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頤詞集論的文學價值和文化意義
秦瑋鴻
況周頤乃廣西臨桂（今桂林）人氏，習詞五十餘載，同論、詞作成就卓著，名列“清季四大一同人”，其《蕙風詞話》以對傳統詞學理論的精彩總結，與王國維的《人間同話》有“雙璧”之譽，又與陳廷悼的《白雨齋詞話》合稱“晚清二大詞話”。可見況周頤實乃吾“粵西同宗”。由於其同創作為成就更高的同論所掩蓋，學術界研究況氏詞論遠勝於詞。因此，發掘其同集寶藏，當大有可為。我們不揣淺陋，近年廣泛冤羅、整理校注蕙風詞。況周頤同集除今日常見的《蕙風詞》之外，尚有多種不為世人所熟知。本文擬就況周頤各種詞集的概況、文學價值、文獻價俏、學術價值等問題做初步研究。
況周頤一生論詞、作詞，其詞集甚富，分述如下：
《存悔詞》63首，收錄其二十歲前詞作，乃況氏詞集刊刻最一早者，光緒丁亥（1887）春三月長奎榮題簽，仲秋鐫於香海棠館，注雲“第一生修梅花館詞第一”，有況周頤自序、襄陵外史穗笙題同。況氏以其纖豔未滌，工辰（1892）冬刪次之。後刊印《第一生修梅花館詞》，《存悔詞》作為附錄，僅收錄同作12首。
《玉梅後詞》20首，光緒丁未（1907）附刻於《阮庵筆一記五種》之後二原本刻於南京，題簽者端方。有況周頤的《玉梅後同》自序，書末有“吳縣受業柴瓊秀林校字”。宣統二年（1910)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香豔叢書》，第八集卷二收錄《玉梅後詞》，為鉛印本；民國二年（1914）上海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印行《香豔叢書》，即據1910年版，亦為鉛印木。
《第一生修梅花館一同》六卷117首，光緒年間刻於揚州，包括第一生修梅花館司第一至第五，《新鶯同》21首、《玉梅詞》12首、《錦錢同》24首,《蕙風詞》20首、《菠景詞》28首，附錄《存悔詞》12首、《香海棠館同話》。此版本附有江寧端木垛（子疇）、吳縣許玉緣（鶴巢）、賀縣於式枚（晦若）的題詞，《菠景詞》、《存悔詞》皆有況周頤自序。民國譯確四年（1925)，況周頤應海寧陳乃乾之約，編《蕙風叢書》成，由上海中國書店印行，其《第一生修梅花館同》九卷246首，收錄況氏詞作較全，包括第一生修梅花館詞第一至第八，《新詞》21首、《玉梅詞》12首、《錦錢詞》24首、《蕙風同》20首, 《景詞》28首、《二雲詞》44首、《餐櫻司》55首、《菊夢同》30首，附錄《存悔同》12首、況周頤祖母朱鎮《澹如軒詩》。有江寧端木垛（子疇）、吳縣許玉緣（鶴巢）、賀縣於式枚（晦若）、歸安朱孝減（古微）的題詞，《菠景詞》、《二雲詞》、《餐櫻同》、《存悔詞》皆有況周頤自序，《澹如軒詩》有況周頤的跋。
《蕙風琴趣) 10首，民國七年（1918）與朱祖謀《村樂府》合編《鶩一音集》成。有元和孫德謙序，由四益宦以活字版印行。
《秀道人詠梅詞》《清平樂》連句21首，民國間刻於武進趙氏惜陰堂，為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作，與《秀道人修梅清課》所錄《清平樂》連句21首重出。
《秀道人修梅清課》53首，民國庚申（1920）仲冬仿聚珍版，以活字版印行，有隘堪居士孫德謙序，寐雯（沈曾植）題詞，程豔秋校字。
刪定《蕙風同》二卷122首，1925年刻於武進趙氏（尊嶽）惜陰堂，書末有趙一尊嶽跋。此集異於錄人《第一生修梅花館詞》（第四）之《蕙風詞》，乃況周頤“自定詞二卷，刪次《新鶯》以下，迄於《菊夢》，又別增以新製者”。民國二十六年（1937)，陳乃乾輯錄百位《清名家同》，由上海開明書店刊印，為鉛印本，第十卷收錄況周頤刪定的《蕙風詞》，前有況周頤小傳、趙尊嶽的跋。民國二一｝－八年（1949) ，成都薛誌澤崇禮堂刊刻《清季四家同》，第四冊收錄況周頤刪定的兩卷《蕙風詞》，分上下卷，畢節路（彥悖）校字，有趙一尊嶽的跋。
經過對上述詞集詳細比勘辨析，可得出二點推論：
第一，況氏垂髻習詞，至耳順之年，創作四百餘首詞，在清季同壇堪稱翹楚。其詞作並非除《蕙風詞》外存者不多，實乃彬彬之盛。別集十二種：《存悔詞》、《新鶯詞》、 《玉梅詞》、《玉梅後詞》、《錦錢詞》、《蕙風詞》、《菠景詞》、《二雲同》、《餐櫻詞》、《菊夢詞》、《秀道人詠梅同》、《秀道人修梅清課》各一卷。總集二種：《第一生修梅花館同》九卷、《蕙風琴趣》一卷、《蕙風一詞》二卷。
第二，《蕙風詞》另有傳木。今研究者習用之《蕙風詞》二卷122首乃總集，為況周頤親自刪定，選錄《第一生修梅花館詞》之《新鶯同》5首、《玉梅詞》5首、《錦錢詞》7首、《蕙風詞》11首、《菠景詞》1首、《二雲詞》15首、《餐櫻詞》31首、《菊夢詞》21首、《存悔同》6首，並增加未收入集的新製20首，1925年刻於武進趙氏（尊嶽）惜陰堂。而《第一生修梅花館同》第四之《蕙風詞》一卷20首乃別集，光緒乙未（1895）夏編成，其中《金縷曲》（風葉鳴窗竹）、《蝶戀花》（西北雲高）、《燭影搖紅》（夜話高齋）、《摸魚兒》（正良宵）、《摸魚兒》（古牆陰）、《唐多令》（已一誤一百年期）、《水龍吟》（雪中過了）、《壽樓春》（暖春來何遲）、《減字烷溪沙》（風壓榆錢）、《水龍吟》（聲聲隻在）、《祝英台近》（撫清琴）等11首被選入刪定二卷《蕙風詞》。
第隻，相對況周頤名稱繁多、內容錯綜互見、具有很大的隨意性，直至晚年方進行嚴謹整理、編輯的詞話著作。其詞集以時為序編訂，多以號命名，條理清楚， 自成體係，生動反映其由綠鬢華年至吳霜鬢點的創作曆程。況氏於《餐櫻詞自序》中概述為：少作多性靈語，不免尖豔之譏，如《存悔詞》、《新鶯一同》。中歲所作依“重”、‘’拙”、“大”之旨，體格為之一變，如《新鶯詞》、《玉梅詞》、《玉梅後同》、《錦錢同》、《蕙風同》、《菠景詞》：晚歲居滬，與朱祖謀以詞相切靡，守律嚴，如《二雲詞》、《餐櫻詞》、《菊夢同》、《秀道人詠梅詞》、《秀道人修梅清課》。況周頤號悔道人、秀庵、秀道人、玉梅同人、玉梅詞隱、蕙風詞隱等，詞者為蕙風，《存悔詞》、 《玉梅詞》、《王梅後詞》、《蕙風詞》、 《秀道人修梅清課》、《秀道人詠梅同》、《蕙風琴趣》即以號命名詞集。
況周頤年十二即讀黃蘇《寥園詞選》學填詞，去世前一年編定《第一生修梅花館詞》，刪定二卷《蕙風詞》，可謂以詞為終身事業。五十多年的辛勤耕耘，在詞作實踐中日漸完善詞學理論，創作四百餘首同作，遂爾獲得“清季四大同人”之一的美譽，成為有清一代之名家。
然而，長期以來，況周頤的詞創作被其成就更高的詞論所掩蓋，研究者們多著眼於《蕙風同話》。據不完全統計，研究況氏詞論已有近70餘篇論文，專著5部，而論同之作僅10餘篇，箋注1部：卜研究的失衡源於況周頤詞集的文獻整理滯後，《蕙風同話》1960年即有點校木行世，21世紀初又有輯注、箋注本，而其詞集惜無全編本、校注木梓行，僅2004年有詞集校注出現、2006年方有刪定二卷《蕙風詞》箋注本梓行。
因此，況周頤的十五種詞集乃同學研究第一可借鑒的文本材料，亦為近代文學文化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文獻，是《蕙風詞話》正續編為代表的蕙風詞學理論的重要補充，具有很高價值。下麵從幾個方麵加以探討：
（一）文學價值
蕙風詞作質高量巨，他以詞表現自我的出處行藏和精神世界，具有鮮明的自傳性，將詞的認識意義、藝術感染力與審美價值摧升到新的高度，有較高的文學價值。其初為詞，以穎悟好為側豔語，遂把臂蔣捷、史達祖之林，中歲薄遊京師，與工鵬運晨夕相處，於多所規誡，所作依“重”、“拙”、“大”之旨，體格為之一變。晚歲避地滬上，與朱村以詞相切。其詞瓣香吳文英，漸就為薑夔、周邦彥，柔厚沈鬱，頓挫排宕，守律吸嚴，抵於大成。惟其專作同人，時或風流放誕，雖力戒尖豔，而結習難忘。多淒豔空靈一路，而少蒼涼激壯之音。惟中日甲午戰爭時期所為詞，哀時涕淚，念亂憂生，極掩抑感傷之至。
前人給子況氏詞較高一評價：馮開評述，“夙昔尤精聲律，官京曹日，益與同裏王給事鵬運以詞學相摩致。托音閑意，互有述造，同約要妙，悉協分寸，伶倫播其芳逸，文流以為職誌，清尚高致，靡得而稀已！辛亥而後，棲遲海濱，憂生念亂，但有唱息。”的。王國維則評：“蕙風詞小令似叔原，長調亦在清真、梅溪間，而沉痛過之。疆村雖富麗精工，猶遜其真摯也。天以百凶成就一詞人，果何為哉！”，切十恭綽雲：“夔笙先生與幼遐翁崛起天南，各樹旗鼓。半塘氣勢宏闊，籠罩一切，蔚為詞宗；蕙風則寄興淵微，沉思獨往，足稱巨匠；各有真價，固無庸為之軒侄也。”盧前《望江南·飲虹籍論清詞百家·況周頤》雲：“抒甘苦，詞話比雕龍。弱歲如鶯多宛約，晚年氣韻轉翁籠，卓絕蕙風翁。”
（二）文獻價值
況周頤推尊詞體，以詞抒懷言誌，其四百餘首詞作，無意不可人，無事不可言，紀行、詠物、酬贈、親情、論詞、抒懷、紀事，對研究況周頤生平思想具有較高的文獻價值。
不僅如此，他的詞集中還保留了許多一詞學、近代文學研究的重要文獻，為研究者提供寶貴材料：如《接景同》之《金縷曲》（蘭夕仍三五）同序：“儀征一西禦僧保《詞林瑣著》引《名媛集》：朱秋娘，字希真，朱將仕女，徐必用妻；《六一詞》《生查子·元夕》閨，世傳秋娘作，非也。雲雲：餘昔撰詞話為淑真辯誣，閱此知先訛希真，又訛淑真也。巫拈此解，補前說所未備”。此不見於其他文獻載錄，尤覺彌足珍貴。另如《餐櫻詞》之《千秋歲引》（玉宇瓊樓）同序論及連句詞征引沈雄《古今詞話》一則，不見於今本沈雄《占今詞話》，另如詞集中酬唱贈答之作頗多，為人題詞，與詞友唱和，如上鵬運、端木垛、許玉緣、工拯、鄧鴻荃、工德楷、張丙炎、徐穆、程頌萬、朱祖謀、徐坷等；為戲友賦同，姚玉芙、程豔秋、《二雲詞》以贈傅彩雲（賽金花原名）、朱素雲，而《秀道人修梅清課》、《秀道人詠梅同》為著名京劇藝術家梅蘭芳作。這些詞作從側麵反映了變革時期的社會現實，是研究近代思想、文化的重要資料二
況周頤精通金石碑版之學，以同詠之則有《二雲同》之《蘭陵工》（軟塵隔）、《風凰台上憶吹簫》（別殿春雷）、《綠意》（芸私康裹），分別詠劉世形所藏之海內孤木宋拓嘉佑二體石經、樂器大小兩忽雷、馬湘蘭薰爐，四字令（石家侍兒）詠徐乃昌得自文方式“石家侍兒”小銅印。《餐櫻同》之《眉嫵》（悵湘花縱影）詠馬湘蘭白義“聽鵬深處”印石，《醉翁操》〔蟬媛）詠外國銀錢，刪定二卷《蕙風詞》之《水調歌頭》（人世自桑海）詠明代瞿式招“起田氏”印石。這些詞辨別金石碑版源流，考釋銘義法書，有重要參考價值。
（三）學術價值
前人謂蕙風詞“由門徑而塗轍，而堂奧， 一一與詞話相印證，而歧趨與時習”夥況周頤的同集自序、論詞之同、同之題序與自注，蘊含豐富的同學理論，乃《蕙風同話》正續編為代表的況氏同論的重要補充，可與其他詞學文獻相互發明，更為深人、全麵地表現況周頤的一詞學思想，具有很高的學術價值。
況周頤之詞集自序有：《存悔詞序》、《玉梅後同序》、《菠景詞序》、《二雲詞序》、《餐櫻同自序》。這些詞序記錄了蕙風不同階段的同學觀念，對詞起源、本質與特性、地位之看法，探討填詞之法、賞評詞作一詞人，體現況氏詞學思想的演進。如首一次揭載的1887年《存悔詞》驕文自序作於未及弱冠之年，憑天資、學力、性情創作，作詞“以恨遣情，以悔分恨”、“好為妮語”，詞成“悔而存之，仍無不悔之一時一也”，不脫“輕、巧、纖”，以詞為豔科、小道：而1907蕙風已過不惑之年所作《玉梅後詞》序：“半塘謂餘，是詞淫豔不可刻也二夫豔何責焉？淫，占意一也。二百篇集鼎淫，孔子奚取焉？”以詞並肩《詩經》，定錯采鏤金的奢麗詞風：1915年周頤已知天命之年。其《餐櫻詞自序》 自述填詞所曆，論及不同階段的詞學觀念，屢屢為人征引。
況周頤的論詞詞或論詞體特征、詞史發展、詞壇利弊，或評詞人、詞作之風格特點、淵源、影響，頗具理論色彩；這些淪詞詞是他詞學理淪的重要組成部分：茲以一同窺斑見豹，如《新鶯同》之《齊天樂》“己醜秋仲，錄校疇丈前輩《碧灌同》。敬跋一閩”， 首句“我朝詞學空前千七”，對清同給予高度評價硬。而後以“詞宗繼起、一、看平揖蘇辛，指摩薑史”，概括清代同壇盛況：雲間派、浙西派，常州派等流派紛呈，朱彝尊、陳維裕、張惠言、周濟。一仁鵬運等詞宗繼起，這是人得以推尊一詞體的基礎。“名世文章，救時經濟”，不以詞為小道末技，肯定同反映現實，救時治弊，具有政治教化的社會功能，合乎儒家詩教 此同提高詞的意格，對詞的傳統藝術軌範、厚重內容並重，體現蕙風推尊詞體的思想。
況周頤同之題序、 自注，不僅解釋說明同意，且結合詞作者現身說法，論及用意、造句、聲律，具有較高學術價仇，有效地擴一充了詞題序、自注之功能。如《意難忘》（煙柳昏黃）題序：“仲可示我滬上近刻：內有季剛、旭初和清真同。四聲相依，一字不易，其意綿邀，其辭宏雅，非方千裏、楊澤民所及。惜於陰陽平聲未嚐措意。遙夜坐雨，偶然放效，並陰陽平悉依清真唯是束縛已甚，修辭未一「，巴人下裏，猶慚方楊，何止不能仰冀清真而已 它日二君見之， 當必有以教我。”夾注：“清真‘判劇飲’判字，以後段‘待說與’待字例之，“場是去聲”，尾注“細審清真此調：腦，陽平：香，陰平。涼、浪，陽平。相，陰平。郎，陽平，妝，陰平，腸、妨，陽平，光，陰平。兩聲相間，抑揚相應，兩段一律。至前段起句，黃，陽平。後段起句，雙，陰平。所以為換頭也。昔人於陰陽平，分析配合，謹嚴如此。吾輩可忽乎哉？黃九煙先生雲：二仄應須分上去，兩平還要辨陰陽，誠知音之言矣。”
―注 釋―
①⑤趙尊嶽：《蕙風詞》跋，武進趙氏惜陰堂刊1925
②馮開：《況君墓誌銘》：轉引自《蕙風詞話》輯注，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夕
③王國維：《人間詞話》附錄：人民文學出版社，1960年版。
④葉恭綽：《廣9中詞》卷二：番禺葉氏《遐庵叢書》本，1935年版、
―參考文獻―
1況周頤：《蕙風叢書》，上海中國書店1925年版＿
2況周頤：《存悔詞》，光緒十三年（1887）刻本。
3況周頤：《秀道人修梅清課》， 民國九年（1920）活字本、
4況周頤：《蕙風詞》，武進趙氏惜陰堂刊1925,
5秦瑋鴻：《況周頤詞集校注》，廣西大學2004年碩士論文；
6朱惠國、劉明玉著：《明清詞研究史稿》，齊魯書社2006
7，陳水雲著：《明清詞研究史》，武漢大學出版社2006
8孫克強：《況周頤詞學文獻考論》，載《文史哲》2005 (1 ) 0
秦瑋鴻，女，河池學院中文係講師，文學碩士。主要從事詞學研究，近年潛心研究粵西詞
徐霞客慶遠行路線及道路今考
梁允常
徐霞客，名宏祖，字振之〕霞客是友人為其所起的號：霞客一生“以性靈遊，以軀命遊，亙一古以來，一人而已”（《吳江潘次耕末舊序》）時以探花入翰林的霞客摯友錢謙益謂霞客雲：“其行也……不治裝，不裹糧……淩絕壁，冒叢管，攀援，懸度埂級”宗旨盡在“遊，非徒遊也”（《徐霞客先生年譜》），而成其“遊蹤既遍天下，於星辰經絡，地氣縈回，鹹得其分合淵源所自”。（陳函輝《徐霞客墓誌銘》）以這樣的精神考山川地理，遂有時人唐泰《天遊曲》讚先生道：“對爾青山麵欲開，案頭殘墨盡成苔，不須更借土唯手， 自有煙雲供養來。”既得此涵養，霞客終成亙一古以來一位偉大的旅行家和探險家。仍是錢謙益的話，謂霞客是“書數萬言，皆訂補桑經耐注，及漢宋諸濡疏解《禹貢》所未及”，
徐霞客入慶遠，在其行經的路途上所記各地，依錢謙益說，亦可當補誌書所無七。徐霞客考察山川道裏時態度的嚴謹，敘述山川道裏時態度的嚴謹，記錄的翔實，使其所記各地不僅成為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材料， 又可成為研究政治地理和曆史地理極珍貴的材料。
為了更好的評價徐霞客對一慶遠地區山川道裏的考察及曆史價位，本文將從霞客行路線，誌書標記路線，當今政區地理標一記路線和曆代史事散一記開展。
明崇禎十年丁醜（1637年）四初八日，徐霞客從湖南進人廣西全州境，潤四月二十八日至桂林，六月十日經蘇橋、永福進人柳州，十一七日往得州（今桂平），八月十五日往南寧，九月二十二日赴太平府（今崇左），後欲往歸順（今靖西）經雲南富州西行，但於二十八日抵胡潤寨（今德保縣境）時間歸聞有“交彝警”，既受阻而改從慶遠路（今宜州）出行。
改行後，於是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再從南寧往賓州（今賓陽）。當留住賓州二裏城五十，日後於崇禎十一年戊寅（1639年）二月十一二日(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徐霞客遊記》為二十五日）來到賓慶二府的界河都泥江（今紅水河）羅木渡。從這一天起，至崇禎十一年戊寅十月十七日來到慶遠府屬南丹土州極西處的巴歹村艱平嶺和山界嶺向慶遠府揮手告別走向貴州下司境，徐霞客考察和遊曆慶遠府屬地凡四十四。
慶遠府，民國一七年以光緒辛巳版為底木增修的《宜山縣誌》雲：“秦屬桂林郡地，或始皇取百越地為郡時即人版圖或尉它工南越時拓地蓋不可一詳……”《漢書·地理誌》鬱林郡：“定周，周水首受無斂，東人潭”。定周，即今天的宜州 《舊唐書·廣州都督府》粵州下條：“萬七地與交州同，唐置粵州，失起置年月，天寶元年改為龍水郡”。《宋史·地理誌》慶遠府條：“本宜州，龍水郡，慶遠軍節度……鹹淳元年以度宗潛邸升慶遠府”，元置“慶遠南丹溪炯等處軍民安撫司”，後改“慶遠總管府”。《明史·廣西土司傳》：“慶遠，秦象郡，漢交隊、 日南二郡界……鹹淳初改慶遠府，元為慶遠路、”《宜川縣誌》：“清，宜山縣，屬慶遠府，仍為府治。”
在曆朝建置管轄下的慶遠區域內，起於政令、軍務和貨稍諸因素，形成一個與中州無大差異的官道網絡，這個網絡以慶遠府城為中心向周邊輻射，向東可達柳州、桂林一、向東南可至賓、豈、向西南可抵思恩九司界，又西北可鄒川滇黔，北向又達於融州和懷遠（今二江）。
在《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四》中，所記路途正好補充‘廠誌書所記官道的不足，也給後世留下了一份洋實的山川道路極為寶貴的曆史資料。
徐霞客過羅目木渡進入慶遠府後，即從上述網絡中賓琶通向慶遠府域的官道前行，然後從府城往多靈山，返回時再出府城西去過河池、南丹直赴黔屬下司境一
在敘及於二月十二日初人慶遠屬地向府城前行時，霞客所走路線呈：羅木渡、羅木堡、龍頭村、高陽站、橫山、頭奎、永定司（山寨）、石壁堡、草塘、五棋橋、南山寺、慶遠南門。在他到達府城並在香山寺住下於日後往多靈山時，所走的路線是：雁口村、龍項村、彭嶺橋、彭嶺、彭村、黃窯村、草塘、高獅山、鹿橋村、黃村、牛牢村、都田隘、秦村、大歇嶺、墳墓村、石山村。回程，則至於黃村另行截路村、裏諸村、草峽、觀岩、獨山、山穀祠、香山寺。至二月初十日晨，徐霞客在考察和遊曆了府城近郊的香山寺、南山寺、山穀祠、九龍山、會仙山、西竺寺（時西竺寺己殘破）、二門岩、天門拜相山和九龍潭等諸處風景人文後， 自香山寺啟程，沿龍溪“西取南丹道去”。在這條線路上，沿途所過諸點為：‘西道堂、小觀、獨山、大恫堡、懷遠鎮、安遠堡、中火鋪、謝表堡、舊軍、德勝鎮、東營、西營、德勝營、河池所、羊角山、都街村、馬草塘、界牌村。界牌村為宜山縣與河池州界。以上為西取南丹道東線……
考以土各處，共有府、州、縣、鎮、村等一百餘點， 以卜各點，查《大清一統誌·慶遠府》，《慶遠府誌·卷一地理疆域》，《‘宜山縣誌·紀地》，《河池縣誌·沿革建置誌》和輿地誌以及《忻城土司誌·沿革建置轄區》，均在曆朝官道和官道隅邊。山以＿上誌書結集形成的官道圖，大抵可得一清晰線路，由該線路標識的圖譜， 自羅木渡至府城為：羅木渡、板波塘、高陽塘、拉營塘、烽火塘、二寨塘（關上）、永定司署、石瞥塘、土橋塘、太平塘、寺門、龍塘堡、南關、自府城至多為：香山關、龍項（降）、將馬塘、草塘、拉於幾塘其外又有龍門司、永順司署等： 由府城至界牌村為：香山關、頭塘、獨山塘（中火鋪）、大洞塘、‘言營、懷遠軍（塘）、西關、十裏塘、太平塘、謝表堡、橋軍塘（舊軍塘）、磨甲誤、德勝司、河池守禦千戶所、羊角塘、高塘、都街塘、洛索塘、拉果塘、東,河塘、界牌村北。由界牌村至彝村為：金城渡、鬼岩塘、盧塘、紅沙塘、河池州署、大山塘、八鋪塘、茶亭塘、羅樓塘、灰羅廠、羅樓關、南丹土州署、移周哨、移周塘、巴平塘、六寨汛、六寨塘、由彝村。至此，人下司、上司境經墨石關直赴貴州、雲南：又，今查《中華人民共和國廣西壯族自治區地圖集》19661年版宜山（圖143-144) 、河池（圖139-140)、南丹（圖149-150)不縣，均有相關地名與霞客路線、言道路線同。於今天的田野調查中，又看見了地區特別是宜州市地區有諸多古遺址存留。而這些遺址，正是有霞客行路線記錄下的可征材料。
徐霞客慶遠行路線上，在今天仍然可見的有：羅木古渡、高陽舊址、烽火塘古一街和沿山邊向南北方向斷斷續續延伸的石板路，永定土司舊署和通向關上塘的甘石橋，關土塘舊址，石別誤（塘）遺存，太平纖上的釋站舊基址，今已淹沒在六坡水庫中的五拱大石橋，寺門村舊時賓慶二府大道上的石板路，通向府城南關大道右側的歐公橋石碑，香山寺內（今中山公園）現予滴翠亭石山上的石刻文字和石刻畫像，出香山關西行若五裏處的江頭村古石橋，大洞塘舊貌，懷遠街上的舊民屋廟宇、釋站殘存和江邊古土阜頭，從懷遠走向於·裏塘的青石板大路、古橋和塘房舊址，謝表堡和橋軍塘釋道上的長石條，德勝鎮的古街、古井、古石刻，河池守禦千戶所東門城樓和城內仍依稀可見的古街巷、城牆遺址和北門外仍見清晰的石板大道，出古城西門通向羊角塘的共座大石拱橋，都街和都街壟險峻的山道，界牌村西大環江（東江）上的古碼頭，金城古渡、鬼岩塘和鬼岩山，河池州舊址，大山塘，灰羅廠、南丹土州署舊址、大廠礦區內的新州、高峰、孟英山諸銀錫礦，巴平塘和六寨塘等；。出南丹，又有今貴州省境內的上司，上司和墨石關等。
從上述二方麵材料看。得知徐霞客人慶遠後所行路線就是曆朝的古官道和今天基於古官道西去的323國道。這條大道從古到今，一直是中原經桂林、柳州通向西南的要道。曆史上，有許多事件在這裏發生，如秦始皇置象郡、漢武帝平南越置定周，唐置龍水、宋置宜州和升慶遠府，元置慶遠南丹軍民安撫司、明清兩朝置慶遠府。各朝皆以州、路、司、府領周邊各地，於是、因政令的通達和無阻於屯兵，商貿貨殖的互往集散，官宦行旅文人墨客的往還，控弦激外諸邊以為保土，都需要有一個暢達的交通網道， 由此，言道和道的騾站、塘、堡、汛、司便應運而生。又由此，許多場景也在這裏演繹。
較大的場景有：宋朝大中祥符至淳熙年間的“撫水蠻”撓邊，洪武年間，荔波（洪武間析思恩縣置，屬慶遠府）一帶八十二蛔瑤民“請入編戶”。宋寶佑年間，“傳雲南有撻患，朝廷重我南郡、移師戊之”，“以宜當西南夷間道”築鐵城於郡東五裏，有《鐵城記》、《鐵城頌》二刻石文字立於鐵城。元朝用兵寫於清潭山間的漢文和突厥文朱砂文字。明清交替時期南明、清、吳二桂諸勢力在慶遠地區的角逐留在獨山塘銀山蛔吳二桂兵士留在崖壁土的詩文，靜臥在馬安村旁可征南明遺事的董氏夫人墓碑。清鹹豐九年(1859年）石達開進出慶遠在白龍洞留下的詩刻，於橋軍塘南邊牛岩處石部與清軍團練的大戰。鹹豐四年九月， “大成國”李文茂兵擊懷遠堡古波屯。明嘉靖至崇禎年間因“言州買馬”事留在一占波屯後山上的以馬為題材的繪有數百一匹馬的朱砂岩壁畫。民國初年黔軍唐繼籠部攻慶遠府城兵敗時村民寫在太平塘近處岩洞中的墨跡文字。太平塘上留在碑刻中的商號文字。南已寺、會仙山等處眾多的摩崖石刻等，從不同時期不同角度留下了曆史印跡，其中，有許多還不為人知。
曆經了歲月滄桑，許多道路和地名隨著歲月消失了，許多事件和事件背景也散失或支離破碎了。然而徐霞客卻把古道和古地名留給了我們。但許多事件和事件背景同樣也深藏在占道和古地名中：沿著徐霞客走過的道路，我們可以勾畫出古代官道的脈絡，沿著一古官道我們又可以追隨鮮為人知的發生在曆朝曆代藏於古它‘道隅側可補史缺的曆史事件。
在徐霞客慶遠行路線和古今道路上，埋藏著豐富的可充實地方史和通史的曆史場景。以徐霞客慶遠行路線為契領，理清古今道路異同後，將有益於我們對暫不為人知的曆史事件的切入，有益於開拓和揭示史實的新境界。《徐霞客遊記·粵西遊日記四》記錄的山川道裏，已經成為研究地方史和通史不一可缺少的資料。曆史上的慶遠地區，是一個被稱為“南郡”（《鐵城頌》）的地方，史書上所述或無或記敘極少，因而《粵西遊日記四》尤顯珍貴：又由於對慶遠府地區和所行路線的記錄較《遊記》對其他地方的描繪尤為詳細，因此，又成為在考察與探險時必窮其經絡，究其分合淵源的典範：
梁允常 廣西宜州市文聯副主席，畫家。
黃庭堅與宜州文化
李楚榮
宜州盆地沃野百裏，龍河自西而東宛然穿過，據《宜山縣誌》（民國七年版）載：宜州有大小河流295條，雨量充沛，氣候溫和，地理環境十分優越，三千年前的商周時期，便有人類在宜州盆地生活生產，繁衍生息。宜州古有民謠：“鐵鏈鎖孤舟，千年永不休。天下大亂，此地無憂；天下大旱，此地半收。”宜州為占百粵地，秦時屬桂林郡。漢元鼎六年（前111年），漢武帝劉徹剪滅盤踞嶺南93年的南越國後，立即在此建“定周縣”，是為宜州建縣之始，是嶺南地區建縣較早的地方之一，曆史悠久，是曆代州、府、路治所，為嶺南曆史文化名城。然地以人名，人傑地才靈。一個地方如果沒有眾多的文化名人來滋養，即使曆史再悠久，也是文化沙漠，不為世人所重，哀莫大於此也！依靠眾多文化人的滋潤，‘直州名重嶺南，文化積澱豐厚，在二千餘年的曆史長河中，對宜州文化影響最大的人，恐怕首推黃庭堅先生了。
黃庭堅，字魯直、 自號山穀道人，江西洪州分寧（今修水縣）雙井村人，出身書香官宦世家，少聰穎，七歲能詩，二十三歲登進士第。因其遊學蘇軾，與張來、晃補之、秦觀，世稱“蘇門四學士”。黃庭堅在宋代，是一個僅次於蘇軾的全才式人物。山穀先生於詩歌創作，全麵深刻地學習和繼承了杜甫等人的傳統，大膽創新，獨辟蹊徑，以學問為詩，是宋詩議論化散文化的殿軍人物，被尊為“江西詩派”鼻祖。在書法藝術創作士幾亦能大膽創新，達到一個新的高度。，然而，這樣一位天才，在宦途上命運多鮮，隻做過一些地方官和修史義職官員 由於王安石變法，黃庭堅身不由己地成為反對變法的“舊黨”，多年以後，屢遭朝廷貶滴和流放。宋崇寧二年被朝廷除名，羈管宜州，於次年病逝，終年六十一歲。
“前人不幸後人幸。”筆者更願意說：“山穀不幸宜州幸”。由於山穀先生被流放來到宜州，宜州這塊土地得到先生的滋潤，文化上的進步和繁榮立即有所凸現，而且八百年依然深刻地影響著宜州，筆者就試圖從山穀先生與宜州文化上的聯係來闡述這種影響。
一、山穀在宜州的詩歌創作
在中國文學史上，由於唐代詩歌的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及其形象化的寫作，前人已有“詩歌至唐已被寫盡”的哀歎。的確，唐代空前龐大的詩人隊伍創作出來的龐大詩作，使得後人感到詩歌創作的空間太窄小了：在此情況下，宋代人對於如何繼承和發展詩歌，顯得空前的困惑和無奈。然而，宋人也不會無所作為，他們勇敢地選擇了挑戰。在繼承唐詩優良傳統的基礎上，經過歐陽修“重道、尊韓”的文論主張，到蘇軾以才學為詩的探索，黃庭堅則是從理論和實踐兩方麵奠定了以才學為詩的創作原則，而且具體提出引經據典、化腐朽為神奇、點鐵成金、脫胎換骨的寫作方法，最後形成宋詩散文化、議論化的詩歌風格，開宗立派，被尊為“江西詩派“的鼻祖；，我想，這種曆史性的轉變不是空穴來風，它必有著廣泛的社會基礎；長期以來，對於文學創作，過多地強調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道路，強調作者的政治態度和作品的思想性，宋詩在這種單的一學術氛圍中受到了極大的冷落和非議，被認為是脫離現實的形式主義，黃庭堅和江西詩派作為宋詩的代表人物，受到的排斥和批判，是可以想見的。文藝創作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多元化的創作，本來是基本規律和常識，多一些不同風格的藝術作品，多種創作道路，總比一條路子和千篇一律風格的作品要符合文藝創作規律，我們真的要認真檢討一下這種“萬馬齊瘩”的局麵了。
整個北宋時期的最大政治事件就是“工安石變法”。圍繞變法的種種鬥爭和矛盾迭起，風起雲湧，王室與核心統治集團之間的衝突、統治集團內部的衝突、統治集團與廣大農民之間的衝突，一時間尖銳複雜，鬥爭變得空前激烈。這樣激烈的鬥爭總會有犧牲品，幾個回合，兒經鬥爭，犧牲品產生了，新黨即改革派，將舊黨即保守派斥為“元佑黨”，無情打擊。蘇軾，這個於占全才，因為是元佑黨人，被朝廷流放到合浦、海南，於建中靖國元年（1101年）黯然而逝。由於與蘇軾的關係，厄運也降臨到這個不善於政治鬥爭而又被迫投身政治鬥爭的山穀先生頭上，然而他宛如一顆巨星，走到哪裏，就在哪裏發光，無論在黔中，還是在宜州，都吸引著那裏的詩文作家。崇寧二年（1104年），黃庭堅被除名，羈管宜州。和以往的處分不同，這一次是編管，是流放，是戴罪之身，故到宜州後，是被官府管製的。由於他的名聲、在文壇和書壇的地位，立即吸引一些文人名士，如零陵蔣偉、成都範寥就迢迢千裏，從嶺外趕赴宜州，照料山穀，就教山補， 日陪杖履。而宜州本地的文人也集中到山穀身邊，參禪論道，講學弈棋，生活倒也不寂寞、山穀先生在宜州總共創作詩同十五首，這是山穀老人生命最後的絕唱，我們從中除了能看到他一向的創作軌跡外，這裏還有個人的愁思，有貼近人民，反映人民疾苦的元素。宋代對於編管人員，允許其開館講學。以解決其生活費用。黃庭堅作為編管人員，在宜州亦設館授學，教化宜州： 山穀先生以其文壇領袖的地位和學識，把中原先進文化直接帶到宜州，宜州士子大開眼界，學有榜樣，學有路子，進步自然是明顯的。宜州在科舉考試的一千不百年中，中進士者共41名，宋代之前是空自，而宋代中進士者就有28名，占70%，從這個統計一數字中，就可以知道山穀先生對宜州的教化之功。
二、“宜州乙酉家乘”
春秋時晉國稱國史為“乘”，後人有沿用以“乘”代稱國史。黃庭堅在宜州將其所寫日記稱之為“宜州乙酉家乘”，將巳記稱為“乘”，是民國曆史第一人，從這裏我們不但知道黃庭堅是非常看重他在宜州所寫的日記的史料價值，而月一個具有創造性的文人形象躍然紙上，令人欽佩，這部日記留給我們研究的信息良多，宋代宜州的經濟、文化、教育、軍事、宗教、地理、物候和氣象等諸多方麵的情況都有所反映，具有很高的史料價值，無怪乎山穀先生將其稱為“家乘”，雖是“家乘”，我們將之稱為“州乘”也無不可。
“宜州乙一酉家乘”所記的是山穀先生到宜州後的第二年，即崇寧四年（1105年），十支為乙，這一年的正月到九月二十九日，即山穀逝世的前一天的日記。不知是何原因，也許是在流傳佚失，其中缺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的日記，於十六行，每行十九字，討一六百八十四字，又缺六月整一個月的日記，非常可惜，非常遺憾；、好像是前人沒有研究過這部日記，筆者學識淺陋，妄作涉獵，略作簡述。
宜州城池和寺院。從這部日記中，我們知道宋代宜州的城池布局;分城樓名稱，知道了城內和城外的一些重要建築，特別是佛教寺院，比如崇寧寺：崇寧是宋徽宗趙估的年號，趙估即位的第二年即改元為“崇寧”，有尊崇熙寧之意。熙寧為宋神宗趙項的年號。這個宋徽宗趙估在中國曆史上赫赫大名，才華橫溢，風流調悅，琴棋書畫，無一不通，其創建宮廷畫院，為世界首創：趙?畫得一手好畫，寫得一手好字， 自創“瘦金體”，在書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有“瘦金體題工筆畫，美妙絕倫”之說。可惜這個宋徽將所有的才華和精力川之於藝術，在藝術上我們稱其為“天才”毫不為過，但治國作一國之君，卻是一塌糊塗，是世界史上少有的糊塗皇帝，其後來被金兵擄去，飽受恥辱和折磨，最後客死異國他鄉，恐怕是因果報應了。趙信不但改元“崇寧”，而且下令在全國各地建“崇寧寺”，意在為皇上祈福。山穀先生到宜州後，先是居於城西外黎氏家，因不符合編管人員不準居城外之規定，遂移居崇寧寺，又為寺法所不許，，為何寺法不準，原先不解其意，了解到崇寧寺為皇仁祈福所建，這個疑問也就冰釋了；但崇寧寺的僧人們對山穀還是很友善的，僧人經常邀請山穀先生到寺宴飲、弈棋、沐浴，山穀也常主動到崇寧寺閑玩。從日記中，我們還可以知道崇寧寺在城東門外二百米處，即今天的宜州一中附近。根據以己，我們還知道宋代宜州佛教寺院還有慈恩寺、香社寺、植福寺、沒有記到的自龍洞保民寺和南山化寺，這麼眾多的寺院，反映了宋代宜州佛教興盛的情況。
2、與宜州知州黨明遠的關係：一、作為編管人員，黃庭堅戴罪在身，宜州知州黨明遠是不敢貿然與之交往的，盡管黨太守本人十分崇敬山穀先生。但是他們交往的機會還是來了二山穀之兄元明於崇寧四年（1105年）正月從湖南永州來宜州看望庭堅，因元明是知府身份，‘言階在知州黨明遠之上，因此黨明遠得以借陪元明看望穀之機而接觸先生，而且這一接觸交往便一發不可收拾、不但安排山穀最後住進南樓，更是二天兩頭便去看望山穀，黨太守把看望山穀作為生活的一部分了，而且去時還不忘給山穀送上一二枝含笑花，使逆境中的山穀老人倍感人間的溫暖。黨太守與山穀先生的感情與日俱增，以至黨明遠囑托為其料理後事，撰寫墓誌銘：說來也怪，似乎黨太守也知道其將不久於人世，果然黨明遠於是年八月初八下世。遵照朋友的囑托，在黨明遠彌留之際，山穀先生代其寫遺表上奏朝廷。
3、與宜州士人的交往。從宜州乙酉家乘中我們知道，山穀先生當年與宜州士人的交往是很頻繁的，這些士人有管時當、莫疏亭、朱激、區叔時、王紫堂、袁安國、秦禹錫、葉箔元、蔣侃、唐惠宗、馮孝叔、郭子仁、郭全甫、李元樸等十數人，知道宜州十人與山穀先生十分友善，十分崇敬，他們還經常給山穀先生送去鵝、羊肉、米、酒、果菜等食物和藥物，先生也曾借錢給人，以解決別人之困難。山穀先生日與宜州十人參禪論道、弈棋飲酒，生活倒也不寂寞。其中，山穀還提到當時宜州生產群柯酒，這也留給我們研究宋代宜州酒文化的一個信息。
4、日記中的古地名。在乙西家乘中，山穀先生多次記到宜州周邊村寨的地名，如恩立寨、樂善寨、莫洞、武陽寨、德謹寨、安化蠻等村寨。黃庭堅在宜山，不但知識階層的人士崇敬他，而且周邊村寨的少數民族頭人也非常景仰他，經常給先生送去吃的和用的，從這裏我們可以想見先生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的力量，不但漢族士人崇敬他，而且少數民族也景仰他，這種尊敬，超越了地域，也超越了民族。而今，山穀所記的古地名早已消失，但他卻留給我們研究宋代宜州行政區劃的重要信息，彌是珍貴。
5、宋代宜州物產。在家乘中， 山穀先生多處記到宋代宜州物產，有草豆蔥、積姑、含笑花、黃甘、山預、蛤咧醬、蟹鼇醬、金橘、雪菌、莽菜、屍鳥鴻、鞭筍、蠻布、金鈴子、丙椰子、 自鵬、橄欖！一婦藥、鑽竹、石葛蒲、批把、人參、芍、猿皮、粽子、木等子（山茱英）、木瓜、梨、安石榴、 耳羊柯酒、香橘子、芭蕉等數卜種之多，這些物產，有的現在還有，有的可能與今名有異，有的則已消失，有的則聞所未聞。如草豆寇，中藥，據地方誌載，宜州所產草豆寇，為古代朝廷貢品，但現在宜州已無草豆落了。再如白鷙，鳥名，又名銀錐，似雞而自色，在宋代已很稀少了，故山穀自注：此，《爾雅》所謂帷，堆也：白鵬產於我圍南方，是世界有名的觀賞鳥。山穀在宜州時，就養有此種珍稀鳥，可見其有很高的美學修養，當地人還！句山穀求要一對。更為有趣的是，日記有“鑽竹改火，”古時鑽木取火，取火時必需有媒子引火，從這句話中我們知道當年閏二月（正常是三月）所用媒子改用竹子刮成的細絲，於是我們獲得這樣一個信息，一年四季鑽火所用的媒子的材質是不同的，這對研究古時鑽木取火很有價值。此外， 日記中還有“二月二十七日甲子，大雷雨，郡守殺鵝於城南之龍漲，於是二口矣。”古時軍事演習稱之為“殺鵝”，從這天記載，我們知道宜州知州不顧大雷雨，連續三天在城南舉行軍事演習。此時距宋王朝南渡隻有二十餘年， 當時北宋王朝風雨飄搖岌岌可危的局麵從“冒雨殺鵝”之舉動中得以想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