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是真的能靠唱一首歌或做一個夢就回到唐朝就好了——一連飛機票都不用買，更元需辦護照。我相信自己寫詩的水平還可以，當不成李白，也至少能當個李賀或李商隱什麼的。
吃飽了喝足了玩累了就寫點朦朧詩(像放個煙霧彈)，在文壇上一次次地鬧起“作品與爭鳴”，惹得全中國的勞動人民都停下手中的活，跟猜燈謎似地一個勁兒猜啊猜。這個現象一點也不奇怪，據說白居易出了新作品。連退休在家的老太太都愛聽，聽完了還盡給他出好主意。可見唐朝的中國確實是詩歌的王國，全民皆詩人，擁有有史以來最廣大的詩歌讀者，寫一首好詩就能不脛而走，就能一舉成名；有時舉國上下為了爭相傳抄一部獲獎詩集，連紙價都哄抬上去了。若幹世紀之後，“大躍進”時期的新民歌運動曾刻意模仿那詩歌的盛世，可惜隻是回光返照，而且沒留下什麼好作品。這跟唐朝簡直沒法些。
百磊禾三百年，遺留下來的詩歌就有五萬首(如果估算上那些已佚失了的，簡直是天文
數字)，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遺存下來的詩篇數目多出兩三倍以上。簡直是像種莊稼一樣來寫詩口阿。而且從政府到民間，對待寫詩比對待種莊稼還要重視、還要積極，連皇帝都會按捺不住技癢偷偷寫幾筆。唐朝實行科舉製度，要想參加高考，寫詩是基本功，考上了就有官做；做了官之後照樣可以寫詩，而且發表起來更容易了。詩人的本性是善良的，當起官來也不至於太墮落。唐朝的政治體製，簡直是用來養詩人的——同樣，唐朝也是一個較少貪官汙吏的朝代，官僚階層的文化素質頗值得信賴。
在唐朝，詩歌可是硬通貨(甚至是一個文人一生的通行證)，比鈔票要值錢得多。所以令中國曆史生輝的唐詩，含金量很高，字字珠璣。我很遺憾自己生活在一個詩歌貶值的時代。物質時代的詩人，命是很苦的。寫的詩再好也沒有用，讀者全叛變了——人們不在意詩是什麼，隻關心錢是什麼。李白若活在今天，也成不了浪漫主義大師的——浪漫主義已像空氣一樣被工業汙染了。
這是個缺氧的時代，詩人們呼吸困難——總不能戴著防毒麵具寫詩吧。可誰能買得起防毒麵具來讀詩呢？一位詩齡很長的女詩人出詩集，出書的資金是由她做生意的女兒墊付的——我問她：“在母親的影響下，你也寫詩吧？”忙於商場征戰的女兒回答：“寫詩？寫詩是太奢侈了!”在現代社會，做個詩人確實太奢侈了——對於其個人的才華而言，也幾近於浪費。我周圍的詩友，罷筆的罷筆，改行的改行——甚至我這篇文字，也是寫詩之餘出於為稻粱謀的考慮。以文養詩嘛。誰叫詩已是嬌貴的寵物？二十年目睹詩壇之怪現狀。一遍又一遍地感歎：要是降生在唐朝就好了，大家慮不會為詩所累了；沒準都混了個一官半職，正詩酒唱酬、彈冠相慶呢——隻等著青史留名了詩人生活在唐朝，怎麼可能孤獨呢——各行各業裏都能找到同誌。
詩人生活在今天，又怎麼能不孤獨呢——照此下去，詩人該像瀕臨滅絕的珍稀動物一樣需要得到保護了，真擔心他們會像曾經不可一世的恐龍一樣最終從這座星球上消失。在唐朝，詩人曾經援助了整個社會。在今天，整個社會都應該來援助詩人——詩人到了需要援助的時候。也許我對唐朝的讚美過於誇張了，我對唐朝的憧憬過於理想化了，這是因為：唐朝才是詩人真正的故鄉，唐朝作為我們民族的黃金時代，賦予過詩人以最高的榮譽和最大的尊嚴。每個時代要能都像唐朝那樣充滿光榮與夢想就好了。詩人要是永遠生活在唐朝就好了。我在幻想中保留著對唐朝的選擇權——這是一個詩人對唐朝的投票權。但在現實中，我隻能如此要求自已：作為一個當代的詩人，努力寫出唐朝的詩篇，向唐詩的境界靠攏一一不要過於責怪社會，社會並沒有倒退，其實是詩人們自己倒退了。黃量叼代昀詩人洋溢著理想主義精神的八十年代是：詩人的!年代。在全國高校，幾乎每個中文係的學生都算半個詩人。我也未能例外。當時我因中學時寫詩小有名氣而被保送進武漢大學，覺得一下子由混沌的塵世進入詩人的樂園。新生人校．照例由輔導員帶領去瞻仰位於櫻園老校舍區的聞一多銅像——因為他曾任武漢大學文學院院長，我們不再叫他老詩人，而改叫他老院長。整個大學時代，老院長都叼著那支著名的煙鬥，坐在山坡上看我們這班後生們寫詩。這也是一種文學傳統吧——武大是一所為詩人樹立有塑像的學校。偌大的武漢，也隻有兩位詩人以塑像的形式站立著——另一個是東湖公園裏的屈原石像。我“野心勃勃”地想：第三尊塑像會留給誰呢？我可要加把勁啊。有如此想法的也許不隻我一人。那個時代的詩人都有類似的雄心壯誌，我周圍的同學，有不少都是在聞一多銅像前宣誓成為詩人的——譬如陳勇、
李少君(後來去了海南)，譬如低年級的邱華棟。我們都是浪淘石文學社的。類似的社團，僅武大就有十來個，各自招兵買馬，舉辦朗誦會，油印詩刊，忙得不亦樂乎。我們常去的桂園咖啡館裏，有售已畢業的校友王家新的詩集——其時王家新在<詩刊》，我們便覺得北京的<詩刊》跟武大有緣，談論王家新像談論一個發達了的親戚。這種親近感是可以理解的。沒準現在，武大的新詩人也帶著同樣的神情談論我呢。
每年春天，櫻圈的櫻花便開了，武漢蘭鎮的市民，成群結隊地到武大校園內賞花——有一條路也以櫻花大道命名。浪淘石文學社，也該舉辦邀集湖北各高校詩人參加的櫻花詩會了。
八十年代的朗誦會，可比九十年代的要闊氣得多——聲號令，千人雲集，有兵團作戰的氣勢。我參與主持的幾屆，由學校派車接來碧野、徐遲、曾卓等老作家擔任評委，評出的好詩都有獎品，且在校報校刊上發表。朗誦者大都是各校的名花，鶯歌燕舞卜——陪伴著各自的詩人逶迤而來，真是才子佳人大聚會。詩會隆重得像選美。難怪那時候詩人多呢，讀者中美女也多一一女大學生們以認識詩人為榮。順便提一旬：曾在櫻花詩會朗誦拙作並獲獎的華中師大“戰地夜鶯”!(校廣播員)孫汀娟小姐，畢業後成為湖北電視台著名主持人。十年一別，偶爾調頻道能重睹她的芳顏，我自作多情地猜測：美人是否還記得我的詩呢？
武大當時在全國領先招作家班——有廖亦武等詩人。廖胡子以酒和詩團結了一批社會上的兄弟。詩壇正鬧“第三代詩歌運動”，按道理最熱鬧的地方應該在四，可四川的詩人極喜愛來武漢串門。成都的尚仲敏編印“大學生詩報”，每期都及時地在武大教學樓前張貼出來，惹得眾人像爭看大字報一樣圍觀。莽漢李亞偉、楊黎從重慶乘船隨流而下來武大找人——敲錯了宿舍門，結果認識了正捧本《星星》在讀的我，暢談一番，還送我一套他們的詩歌資料《非非主義》。那時候隻要知道對方寫詩，就跟在敵後碰上同誌似的。對一下接頭暗號頓時就變成生死之交了。多年之後，我跟李亞偉又戲劇性地在北京重逢了——他搖身一變，已腰纏萬貫，手持大哥大敲我的門，拉我去樓下喝酒。問他還寫詩嗎，他說：詩不寫了．酒
還照樣喝。想當年，李亞偉的一首《中文係》曾使全國各高校的詩人題服。
武大快成了四川詩人的別墅——廖亦武的宿舍就是一大據點。李亞偉、楊黎、馬鬆等遊俠經常不請自來，反客為主地邀我們這些本科生詩人喝白酒一一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不少江湖上的知識。廖胡子捧著個大茶缸慢條斯理地招呼大家，與時代川江上的舵爺極神似。他還邀約亞偉、開愚等人在武大搞過一次第三代詩歌講座，談吐幽默、粗野，像練武場上的槍棒教頭，與平常助教、副教授們溫文爾雅的講學風格迥異，把階梯教室裏的女學生嚇退了不少。他們把綠林好漢的詩風帶進了武大的校園——應該承認，他們使詩歌不僅僅停留在寫作的階段，而接近於行為藝術。他們以流浪漢的形象，對校園詩歌進行了一場嘩變、一次革命。
武大很巧合地成為第三代詩歌運動的一座橋頭堡。廖亦武、李亞偉他們常去法律係的女生宿舍——男5裏有他們一個漂亮的女老鄉。而且跟這個女老鄉同寢室的，還有好幾個漂亮的女同學。據說有一次他們泡得太久了，某女生不耐煩了：“我們明天就要交論文了。”在座的開愚說：“我可以替你寫呀。”女生否信：“你寫得了嗎？這可是國際法專業的。”開愚討來題目與稿紙，一揮而就，完成了一篇談國際法的論文——女生們傳閱，居然沒看出什麼破綻，第二天就如此交差了。由此可見開愚的博學。
這是武大校園裏流傳的一段關於詩人的佳話。第三代詩人，大多是大學生出身，而且天性聰慧，能把死書讀活了。現在看來，一座大學，多出幾個詩人，還是比多出幾個書呆子要強。
1989年7月(八十年代的末尾)，我離開了武大，來到了北京，在中國文聯出版社做編輯。
不知是因為城市的更改還是因為年代的更替，我周圍的詩人越來越少了，甚至我自己——詩也寫得越來越少了，基本上改寫散文了。是否可以這麼認為：不管作為我個人，還是對於中國的詩人群體，都由詩化的歲月進入了散文化的歲月？詩人們的黃金時代結束了。本文是一個武大畢業生、一個退役詩人的回憶錄。但時代是否也會如此這番地回——古阜壞縣檣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