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鎮沂山既是五鎮之首、“阜民生安地德”的神靈之所，又是民風樸實的君子之地。孔老夫子《論語．先進》裏寫道：“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這濃烈而樸實的民俗風情和從容散淡溫文爾雅的人生畫麵，不知吸引過和激動了多少人。順便說，已故作家汪曾棋在世時，曾給筆者寫過一封信，說他崇尚和懷念這種“浴乎沂，風乎舞零，詠而歸”的淡漠而從容的人生，他一世筆墨生涯中如影隨形的愛國愛鄉情懷和浪漫主義理念大概與這種崇尚與懷念不無關係。
山嶽是中華文化的人文精神基因。山嶽文化是中華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的祖先——原始先民最初就是從山林中走出來的。他們麵對的是巍峨壯觀的山嶽和發源於峻山險穀裏的河流，當他們對其高入雲霄的磅礴氣勢、興雲布雨，和孕育萬物的神秘力量感到困惑莫解時，便產生了對山嶽的崇拜。正是這種崇山的心理和對自然的崇拜，導致了原始神話和原始宗教的出現，而神話與宗教又反過來賦予山嶽以神聖性。不僅中國文化中原始性的昆侖神話與後起的蓬萊仙話這兩大精神文化體係，無不與山嶽有著不可分割的關係，而且祟山觀念和山嶽信仰，又一直伴隨著自“帝堯命舜攝位望於山川”、西周救封五嶽五鎮起，到清末、甚至到民國止的漫長的中國農耕社會，給中華文化的發展以巨大的影響。所以，我們可以把山嶽文化看做是原始文明和農耕文明的產物。
在原始宗教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人為宗教道教和從印度傳人的外來佛教，也都紛紛占領名山大川，並吸收中華山嶽文化的精髓為自己的血肉。曆代王朝也接受原始的山嶽文化及民間文化中的崇山理念，建立起適合自己利益和為其服務的上層文化。曆代王朝關於五嶽五鎮的詔令，不絕於縷而又大張旗鼓地進行的立祠、封禪、祭祀（包括望祭、遙祭）等活動，把五嶽五鎮看做是五方、九州的鎮州之物，當做接天通地、國土完整、江山永固、國運綿長的象征，作為東西南北中五方和五行觀念的體現，賦予這些聖山以深厚的人文意義，也因而建立了曆代王朝都洛守不渝的國家常祀之禮。
由於自然祟拜勢力的強大，我國始終停留在民間信仰的階段，而沒有形成一種國家宗教。這其實是我們民族的一個局限。山嶽崇拜始終以原始信仰觀念的形式出現於民間，或被納人國家行政禮法之中。但隻要剝掉其神秘虛幻的宗教形式，我們還可以看出，在這種民間信仰背後的樸素的唯物的思想基礎。如曆代在解釋何以要崇拜和祭祀山川時，都是說：“能興雲雨、施潤澤，一方之民，禮望秩於山川。”（明代沈純中《遊南鎮記》）正是以五嶽五鎮為代表的高山“興雲雨、施潤澤”於一方百姓的功德，使包括老百姓和士人階層生出許多聯想，將其比之為或稱之為能夠綿延後代的“子男”（西漢劉向語）。這種觀念既吸收了原始的生殖觀念，又體現出男權中心的社會背景。這也許就是山之為鎮的含義所在吧。
五鎮文化容納著和整合著上層文化與下層文化。但現代以來，有關五鎮的許多曆史遺跡，多遭破壞。五鎮文化在當代青年一代中幾近無聞。改革開放以來，排除了“左”的思潮的幹擾，思想解放，處處生機盎然。作為文化遺產的五鎮，在新的時代裏煥發了生機，有的被列為曆史文化名城或重點保護文物，有的成為文化旅遊的資源，其所在地區經濟有了不同程度的飛躍發展。隨著社會的進步，思想觀念的巨變，五鎮的功能也發李了重大的擅變。五鎮文化的魅力沒有減退，理應在新的曆史條件下得到繼承與發揚。如今，五鎮作為旅遊文化資源，已在不同程度上，甚至是急功近利地被開發著和利用著，但作為中華文化組成之一的地域文化，特別是長期農耕社會養育形成的農耕文明的特色和內涵，卻研究得遠遠不夠。在一個急功近利的時代裏，這不能不使人徒增一份焦慮。
2006年I月15日
酒之女神
酒與文化人從來結下不解之緣。上個世紀20年代曾參與創立“彌灑社”的文壇名家胡山源先生編過一部《古今酒事》（世界書局1939年），把古今酒事，盡其可能地搜羅其中，不僅給讀者提供了知識和談資，而且對酒文化的延續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誰也沒有想到，60年後的今天，酒文化再次在文化界文藝界興起波瀾。讀叢維熙兄近作《酒祖之辨》，也耐不住就酒祖這個饒有興趣的問題饒幾句舌。
酒在中國的起源甚古。世言酒之所自者，歸納起來大概不外三說：一曰儀狄始作酒。蜀漢學者誰周《古史考》曰：“古有醛酪，禹時儀狄作酒。”《世本》曰：“帝女儀狄始作酒醒，變五味；少康作林酒。”儀狄，與禹同時代人。還有比儀狄更早的說法，認定酒起於堯舜的：“堯舜千鍾，孔子百機，”（漢代孔附《孔叢子》）；“千鍾百瓤，堯舜之飲”（東晉葛洪《抱樸子·外篇》）。二曰始自炎黃。晉代江統《酒浩》：“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成之帝女，一曰杜康。”宋代羅泌《路史》卷十二注雲：，“《黃帝內傳》有王母之酒，而神農為酸酪，其來尚矣。”三曰天有酒星，酒為天乳（《春秋緯》）；“酒之始與天地並矣”。此三說都屬於神話傳說，均非信史。而三說中，以儀狄作酒的神話傳說流傳最為普遍。
儀狄始作酒醒，出於《世本》，又見於《古史考》、《呂氏春秋》，卻不見於經典。盡管宋人竇野曾對上述三說提出過質疑，盡管儀狄之名未見於經傳，而儀狄始作酒醒之說，仍然能跨越千百年的曆史空間，至今不衰。
專家認為，果酒的出現在舊石器時代，穀酒的出現則在新石器時代。中國酒之起源以神話傳說為據，引起懷疑固多，但細想想看，中國的上古史又怎麼樣呢？中國上古史的神話化和中國神話的曆史化，不是惹出了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疑古派的一場學術官司嗎？即使到今天，中國上古史的某些假說，也不見得有了考古發掘的充分支持。況且，民族學家淩純聲先生在神話傳說的基礎上，證之以曆史的、民俗學的和民族學的比較材料，最終認定酪（木酒、果酒或馬奶酒）、酸（嚼酒）、醒（饅飯發酵，“空桑穢飯”）、毯（草酒或藥酒）是中國的四種原始古酒。於是酒之起源，與神話傳說暗合。而儀狄始造酒醒之說，也就有了幾分可信。至於曆史上是否真有儀狄這個人物，那是不必細究，也細究不了的。至於魏武帝“何以解憂，唯有杜康”之名言，並不說明杜康是酒的最早發現者或發明者。晉代陶淵明在《述酒詩·序》裏說：“儀狄造酒，杜康潤色之。”這“潤色之”三字乃“完善之”的意思。
如果一定要對酒的發現分個先後，那麼果酒可能是最早被發現的酒類。著名發酵化學家魏雖壽先生給人們描繪了一幅圖景：“古者地廣人稀，於果實盈野之域，不須幼勞，俯拾仰攀即可得食。然因一年之中，氣候變遷，不得不略事貯藏，以備匾乏。曆相當時間，前之累累滿罐者，今已醉然酒矣。蓋果皮上附有野生酵母，使果實中糖類發酵而為醇也。先民想此現象，乃模仿之以釀酒，是殆酒之始乎？”
嚼食喂兒是母親的職責，嚼剩的食物發酵而成酒，自是女性的“專利”。正如原始製陶是女性的發明和專利一樣，嚼酒也始自於女性。《周禮。天官》：“酒人，女酒三十人。注：女酒，女奴曉酒者。”儀狄正是這樣的一位“女酒”，一位造酒的女神。
關於儀狄的身份，有不同的說法。一說是帝女：“酒之所興，肇自上皇，成之帝女。”一說是夏禹之臣：“帝女令儀狄始作酒醒。”以愚見來看，酒之女神儀狄，可能是母係社會的一位發現了酒或發明了酒的能工巧匠，或如《周禮》注所說的是夏禹王朝的一位善於製酒之女奴。說帝女令儀狄作酒醒，有一定道理，在此，儀狄是一個帝女（或曰天帝之女，或日帝禹之屬臣．）支配下的“酒人”、“女酒”。《戰國策·魏策》的作者說“梁王魏嬰筋諸侯於範囊，酒酣，請魯君舉筋，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日：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遂疏儀狄”，則把個發明（現）了酒的女神儀狄，寫成了一個用酒引誘和迷亂帝王的女魔，把以酒亡國的罪名強加到了她的身上。這說明社會發展進人男權社會後，婦女的社會地位急劇下降了，陷於被貶抑和被壓製的地位，社會觀念也因而發生了變化。
寫到這裏，筆者不免要問：在一些世界著名古文明中，女神的地位往往極其顯赫，常以神話傳說和造型藝術為依托，將她們的身影和業績、美麗和智慧傳之後世，而唯獨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女神何以竟然沒有一席地位？連一個發現（發明）了造酒的女神儀狄，也妄加懷疑，甚至把“以酒亡國”之罪，也橫加在她的身上，使她變得汙穢不堪。嗚呼！中國的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太過漫長了，在曆代統治集團的羽翼和支持下的儒家思想體係太過強大了，在他們的“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論語·陽貨》）的哲學觀與社會觀下，曾經作為人類曆史上無法跨越並對人類文明起過重要作用的母係社會及其眾多領域裏的女神，包括酒之女神儀狄，幾近掃蕩以盡，湮沒無聞了。女性不過是男權的工具，堂堂正史怎麼能給女神以“文化英雄”的地位呢？
要恢複女神的本來麵目，隻有依靠原始文物和口碑文學——神話了。以文物而論，距今七千年前的磁山文化遺址不僅發現了糧食堆積，而且發現了類似於後世的陶製酒器。山東營縣大墳口文化遺址發掘出一套距今五千年的陶製酒器，包括煮料用的陶鼎、發酵用的大口尊、濾酒用的漏缸、貯酒用的陶甕和飲酒器。酒最初是用來祭祀神抵，故祀神成為酒的釀製的推動力。當然人類自身也要享用。可以推想，飲酒固然不限於女性，而根據世界範圍的資料，製陶卻常常是女性的事。那麼，這些原始陶質酒具自然也出自女性之手。
2002年6月17日 I－卜口、』Lr，、進，、竺口，
仁竺竺卞軟柑衛霆淚一少厄
友人L兄喬遷新居，邀請我和幾位老友小酌。大家對他新居的寬敞和舒適讚不絕口。昨天剛看過曉劍和郭小東執筆的《老三屆——與共和國同行》係列電視片，思路還沒有從那片子裏記錄的知青的悲槍命運中解脫出來，很自然地就把L這個60年代初被發送到邊a去的大學本科畢業生的身世，與“文革”中的知青的命運聯係起來。心想，如果不是遇到改革開放的年代，不用說這樣高檔次的房子，他恐怕至今還被遺忘在遙遠而又遙遠的邊疆大山皺褶裏呢。我真心地為他晚年的好運祝福。
我們圍坐在豐盛的餐桌旁，舉杯恭賀他的喬遷之喜。實際上也是為他順利的命途。不曾想到的是，L兄倒先舉杯向我道謝，為的是20年前我在工作崗位上時，曾把素不相識的他，從遙遠的西藏調到了北京，從此改變了他後半生的生活道路。時間泯滅了一切，L兄卻還把塵封已久的區區往事牢記心頭，又在如此場合下向我當麵致謝，對我來說，實在是既受之有愧又深為感動的。酒酣耳熱，不覺想起歐陽修有詞曰：“十載相逢酒一危，故人才見便開眉；老來遊舊更同誰。浮世歌歡真易失，宦途離合信難期；尊前莫惜醉如泥。”當今人世間的“浮世”與“歌歡”之易失，甚至比歐陽修的時代更甚。“十載相逢酒一危”，卻原來，還有個“開眉”的“故人”在。眼前的L兄便是。
改革開放以來，看到許多為人師表的同齡友人，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的碩士生和博士生。這些學生不管有了多大的成就，甚至超過了老師，或做了高級官員，可一旦來到老師麵前，依然是那樣恭謙，那樣敬愛自己的老師。我們做編輯的卻不同。“為人作嫁”幾十年，雖然從來不敢輕言經自己的手培養了多少知名的作家或評論家，但坦率地說，有些現在知名於世的作家或評論家，在關鍵的時候，如果沒有我們這些“人梯”助他一臂之力，也許他終生還是不為人知的芸芸眾生中的一員。這樣說，一點兒也沒有貶低農民、工人和職員等普通公民，抬高作家評論家的意思，也不是危言聳聽，隻是說，機遇對於一個人來說是重要的。可是這些知名的作家或評論家在成為知名之士後，卻壓根兒忘記了那些在他成長道路上曾對他有過幫助的人，他們似乎不需要什麼老師和朋友，他們信奉“天生我材必有用”，他們天生就是著名作家或評論家。也許這就是俗話說的“文人無行”吧。
事情也不盡然。在我的書筐中，還保留著一些後來成為知名作家的當年青年作者朋友的，或由於某種原因在不順環境中得到我們這些編輯們些微幫助的知名作家的信件。如已經成為故人的同齡作家張弦，以及當時還是青年作家的何士光、陳國凱等。每當翻閱這些紙質變黃了的信件，讀著那些流露著對幫助過自己的人的熾烈情懷的詞句，常被那種人間的真情所感動所陶醉。這些詞句所透露出來的，正是在不斷式微中的和泯滅中的中國式的仁義觀念和倫理觀念。我在198。年第一次讀到何士光的作品，曾在一個內部簡報上寫到他“善於刻畫人物，文章平中見奇，筆底很有功夫，是一位很有潛力、很有前途的短篇小說作者”，後來又寫文章評論過他的小說《鄉場上》。20年後，在一個筆會上，當我見到已是貴州作家協會主席的何士光時，他帶著夫人來到我的麵前，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錫誠老師，您永遠是我的老師！”我不知所措地連忙解釋，我並沒有為他做什麼。不久，又遇到一個令我感動的場麵。不久前，在四川德陽參加一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討論會時，一位年齡長我們一輩的部隊老作家站起來激情滿懷地對在場的《人民文學》雜誌副主編、老編輯崔道怡說，我的第一篇小說就是經您的手發表的，您是我永遠不會忘記的老師！老崔同樣也被這突如其來的稱呼和謝意弄得手足無措。
《詩經·大雅·抑》雲：“投我以桃，報之以李。”荀子·大略》：“推恩而不理不成仁，遂理而不敢不成義。”在中國傳統倫理中，記住他人（父母、師長、師傅、朋友）對自己的恩，而在自己往後漫長的生涯中的某個時候，特別是當他的老師、師傅、朋友等陷人困境需要援助的時候，一定要竭盡全力去回報，乃是一種德行。盡管我們中國人在報恩之上還有一個高高在上的“仁”字存在。那些忘記父母的養育之恩、老師的教育之恩、朋友的幫助之恩、上峰的提攜之恩，甚至在危難之時對自己有過救命之恩的人，終生都會被指責為不仁、不義、不忠、不孝之徒。當代羨國著名文化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在《菊花與刀》裏比較日本和中國的倫理觀念時說：“恩是一種債，必須予以償還。”“‘記住一個人的恩’可以是互忠互愛之情的一種純真流露。”而一個人的“德行始於他積極地獻身於報恩行為之時”。二這應該是我們在社會上判斷一個人是否有德行的重要標準。那些成了名、有了一定社會地位的作家評論家，還能記著在某種個時期曾對他有過一點幫助的編輯，哪怕是些微不足道的、不值一提的幫助，並對他懷著敬重的情懷，至少說明中國傳統的優良的倫理和道德，並不隻存在於師生、師徒關係之中，也仍然在被稱為“文人”的這一類創作知識分子中間被洛守著，這就不能不令人感到釋然和欣慰。
1999年1月3日
溫馨的憂慮
騎自行車串北京，是再理想不過的代步工具了。進出那些狀如毛細血管、曲裏拐彎的胡同，靠腳掌能走多少地方？往前推個五六年，能騎上自行車去串任何想去的胡同，甚至去並非胡同而叫什麼莊啦、店啦、營啦、橋啦的郊區，最遠的，往東到過麥子店，去換煤氣本，往西到過香山，去參加會議。有一次，為看望老詩人田兵，還曾從我住的安定門外，穿越一條橫亙東北角到西南角的城市對角線，到過六裏橋。近十年來，城市擴建，危房改造，市區變得太快太大了，要想再騎車到青年群體聚居的地方，如望京新區等地，連想都不敢想了。
我到北京後最早住的地方，叫芳草地。那是一座糜集了許多文化人的宿舍大院，坐落在朝陽門外。這種機關宿舍大院，是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近郊突然冒出來的，一種景觀，由一排排平房組成，像是學生宿舍，又像是兵營，與四合院和胡同的城市風格大相徑庭，不僅沒有任何建築學和民俗學上的意義，尤其與中國文人的本性極不相合，所以後來也就逐漸廢棄不用了。要說這芳草地一帶，我們搬來的時候，已沒有什麼薑美芳草了，還多少能顯示老北京城風韻的，是近旁的一條神路街和若幹小胡同。顧名思義，神路街是東嶽廟門前的一條神路，因新中國成立後北京東嶽廟一直被公安局的某單位占據著，於是香火不再，神路蕭條，兩旁因進香而衍生的香紙瓜果一類商鋪攤點，也就絕跡了。而我們這些外省人隻能憑顧I剛先生1924年寫的《東嶽廟遊記》等文章去想象這座始建於元英宗至治二年（1323年），除泰山東嶽廟外全國數第二的東嶽廟的盛況了。好在新中國成立後擴建朝陽門外大街時，不知是哪一位有遠見卓識的人士出的主意，把廟門外、神路盡頭的那座寫有“帝柞永延”四個金色大字的高大牌坊完好地保存了下來，使過往的人們還能想象得出昔日的繁盛與輝煌，盡管它置身於車水馬龍的馬路旁邊，顯得有些孤獨而寂寞。
北京的四合院，是老北京人的家園。所謂老北京人者，成分也很複雜，有清朝統治民族（包括貴族）的遺民、發了財的外省買賣人、不同時期的官員及其後裔，當然也不乏收入微薄在底層掙紮的城市貧民，幾如鄧友梅筆下的“畫兒韓”那樣的落魄者。我等外省人大量湧人是新中國成立後的事，這些人盡管居京生活也有半個世紀了，除了為數不多的曾因各種原因在四合院裏住過長短不等時間者外，大多數不屬於四合院裏的人，也就是說不是老北京人圈子裏的人。隨著人口的膨脹和年久失修，四合院已經承受不起生命之重，多數成了擁擠而雜亂的大雜院，在風雨剝蝕中顯出垂垂老矣的病象，唯獨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過各種政府高官們居住的那些四合院，依然顯示著高深莫測的威嚴和蓬勃的生機。
半個世紀來，北京大規模地進行舊城改造，已有好幾個回合了。由於不是采用古城羅馬那樣的模式，即在保留古城之外另建新城，而是采取舊城改造的思路，故在每一次大規模的改建工程啟動時，都不免會在建築界、文化界乃至思想界攪起或強或弱的惋惜和憂慮的聲浪。屬於文物的，國家有明文保護，一旦發現或確認，大半是能夠采取種種辦法得到保護的。但記載著北京曆史和寄托著北京神韻的四合院和胡同，一片片，一簇簇，傾紀於無聲無息之中，怎麼能不在人們心中激起波瀾呢？眼下這一次舊城改造浪潮，規模最大，顯出摧枯拉朽之勢。北京市政府宣布了經專家論證劃定25片為保護區，在此之外，便到處布下了“拆”和“建”的戰場。前些天，兒子開車拉著我們夫婦倆走馬看景，從廣渠門沿著欄杆市、東花市轉到祟文門，麵對著新馬路兩旁那些正在拆毀之中的老舊住宅，第一次感受到了“窮崇文”的真正含義，的確也該“舊貌換新顏”了。再從北京站沿南北小街往北，原來狹窄的一條小街（實在是條胡同），突然間變成了一條通衡大道，兩旁那些矮小的四合院已被拔地而起的樣式新穎的居民樓所代替。這條路，過去幾十年間，上下班、串朋友，不知騎車走過多少次了，哪裏有溝、哪裏有坎，閉著眼睛都能感覺得到。平民百姓住的那些大雜院連同一些達官貴人住的豪宅，隨著現代化的鏟車的隆隆聲成為塵土童粉，實在也是沒有什麼可留戀的。倒是文壇宿將夏衍和“文學先生”王蒙先後在北小街住過的那座四合院消失得無影無蹤，頗讓我心頭感到一點惆悵。
我曾讀到蕭乾生前寫到翠花胡同的北新書局，周明寫到張天翼、陳白塵、沈從文等住過的小雅寶3號，駱文寫到何其芳住過的西裱措胡同36號，等等，都不過是少數文人心中的記憶罷了，不會有更多的人關心和掛念。如今劃定的25片老居住區如真能完好保護下來，北京人也該當感到欣慰了。在這個到處都是故事的都城裏，真正讓北京平民掛牽和懷念的，是那些值得紀念的處所。記得前年吧，西直門內大街八道灣11號魯迅故居麵臨拆遷，媒體上在“留”與“拆”上發生了爭論。學界說，那所房子是魯迅於1919年2月賣掉紹興的祖業後親手購置的，在那裏住過幾個月，並在那裏寫了名著《阿Q正傳》，故應予保護；而魯迅的兒子周海嬰則起而反對，說後來為大漢奸周作人所霸占，因而便與魯迅無關了。我想起40年前，曾去過那裏好幾次，是去拜訪宗教學家江紹原先生。南房裏住著周作人，那時他在派出所的管製之下，雖然常以周啟明的名字寫書、譯書、出書，但平時很少露麵。北房裏住的就是江紹原，由於坐北朝南，陽光充足宜人，但他的兒子癱瘓在床，這位被媒體稱為中國的保爾·柯察金的兒子有堅韌的毅力，堅持在床上翻譯了很多外國農業著作。進門便是兒子的病榻，故當時是科學出版社編審的江紹原沒有可能擁有一個像樣的書齋，白天不是到朝陽門裏出版社去上班，就是到北京圖書館去看書，很少在家裏。八道灣這個院子原來很大，是三進院，是周家三兄弟的，抗戰勝利後國民黨政府將周作人的房子收走了，我見到的周作人住的好像是偏院。庭院裏樹木花草扶疏，環境仍然很是幽靜。江紹原是怎樣住過去的，不得而知。他是“苦雨齋”四大弟子之一，是周作人多年的朋友，我想他住的很可能是周作人的房子。應不應該加以保護，當時曾成為很多人關注的熱點。周作人當年把魯迅從這裏趕出去，固然是周作人的不仁不義，如今要把這個誕生過《阿Q正傳》的魯迅家園拆掉，不也是讓人心裏堵得慌嗎？2008年的奧運，對北京來說，是一次曆史的契機。城建和城改快步提速，不免有些眼花繚亂。古都巨變，自然是好事，但林立的高樓大廈，卻在改變著人們的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在改變著北京城的神韻和北京人的心態。住在同一層樓的鄰居，形同陌路，行色匆匆，不關心他人，也許將成為新的城市風尚。但願這是一種溫馨的優慮吧。
2003年6月16日
叩問樵漁
綠色生態，如同陽光和雨露一樣，都是大自然給予人類的恩惠。人類無法破壞陽光，無法阻遏雨露，人類卻能毀滅綠色生態：砍伐樹木、破壞草原。毀滅的主要手段，最嚴重的，莫過於普遍而長期的樵漁生存方式。
作為人類的生存方式，樵漁是無法超越的選擇。因為人類生存在曆史中，受到曆史的製約。樵以繼火、漁以果腹，甚至成為詩人們讚美的一種境界。我們的祖先固然享受過樵漁之利，香火得以傳遞，民族得以生息，生產得以發展，而我們的先祖卻也早就認識到了樵漁之害。《呂氏春秋·義賞》就警告說：“竭澤而漁，豈不獲得，而明年無魚。”這是一種樵者漁者無法超越而哲人獨有的對人類自身命運的憂患意識。
我們不能怪罪古人沒有為我們這些後人著想，亂砍濫伐、亂捕亂撈，致使我們生存其中的國土資源的相當地區麵臨著日趨嚴重的荒漠化的威脅。近年來，國家推行退耕還林、退耕還草、植樹造林、恢複生態等一係列政策措施，說明我們國家已經走出了認識的誤區，隨著這項重大國策的落實，經過若幹年之後，我們的國土麵貌、我們的生態環境，肯定會發生很大的變化和改善。但要把政府的、哲人的思想，變成億萬民人的思想和行動，卻也並不是一件輕而易舉的事情。截至去年這個時候，北京市派出的由多種學科的科學家組成的考察團在遠郊區和毗鄰的河北北部的一些山區考察的報告，僅見諸報斷的內容就透露出，由於居住的分散，生活條件的製約，甚至氣候的製約，依靠樵漁生活方式的農民、山民、漁民、果民，還大有人在，每家每戶還要靠自然吃飯，還不得不在夏秋之際把山上的林木砍伐回來，以備常年生火做飯、冬季取暖之用。古人所描繪的和擔憂的那種“塹壘木樵，校聯不絕”（《漢書·趙充國傳》）局麵，仍然在這些地區延續著，演出著，幾乎沒有什麼變化。對於當地居民來說，他們生於斯長於斯，世世代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天經地義，沒有別的選擇。科學家們給了領導機關，也給了我們一般老百姓一組驚人的數字：每家所擁有的這種備用的做飯取暖的木柴，大約有2萬株之多，其數量相當於20畝麵積山林所承載的林木。僅豐寧縣小壩子鄉1354戶農民，每年就要砍掉27萬畝山林，遠遠超出他們按照常規計劃10年造林的數量！科學家們描繪出的景象是：樵漁生產方式是目前導致生態嚴重惡化的一個重要危害因素。他們提出，要想根本改變北京及周邊地區的環境和氣候，整體移民無疑是一大上策！
不管政府對此如何看待，選擇如何舉措，在筆者看來，科學家們的建議也許是一個睿智的方案。最近從電視上得知，寧夏已開始對嚴重沙化地區的居民，實行整體搬遷的移民措施，此舉固然艱難，但既可使居民安居樂業，又可使沙原得以休養生息。而這種依靠樵漁方式而生存的地區和民眾，在全國還所在多有。退耕還林、退耕還草，並給予經濟補償等一係列政策，固然十分正確而及時，深得民心，對於改變樵漁生活方式會起到決定性的作用。但在筆者看來，要使億萬人民對這種延續了幾千年之久的樵漁生活方式的危害有所認識，斷然走出樵漁，從而在我們這一代將其終結，也許是一件更難的事。認識的改變，思想的超越，絕非易事。任重而道遠，還要下更大的工夫呀！
2002年3月22日
落木蕭蕭
落葉是秋天的表征。每當樹冠上那一簇一蓬的綠葉變紅、變黃，再變枯，在蕭瑟秋風中，從搖曳的樹枝上一片片飄落下來時，人們總不免要歎息：秋天到來了！回想孩提時代，每天早晨天蒙蒙亮就要起床，趕快拿起竹耙子勤大路旁那一行行高大的柳樹或楊樹下把落葉摟抱回家，碼垛成柴火垛，以備冬季燒飯取暖之用。那時絕無什麼欣賞落葉之美的雅興可言。
上了中學，鴻蒙初開，倒是有一點兒收藏落葉的雅興了。在生物老師的開導下，同學們爭相到校外樹林裏尋找形狀上好的樹葉（多半是撿來的落葉）夾在書本裏，使其平整陰幹，巧手製作成植物標本。鄙學生盡管冥玩不靈，也還是做過幾片，可惜後來再沒有機會去欣賞它們的美，回想起來，真是人生一憾。
上了大學，來到京華，研讀俄羅斯的和西洋的古典文學名著，特別欣賞俄羅斯畫家列維坦的著名油畫《金色的秋天》，白樺樹上金黃色的樹葉和森林裏遍地的落葉，就似乎長進了許多，聰明了許多，也才發現那些落葉的意義，不僅在於秋收冬藏的層麵上，還有形而上的美存在於其中哩。
我們的古典詩人對落葉（木）的感受和情趣，不像俄羅斯人富有浪漫主義的想象，卻浸透著中國文化的獨特情懷，既有落木蕭蕭的歎扼，也不乏對落木的詠唱。宋代詩人黃庭堅的《登快閣》：“癡兒了卻公家事，快閣東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夭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為佳人絕，青眼聊因美酒橫。萬裏歸船弄長笛，此心吾與白鷗盟。”雖然作者曲折地表達歸隱山林的無奈，但這“落木千山天遠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的意境，卻一點兒也感覺不出落木蕭蕭的淒涼！
凡此種種，還都屬於通過藝術得到的間接體悟，而不是從現實生活中得來的直接感受。自從我的住處搬到地壇公園附近20年來，幾乎每天都要和我的老伴一道到這座皇家公園裏去散步。而每到秋天，則必到公園北門直通方澤壇的甫道上，去欣賞那兩行高大茂盛的銀杏樹的金色樹葉和鋪滿甫道的落葉。一眼望去，在林間的那一路金黃，未免叫人生出許多莫名的遐想來。我相信，那踩在足下鬆軟如毯的滿樹滿地的金色黃葉，絕不亞於列維坦油畫裏的斑斕色彩！我由衷地讚歎公園的負責人和清掃工，他們是些深諳園林和藝術的美的使者，他們一年四季負責園林的清掃工作，唯獨到了落木蕭蕭的秋天，卻不再清掃，而讓那些金黃而燦爛的落木，鋪撒在那條筆直的大道上，一片又一片，一層又一層，讓遊人們能夠在這地毯似的葉蓋上去體味美是什麼。白樺樹，因作家畫家們的描繪而成為俄羅斯文化精神的象征，而銀杏樹呢，難道不因其特殊的生命力而堪稱中華文化的象征嗎？
近些年來，在金錢的驅動下，地壇公園每隔十天半月就要舉辦一次大型活動，有的是推銷滯銷產品的博覽會，有的是甩賣積壓日久的圖書展銷會，即使秋冬之日也難得少有停息。每逢這些活動舉辦之日，原本寧靜的皇家園林裏，變得買賣興隆，人聲鼎沸，連汽車也風馳電掣，塵土飛揚，昔日那條被金黃色銀杏落葉覆蓋著的甫道，那片幽雅寂靜的角落，已不複見，詩情畫意也好，國色天香也罷，都在擁擠的人群的雜遝腳步中，被踐踏得粉身碎骨，被茶毒得淒慘哀鳴。那落葉與色彩構成的中華文化的意蘊象征，也隨之無言地消失在金錢當家的時代潮流中了。嗚呼！
2002年12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