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沒帶鞭子，卻帶著一杆筆。在舊時代皇帝們的宮殿與陵寢旁，我放牧著詩歌的羊群，逐草而食，傍水而居。我一日三匝在北京城裏重複的遊牧，從平凡的生活中發掘出無窮的詩意，從來不曾感到過厭倦。我簡直懷疑自己是遊牧民族的後裔——或許它正與浪子的血統相吻合？隻有浪子才能從流浪中體會到類似於遊牧的心情，隻有詩人才能把生存的苦難升華到美學的境界。我是這座城市裏喬裝打扮的遊牧者，夢是我隱形的馬匹，我空氣中的家園永遠芳革如茵。我是以竄美的態度遊牧於長安街上的。我曾經強調過：我不是遊客，而是牧人這正是一位遠道而來的行吟詩人的遊牧哲學。在精神上我是將這座古都作為一片富饒的草原來看待的，踏花歸來馬蹄香，我的每一次孤獨的遊行都能得到意外的收獲一一一我不斷加深著對北京的感情。這使得我即使置身燈紅酒綠、鋼筋鐵骨的現代化都市，也能詠唱出不施粉黛、力求撫慰人類往事的牧歌。我願意做北京城裏最後一個田園詩人。
雙目失明的荷馬是最古老的行吟詩人，他挾著七弦琴靠賣唱乞討，走遍古希臘的七大名城，終生流浪的結果是產生了《伊利亞特》和《奧德賽》兩部史詩。由此可見，行吟是詩人的遊牧方式，詩人是人類社會的遊牧民族。我也是這樣要求自己在長安街上的行吟的，我願意永遠隻在這座城市裏流浪，我要做一一個自我放逐的浪子。浪子與流浪漢的區別在於，更側重於精神的流浪。浪子永遠在自己的內心流浪——這是一般的流浪漢無法仿效的。流浪又是被迫流浪，麗浪子則熱愛流浪——他把流浪看作某種自由的精神，才選擇了自我放逐。他在流放自己中拓寬了生命本質的美感。浪子體驗到靈魂的流浪(將之視若幸福)，流浪漢隻能感受到肉體的流浪(因而作為苦難來詛咒)。一千個流浪漢裏頂多隻有一個浪子。浪子精神上是沒有失敗感的。流浪又並不僅僅是農業社會的產物。
二十世紀歐美城市文學中仍有流浪漢小說，塑造了都市流浪漢的形象，正如其代表作品叫《在路上》——在路上或許是所有流浪漢性格的主題，但隻有從靈魂裏眷戀在路上的感覺的，才是真正的浪子。有些人從來不曾離開過自己的城池，但靈魂仿佛永遠在路上、在途中狂歌抑或勁舞，這同樣是城市的浪子。世界哪怕再小，也足夠流浪。我聯想到曾經作為沒有國籍的民族在歐亞大陸長途跋涉的吉普賽人(在普希金筆下又叫茨岡人)，人類社會已進化到今天的地步，他們仍然不願舍棄流浪，照樣趕著大篷車候鳥煆在不同的國度與地區遷徙，哪怕靠賣藝、算命、巫術換取流浪的盤纏。
看來流浪也是一種獨特的生存方式(而且是蜀自由的)，在流浪中他仃：才能不斷證明自己的血統，才能實現人生的母大價值。看來流浪真正的流浪者並不是苦行——流浪首先是其無法泯滅的天性，然後才體現為若隱若現的生命軌跡。吉普賽人是世界的浪子，地球的遊牧者，他們使遊牧的概念獲得了空間上最博大的實現。
我隻要做北京城的遊牧者就可以了。這不僅僅是空間上的，更是時間上的遊牧——當我騎著老式自行車一會兒在可並行六輛卡車的環城公路上疾馳，一會兒又抄近路深入四合院地帶窄窄的胡同，簡直覺得在橫穿北京的曆史。我是以倒溯的方式重溫一座城市的傳記。這總是給予我突如其來的靈感以及對古老文明的敬畏。我誇張的文學夢因而獲得穩固的依托，簡直可以像青苔一樣隨著在遍滿歲月齒痕的老城牆上。我行吟的詩篇注定充漬懷舊的氣氛。時光停步，城市的回憶本身散發出比浪子叵頭的境界深奧得多的滄桑感——城市從它榮耀抑或恥辱的刀光劍影、風鳴馬嘶的曠古之夢中驀然驚醒。我遊牧的意義在於把握城市微弱的脈搏，並區別古典與現代的衝突。、又有多少步履匆促的路人願意對此關心呢？他們的興趣更樂於傾注於北京屬於現實的部分，在一座浪漫主義的城市，卻生活著一群現實主義的居民。
城市缺乏的恰恰是遠離功利、超脫世俗的無所羈絆的浪子。浪子是要有夢想的。浪子即使迷路，也是因為夢想而迷路——並非因為自身的無知與愚昧。做個浪子，做個城市的浪子並不容易。我所理想化的浪子，應該充斥著浸透到骨子裏的浪漫，是遺世獨立的浪漫之子，而非一般意義上浪漫的模仿者或臆造者。是浪漫造就了他，而非他創造了浪漫——他在生活中的所思所想、所做所為，都近似於浪漫的化身。他的品質與浪漫水乳交融。包括他與城市的關係，也是浪漫主義者與嗬護了這種浪漫的環境的關係——他從來就不僅僅作為一般的居民或小市民而存在，浪子與小市民在精神上是相對立的。城市的浪子。浪子的城市。城市的浪子注定是在漂泊中謀求變化的．並在變化中實現自身無論場景的變化、周圍人物的變化、時間的變化以及更重要的心情的變化。他隻有在變化中才能得到發展。
浪子的城市則同樣是年輕化的，有衝動與酷愛幻想的氣質，否則它的胸襟就不足以包容如此之多浪漫的人物和浪漫的事件——它的包容性本身就堪稱浪漫的事業。法國的巴黎正是城市浪漫化成功的證明——它真正的青春期應該是在十九世紀，浪漫主義文學與藝術構成它對世界的貢獻。它也因之而永遠地成為人類社會中浪漫主義都市的象征。
在漫長的歲月中，有那麼多紛至遝來的藝術浪子被其收容：從莫泊桑、左拉、巴爾紮克到對巴黎的憂鬱情有獨鍾的波特萊爾，從莫奈、塞尚、梵高、高更到畢加索、野獸派馬蒂斯，從小說家、詩人、印象派頤家、流浪琴師、時裝設計師到花腔女高音，他們不約而同地出沒於貴婦人沙龍、大歌劇院、咖啡館、街心花園以及典雅的畫廊，出沒於現實和遠方的我們的想象中可以說，巴黎的浪漫與光榮有相當一部分是由這一係列舉不勝舉的名字所烘托的，浪子們使一座城市在人類的文明史中出名了‘。浪子們組合的星座也使一座城市在世界的理想中熠熠生輝。
巴黎是屬於遠方的，屬於別人的。北京則是屬於：我的——屬於我的愛情。巴黎是別人的傳說，北京則是我的現實。這座城市使一位遊牧者留了下來，並且還挽留了他的炊煙和歌聲。我在北京的晨鍾暮鼓中圈閱著詩歌的羊群。我是一隻裝滿了夢想的漂流瓶，是哪一片潮汐把我攜帶到這裏又棄我而去？幸運的是，我靈魂的封條被城市果斷的手勢揭開了——長期封閉的夢想因之而獲得愈趨開闊的空間。如同邱華棟在一篇文章中形容我是生長性的作家：“一個生長著的人生活在一座生長著的城市”，我的脈搏與思想逐漸與北京趨於一致。北京是一個詩人夢想的大本營。我青草堵塞的歌喉被打開了，開始詠歎霓虹燈、斑馬線、立交橋、超級市場以及所有屬於城市文明的事物——它們在我心目中恰巧與鍾鼓樓、老城牆、胡同、四合院等古典的意象相映成趣。我是一個在曆史與現實之間行走的夢想家，一個具有雙重性格(懷舊與幻想)的城市浪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