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艱難困苦 玉汝於成
翻開八五○農場的知青回憶文章，我發現了這樣的記載：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崔可法，天津人，在農墾總局話劇團擔任演員，文革中話劇團解散，他們夫妻倆領著孩子在八五〇農場19連落戶，開始在連裏他導演了小話劇《農奴戟》，後來他被抽調到了團裏領著我們知青排演現代京劇《沙家浜》，非常成功。
我和崔可法相識於1991年，當時我在《人民文學》上發表了一篇報告文學《人格的力量》，是寫大慶石化總廠廠長楊久禮堅持改革廉潔奉公事跡的。當時劇作者楊利民、梁國偉和我合作改編成了電影《今晨雨加雪》，當時這部電影的男一號牛大禮就是請崔可法出演的。這時，我才知道，他也是荒友，是北大荒文工團的台柱子，後來還當上了文工團的團長。
這些年，老崔的形象經常出現在銀屏上，在電影《大決戰》、《大轉折》、《大戰寧滬杭》和電視劇《中國領袖毛澤東》等大片中飾演過國共兩黨的高級將領。在諸多電視劇他還飾演過高級幹部、企業家、公安局長等，有的片子還榮獲中宣部“五個一工程獎”。四十多年來，崔可法不但在影視界勤於耕耘，還在其它藝術領域廣為涉獵。1992年，曾擔任專題文藝晚會《大荒風采》主持人，獲第三屆天鵝藝術節主持人一等獎。他還在在農業部、解放軍總政治部和中央電視台聯合舉辦的大型晚會《綠色的延伸》中擔任主持人，並獲表演一等獎。他現任北大荒文聯副主席、北大荒戲劇家協會主席、國家一級演員。隨著歲月的流逝，崔可法的藝術創造日臻成熟。他雖已年逾花甲，卻是老一代北大荒藝術家中唯一仍活躍在舞台上的影、視、劇“三棲明星”。
“老崔你可是北大荒至今還活躍在銀屏上的最後一個‘精神貴族’了！”當我握著這位77歲的老藝術家的手，望著他那卷曲的滿頭銀發，說出了這樣一句話。
老崔哈哈大笑，那聲音爽朗宏亮，如北大荒田野回蕩的春雷。
沒想到，我們兩家都住在哈爾濱的漢水路上，他住東頭，我住西頭。那是一個普通居民大院，聽說我找崔可法，一個老大媽說：“不就那個總演電視劇的老崔嗎？住4單元401！”
這是一套樸素的住宅，陳設簡單，牆上掛著一對銀發夫婦穿著結婚禮服的照片。
“這是劇照嗎？”
“這是我和老伴金婚的紀念照，是孩子們張羅給照的。”
我環視全屋竟沒有發現一張劇照。
“這也不像是一位影視演員的家呀！”
老崔笑著說：“在影視劇中扮演的大小角色有一百多個，掛不過來了。再說，那也不是我呀，都是影視劇的人物。”說著，他拿給一張擺在電視櫃上的他上大學時的照片給我看。
“嗬！小夥子真帥！和現在的男影星比毫不遜色！”
“哎呀！現在老的不像樣子了！”
“你是越老越精神！越老越紅！”我說。
真讓我說著了，崔可法還真是貴族出身。他出生在天津一個大家族。爺爺那一輩在北洋政府交通部裏當技術官僚。父親是畢業於北京中國大學，參加過一二九運動，和建國後的第一任天津市長黃敬是同學。崔可法從小生活優裕，受到很好的教育。他1949年考入南開中學。當時，學校文體活動豐富，他參加了學校的各種活動，還參加了戲劇隊（課外活動社團），直到高中畢業。南開中學在話劇方麵有著優良的傳統，大劇作家曹禹就曾就讀於南開中學，是他的學長。敬愛的周恩來總理在南開中學時也曾演過話劇《一文錢》。記得崔可法剛入學時，就看了學校教職員工自編自導自演、表現知識分子思想改造的話劇《思想問題》，校長楊堅白還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可以說當時隻有11歲的崔可法就接受了話劇的熏陶。
高中畢業時，崔可法受當高級工程師父親的影響，本來可以很容易考上戲劇學院的他，一心想學工科。當時中國的石油工業剛剛興起，他毅然報考了北京石油學院，成了石油機械專業的本科生。但是不幸的命運也逼近了他。
可說起痛苦的往事，老崔並不悲傷。他說——
上大學後，學校沒有戲劇隊，我就參加了詩社，常和北影演員劇團一起搞朗誦。適逢紀念“一二·九”運動二十周年，我們學校搞了一個詩歌大聯唱，我擔任領誦，男領唱是機械係三年級的玄誌雄，上海人，小夥子長得帥，聲音好，學習也很棒，我們很快成為了好朋友。1957年“反右”時，他被揪出來了，係黨總支找我談話，讓我揭發他。我說，除了學習上他對我的幫助很大以外，其他沒什麼可揭發的。來人說：你可要注意！不揭發他，對你可沒什麼好處！我說：沒有就是沒有！
我至今仍記得是1957年7月30日下午四點多，係主任把我找到他家裏，當麵宣布學校將我除名。因為我毫無思想準備，係主任又是南方人，我沒聽懂，又問了一遍：您說什麼？“就是開除！”我的腦袋“嗡”地一下，傻了。到校門口的酒館喝了一通悶酒，第二天我打著行李卷回到天津老家。到家一說，我爸爸不信，他跑到學校去問了。人家答複說：是，他的問題並不嚴重，問題比他嚴重的都沒這麼處理，主要是他態度不好。直到若幹年後給我改正的時候，我才知道當初我的罪名叫做“在‘反右’運動中抗拒‘反右’學習，向黨進攻”。其實，我什麼言論也沒有。我時年19歲，之前一直一帆風順，上的都是名牌學校，這一悶棍打下來，令我心灰意冷，萬念俱灰。
老崔說，在那個年代，一個人最可怕的遭遇就是所謂“政治上犯了錯誤”，我一下子從“天之驕子”被打入了十八層地獄。我父親逼著我每個星期寫兩份思想檢查寄給學校，爭取能再回去上學。我還要每天去街道辦事處彙報思想，接受監督。就這樣，我在痛苦和煎熬中苦苦掙紮了將近一年，可能是我表現尚可吧，街道辦事處為我安排了工作，我到華北縫紉機廠做了一名熱處理工。因為我在北京石油學院學過“金相學”（研究金屬內部結構的學科），年輕又有力氣，很快就能獨當一麵了。那個時候，設備老舊，用的還是焦炭爐，夏天高溫炙烤，一個班下來，我自己就能喝掉將近半保溫桶鹽汽水，穿的老頭衫都能擰出水來。我工作中用的原材料是氰化鉀，劇毒，裝氰化鉀的黑桶上麵畫著白骷髏。工作還算順利，但政治上的壓力如影隨形，我時時刻刻提醒自己：我是劣等公民。
1959年2月，崔可法的命運又發生了轉變，從此他的北大荒結下了終身之緣。由轉業官兵創辦的北大荒農場特別重視文化工作，八五六農場文工隊到天津招人，年青的崔可法一亮相，就被文工團選中了。他和家人不辭而別，登上北去的列車，從此開始新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