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和佳敏說，要把這兩封信拿走的時候，阿美有些猶豫了。“這樣呀，按理說，我是無權把這兩封信交給你們的，也許曉晨並不想讓別人知道他是誰……”
我趕緊說：“可楊玲有權知道呀！”
阿美想了想，說：“那好吧，你們用完之後，一定要還給我。而且還要答應我，這兩封信拿回去隻能給楊玲一個人看。”
我說：“好，我答應你。”
阿美看看我們，好像很有興趣似的說：“這樣吧，如果你們不太著急走的話，就再坐一會兒，給我講講楊玲，講講你們和楊玲的事情。”我們就講給她聽了。
我和楊玲從小學起就是同學。楊玲從小腿就有殘疾，上小學時一直是她爸爸背著她送她去上學。後來她爸爸和她媽媽離婚了，就是她媽媽背著她。那時候，我們雖然同班，但來往不多，關係一般。再後來上了初中，楊玲和我坐過一陣同桌，我們的接觸多起來，漸漸成為了好朋友。那時候她的腿萎縮得更厲害了，連上廁所都變得非常困難。可她卻死活不肯讓我背她去，沒辦法，我隻好攙扶著她去，結果每次回來兩個人都得踩著上課鈴聲進教室。
初二上半學期的一天早晨，她媽媽背她進教室時，剛剛把她放到座位上，就一頭載倒在地上。送到醫務室，緩了十多分鍾才醒過來。第二天，楊玲沒有來上學。我去家裏找她，她正守在她媽媽的床前。她媽媽臉色慘白，一點血色都沒有，看了讓人心悸。她告訴我說，她不想上學了。媽媽每天除了要工作要照顧她的生活，還要背她上下學，太累了，遲早會被她活活累死的。如果媽媽死了，那她也不想活了。媽媽活著是為了她，而她活著也是為了媽媽。那是我們成為好朋友以後，她第一次在我麵前流淚，第一次跟我說那麼多。楊玲雖然看上去羸弱而脆弱，但卻很少在人麵前表露感情。我想勸勸她，可又不知道怎麼勸。長那麼大，好像都是別人來勸慰我，我根本沒有勸人的機會。拉著她的手幹坐了一會兒之後，我突然就冒出一句：“以後我來背你上學吧。”這話讓楊玲愣了一下，也讓我自己愣了一下。
從楊玲家裏出來往家走，一路上我忽然覺得腳步有些沉重，就好像楊玲已經在我背上了。直到這時候，我才恍然意識到，剛才那句仿佛脫口而出的話是我十幾年來所做出的分量最重的承諾。回到家，媽媽看出我有心事，就問我。我把我對楊玲說我要背她去上學的事情說了。媽媽問我：“你是不是後悔了？”我有些茫然地搖了搖頭。媽媽又問我：“那你是真心想幫她？”我點點頭。媽媽問：“為什麼？”我想了想，說：“因為她是我的朋友。”媽媽摸摸我的頭說：“這是個很好的理由，媽媽支持你。”
我還很清楚的記得，我第一次去背楊玲上學時的情景。當我俯下身去讓她趴到我背上的時候，她的臉通紅的，扭捏不動，結果弄得我也突然有些不好意思了。後來佳敏在一旁不耐煩了：“嘿，你們倆幹嗎呢？又不是豬八戒背媳婦，拿什麼勁兒呀！”本來這是我一個人的承諾一個人的事情，但佳敏知道了之後，非要跟我一起去，而且從此就把接送楊玲上下學變成了我們兩個人的事情。我沒有特意問過她為什麼，但我想她的理由大概跟我的一樣。雖然她當時還算不上是楊玲的朋友，但卻是我的好朋友。從此我和佳敏每天背著楊玲上學放學。我背累了，她就接著背；她背累了，我再接著背。轉眼幾年過去了，我們三個人從初中生變成了高中生，也成為了片刻不能分離的好朋友。初三那年，佳敏爸爸和我爸爸還合資讚助了一輛輪椅給楊玲，可一般情況下我們還是輪流背著她上下學，因為她家住在七樓，而到了學校還得上許多台階，中間還要上下公共汽車，一路上我們背著輪椅的時候倒比楊玲坐著的時候多。我們背著好朋友沒問題，可要是背著個死沉死沉的輪椅，就有點不甘心了。
阿美問我們：“你們這樣，難道沒有打退堂鼓的時候嗎？”
我和佳敏實話實說：“有啊。有時候趕上我們自己身體不舒服，或者心情不好，情緒不高，真地不想去背她啦，可是我們實在放不下她呀，因為她實在是太傻了：為了讓我們少背她上廁所，大夏天她寧肯忍著不喝水，結果中暑了，我們隻好背她去醫務室；大冬天，她卻穿得很少，說是為了給我們減輕負擔，結果感冒了，我們隻好背她去醫院……”
阿美笑了，問我們：“你們幾年堅持背送楊玲上下學，學校難道沒有想到要給你們榮譽或者讓新聞媒體采訪你們？”
佳敏說：“怎麼沒有。我們學校的團委老師就曾經想聯係報社的人來采訪我們，但被我們拒絕了。”
阿美很好奇：“為什麼？”
我說：“因為我們不喜歡把我們三個人的事情變成老師或者學校指派下來的‘公事’。”
阿美說：“這真是一個有意思的理由。”
佳敏說：“我們老師還曾經想在班裏成立一個專門的接送小組來接送楊玲呢，結果也被我們三個人拒絕了。”
阿美問：“這又是為什麼？”
佳敏說：“我們就是不想把它變成一件什麼‘好人好事'。我們幫楊玲是因為她是我們的朋友，我們喜歡她。如果成立個什麼‘接送小組'，讓一些並不喜歡她並不太情願的人去背她，那不成了可憐她同情她了，成了對她的一種施舍了？她不需要同情和施舍，因為她有我們這樣的朋友。”
阿美點點頭，然後突然轉過臉來問我：“李楠，你也說過，你之所以會這麼做，是因為你們是朋友。可我想知道，如果你們不是朋友，你還會幫她嗎？”
我想不到她會這麼問，竟一時語塞，不知道該怎麼回答了。在此之前我一直認為自己的理由和動機是十分純粹而且足夠充分的，沒想到麵對這個問題卻突然覺得心裏沒底了。沒辦法，我隻好含含糊糊地回答說：“不會吧？”阿美笑了，沒有再繼續追問下去。後來我才意識到，我的回答竟然是非常巧妙的。它可以有兩種理解。一種是我不會因為楊玲不是朋友而不幫她。這是一個肯定會得滿分的標準答案，但卻並不是我的本意。另一種理解可以是：如果不是朋友我就不會幫她。這是我的答案，但如果很明確很肯定的表達出來，肯定不太容易被別人接受，而我那種似是而非的反問語氣又正好使之弱化和模糊了。
告別的時候，阿美說：“啊，可惜我這是一檔娛樂節目，不然我一定請你們來做一期節目，題目就叫做《朋友》。”
四
我和佳敏把那兩封信拿回去研究了半天也依然沒有個頭緒。後來我們決定對筆跡。我那時是班裏的語文科代表，有許多機會可以把全班的作業本拿來進行對照。我們先把全班男生的筆跡跟曉晨的那封信對照了一遍，結果卻大失所望。就算我們不是筆跡專家，但基本的判斷還是可以做出來的。隻有兩個男生的筆跡有點像，但人卻是絕對對不上號的。其中的一個大嘴男生嘴大到一張開就能把心原汁原味地吐出來，有什麼話還能等到寫在信紙上寄給阿美再讓她在廣播裏說出來？另一位的眼裏和心裏整個被自己的高大形象占滿了，根本就沒給什麼榜樣留地方，更不可能把楊玲這樣的女孩放在眼裏。
無奈之下我們又把女生的筆跡對了一遍，結果發現最相近的竟然就是那個女生。當然這隻是一種巧合，那個女生雖然無聊，但還不至於無聊到這種程度。
忙了一頓，那個曉晨依然是一個謎。我和佳敏商量了一下，然後把信給楊玲看了。我們這樣做無非是讓她知道，沒有人在拿她開玩笑，讓她的心裏能好受一點。至於曉晨，直到幾年之後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才把這個謎團解開了。但那時一切都已成過往，楊玲也已經成為一段我不願意輕易觸及的記憶。麵對曉晨，我再不可能有什麼激動和興奮之感，隻能是徒增一些失落和傷感而已。
我沒有告訴曉晨，從某種程度來說，正是因為當年他的一時心血來潮，導致了三個親密無間的女孩子在經曆了一場感情的震蕩之後各奔東西，雖然他並不曾做錯什麼。試想，如果當初他沒有為楊玲點歌，我們就不可能認識阿美；如果不認識阿美，也就不會走進《真情真意》的演播室；如果不曾走進《真情真意》，我和楊玲還有佳敏也許到現在還是最親密的朋友……有時候我想，也許這就是所謂“命運的安排”吧。
就在我們把那兩封信還給阿美的兩個星期之後，我意外地接到電視台一位編導的電話，說他聽阿美講了我們三個人的故事，很受感動也很感興趣，他們《真情真意》欄目想邀請我們做一期節目。我當時愣了一下，隨即一顆心就開始砰砰地跳。我強作鎮定地對他說，我們得先商量一下，然後再給他答複。放下電話，我馬上給佳敏打了電話，她先是在電話裏尖叫了一聲，然後就滿腹狐疑地問我：今天多少號？不是四月一號吧？說實話，能夠上電視對當時的我們的確是一個巨大的誘惑，別看我們可以很果斷地拒絕老師安排的報紙采訪，但是如果真有攝像師扛著機器找上門來，我們真的無法把他拒之門外。我和佳敏都很興奮，甚至已經開始在電話裏商量參加節目時的一些細節，比如梳什麼樣的頭發，穿什麼顏色的衣服等等。我承認，那一刻我們不約而同地忽略了楊玲，我們不但沒有想到她會不答應，甚至都沒有想到也應該征求一下她的意見。
五
楊玲答應和我們一起參加節目。這在我和佳敏看來絕對是順理成章理所應當的事情。
《真情真意》是一檔在周日上午播放的采訪類節目，長度有半個小時，以現場談話為主，穿插一些事先拍好的外景鏡頭。在進演播室正式錄製之前，節目組先到學校裏，到楊玲的家裏去拍了一些外景鏡頭，主要內容就是我和佳敏接送楊玲，以及一些我們在一起的鏡頭。幾組鏡頭拍下來，編導很滿意，隻是對楊玲的表現不太滿意，不斷地提醒她不要太緊張，要放鬆一點，自然一點。其實事後想起來，我早就應該察覺到楊玲日盛一日的恐懼和不安。當我在鏡頭前麵背起她時，分明感覺得到她全身都在發抖，而我卻不以為然地認為那不過是因為有點緊張，適應一下自然就會好的，根本想不到，或者說根本就沒去想過，在我們熱切地盼望著期待著的時候，楊玲卻在忍受著惶恐無助的煎熬。三天之後的演播室是我們眼中環繞著五彩光環的殿堂，卻是楊玲眼裏深不見底的深淵。後來當她被我強行背進演播室，終於無可挽回的崩潰之後，我還責問她：既然不願意為什麼不早說？！其實事後想想，就算當時她鼓起勇氣提早說了，我們會當回事嗎？會因此而輕易放棄這個上電視的機會嗎？恐怕也隻會多費一些口舌去安慰她，說一些放鬆別緊張之類不痛不癢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