣了就好了。”當問及她那個時候最開心的事是什麼時，她卻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當然是發工資的時候。一般發了工資就會放假。第一次拿到工資的時候，我都掉眼淚了。後來想想，我怎麼這樣不爭氣呢，掙了點錢就流眼淚？發完工資，老板宣布放假一天，大家真是高興啊，發瘋一樣跳起來，一窩蜂樣上了街。想想也好笑，我到街上轉了一圈，什麼都沒買，就買了一把梳子，就是那種比較洋氣的梳頭發的梳子。”
打工的日子是辛苦的，但掙了錢又是高興的，工作過程當中感情卻是麻木的，這是打工者內心世界的真實寫照。像李冬香這樣進入沿海地區工廠打工的人，都有這樣的感受，這是一種集體性的感受。他們為著自己心中的致富夢想，不惜投入自己勤懇的勞動、辛勤的汗水。
李冬香到深圳打工的第一年，先後給父母寄回來五百元錢。這在今天看來簡直微不足道，但在那個時代卻是國家公職人員月工資的五倍。年底回家過年時，她又交給父母五百元。父母向別人說起她帶回家這麼多錢時，臉上充滿了自豪與喜悅，而鄰居卻是一臉的羨慕與嫉妒。於是，在鄰居和村民眼中，李冬香擁有了財神爺一般的光彩，有想去廣東打工的姐妹就來找她，央求她帶她們去廣東打工。
打工大潮席卷全國的時候，打工者的去向已不僅僅是工廠，而是廣泛地遍及裝修、建築、運輸、餐飲、銷售、技術、藝術等多個領域。穀村外出打工的女性基本是進廠，男性則多在其他行業，他們大多身懷手藝，諸如木匠、泥水匠、蔑匠、油漆匠等，進入裝修行業的最多。
穀村街上的李達帕（化名），曾先後在深圳、廈門等城市開過出租車，後來改行從事過油漆行業，先後在南昌、九江、武漢、長沙等地打過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