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的打工經曆，磨煉了不少人，許多打工者在打工生涯中發現了機會，開始了自己的創業之路，成為自己命運的主宰者。
自主創業成功的人士，在穀村有很突出的例子，李亮光就是一個。憑著一把斧頭起家，在裝修行業裏打拚多年。後來轉行到建築行業，逐漸做大，再後來進入房地產開發行業，現在又進入了土地整理、抬田工程的行列。
在穀村為人稱道的，當屬在深圳寶安的李林生，下老屋村人，從事表帶行業，投資興辦了自己的“寶西鄉手表帶廠”，從幾十個員工做大到一兩百員工，去年投資五百多萬元，擴建了一座新廠，規模進一步擴大。村幹部們推測，他目前擁有的資產起碼在三千萬元以上，家中擁有幾部名車如奔馳、寶馬，還在深圳購有三四套房產。他回村所引起的羨豔，總是給村民留下無盡的話題，以及與外人提起時的宗族自豪感。
穀村在外打工的成功人士還有：太園村的李木華，從事建築行業，年收入幾十萬元；李建軍，深圳立信集團銷售經理，年收入八十至一百萬元。下老屋的李三根，投資興辦深圳市模崗鎮手表帶加工廠，年收入至少在十萬元以上；李成斐，南昌蓮塘鎮電腦繡花廠，與人合夥，年收入也有十萬元左右。老屋村的李旭根，北方工業大學畢業，與人合夥投資開辦浙江寧波製衣廠，任總經理，年薪至少以十萬元計，還未計算分紅。
他們的成功，為穀村打工群體贏得了榮譽，也為後續的打工人群提供了現實的榜樣。
三、求學的尷尬
―知識與文化、 中小學與大學、學校與工作、金錢與財富，哪個是學子及其家長夢寐以求的目標？學子時於求學仍如舊時那麼專一、單純嗎？
讀書求學，是穀村自古以來的優良傳統。科舉製度被廢除以後的曆史階段中，穀村重視教育、求學的傳統依然延續。那些大戶人家、書香門第依然保持著良好的家風，鼓勵子弟攻讀學業，雖然不能如科舉時代那樣博取功名，卻也能夠經由讀書而創造建功立業的機會。如穀村元潭四房三德堂李霓虹、李霓裳兄弟，均有高等教育的學曆。據《穀村李氏元潭長房文園支譜》記載，解放後到“文革”開始前，僅太園村就出了五名大學生；1905年到解放前出了七名縣城高小畢業生；清朝嘉慶以來至1905年還出了12名太學生、五名邑生、一名欽賜舉人。街上村的李炳生，是“文革”前的清華大學畢業生。
進入新時期以來，特別是全國恢複高考和改革開放以來，穀村李氏的求學風氣得到良好的恢複。盤穀中學李林立校長介紹：那個時候的學生，對於求學有一種如饑似渴的精神，不僅老師、家長督查學子學習，學子們自己也非常積極努力地抓緊學習。夜晚自習結束後，需老師去教室裏把他們“趕回宿舍”睡覺，有的學生還要到路燈下看書學習到深夜。恢複高考以來，穀村考入大中專院校深造並分配工作的學子有兩百多人，其中太園村就有26名。
這些學子大多已成為單位的領導、中堅、骨幹或精英。如老屋村的李生盛，畢業於淮南礦業學院，今任國家安全生產監督管理總局人事司副司長；李友根，畢業於江西大學經濟係，後入複旦大學攻讀碩士研究生，今任重慶大學副教授；李東平，博士，如今在深圳清華科技園工作；李朝生，江西公安專科學校畢業，現任江西高速公路管理局交警支隊大隊長（駐龍南）。太園村的李明敏，1989年9月考入吉安師專體育係，現任井岡山大學學工處副處長；其弟李斌斌，1997年畢業於江西師範大學，現任省計生委宣教處副調研員；其弟李源源畢業於南昌大學，碩士研究生，今在江西省高級人民法院工作；李明，研究生學曆，現任安福縣橫龍鎮鎮長；李星，贛州火車站站長；李三水，九江財校畢業，今任新餘市高新開發區地稅局局長；李火根，博士，今任南京林業大學博士生導師；李誌強，江西農大畢業後留校，現任廣東從化某高校副校長；李海苟，吉安農校畢業，現任吉水縣衛生局衛生監督所所長。下老屋村的李新平，吉安監獄正科級幹部；李克，在新餘市移動通信公司工作。街上村的李擁兵，吉安農校畢業，今任吉水縣紀委第五工委書記；李香水，吉安師專畢業，今任《吉安教育》雜誌主編。湛溪村的李潤根，在湖北十堰汽車製造廠工作，高級工程師；李五根，在上海工作，高級建築工程師；李永生，江西大學畢業，今任廣東省佛山消防支隊支隊長；李斌，博士，今在上海工作；李慶生，吉安師專畢業，現任峽江縣金坪民族鄉黨委書記。
這些佼佼者是穀村一個時代求學者的群體形象，他們的求學精神展現了穀村一個時代文化的複興。
一個時代的烙印，就這樣在曆史的進程中被定格。高考恢複後的這些佼佼者，成為一個時代的象征，正如打工時代的打工者是時代的象征一樣。
然而， 自從大中專畢業生進入雙向擇業之後，學子們的求學之途就變得有些尷尬。當國家不再承擔大中專畢業生分配後，農村學子及其父母的尷尬，最近十年表現得充分而又完全，無論家長還是學子本人，都陷入了深深的矛盾之中。
曾經甚囂塵上的教育產業化，一下就將大中專院校的學費推高了幾倍，許多農民家庭無法承受，為了供一個孩子讀完中專或大學，幾乎傾盡所有，家庭因此而重新陷入貧困。
廣大農村的父母，卑微而渺小。他們期望孩子通過求學改變命運，並期望整個家庭借助孩子命運的改變而改變。但國家突然不包分配了，改由孩子自主擇業了，讓他們立即感到了前途的黯淡、命運的晦澀。
這是一種矛盾的處境：一方麵是學子及其家長希望通過求學，謀求一個改變人生命運的機會，另一方麵是國家大中專畢業生分配體製的轉變， 自主擇業的前途預期與命運走向仍然是個未知數。
與此同時，打工浪潮風起雲湧。那些認為讀書無望的青年學子，紛紛放棄學業去打工。既然不能通過讀書求學獲得人生之“貴”，那就通過打工掙錢以期求得人生之“富”。於是，許多學校就出現了嚴重的“流生”現象。
“流生”，是教育機構的專業用詞，而在農民家庭裏，卻有可能是主要經濟來源，甚至就是經濟支柱。前麵提到的打工成功人士李林生，就是一位“流生”，穀村人說他小學都沒有讀完。如今已經成功的李林生，不僅是他父母的驕傲，也是穀村的驕傲，甚至就是不用讀書也能取得成功的一個典型。
當然，不可能每個“流生”都能像李林生那樣獲得巨大成功，但幾乎每個“流生”都能通過打工，掙得相當可觀的收入，令原本顯得窮困的家庭逐漸改變貧窮的麵貌，走上富裕的道路。穀村先後興建起來的現代樓房，每一棟都浸透著打工者辛勤的汗水。
打工能夠獲得現實利益的現身說法，給了正在學校就讀的學子以相當的影響，也給了那些對孩子讀書不存指望的家長以相當的影響。大學畢業後還需要通過種種近乎殘酷的競爭，才能謀得一個崗位，而且這種預期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社會上“讀書無用論”，便在這樣的情況下反彈，給中小學生的心理造成了極大的負麵影響。
太園村的李勇，上世紀90年代初從吉安技工學校畢業，分配在吉水縣明膠廠擔任技術員。廠子生產不景氣，1992年9月份被迫停產。他與其他集體所有製、全民所有製員工一樣，被迫下崗，後赴廣東打工。打工期間完成了資本的初始積累，開辦了自己的化工廠。本世紀初期回到吉水，興辦了“江西盛唐化學工業有限公司”，吸引了諸多領導前去視察指導，引起了同行業的羨慕加嫉妒。後來，由於種種原因，他將企業轉賣給他人，自己重又變成了打工仔。穀村人頗為他的經曆感到惋惜：“好好的一個大學生，竟然變成了打工仔。”
他這種“佼佼學子―企業幹部―下崗職工―打工仔―私企老板―打工仔”的人生際遇，給了許多學子對於求學以顛覆性的引導或啟示，以講究實際、追求實惠為人生哲學的農民，更容易從他的人生際遇中得出簡捷、功利的結論：讀書無用。因此，他們對子女的求學並不抱有大的希望，普遍地表現為“能讀就讓他讀，讀不了也沒什麼，早點出去打工，還能早點賺錢”。家長的這種態度，使學子們求學的欲望幾乎出現180度的轉變。
盤穀中學的李林立校長和盤穀中心小學的李中平校長幾乎表達了相同的意見：現在的學生並無強烈的求學欲望，到學校來也是一種應付的態度，對成績好壞並不在乎；家長也是這樣，隻把學校當成托兒所，讓學校替他們看管孩子，學習成績好壞無所謂。孩子能讀成書， 自然供他讀下去，能讀到高中就供到高中，能讀到大學就供到大學；什麼時候讀不下去了，就去打工，早點掙錢。所以，學校對於學生，不敢強求他們學習，隻要注意他們的校內外安全、做到不出意外事故、不對學校產生意外衝擊，那就阿彌陀佛了！
看來，不僅學生和家長麵臨著求學的尷尬，學校和老師也麵臨著教學的尷尬，雙方麵臨的是共同的社會影響：讀書求學雖然好，但預期時間太長，預期目標太渺茫，看不到現實的好處。讀書過程的漫長與賺錢的現實好處的對比，揭示了農民思想認識的功利、短視與偏頗，從而道出了當前農村孩子對求學的誤解與荒廢的深層次原因。
對比如今的求學與古代的求學，作為擁有榮耀的科舉曆史和仕宦曆史的文化大村，穀村李氏子弟的求學之路，顯示出兩種截然不同的結果：
古代科舉考試的求學之路，學子們的目的是博取功名，從而改變人生命運，實現光宗耀祖的願望。因此，穀村曆代家長都盡力供養子弟讀書求學，即使是家境貧寒的人家，也傾其所有供養子弟讀書求學。這是學子前行的動力，這種動力決定了學子勤奮刻苦、頑強不屈的求學精神。正是這樣一種世世代代堅韌不拔的求學精神，才成就了穀村曆史上響亮的科舉盛名和久遠的文化血脈。
而今天高考的求學之路，對於學子們卻無多少吸引力，幾乎從初中開始，學子們對自己的求學之路就不抱什麼希望，家長對子女的求學也不抱什麼希望，一是大學畢業後的就業困難讓學子及其家長對讀書求學望而卻步，二是十多年的求學之路付出的代價相當昂貴，一般的農民家庭負擔不起。前途渺茫，學費昂貴，導致了今天教育與學業處境的尷尬。
誰來為今天農村學子的求學添加動力呢？這是一個需要深思並從政策上加以解決的社會性問題。
四、“皇糧”的滋味
―農村與城市、土地與街道、稻穀與凜米， 曾經是人們待之截然不同的兩種選擇，走出土地、走出村莊的人們，又有怎樣的滋味在心頭排徊？
皇糧，顧名思義便知與古代帝王有關，指封建時代官府的公糧，官府供給的糧食、錢財或物資。吃皇糧，就是由官府供給糧食或物資以養活自己和家人。自古以來，吃皇糧就成了普通百姓向往的人生美好境界。能夠吃上“皇糧”的人，其身份、地位、名望甚至權勢都與眾不同，令人羨慕與敬畏。
穀村李氏在封建時代有過“吃皇糧”的輝煌，那些經由科舉考試進入仕途的先賢們，為穀村創造了這樣的曆史與輝煌。即使是那些平生隻贏得一個“凜生”名目的學子，他們是秀才之中的優秀者、突出者，也是“吃皇糧”的人。明朝規定，層次最低的凜生也能每月按時領取六鬥米的皇糧。所以，封建時代的人們對於科舉考試趨之若鶩， 目的就是指望吃上“皇糧”。正因為如此，《穀村李氏族譜》才會對那些贏得“邑庫生”、“郡庫生”、“邑凜生”、“邑增生”、“郡附生”、“國學生”乃至“奉祀生”的先人，用十分醒目的標識予以突出，它所彰顯的就是“皇糧”的榮耀。
現代社會，人們還會時常提起“吃皇糧”，當然不是指封建時代由官府供給糧食或物資，在很長一段時期內是指擁有商品糧戶口，並由國家按計劃供給糧食的人；而在當今時代，“吃皇糧”的含義，是指擁有公職身份並由財政或國有單位出資供養的人，不是指擁有商品糧戶口的人了，因為糧食體製改革之後，可以在市場上自由購買糧食。
計劃經濟時代，擁有一個商品糧戶口，是全家身份與地位尊貴的象征，由國家保證糧食供應，成天坐在室內，過著冬天取暖、夏天納涼的優裕生活，無須在烈日酷暑、嚴寒冰凍、雨雪風霜、泥土沙石等惡劣環境中勞作，不知羨煞過多少農村人。整天臉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做夢都想成為擁有商品糧戶口的人。如今的市場經濟時代，擁有國家公職、並由財政或單位出資供養，同樣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農村人所向往的理想生活。如果說，如今農村家長對於孩子求學的前景還有一絲指望的話，就在於希望孩子通過讀書求學博取一個國家公職，國家公職就相當於舊時代的“皇糧”，不僅有良好的保障，而且令家庭榮耀、家族榮耀；如果能夠在公職上謀得一官半職，則榮耀之上還有驕傲與自豪。
所以，高考曾經令人萬分向往，如今雖然不再萬分向往，但仍是學子們實現“鯉魚跳龍門”理想的必由之路。要想吃上“皇糧”，高考必須過，“龍門”必須跳。
現代穀村，吃“皇糧”的人不少，但相比上萬人口，卻是鳳毛麟角。對那些“吃皇糧”的人來說，各自吃的滋味不同，酸甜苦辣辛麻澀，各有感受在心頭。
李金女（化名），現年43歲，穀村太園人， 目前在一家“參公”事業單位做臨時工，月薪1500多元。盡管她是一名臨時工，從事打掃衛生、端茶倒水、走腳送信之類的雜務，但就其服務的單位來說，也算是“吃皇糧”。像她這樣進入“參公”事業單位做臨時工的人，整個社會都不多。其實，她還是吉水縣林業工業公司一名“吃皇糧”的正式職工。由於單位員工偏多、效益不佳，她被提前內退，領取基本生活費。在物價飛漲的日子裏，低廉的生活費，還要供養孩子讀書，無法維持生活，這才通過關係找到這份臨時工。看上去好像吃著兩份“皇糧”，但底層市民的窘迫生活，讓她飽受心靈的煎熬。
看上去比較風光的，是那些大小擔任了一點職務的人，他們吃的“皇糧”，是頗受農村人羨慕的。其實，他們在各自崗位上，承擔著不同的工作職責，外人根本無法從他們的角度去理解並感受個中甘苦。
李劍南，穀村街上人，46歲。1988年7月井岡山高等醫專臨床醫學專業畢業，分配在吉水縣楓江中心衛生院，1992年調縣防疫站。2005年防疫站分家時，被分到吉水縣衛生監督所，擔任了副所長。他說：名義上是一個領導職務，實際上是一個做事的職務。整個衛生監督所核定編製17個，實有人員14個。14個人承擔全縣所有食品衛生、飲食衛生、學校衛生、公共場所衛生、醫療市場整頓治理和監督檢查等工作，相當繁忙，每個人整天連軸轉。雖然身為副所長，但他與一般工作人員一樣要深入一線。雖然擔任了所領導職務，但責任比職務還大，雖然吃著“皇糧”，卻也是按規定領取工資福利。現在，由於機構改革涉及工作職能劃轉，又被調入吉水縣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下屬的“餐飲業和保健品化妝品監督所”工作，新的崗位卻是每日的職責，繁忙勞累依然不會減少。
李海苟，穀村太園人，48歲，吉水縣衛生局衛生監督所所長。農校畢業的他，到這個位置上，顯得用非所學，因此他要比別人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熟悉業務，應對工作，解決問題。作為所長雖然有點小職權，但方方麵麵的關係比工作本身要難處理十倍。
其實，每個“吃皇糧”的人都不輕鬆，沒有那種不勞而獲的工作與生活，那隻是藝術家們憑空捏造出來的，除非自己不思進取，甘願墮落。每個人的打拚，都像在江湖上行走，“身不由己”，行政事業單位的升降沉浮，表現得其實更加直接。
老話說：“端人的碗，受人的管。”“皇糧”端的是國家的碗，自然受的是國家的管。現代社會裏，法規法紀的嚴格要求， 自然不是封建時代的王法所能比擬的。
封建王法所要求的，是臣子對君王的絕對忠誠，是官吏對官府的絕對服從，是下屬對上級的奴顏卑膝。為了延續“家天下”的統治，封建王朝通過“皇糧”的賞賜方式，令臣下感恩戴德，從而達到威服天下的統治目的。因此，封建王朝給予的“皇糧”，是一種皇恩浩蕩的待遇與享受，權柄與威勢，榮耀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