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空竹脫胎自陀螺，那麼，空竹則是民眾智慧的升華。空竹因發音孔的創設而在旋轉時發出響聲，應該說，從陀螺到空竹是一次質的飛躍，這次質的飛躍也使空竹逐步成為都市中有較多閑暇的市民階層人們的手中愛物。聲響作為空竹的重要特點，使空竹帶上了更為活潑迷人的魅力。時在清中葉的富察敦崇在《燕京歲時記》裏說空竹的聲響“儼如天外晨鍾”；清末坐觀老人在《清代野記》裏說，由於京師人士對外省地鈴（空竹別稱）的改造，漸而發展為以雙輪空竹為主，從而“唯京師之空鍾，其音較外省所製，清越而長”。“嗡嗡——嗡嗡——”，隨著人身的旋轉和手臂的抖動，聲響從車輪竹筒中飛將出來，劃破長空，像風在吼，雁群在飛，晨鍾在鳴。空竹的聲響，“燎亮聲音透碧霄”、“儼如天外晨鍾”、“清越而長”對空竹聲響的這些生動逼真的描述，是幾代前輩文人學者們的精到概括，他們捕捉到了空竹的這一獨具的特點；而這獨特的聲響，成為北京市作為一個曆史悠久的古都和步履匆匆的現代大都會的城市之聲！——“天外晨鍾”這城市之聲，是最應重視的特點。
空竹的另一重要特點是平民性和群體性。舊時，北京人賣空竹、抖空竹，一般是在春節廟會期間。空竹曾經是琉璃廠廟會和舊日都土地廟廟會的小景。孫殿起《琉璃廠小誌》、談遷《北遊錄》、晚清畫報上的漫畫，都是這一民間生活曆史的見證。空竹起於民間，又以其簡易、質樸、技巧、美感、聲響等因素，受到更多的市民百姓的鍾情和天真無邪的兒童的喜愛，成為以胡同與四合院相交織這種格局的城市空間和市民百姓的寵物，也是北京人春季的遊藝活動。《帝京景物略》所記明代流傳的童謠“楊柳青，放空鍾，楊柳死，踢毽子”，就是空竹作為春季來臨之際群眾性遊藝的見證。“北京童謠”也已載人“第二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的公示名單中，都落戶宣武，成為其保護基地，可謂珠聯璧合。舊時，抖空竹是北京平民市井圈子裏的遊藝項目，有的技藝高超的抖者，進人雜耍的園子，向著專業雜技表演發展，但無可辯駁的是，空竹與帶有更多宮廷文化色彩的香會的套路迥然有別。傳至今日的老北京十三檔中，如杠箱、開路、中蟠、舞獅、石鎖、杠子、五虎棍、少林、花磚、胯鼓、天平、雙石、小車等等中，均找不到空竹的影子。改革開放以來的30年中，以宣武區廣內街道為中心保護區的北京空竹，保持了空竹的平民性和遊藝性的傳統，同時發展了和凸顯了群體性的特點，賦予它新的時代色彩，使其成為一項受群眾歡迎的群體性遊藝活動，其展演的場合，也從廟會走向了更為廣闊的市井、胡同、街道、廣場。
最後，競技性和藝術性使空竹兼具體育鍛煉和表演藝術的性質，展現出廣闊的拓展空間。抖空竹者以其變換無窮的肢體語言，使股掌中的道具空竹忽上忽下，忽高忽低，忽飛忽轉，忽隱忽現，隨著其身影的飄忽飛舞，發音孔發出“一聲低來一聲高”的聲響，使觀者眼花繚亂，抖者自得其樂，從而獲得身心滿足。似舞蹈，卻多了一副掌中道具；似競技，卻多了幾許藝術；似表演，卻多了幾聲呼風喚雨、震撼心靈的哨音！
即將到來的2008年的北京奧運，不僅對於北京人，而且對於中國人來說，都是千載難逢的發展契機，也是展示與保護我國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契機。北京空竹將以民間智慧、健美競技、曼妙舞姿和京都之聲，給“人文奧運”的理念增添中華傳統文化的意蘊！讓清越悠長的北京“天外晨鍾”之聲，響徹第29屆奧運會賽場的空域！
2008年2月19日
歲終更始說雞年
即將到來的2005年，農曆稱乙酉年，民間俗說雞年。據稱，由於天文曆算、陰陽曆時差的關係，每隔19年農曆要加一個閏月，同時也就相應地有7個年頭沒有立春這個節氣。2005年（乙酉）的立春是2月4日，而春節則是2月9日，故而2005年（乙酉）就成為一個沒有立春這一節氣的年份。天文曆算上的時差是科學問題，誰承想，卻因而傳出一些被當做是民俗而實則無稽之談、捕風捉影的謠傳：什麼寡婦年啦，結婚不宜啦，等等。實在是：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
采用幹支紀年、生肖記歲是中國人的智慧，自古而今已成傳統，過去深入人心，今後仍當賡續。每迎來一年，除了世界通行的公元紀年外，還同時從我們傳統的幹支紀年曆法中領到一個由天幹地支搭配而來的名分；每一個炎黃子孫，自生而為民起，就從十二生肖中領到一個個人的身份證。幹支紀年的背後蘊藏著多麼豐富的文化內涵！誰不為我們民族文化的深厚根底而感到驕傲！乙酉——雞年何罪之有，竟然給其強加上一個汙名？
雞年是以雞命名的年份，也是屬雞者的本命年。我們的祖先所以把雞納人幹支紀年和生肖屬相體係之中，不僅表現了華夏先民的智慧，而且表現了祖先對雞的崇敬。古人賦予雞“五德之禽”的美稱。哪五德呢？《韓詩外傳》說：“夫首戴冠者，文也。足搏矩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夜不失時，信也。”在動物與禽鳥中，具有文、武、勇、仁、信這五方麵的德性的，隻有雞當之無愧。筆者試解如下：
第一德，頭戴雞冠是為文德。按字義解，戴冠的雞頭像是戴著官帽的文官。其實，深意卻非在此。《南越誌》一書有雲：“雞冠四開如蓮花，清鳴聲徹也。”古人讚美說：“花冠承露。”承露之花冠，是很神聖、很聖潔的。
第二德，足搏矩是為武德。雞足稱矩，三爪而立，抓地為營，故而雄雞善鬥。《左傳·昭公二十五年》講了季氏與邱氏鬥雞的故事，說：“季氏介（芥）其雞，鄖氏為之金距。”季氏以芥末麵迷亂對方的雞眼，而邱氏則加強其雞矩（距）的裝備並誇其金矩，最終季家的雞敗了。說明在兩千年前鬥雞就成為一種廣泛的民俗活動，而雞矩在雞鬥中往往成為勝敗的重要因素。佛教聖地雞足山，也由其山麓像雞足而得名。
第三德，敵在前而敢鬥是為勇德。歌頌雄雞勇鬥娛蛤和蠍子、戰而勝之的民間傳說多而又多，幾乎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異文。我國民間素有“五毒”之說，娛蛤和蠍子都屬於“五毒”之列，為害人畜，甚是猖撅，“金雞”是“五毒”的天敵，公雞一見到這類毒蟲，首先啄對方的眼睛，使它們的毒鉤子失去戰鬥力，然後再吞而食之。這類故事體現了為民除害、除暴安良、驅邪扶正的思想，在民間的觀念中，雄雞便成了勇敢和正義的象征。
第四德，得食相告是為仁德。雞與其他禽獸不同的地方是，發現了食物，便以“咕咕”的叫聲而呼喚同類聚而食之，一點也不貪婪、不獨霸。古人以其細致觀察而賦予雞以“仁”者的崇高地位，一點也不為過。
第五德，夜不失時是為信德。雞是為人守夜的禽鳥，每到天色放亮之際，它就以啼鳴把蔚睡中的人們喚醒。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忠於職守，從不失信。此“信”德，廣為人類所稱頌和信賴。農民沒有鍾表計時，起床、出門，都要依靠雄雞的啼鳴。古人雲：“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扡難守固。”《風俗通義·祀典》還說：“雞者處……一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因其為人類所信賴，其角色，更摧升到了祭祖之牲的地位。從而元旦（今之春節）這一天，也就被定為“雞日”。
除了“五德”以外，我以為，雞作為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個符號，其特有的意義還有兩項可說：
一、雞是人類的始祖之禽。講述人類起源，特別是洪水後人類再殖的神話中，雞是一個無可代替的角色。大洪水到來之際，一對兄妹聽從預言躲在了一個大木桶（或葫蘆）裏，身邊就帶著一隻公雞。待水退之日，雞啼鳴，告訴兄妹大水退了，他們才得以從木桶裏走出來。宇宙間人煙滅絕，兄妹隻得成婚，繁衍人類。雞就是人類滅絕後再生的人類的夥伴和始祖。
二、雞是人類生存發展的保護神。《荊楚歲時記》裏寫道：“正月初一，是三元之日也。……貼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在漫長的農耕文明時代，人們的觀念中，種種鬼魅是威脅人類安全的重要邪惡力量，而過年時“畫雞於精”，就成為人類驅逐和戰勝鬼魅的一個重要手段和文化符號，幾乎成為家家戶戶過年時的一種習尚。
雞是人類的朋友，雞是吉祥的象征。2005乙酉之年，“雞年”與“雞日”重疊，對於全世界的炎黃子孫來說，是多麼難得的一個吉祥平安之年呀！春節這一天，每人都剪一隻雞送給您的朋友吧！
2005年12月28日
春節常青
過了臘月二十三，丙戌（俗稱狗年）春節就在眼前了，關於春節的話題在媒體上也驟然多了起來。其中一個帶有挑戰性和鼓動性的話題是：“保衛春節！”這是由我的朋友、河南大學教授高有鵬先生首先發難的。他在學校裏作了一個報告，題目就叫《保衛春節！》，旋而，這一觀點便被發布到互聯網上，成了網民們和民俗學家們極其關注的一個話題。討論之聲甚至也引起了生活在海外的廣大華人華僑和關心中國傳統文化走勢的外國媒體的注意。日前，法國國際電台華語節目部的記者就打電話給我，就這個問題向我采訪，征詢我對在新的國際國內文化背景下的春節命運的看法。
保護非物質遺產，已成時代潮流。“春節”也已進人了“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春節”之所以需要“保衛”，無非出於兩層意思：一，春節是華夏諸民族民眾在長期的歲月中對自然世界和人文世界進行探索的經驗的結晶，我國應及早將其作為非物質文化遺產予以注冊，做到國家文化占有；二，在全球化和現代化形勢下，構成“春節”——民族節慶的一係列傳統儀式、內容、標誌逐漸被異化、弱化、式微，在一部分青年中，作為民族節慶和文化符號的觀念，逐漸淡漠或遺忘。我們要問的是，中國的春節果真到了要“保衛”的境地了嗎？這涉及對春節這個傳統民族文化符號的現狀的評估。也就是說，在現代化大潮洶湧澎湃，信息空前普及，文化多元化，特別是外國通俗文化侵人中土占領“半壁江山”的新文化背景下，傳統的春節這個最重要的民族節日在中國民眾中是否漸去漸遠，是否出現生存危機的問題。世界上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節慶，春節作為華夏諸族的最重要的節日，作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符號，一旦在異文化的衝擊下發生了生存和延續的危機，那就意味著，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凝聚力、中華文化的最根本的構成因素麵臨著嚴峻的挑戰了。
誠然，要對如此重要的文化事象的大趨勢作出科學的評估，需要有全麵而翔實的調查材料作根據。但我們並不擁有這樣的調查材料，聊可作為判斷依據的，隻不過是些零散的考察和聞見而已。記得乙酉（2005）春節前，《北京青年報》“勺海”調查工作室曾在北京、上海、廣州三個大城市的一些青年中做過一次抽樣調查，結論大致是：北京的青年人最傾心於西方的主要是美國的流行文化，希望以傳統的方式過春節的人數最少；而上海和廣州，特別是廣州的青年人較多地希望按照傳統的方式過春節。這個調查雖然並非政府的或專業的調查，而且在一部分青年群體中所做的抽樣調查也有一定的局限性，但畢竟還是大體能反映出傳統文化在青年一代中的走向的。調查是在三個大城市有限的人群中進行的，並不能代表廣大的農村和數以十億計的農民，而農村和農民才是中國春節傳統紮根最深最肥沃的土壤。春節及其文化傳統是否失去了生命活力，趨於枯萎了，主要的數據應來自於農村和農民。
作為民族群體共同創造又為民族群體共同享受的文化符號，傳統的春節，其結構是由儀式和意義兩個層麵構成的。儀式層麵的事象，如貼春聯、包餃子、吃年夜飯、守歲、放爆竹、穿新衣、拜年、磕頭、灑掃庭除、驅攤逐疫、踩高蹺、扭秧歌、鬧社火等。意義層麵的意涵，則大體有四個方麵。第一，春節是春夏秋冬季節交替和四時肇始的標誌。我國以農業立國，春節為農耕文明的產物。冬殘臘（蠟）盡之時，要舉行餞臘的儀式，送臘遠行，以迎接春天的到來。第二，重家族、重宗親、重血緣，是中國社會的最重要的觀念，是中華民族幾千年不分裂、不衰亡、自強不息的凝聚力之所在。春節是家族團聚、親朋歡宴、感念父母養育之恩、增進家族凝聚力的契機。第三，春節是祀拜天地、禮敬祖先、慰撫亡靈、安慰生者的佳期。第四，春節是忙碌勞累了一年的勞動者可以忘憂地休息的假期，可以充分釋放被壓抑了一年的生命力，縱情狂歡，恢複自我。
儀式層麵的內容和表征，隨著時代變遷或某種突發事件，會發生或快或慢、或大或小的擅變，有些失去效應的事象，也會在曆史的長河中發生變異、轉型或消失，是文化自身的運動規律，是不值得大驚小怪的。如眼下有些城裏人的年夜飯就出現了變異，也許他們不再在家中圍桌而坐包餃子，而為了簡便起見，會到飯店裏訂一桌飯菜。但全家團圓吃一頓年夜飯的習俗和家庭凝聚、血緣認同的理念，卻並無大的更易，還在沿著原來的線路延續著。這種家族團聚的理念和願望，是中華文化永葆活力的重要根基之一。在新的時代裏，春節前後的民工潮、學生潮、旅遊潮三大人口流動潮流的出現，不正是由春節的家庭團聚理念——意義層麵或意義世界的驅動所致的嗎？又如拜年的民俗，在城市裏，如今形成三種形態並立，即：在已有差不多50年曆史的機關團體團拜之外，傳統的走家串戶拜年依然存在，如今電話拜年又逐漸成為知識分子群體的新寵。如果說，春節的傳統，在儀式層麵上可能因時因地而發生或簡或繁的變遷，但在意義層麵上，即沉埋在人們潛意識中的那一部分，卻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我們說：與其說春節存在於儀式世界中，莫如說春節存在於意義世界中。
至於長年生活於廣大農村的農民，他們中有一部分人離開本鄉本土到城裏務工，但絕大部分還廝守在家鄉的土地上，他們對春節的情感和理念並沒有太大的變化，而春節所固有的儀式和意義還是那樣重要，那樣堅固，那樣不可省減。春節所固有的傳統民俗事象，雖然也會出現這樣那樣的變化，但相對於城裏人來說，這種變化並不算太大，更談不上危機。在這方麵，我個人有一次親曆體驗似可為佐證。去年10月，筆者參加了在南昌舉行的國際攤文化藝術周活動，又隨隊到南豐縣石郵村考察和觀摩那裏村民舉行的驅攤“表演”。南豐以及江西省和南方各省的許多地方，攤儀、攤舞、攤戲等各種形態的攤仍然盛行於農村。驅攤本來是隻在春節時才能進行的民俗活動，驅攤者的隊伍走街串巷人戶搜室為各家驅攤逐疫，祈求吉樣福社，帶有濃厚的神聖性和實用性。村民們之所以為我們這些外來的觀者“表演”攤儀，是政府為了舉辦“攤文化藝術周”說服動員他們才勉強同意的。我們看到，至少在2005年春節之前，攤儀還是石郵村每年春節必不可少的內容，行攤使他們擁有一個平安吉祥的心情和環境，並沒有因現代化的發展而漸去漸遠或衰絕消亡了。日本民俗學家廣田律子在現場對我說，她已經連續十年在石郵村過春節考察攤儀了，攤儀在此村裏每年都如期進行。是的，試想，如果村裏明火執仗的驅攤隊伍，到別人的家裏屋裏驅攤逐疫，而越過自己的家裏不進去，家人會感到非常失落，甚至會因驚恐而惶惶不可終日。這就是說，從儀式層麵來講，連驅攤這樣多少帶有神秘色彩的民俗活動，都沒有隨著時代的進步而有所削弱或式微，更不用說那些體現家庭團聚、祭拜祖先、團結鄰裏、祈求吉祥、福祿壽喜等世俗內容的儀式了。
春節是中華民族的群體文化標誌和文化符號，隻要中華民族及其文化傳統不斷裂，春節就會常在。
2006年1月22日
正月裏來正月正
“正月裏來正月正，家家戶戶掛紅燈……”離開故鄉已經半個多世紀了，兒時的許多人物和事情，在記憶中已經模糊不清了，唯獨過年的那些事兒，買年畫啦，寫對聯啦，貼門神啦，祭灶王啦，接財神啦，祭祖啦，守歲啦，拜年賀歲啦，等等，卻還清晰地刻印在腦海裏。因為春節對鄉民們來說，不僅是喜悅的、歡樂的，也是神聖的、神秘的。
凡是神秘的事情、尤其是神聖的事情，一旦經曆過、體驗過，是不會輕易忘記的。就說送灶王爺升天的儀式吧。臘月二十三晚上，舊的灶媽被從碗櫃邊的牆上揭下來，把新買來的灶媽換上去，並把供品——關東糖擺好。家長默默地走到黝黑的天井裏，把舊灶媽燒掉，讓灶王爺隨著火光的升騰回到天上。一邊燒，一邊念念有詞地說：“上天言好事，下界降吉祥！”囑咐灶王爺升天不要在玉皇大帝麵前說家裏的壞話，祈求全家來年平安吉樣。鄉俗認為，灶王爺不是神，是家庭的一員，有的灶媽還一左一右畫有兩個老婆，但他能通神，是個人神中間的人物，而關東糖是可以把他的嘴巴粘住的。祭灶儀式固然簡單，可是在我們小孩子的心裏，卻以為灶王爺真有這樣大的本事，全家的禍福，都掌握在灶王爺手裏，盡管民間傳說裏也有不少是奚落他的。
守夜也很有神秘感。除夕晚上，家家戶戶都要守夜，把大門關閉、上了門門後，天井裏要撒上芝麻秸（我們那裏俗稱撒碎）。芝麻秸幹燥，踩上去會發出吱吱嘎嘎的響聲，鬼魅邪祟不敢來犯。大人開始坐在屋裏守夜，要點長明燈，全家不能大聲說話，怕驚嚇了神靈，屋子裏縈繞著一片神秘氣氛。熬不住的小孩子要睡覺了，但頭要向著喜神或財神來的方向。舊時灶媽的上端都印著“喜神東南”或“財神東南”的運勢提示。到五更起床時，也要朝著這個方向穿衣，且不準大聲說話，以祈求來年好運。兒時所經曆的這種神秘的過年氛圍，怎麼會忘記呢？盡管科學家和政治家可以責難農民被迷信所誤，但不要忘了，這是自給自足的農民們的狹隘而局促的生活天地所帶給他們的信仰理念和平安吉樣的希望，是誰也無法超越的，誰也不能斷送他們的希望。
除夕晚上祭祖，初一早晨賀拜。一是對逝者，一是對生者。這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祭祖是家家戶戶不能少的程序，表示追念先祖先人的艱難創業和高尚品德。賀拜也是家家戶戶不能少的禮儀。中國是個家族倫理社會，向長輩賀拜和向平輩致意，表示對家族秩序的認同和遵從。向鄰裏朋友賀拜和問候，表示團結、和睦、友善、祝福的意願。這個傳統，在今天，也是我們要堅守的。
我國是一個幅員廣闊、民族眾多的國家，春節的民俗和風尚，不同地區自然也略有差異。各地春節的民俗風尚色彩斑斕，不僅是地域文化的構成部分，也是中華文化多樣性的表征之一。南方的，如魯迅在《祝福》裏描寫的紹興城裏魯四老爺家過春節：張燈結彩、祭祖儀式，以及在鞭炮聲中辭舊歲迎新年的場麵，那是清末民初江南一帶人家過年時的情景。茅盾在《香市》裏描寫的家鄉烏鎮的香市，四鄉的農民搖著赤膊船，成群結夥、摩肩擦背地來到社廟前，趕香市，有的背著香袋，有的挎著香籃，帶著香燭。他們先到社廟裏拜菩薩，再到水潭裏汰“蠶花手”，那些茶棚，戲法場，弄缸弄甕，走繩索，三上吊的武技班，老虎，矮子，提線戲，髦兒戲，西洋鏡，百草梨膏糖，花紙，各式各樣泥的金屬的玩具，燦如繁星的“燭山”，熏得眼睛流淚的檀香煙，木拜墊上成排的磕頭者。北方的，像曹雪芹在《紅樓夢》裏描寫的榮寧二府除夕前打掃房屋，更換門神、對聯和重油桃符，使門庭煥然一新，以及新年放花炮的歡樂氣氛，那是舊時富家豪門過春節的大致情況。老舍在《北京的春節》裏寫的則是普通北京市民過春節的景象和老北京人的心理，他說，臘八那天人家裏和寺觀裏熬製和分贈臘八粥，“這種特製的粥是祭祖祭神的，可是細一想，它倒是農業社會的一種自傲的表現。”中國的春節，色彩繽紛，風俗各異，而它的文化指向卻是一樣的：平安吉祥。
春節的文化意蘊，除了我們今天所感受到的以外，古人還曾賦予它一些其他的深厚而廣泛的意涵，隻是在曆史的長河中，有些逐漸被遺忘了，有些被遮蔽了。譬如，周天子在元日這一天要祈穀於上帝，要扛著鋤頭到田地裏耕作，因為立春之日東風解凍，後五日，蟄蟲始振，再後五日，魚上冰，五穀開始發芽生長了。還要祭祀社櫻，向農神祈願。農神是哪一位呢？相傳是苟芒。又譬如，《史記·天官書》裏說：“凡候歲美惡，謹候歲始。”《正義》雲：“以四時之日，候歲吉凶也。”所謂“候歲美惡”、“候歲吉凶”，如果正月旦晴天，預示著來年一年豐收。古代有“正月旦決八風”之說，即：如果風從南方來，預示著一年大旱；風從西方來，預示著一年中將有兵禍；風從東南來，預示著“民有疾疫”，是歲惡；等等。針對著這一係列文化含義，人們又製定出了一係列的對策。譬如元旦（春節）這一天，“先於庭前爆竹，……貼畫雞戶上，懸葦索於其上，插桃符其傍，百鬼畏之。”（宗擦《荊楚歲時記》）在這一天還要懸羊碟雞，以壓厲氣。也逐漸形成了一些節日風俗，如周處《風土記》裏記載的拜年之俗：“元日，長幼悉正衣冠，以次拜賀。”《列子》裏記載的放生之俗：“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鴻於簡子，簡子厚賞之。”這種合乎環保理念的放生活動，在邯鄲衍而為春節之俗。這一係列有關春節的文化意涵，所顯示的是濃重的農耕文明的色彩。屬於物候的，應當是古人科學觀察的總結，而屬於巫術的或禁忌的，當可供認識和梳理人類文化發展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