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輯
留住傳統
庚辰春節逛東嶽廟會
北京庚辰春節過得特別隆重，大概是因為龍年與千年碰到了一塊兒的緣故。即將過去的這個千年中畢竟隻有9個龍年，更何況是最後一個龍年。這種千載難逢的曆史機遇，誰不願意抓住呢？事業家們願意借此做點善事，政治家們願意借此留下美名，企業家們願意借此斂錢發財，老百姓們願意借此求得吉利。為此各界固然做了很多燦爛輝煌的大事，包括建了個中華世紀壇，中央電視台舉辦了個耗資巨大但勞而無功的春節聯歡晚會，等等。在我看來，最容易紅火煽情、最與老百姓貼近，能使他們得以從一年來的緊張勞動中舒緩一下筋骨並釋放掉由於種種原因（包括下崗待業）而鬱積於心的積怨的，莫過於廟會了。在往年舉行的白雲觀廟會、龍潭湖廟會、地壇廟會以外，今年又有東嶽廟廟會等加盟其中。從春節到元宵節期間，廟會數量之多、規模之大、花樣之新、氣度之盛，大概是新中國成立50年來無法比擬的。連東安市場這種輝煌的“廟堂”裏也辦起了土裏土氣的廟會，黃包車也大搖大擺地穿行在商廈大廳之中。何曾有過？何曾聽過？
可不要小看了那被“士人”瞧不起的廟會，隻要翻翻中國曆史的老賬，就得承認，廟會曆來是政治清明、社會安定的一個重要標誌，曆來是給一個城市帶來永久聲譽的重要因素。而且此類民俗活動，也對社會的安定和國民的凝聚力起著相當的整合作用。
由於剛讀了我的老同學王之梁兄寫的一部三卷以老北京為題材的長篇小說，其中有關老北京民俗生活的篇頁，娓娓道來，如數家珍，連我這個多少研究過點民俗的人也頓生自愧弗如之感啃。破五那天，竟然也老夫突發少年狂，相約上另一位正沉浸在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的老朋友、現任北京大學博上生導師的李明濱兄，一起到東嶽廟去看看剛恢複不久的七十二司、送子娘娘殿和那裏熱鬧的廟會。兩三年前，東嶽廟剛恢複時，博物館館長何放先生曾邀請包括鍾敬文一史樹青在內的一批首都的民俗學家去開會談建館意見，筆者也有幸泰列其中。兩年過去了，這次進了廟門，稍事瀏覽，便被主辦者的新意奇想吸引了。本屆廟會的創意，並不以招徠商販、咳三喝四、賺錢撈利為主，而設計了以“福文化”和“龍文化”為主題的廟會內容。祈福心理是普遍的一種人生追求，通過一定的方式使人們的這種心理得到滿足，使其心理達到平衡，精神得到升華，對於個人或社會，都是有益而無害的。在“福文化”的旗號下，遊客們紛紛在橫幅上簽名和留言，購買“戴福還家”的福牌，等等，既富有中華文化的內涵，又切合民眾的心理要求。君不見那密密麻麻掛在樹上和東嶽大帝廟堂牆上的紅方“福牌”，給人一種怎樣的喜慶歡樂祥和康寧福社的心靈感受。而那“龍文化”展，盡管展品並不很豐富、闡釋也未必都很精當，通過不同時代、不同造型、不同風格的數量也很有限的龍繪畫、龍圖案、龍建築藝術的陳列與解釋，仍然能夠給遊客以文化和曆史知識，滿足人們希望了解龍年文化意蘊的渴望。東嶽廟廟會的舉辦，在北京市雖然起步較晚，卻給傳統廟會在當代條件下如何發展，提供了有益的啟示。
但庚辰北京廟會也並不都是成功的。地壇廟會離我的寓所近在咫尺，舉步便到。因此每年都要帶著小外孫女去逛，幫助她感受傳統文化的精深妙蒂，然每年都是高興而去，掃興而歸。今年的地壇廟會仍然名之曰“文化廟會”，卻除了在方澤壇北麵的中蟠表演和幾個小戲小品演出外，稱得上是“十年一貫製地”既沒有“文化”，更沒有絲毫創新。豐富多彩而又十分駁雜的北京民俗文化，在這裏幾乎沒有地位，不僅相互有別的郊區傳統花會聖會缺席，就連市區的一些傳統花會也沒有到場。我想，稱其為一個沒有文化的“文化廟會”似乎更為恰當。攜老扶幼擁擠不堪的人流隻好在林立的攤販爐灶之間串行，隻圖個熱鬧而已。小吃的油汙隨處亂潑亂灑，廢棄的碗筷垃圾遍地狼藉，異味達到了嗆人的程度。公園管理方麵為了撈錢，大量招商，以至遊人所至，去年花費巨資剛剛種植的草坪也幾近被夷為平地。廟會剛結束的那幾天，公園內的幾條主要通道上油汙遍地，臭氣熏天，令我輩常年在此晨練的市民們望而卻步。無怪乎《北京晚報》在廟會還沒有結束時就迫不及待地發表文章，對其提出了非議。
這裏引出的問題是：民俗文化的價值判斷——廟會向何處去？
廟會的形成和延續，受著一定的生活方式與精神需求的激發和製約。生活方式和精神需求是發展的，民俗也就是變易的、流動的，而不是僵死的。但這種變易是按固有的規律發生的，不是按某些人的意誌或金錢和資本的驅動發生的。廟會的改造，不等於把傳統的民俗文化遊藝等當做有害的文化被驅除。回顧社會動蕩的晚清時代，在反孔、反迷信的大思潮中，也曾經出現過打倒泥胎、搬倒神像一類的過激行動，結果如何呢？後來信神信鬼的迷信不是又恢複如初了嗎？“文革”中不是也以急風暴雨式的手段破除過“四舊”嗎？結果如何呢？一進人改革開放的時代，人民生活稍微安定下來，那在“四舊”之列的造神修廟燒香拜佛算卦求簽之風，不是又悄悄地死灰複燃了嗎？為什麼？歸根結底，是因為人們的科學認識水平並沒有提高，掌握和支配自己命運的能力並沒有提高。如我們的老祖宗馬克思所說的，暴力是不能解決精神的問題的，解決精神領域的問題隻有依靠精神的武器。暴力不能解決精神問題，同樣，權力和“錢老大”也不是解決精神問題的武器。
這裏好像牽涉到“移風易俗”的方針了。問題不是不要移風易俗，關鍵是移風易俗的目的是什麼，“移”什麼樣的“風”，“易”什麼樣的“俗”。曆史上最早提出“移風易俗”口號的思想家們的意圖，是在於改造國民的精神，加快國家的進步。戰國時期的荀子（約前313一前238）說：“樂行而誌清，禮修而行成，耳目聰明，血氣和平，移風易俗，天下皆首，美善相樂。”他提出的是一個理想的社會模式，而“移風易俗”乃是這種社會模式的一個中心支點。到了他的學生，秦朝的思想家李斯，也曾提出“孝公用商軟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的治國方略。達到“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的手段，不是別的，也是“移風易俗”。過了兩千年，晚清的維新派思想家黃遵憲，再次提出“治國化民”、“移風易俗”的主張，並與徐仁鑄、譚嗣同等在湖南率先成立“不纏足會”、“延年會”等，身體力行推行民俗改革。現在我們仍然沿用這個口號。不同時代的思想家的意圖卻是一致的。
移風易俗，具體到廟會上，既不是要不分善惡不分良芬，對一切曆史上傳襲下來的民俗事象，持抱殘守網的態度；但也絕不是把老百姓喜聞樂見的傳統民俗和遊藝都革除掉，更不是唯賺錢為上。廟會原來是指與古代的宗廟社郊有關的祭祀和遊樂活動。現在我們已經將其改造成為以群眾文化娛樂活動為主的農曆民俗節日，應該提倡合乎中華文化傳統而又於群眾、於社會有益無害的風俗習慣、文化遊藝、民俗信仰，革除那些有害於群眾和社會的陋習、迷信和遊藝。但這種革除絕非是要導致把曆史上傳襲下來的豐富而駁雜的民俗文化，統統看成是要不得的迷信和精神垃圾，統統看成是與當前的意識形態水火不相容的、應予摒棄的消極的東西。如果讓這種觀點得逞，我們就將重新墮入極“左”的泥淖之中。對待過去的傳統文化，包括民俗文化，唯一正確的態度就是曆史主義。
北京廟會的曆史久矣，民俗傳統久矣。北京廟會所以聞名遐邇又穿越時空，是因為北京廟會是古都的廟會。如同唐長安、宋汁京和杭州、明金陵一樣，都以其斑斕多彩的廟會和年節民俗而代代相傳，並永載史冊。開封有《東京夢華錄》，杭州有《乾淳歲時記》，北京也有《燕京歲時記》和《帝京歲時紀勝》。如果沒有這古都的民俗節日和廟會風采之盛，我想北京作為中華文化傑出代表之一的形象會大為減色的。因此我們要十分珍惜這個傳統。我們在廟會的改革和設計上，在“移風易俗”的操作上，應該尊重的是曆史上民俗變遷的客觀規律，是精神領域裏的問題用精神的武器去解決。在民俗文化的價值判斷上，我以為重提先輩學者們提出的、後被批判過、後又被證明是批判錯了的“有益無害”論為好。
2000年3月3日
為心靈祝福
東嶽廟，這座始建於元代延佑年間的道教正一派廟宇，對於如今生活和工作在北京的大多數市民來說，也許還有些陌生。甲申年春節，在裝飾著巨幅“牡丹”花圖樣和“福”字的吉祥廟門前，逛廟會的各色人等散亂地圍出一個偌大的空場，令我聯想起古代的戲劇演出。果然，來自河南新鄉獲嘉王官營的乾坤大鼓隊，在饒、擦、舞擦等的協奏下，正演著一出氣勢恢弘的古代戰爭的鼓樂。一段鮮為人知的曆史，幾千年後，竟然在這塊坐落於首都的東嶽廟前的咫尺之地上重新鼓動起現代人們心靈的悸動。不覺中，我的心靈被農民藝術家們再現的周武王時代的那場廝殺震撼了。數不清的普通農民——戰士的鮮血，難道就是為王朝的更迭而存在，而流淌？
其實，我來此地並非為了尋找激動和激情，而是為平靜的心靈尋找一份慰藉，尋找一些失去的和將要失去的文化記憶。
雜遝擁擠的人流，把我帶進了摩肩接踵、人聲鼎沸的廟會的深處。盡管岱嶽殿前的香火仍然熾烈，但我發現，人們的興致，似乎與80年前顧A剛先生作廟內七十二司調查時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對各種凶神惡煞對自己死後的審判已不再懷著擔憂和恐懼，大多數人來此地想要表達的，是尋找一所去處，為自己的命運和幸福默念祝福。青年人爭相在那條甫道長廊兩旁的隔牆上，懸掛寫著自己和心愛之人或心儀之人名字的“福”字方牌。為心靈祝福，這是一種多麼美好的情懷！
穿過懸掛著琳琅滿目的“福”字方牌的長長甫道，進人著名民間藝人白大成先生為觀眾們提供的“猴年猴展”，陳列著的不同年代、造型迥異、笑容可掬的生肖猴在向我招手，向我致敬，與我攀談。盡管我們不再期望“馬上封侯”那樣的構思和象征，但我們卻從這些寄托著各種象征含義的猴形象中獲得了許多中華傳統文化的知識。生肖與人，永遠是中國人說不完的話題。年前，張家口市蔚縣剪紙藝術家高佃亮先生不顧長途勞頓，剛剛從家鄉來京的他，給我送來了兒張他親手刻剪的生肖猴剪紙和兩本特製的生肖猴掛曆，他刀下那生肖猴的生動形象，立刻浮現在我的腦際，與白大成收藏和製作的種種小猴的形象重疊交替出現。人與猴是多麼友好的朋友呀！
專門為第三屆北京春節民俗文化節而布展的“人生禮俗文物展”，以其獨到的選題和豐富的展品吸引著我。主辦者北京民俗博物館的朋友們，獨出心裁，在展覽廳裏布置了三百多件文物精品，配以簡約扼要的文字說明，把一個人的一生，從誕生到受教育、到成人、到婚嫁、到生子、到壽誕，直至生命的終結，所有重要階段上的禮俗，貫穿起來成為一條人生文化鎖鏈。展出的文物種類繁多，有曆史文物、傳世文書，還有剪紙、年畫、各種老照片等。展品不僅內容充實、飽滿，形象生動真實，還輔之以關於父母對孩子的關愛、家庭的親情、尊老愛幼的傳統道德觀念的闡釋，儼然走進了一部豐富的中華傳統禮儀教科書。中國是一個倫理社會，特別重視和強調親情、人情、恩情、報恩，一部曆史寫滿了無數個活生生的“人”字。人，既然來到這個世上，就應對自身和生存環境有所了解，那些對自身和生存環境都不了解的人，隻能活得渾渾噩噩。徜徉在這些展品之中，通覽這些人生禮俗文物，冥思人生的真諦，我發現，中國傳統民間文化中，是多麼尊重“人”這個字，多麼珍重“人生”的價值，多麼珍視“人情”這種美好而善良的情感。
每年都要去逛逛廟會。這既是一種習慣，也是為尋找一種記憶。甲申年（猴年）春節逛的這個小小的廟會，使我的心靈得到了一些安撫。我為心靈祝福。也為猴年祝福。
2004年2月6日
東安市場百年祭
東安市場始建於清光緒二十九年2月（公元1903年3月），是北京最早出現的一座綜合性市場。因地處東安門附近，故名。清末，東安門大街兩旁，擺攤設點，道路擁擠，皇帝出行和去東陵祭祀，有礙觀瞻；住在金魚胡同的步兵統領那桐等官員上下班，也痛感不便，故有整頓市容、修建馬路之舉，將沿街攤販悉數遷至東南角的八旗兵神機營的演兵場上。這個圍著鐵絲網、幾近廢棄的演兵場，一時商販雲集，漸而發展成為了後來的東安市場。近讀“爆肚馮”後人所寫文章，“爆肚馮”就是頭一批從東安門大街遷到演兵場來，繼而創立了“金生隆”店號的。據前人筆記，“京城向無市場，肩挑負販，沿街叫賣，頗為雜擾。”而東安市場一經出現，“未數日，百貨雜陳，竟成市集，商賈皆至，願受一窿，乃準領地建屋，各設店號，日盛一日，詳定規章，增警專管，遂成東城鬧市，成為北京有市場之始。氣轉自謝其章《“東西二場”的舊書攤》）到如今，就是它的百年大壽了。
北京有眾多的曆史文物古跡，印證著京都上層文化的悠久與輝煌。而東安市場雖然無緣進入文物古跡名錄，卻與一百年來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休戚相關，成為下層文化（也包括部分上層文化）的重要表征。如果再往大處點說，東安市場這個市場及名稱，不也印證著百年中國，尤其是百年北京的政治史、經濟史和思想史嗎？
百年來，雖曆經朝政更迭，戰亂頻仍，但一般來說，直到“文革”之前，東安市場從最早一個擺攤設點的露天市場，逐漸發展成為一個包括各行各業各類商攤、商號、書店、遊藝在內的攤鋪俱全、無所不包的超大市場。據1933年12月的統計，東安市場共有16個經營區，已是一個包括暢觀樓、青霖閣、中華商場、丹桂商場、桂銘商場、霖記商場和東慶樓等7個小商場，吉祥大院、正街、頭道街、二道街、西街、東街、雜技街、南花園等9條街巷，分布著各行各業商販915戶（店鋪257戶，攤販658戶）的超大規模．的市場了。新4國成立前夕，商家較前減少了三分之一，隻有606戶；新中國成立後，經過整頓和全行業公私合營，市場再度I榮起來。各店鋪商號齊全，“萬寶全’舊用百貨、吉祥戲院、東來順飯莊、稻香春南味店、五芳齋等人們都耳熟能詳，最令我不能忘懷的是那些古舊書店，有的有店鋪門麵，有的是沿街設攤。東安市場書肆之所興，與北京的城市風貌和市場構成有著莫大的關係。一方麵，市場形成初期，在近處坐落著許多學府，如北京大學、朝陽大學和許多中學，渴求知識的師生和其他知識分子常到書店裏來看書淘書，從一個側麵反映了老北京作為文化中心的特點；另一方麵，書店肩負著保護文化遺產、促進圖書流通、滿足讀者需要的多重責任，店員們不僅個個是行家，而且急讀者之所急。古舊書店的工作人員曾花費兩年時間為一位俄國文學研究者配齊了一套19世紀出版的俄文版的《大百科全書》（共86冊）。僅在1959年1月至10月，店員們曾配齊了主要期刊10050種，《四部備要》1420部，《萬有文庫》208部！他們為中國文化和北京地方文化的繼承發展做出的貢獻是不該忘記的！
東安市場盡管在曆史上也曾遭到過兩次大火（1912年遭北洋軍曹餛縱火燒毀，1920年錦興元玩具店老板文煥章因負債過多無法償還而縱火），卻也總是絕處逢生，很快就得以修複和開業，而且一路穩定和繁榮，成為北京所以是北京的一個驕傲。外國的使者、學人、遊客、商人來京，沒有不到東安市場去的，而且凡是去過的人多著文記述其盛。1966年“文革”事起，依照“東風壓倒西風”的名人說詞，將其改名為“東風市場”。市民們的心裏都明白，這“東風”之名，是把一個大眾市場的命運綁在了政治的戰車上。十年浩劫結束，改革開放，“換了人間”，到1988年，恢複“東安市場”原名，還其曆史原貌。決定英明大膽，順乎民心，曆史必然，人心大快。哪想到，在和平安定環境中卻又出現了曲折。到了1993年，一個香港的著名地產公司進來，與東安集團聯手，改建東安市場，無端地把沿用了整整90年的老字號“東安市場”改成了“新東安市場”！媒體上也對這個“新”字大肆炒作。雖然在臨王府井大街一麵，還保留著“東安市場”的門匾，但正式的名稱，卻不再是“東安市場”了！在萬貫金錢麵前，老字號“東安市場”必須改名換姓？
人不僅生活在現代，人也常常生活在記憶和回憶中，在不斷的回憶和懷舊中，尋找著美好！敝人晚生，隻是上個世紀50年代才來到京城，但有幸在王府大街乙64號上班，辦公的地方，距東安市場隻有咫尺之遙。出得大門，向左一拐，便是燈市西口；照直走，走過幾百米長的八麵槽，拐進金魚胡同西口，就進了人碰人、人擠人的東安市場。那些年，除了星期天外，幾乎每天中午都是在東安市場書攤裏度過的，常常是從北門或西北門進去，邊翻書邊挪步，一本本地翻，一本本地淘，一路走下來淘下來，一直到了下午兩點該上班了，才戀戀不舍又匆匆忙忙地離開。那些年月，對於我這樣的大學畢業生來說，每月工資從49元5角，最後漲到62元，要養家糊口，要給遠在鄉下的父母寄錢，手裏的錢實在是很有限，但見到便宜的書、有價值的書，還是會毫不猶豫地買下來。那時買的舊書、有價值的書，實在是不少。可惜，1969年9月底得到命令，全家下放河南息縣幹校，大部分都被我一狠心當廢紙7毛錢一公斤處理掉了！回想在東安市場那些小書攤上所買到的最有紀念意義的，莫過於一本戴望舒先生使用過的辭典。當然也在東安市場北門裏麵不遠處的點心店、小吃攤和餐館裏買過小餅幹、吃過飯。最奢侈的，記得是在三年困難時期的第二年，我從鄂爾多斯下放歸來，我妻生第一個孩子小青時，月子裏沒有可用來催奶的魚肉可買，就騎自行車到東安市場南門通道右邊的和風飯館買了一段炸好的草魚，這在當時可是很大的破費呀。偌大的一個東安市場，就像小孩子眼裏的萬花筒，五彩繽紛，應有盡有；對於某些上層人士來說，也許它並不重要，但在普通的下層的老百姓和市民來說，它卻是一個留下過抹不掉的印象的去處。
東安市場的百年祭，正趕上國家民族的好時光，筆者以為，最好的紀念，莫過於還她的本名。這比什麼都好。
2002年8月5日
天外晨鍾
在我國至少有900年的傳播史，在北京至少也有600年的可考史的“抖空竹”遊藝活動，於2006年6月8日被國務院批準列為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成為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其文化價值首次得到了國家的認定，同時，北京市宣武區廣內街道被認定為空竹文化的主要保留地和保護單位。於是，在新世紀之初，“抖空竹”成為古都北京的文化名片之一。
自宋以降，至少自明代至今的六七百年間，空竹在許多地方都曾盛行。但據記載來看，主要是作為都市文化而存在。著於元末明初的《水滸傳》，第110回寫宋江和盧俊義討伐方臘前夕，“出的城來，隻見街市上一個漢子，手裏拿著一件東西，兩條巧棒，中穿小索，以手牽動，那物便響。宋江見了，卻不識的。使軍士喚那漢子問道：‘此是何物？’那漢子答道：‘此是胡敲也。用手牽動，自然有聲。’宋江乃作詩一首：‘一聲低了（來）一聲高，僚亮聲音透碧霄。空有許多雄氣力，無人提處（攜）謾徒勞。”，“宋江餘意不盡，在馬上再作詩一首：‘玲瓏心地最虛鳴，此是良工巧製成。若是無人提掣處，到頭終久沒聲名。”，宋江詩中所說的巧遇抖空竹的地點，顯然是北宋首都開封城外。這是文字記載。明代的空竹不僅有文字記載，還有圖畫存留下來，殊為可貴。常被論者引用的台北故宮博物院前院長秦孝儀編《海外遺珍·漆器》中所收永樂年間製作的“剔紅嬰戲紋圓盒”盒蓋上的嬰戲圖所繪空竹圖，以及明定陵出土的兩件刺繡百子衣上的兩童子抖空竹的圖畫，所顯示的弄鬥空竹的場景，則是舊都北京。至於記載空竹製作和抖玩空竹習俗以及童謠最為詳細的明代著作《帝京景物略》（劉侗、於奕），其空竹習俗的流傳地也是北京。清代有關北京空竹的記載，相對更加豐富多樣起來，除了一些文字記載（如富察敦崇《燕京歲時記》等）外，圖畫也屢見於通俗畫報一類的出版物，如晚清《啟蒙畫報》上的《抖空竹扯響簧》圖。民國以來，在一些作家筆下，也留下了北京人過春節玩空竹的影子。張恨水，老舍，都留給我們這樣的筆墨。老舍在《北京的春節》裏寫北京兒童過年的三件事：“第一件事是買雜拌兒。這是用各種幹果（花生、膠棗、棒子、栗子等）與蜜餞摻和成的，普通的帶皮，高級的沒有皮——例如，普通的用帶皮的棒子，高級的用棒瓤兒。兒童們喜吃這些零七八碎兒，即使沒有餃子吃，也必須買雜拌兒。他們的第二件大事是買爆竹，特別是男孩子們。恐怕第三件事才是買玩意兒——風箏、空竹、口琴等——和年畫兒。”抗戰後從重慶回到北平主持《新民報》的京派小說家張恨水，常到東安市場西門外的雜耍園子聽“十樣雜耍”，文武段子都有，文段子有謝丙之的單弦、王佩臣的西河大鼓、馬小榮的河南墜子、花小寶的梅花大鼓，武段子就有王桂英的“抖空竹”。北京市民一向對空竹保持著“弄鬥”的熱情，也在一代一代的“弄鬥”中得到了傳承和延續。如此看來，國家把北京確認為空竹的主要保留地和保護地，不僅反映了空竹在古今北京的曆史傳統和現實狀況，也賦予了古老而年輕的北京以留住傳統文化的曆史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