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崔說來到了北大荒，我如魚得水。北大荒以她博大的胸懷接納了我這個“劣等公民”。當時的生活條件雖然非常艱苦，但政治上的壓力明顯減輕了，而且，與一群思想單純、生龍活虎的年輕人在一起，心情特別舒暢。剛到八五六的時候，男女同居一室，是一間長條狀的大房子，對麵炕，男女各住一麵。那時，大家好像沒有性別的概念，互相視如兄弟姐妹。我們稍事安頓，就投入排練，一個星期後，就拿出了一台晚會。
之後的十年裏，老崔在八五六農場和管局文工團演出了《雷雨》《霓虹燈下的哨兵》等膾炙人口的話劇作品，深受觀眾喜愛。
他命運多舛，提起往事，老崔依稀記得這一天。
1969年6月23日，我到了四師三十八團（現在的八五○農場）十九連。我被分到了以勞改新生為主的四排，其他3個排都是知青和老職工，連隊沒房子，我隻好暫時在小學校棲身，在一間破舊的教室裏搭幾塊木板，就成了我們三口人的家。
上班第一天，我下地拉麥秸，為自家解決燒柴的問題。第二天，我到場院扛麻袋。這是個既要力氣又要技術的活兒：袋上肩、手不扶、敞著口，走上顫顫巍巍的三節跳，手搭肩按住麻袋角，肩一抖，180斤的小麥就傾瀉而下。我因為少年時在天津南開中學參加體育的鍛煉，又有在話劇團扛道具箱子的底子，加上腦子、身體還算靈活，很快就融入了這個勞動集體。職工都喜歡這個形象優雅但特別能吃苦的下放演員。
北大荒的雪是冷的，但人心是熱的。這個英俊的小生出色的勞動感動了純樸的連隊職工。沒出三天，連隊黑板報就以《我們學習的好榜樣》為題表揚了這個下放勞改的幹部。沒多久，連隊根據出身、曆史、政治表現等綜合條件把崔可法選為“兵團戰士”，隻有最可靠的職工才能當“兵團戰士”！“解放”了的崔可法簡直是受寵若驚了。
政治上的解放不能減輕勞動和生活的艱辛。老崔說，當時高強度的體力勞動還能承受，畢竟年輕嘛。可是生活上真是苦不堪言，別說沒錢，就是有錢也沒地方買東西，一切都要自己動手。每天勞動時間本來就長，又累，隻有可憐的一點休息時間，可是一回家要趕緊點火做飯，又不太會用柴鍋，往往是一鍋饅頭剛蒸好，還沒來得及吃，上班的哨音就響了，經常是抓個饅頭邊跑邊吃去連部集合，不敢遲到半分鍾。那個時候，工作十天才休息一天，這一天往往還不能保證，農忙時，一個月都休息不上一天。所以，大家就盼著打夜班，白天好擠掉一點睡覺的時間幹些家務活。到了秋天，大家更是談“秋”色變。北大荒的秋天也不知怎麼那麼多活兒：抹牆、扒炕、掏火牆、挖菜窖、打柴……如果沒有好心的老職工幫忙，那段日子真不知如何度過。
也許這所有的磨難都成了一個藝術家必修課，這提前的高強度的體驗生活，成就了日後一個“多麵人”的全能演員。
是金子總要發光的。老崔說，演員這個身份，我實在怕被提起，卻總是逃脫不掉。農忙季節剛過，連裏就找我輔導連裏的文藝活動。我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極力婉言謝絕。可人家說了：你當初為歌頌才子佳人那麼賣力氣，現在為我們貧下中農服務怎麼就沒興趣了？這個大帽子我可扛不起，隻好勉為其難。唉，我本來就少得可憐的業餘時間又被擠掉了。好在連隊知青中不乏文藝人才，很快，我就指導編排出了一台大型話劇《農奴戟》，到各連隊巡回演出頗受好評，這也為我此後被調到團宣傳隊埋下了伏筆。
下麵老崔講的故事，我以為是可以寫進北大荒文化史的，兩位都為這片土地的文化藝術做出貢獻的藝術家的患難之交，讓後來人心潮難平。
“這年冬天，我找連隊老職工借了輛自行車，跑了幾十裏路，去三十六團七連看望範國棟。這位年青的轉業軍官，因創作話劇和電影《北大荒人》已經名揚全國了，可境遇比我還慘，他愛人回北京了，隻留他自己在連隊。我去時，他隻剩下夠燒一次爐子的煤和柴，為了歡迎我的到來，他傾其所有，點著了爐子，但難以驅散多日積攢的寒氣，屋子裏仍如冰窖一般，地上大木盆裏泡著的衣服都凍成了冰坨。他從外屋房梁上掛的小筐裏拿出僅有的一塊凍母豬肉款待我，我們兩個坐在狗皮褥子上，圍著厚厚的棉被，吃著冰涼的菜，喝著冷冷的酒，暢談到深夜。第二天天不亮，他就去出操跑步了，我趁這個機會，把他泡著的髒衣服洗了。等他出操回來，我趕緊匆匆告別，返回連隊上班去了。”
一杯冷酒熱心中，
屋寒情暖盼天明。
邊塞多雪有知已，
來日接唱大荒風。
這是我的有感麵發的打油詩。誰能想到卓越的劇作家範國棟在艱難中擔起北大荒文工團長之職，嘔心瀝血後倒在工作總結的會場上，然後接他班的就是這位白發染鬢的英武小生崔可法。這是後話。
老崔接著回憶，就這樣，我在連隊苦打苦拚了整整一年，於1970年7月被調到了團宣傳隊。但一兩個月也難得回一次家，我是相對輕鬆一些了，他們娘倆就更慘了，挑水、打柴這些活兒全落在了我9歲兒子的身上。到了冬天，連隊那種轆轤井井口積了一層厚厚的冰，奇滑無比。一個9歲的孩子要挑起滿滿一挑水，其艱難程度可想而知。
有一次，我兒子和連裏的大人們一起去穆棱河邊打柴，大人們裝滿一爬犁要往回走的時候，他因年幼身單，打的柴還不到半爬犁，他非要裝滿不可，便接著打柴。天黑了，還不見孩子蹤影，大人能不急嗎？回去尋找的路上，人們遠遠看到一個幼小的身影，身上掛著白霜，孤零零的，拉著滿滿一爬犁柴火，在月夜的雪路上奮力前行。當時我把兒子摟在懷裏，已是滿眼淚水。對於他這種自強不息的精神，我是十分欣慰的，但回想起來，難免後怕。
上世紀七十年代初，全國興起排演樣板戲的高潮，兵團也不例外，幾乎每個團都排演了樣板戲，知青中人才濟濟，排出的樣板戲水平還挺高。像十九團的芭蕾舞劇《白毛女》、三十五團的京劇《智取威虎山》、三十六團的京劇《紅燈記》。老崔再次出山，也為三十八團排了一台《沙家浜》，好評如潮，成為當時三十八團的一大盛事。那時正值林彪折戟沉沙，為了搞好軍民團結，他們還代表兵團四師赴牡丹江等地慰問演出。
老崔接著說，《沙家浜》於1971年3月下旬開始排練， 4月28日彩排，定於5月1日正式演出。就在排演最緊張的階段，4月24日，我愛人卻要生產了。我分身乏術，隻好從團衛生隊請了位助產士送到連隊，自己又連夜返回團裏繼續排練，使得演出如期舉行。孩子出生時窒息，之後發現孩子右腳異常。這可怎麼辦？千萬別落下終身殘疾啊！幸好演胡傳魁的北京知青劉胖子學過正骨，孩子出生7天的時候，我把劉胖子請到了連隊。但他的大手和孩子的小腳實在不成比例，無從下手，他為難了。我說，死馬當活馬醫吧，弄壞了也不怪你。他這才下手捋了捋，沒想到一把就成了。我這個孩子現已年青力壯，健康無比，真是萬幸。至今我還難忘當年知青的情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