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寅年（2010）春節，在我國全球化、現代化、城鎮化的腳步聲中來臨了。我們常說“新春佳節”，古人說“哈芳節兮嘉時”！人生易老，歲月無情，盡管人生無法再回到童稚無邪的年月，關於春節的理念和春節的過法也已今非昔比，但春節所固有的那些或隱或顯的意涵，卻讓我一次次感受著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恒與鮮活。
2010年1月10日
圍爐話春聯
春聯，民間俗稱對聯、對子。過春節，家家戶戶都要貼春聯。貼春聯是我們中國人過春節必不可少的一件要務。過了臘月二十三，就該寫春聯貼春聯了。有文化的人家，擺開條桌、生上炭火，鋪上氈子自己寫，所謂“碳盆墨盞，縱筆大書”。不識字的人家，則請人寫，或到大集上去買幾幅來貼。幾十年前，我還在農村裏見過不識字的人家用拔罐子的陶罐蘸著鍋底煙子灰在紅紙上蓋上兩行圓圈。即使服大孝的人家，也要在大門口貼上一副藍灰色紙的無字對聯。在海外的華人華僑，不論是在天涯還是在海角，也都無不傳襲著祖輩傳下來的這一文化傳統。春聯的用紙，舊時有順紅、梅紅、殊箋、萬年紅等品種，都寓有喜慶吉祥的意涵。記得小時候農家用的，好像是一種很脆的大紅竹紙，用手一抹一撚，就粘上濃重的紅色。
文化人說，貼春聯是春節的一個文化符號。老百姓說，貼春聯圖的就是喜慶和吉祥。說的都對。從起源上說，春聯是周人“桃符”的演化形式。清《燕京歲時記》說：“春聯者，即桃符也。”追溯有史記載的周朝，人家在大門兩旁懸掛兩塊長六寸、寬三寸的桃木板，上書“神茶”和“鬱壘”二神（《後漢書·禮儀誌》）。這種刻畫或書寫著神茶鬱壘的桃木板古稱“桃符”，具有辟邪祛鬼的象征意義，能滿足先民祈求平安的心理訴求。在後來的發展中，懸掛在大門兩旁刻畫著神茶鬱壘的桃符，兵分兩支，一支直接地演變為畫有各種人物（如鍾馗、趙公元帥、燃燈道人等）的門神，另一支則演變為題寫著對稱吉語的春貼或春聯。如果說，桃符的主要意旨在驅鬼和辟邪，那麼，對聯的主要意旨則是喜慶和吉祥。歲首貼春聯成為主流習俗後，掛桃符的習俗相對逐漸衰落了，但並不意味著就完全退出了曆史。至遲我們還在康熙《宛平縣誌》裏看到“立桃符、貼春聯、門神、掛錢、插芝麻秸……”並存並舉的記載。
至於春聯最早出現在什麼時代，有多種說法。敦煌研究院的譚蟬雪女士在1994年第4期《文史知識》上著文認為，敦煌莫高窟藏經洞出土的敦煌遺書（斯坦因0610卷）中有十二副為歲日和立春寫的聯語，其中第一副“歲日：三陽始布，四秩初福慶初新，壽祿延長”，作者唐人劉丘子，作於開元十一年（公元723年），應是我國最早的春聯。這十二副聯語已經是在桃符之外的另一種寫在紙上的吉祥聯語，至於這種寫著聯語的紙是否是歲日時貼在門框上的，則不得而知。敦煌遺書的材料，糾正了一向認為我國最早的春聯出自五代時的後蜀主孟艇之手的見解。
《宋史·世家·西蜀孟氏》記載：“第歲除，命學士為詞，題桃符，置寢門左右。末年，學士幸寅遜撰詞，艇以其非工，自命筆題雲：‘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時在公元964年。孟R所題聯語，應還是刻在或寫在桃板上的，故而應該說是一種從桃符到春聯的過渡。
宋代似乎沒有大的變化。王安石的《元日》詩“千門萬戶瞳瞳日，總把新桃換舊符”，說明其時民間所流行的，仍然還是“桃符”，而不是紙上寫春聯貼春聯。高承的《事物紀原》所論廣泛，適可與王安石的詩相印證。
春聯在南宋時稱為“春貼”、“春牌”，開始把歲日（正旦）貼的春聯寫在紙上，並逐漸形成了貼春聯的習俗。南宋周密《武林舊事·歲晚節物》：“都下自十月以來，朝天門內外競售錦裝、新曆、諸般大小門神、桃符、鍾馗、狡貌、虎頭，及金彩縷花、春貼、蟠勝之類，為市甚盛。”“春貼”就是今天的春聯。吳自牧《夢粱錄·除夜》：“士庶家不論大小家，俱灑掃門間，去塵穢，淨庭戶，換門神，掛鍾馗，釘桃符，貼春牌，祭祀祖宗。”“春牌”既是春聯，又是“福”字。因此，我們不妨把南宋看做是春聯發展史上的一個轉折期。
“春聯”一詞，最早見於明代。明人陳雲瞻在《替雲樓雜話》裏說：“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他記述了一個有趣的傳說：朱元璋定都金陵後，除夕的前一天傳旨，凡公卿士庶之家，門口一律都要貼春聯。接著他微服出訪，經過一家人家，見沒有貼春聯，便去詢問，被告知這家是殺豬的，還沒有來得及請人寫。朱元璋便親自為其題寫了“雙手劈開生死路 一刀割斷是非根”一聯。經明太祖朱元璋這麼一提倡，寫春聯貼春聯便相沿成俗。明代學者袁學瀾的《吳郡歲華紀麗》，在自己的詩《元日詩》下引錄了郎英編纂《七修類稿》裏收錄的沈明德《蝶戀花·元旦》詞：“接得灶神天未亮，爆仗喧喧，須要開門早。堂壁鍾馗先掛了，春聯吉語輝文藻。爐燒芷術香雲繞，賀歲親朋，都祝新年好。焚罷紙錢，灰寒不掃，斜日半街人醉倒。”大選家郎英版的沈詩裏強調了“春聯”的“吉語”性，並評價說沈詩“道盡中人以下之家風俗”。有清一代，春聯普及萬家，在思想藝術境界上進人了曆史上的一個鼎盛期。
由於士庶階層的廣泛參人，春聯的文字追求錘煉工整，結構講究對仗平仄，在內容上“道盡中人以下之家風俗”，貼近老百姓之憧憬願望、道德規範和審美情操，故而不失為受眾最為廣泛的文學作品。這也就是春聯之所以能世代延續，永無衰微的秘密所在。
寫於庚寅年臘月十四（2011年1月17日）幾重春色逐燈來
辛卯年（2011）元宵節在臘春的匆匆腳步中到來了。俗曲說：“正月十五鬧元宵！”一個“鬧”字，道盡了元宵節火樹銀花的熱鬧隆重多彩與繁盛，表達出了百姓的歡樂心態和幸福訴求。今年元宵，時值“立春”後的半個月，“七九”河開的第四天，正所謂“何解凍之嘉月，值莫英之盡開，草含春而動色，雲飛采而輕來”！古人的這幾行詩句，既是對元宵節物候的寫實，又是對元宵節——一個“嘉月”中的嘉日——的期待。
正月是農曆的元月，古人稱夜為“宵”，所以稱正月十五為元宵節。元宵節，又稱上元節、元夕、燈節。關於元宵節的起源，曆來聚訟紛紜，莫衷一是。筆者願意相信，元宵節原本就是一個開始農作的民俗節日，在其形成的長途中，陸續吸收了若幹原始習俗，甚至道教或佛教的理念與儀式。而我們今天所體驗的元宵節，已經是一個各種文化元素或民俗事象不斷積累不斷添加不斷普及的民俗節日了。
由於正月十五是一年中的第一個滿月，元宵節又是一年中的第一個節日和春節節期的最後一項活動，故而在百姓心目中和宮廷官府禮典中，都具有非凡的意義，相關的民俗活動也就特別繁多而隆重。除了祭祀先祖和與農耕生產和年景有關的神靈的信仰與儀式外，古代傳襲下來的由夜及晝解禁燈火、男女自由交往而不必受到禮教的限製，以及賞燈、猜謎、舞龍、舞獅、高蹺等遊樂活動和吃元宵的節日習俗，也使元宵節極具內涵的豐富性和生命的鮮活力。
如若解讀元宵節的文化意涵，祭祀和祈福，特別是與民眾的災厄、生產和民生相關的活動，應是元宵節的原旨之一。《唐六典》、敦煌遺書的燃燈齋文等文獻裏都曾講到燃燈功德在於“國泰人安，永無征戰”、“唯願蕩千災，增萬福，善業長，惠牙開”等祈福內容。明清文人也非常強調燃燈的原初意旨，是為了祭祀，至少是為了祈福。讓廉著《京都風俗誌》說：“正月十五日為上元節，祭神，以元宵為獻，俗謂之‘燈節’。”楊允長《都門元夕張燈記》說：“張燈之地，以正陽橋西廊房為最，巷有五聖祠，康熙癸卯，裏人燃燈祀神，來拜觀者如堵……”
民間相傳正月十五日是蠶神螺祖的生日，是日，在江南一些地方有祭祀“蠶神”的習俗。祭蠶神用白粥加上肉脂為供品，同時用一杆竹竿挑著燈燭插在田間，或點燃用蘆葦或茅草紮製的火把沿著田埂燒熏，俗稱“照田蠶”。元宵節迎紫姑是婦女群體中流行的信仰習俗。紫姑原出江南，因有涉婦女命運，故受世人同情，遂演成民間普遍崇祀的廁神。其信仰和儀式，如今還在江南有些地方有遺緒。遠至北京也曾相當流行，《燕都雜詠》雲：“敝帚掛紅裳，齊歌《馬糞香》，一年祝如願，先拜紫姑忙。”注雲：“正月閨中用帚插花穿裙，紫姑神於廁，以占休咎。”（《都城瑣記》）。元宵節，婦女還要成群結隊“走百病”（過橋摸釘），目的在求“度厄”。迎紫姑和“走百病”的習俗，折射出在漫長的封建社會中婦女地位的低下和婦女希圖改變受族權父權夫權三重壓迫命運的強烈願望。
作為春耕春種的準備，或與農業生產和年景豐歉的關係，應該也是元宵節的題中應有之義。農諺有雲：“八月十五雲遮月，正月十五雪打燈。”不正是元宵節所體現的氣候與民俗的關係的見證嘛。
其發展演變中，燃燈（燈彩、燈棚、燈市）、賞燈、歌舞、社火以及猜燈謎等，已成為元宵節最重要的群眾文化活動內容，擔負著民眾娛樂自我、提高審美、傳播知識、舒緩壓力的文化功能。這一點，鄉民社會和市井社會皆然。但曆史上元宵節燃燈和觀燈之盛者，莫過於長安、洛陽、汁京、臨安、金陵、燕都等古都。《朝野金載》的記載，使我們有機會了解到唐代的盛況：“睿宗先天二年正月十五、十六夜，於京師安福門外作燈輪，高二十丈，衣以錦繡，飾以金銀。燃五萬盞燈，簇之如花樹。宮女千數，衣羅綺，曳錦繡，耀珠翠，施香粉……於燈下踏歌三日。”據史書記載，明清燕都的燈市，達到了繁盛與奢華的極致。三街六市，前後張燈五夜。其燈有大小、高矮、長短、方圓等式，有紗紙、琉璃、羊角、西洋之別。其繪人物，則《列國》《三國》《西遊》《封神）《水滸》《誌異》等圖。花卉則蘭、菊、梅、桂、置、竹、牡丹；禽獸則鶯、鳳、龍、虎以至馬、牛、貓、犬與魚、蝦、蟲、蟻等圖。顏色鮮美，妙態傳，品目殊多，頗難枚舉。真個是：“滿成燈火耀街紅，弦管笙歌到處同，真是升平良夜景，萬家樓閣月明中。”（《朝市叢載·上元詩》）但到終清之世，北京的燈彩已呈每下愈況之勢，“鼎革以遠，百事維新，前門一帶商店，雖仍例行不廢，而大率乞靈電機，非不眩奇鬥巧，終嫌味同嚼蠟。今唯大柵欄、瑞軼祥、廊房頭條之謙祥益等，尚有絹燈數百盞，應時而懸，任人品評。其製作絕精，彩畫又多出名人手筆，……栩栩如生，是真無愧為美術者軟。”（《京華春夢錄》）
元宵節民眾、士庶、商家各界廣泛參與燃燈，促進了燈畫（燈彩）的發展，而燈彩作為一種民間的藝術形式，則因而常留在中華文化的史冊上。
新中國成立60年來，特別是近年來，我國政府重視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元宵節燃燈賞燈活動在全國各地得到複蘇和發展。幾年前，筆者曾親曆過南京夫子廟的“秦淮燈會”的輝煌，璀璨奪目的燈火與“槳聲燈影”裏的意境，把古都南京永遠鐫刻在人們的記憶裏。曆史上知名於世的北京前門、花市等燈市，也在21世紀初開始走出沉積，幾近失傳的燈畫（燈彩）也開始在燈市上再露頭角。東城區文化館曾於元宵節舉辦室內燈畫展覽，受到觀眾激賞，然仍屬初創，其規模與水平有待提高；宣武區文化館曾於2010年初舉辦過一個元宵節的燈畫（彩）展覽，展出了個人收藏的150幅明清以至民國時期元宵節的燈畫，使我們有幸欣賞到舊時北京燈彩所達到的藝術成就。元宵節燈彩的曆史輝煌，也使我想起了馬克思關於藝術的“一定繁盛時期絕不是和社會的一般發展成比例的”那個常青的論斷。
2011年2月4日
中秋對月思
中秋節的月亮，在國人的知識和記憶中，大概是沒有空白或缺位的。無論是皇帝臣子、富豪權貴，還是庶民百姓、販佚走卒，男女老幼，也不論受過何等教育和擁有何種背景，到了這一天，都會對月亮抱著一種與平日不同的、神秘的甚至神聖的情感。這不是某一個人的獨出心裁和胡思亂想，而是出自一個民族的精神認同，出自一種積澱既久的群體潛意識，出自一種普遍的信仰習俗。這種情感來自於對月亮的崇拜，來自於從遠古起就逐漸傳承下來的甚至信以為真的神話傳說。一年一度的中秋晚上的月亮，或晦或明，或陰或晴，都會給每個人帶來各自不同的遐想和期待。——八月十五，是我們民族的月神充分顯現的一個好日子。
我對中秋節的認識，大半來自於童年生活的慷慨賜予。多年前曾寫過一篇《明月何時有》，寫自己對明月的渴望。從記事起到18歲離開家鄉之前，家境貧寒，由於常年缺少油水，患了夜盲症，從太陽落山起，便被黑暗包圍著，甚至在皎潔的月光下，周圍的事物也還是朦朦朧朧，影影綽綽，難見廬山真麵目。但每到中秋節的晚上，全家總是照例在小小的天井裏安放上一張平時吃飯用的小供桌，擺上一些剛從園子裏摘來的瓜果等供品，祭祀“月亮塘媛”——學名說的“月精”或“月神”。祭拜月神，在村子裏一般是女人的事，由母親和姐姐操持。一然後一家人團聚在一起，坐在小馬紮上，好奇地觀賞和探究掛在天際的那一輪明月裏的圖畫。老人們指點著說，月宮裏有一棵高大的桂樹，偷吃了長生不老藥的嫦娥，飛到月宮裏，變成了玉兔，被罰為西王母搗藥呢。日複一日，年複一年，未有窮期，可憐見的！父母口頭傳遞給我們的，當然不是唐人徐堅輯《初學記》引《淮南子》的“界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界妻姐娥（嫦娥）竊之奔月，托身於月，是為蟾蛛，而為月精”的故事，而是村子裏世世代代口傳的嫦娥奔月、玉兔搗藥的廣寒宮裏的美妙神話。我們這些孩子們舉目遠望著那輪遙不可及的茫茫夜空中的銀盤樣的月宮，對那個在桂樹下勞作的玉兔，既敬畏又同情。顯然，作為月精，與蟾蛛相比起來，玉兔與人的關係親和多了，更招人同情。對於農夫村姑們來說，誰不知道蟾蛛就是河溝裏的那些醜陋難看的癲蛤蟆呀。想必，從蟾蛛到玉兔的轉變，中間一定是經過了漫長而又漫長的曆史演化過程。最初的時候，蟾賒在人們的心目中，也許並不是後來人們心目中的那個醜陋角色，宋代及其以前的銅鏡圖案中，就有蟾蛛為月精的形象，說不定就是某個古代部族或民族心目中月神的圖騰影像，隻要看看新石器時代陶器（如甘肅臨挑、陝西薑寨）上的那些蛤蟆圖像，就會明白這種推斷並非空穴來風。不過，與人們祭祀的其他神靈不同，國人對月精的祭拜，似乎並沒有什麼功利目的，倒是多了一份溫馨的同情和做人的訓誡，如李商隱詩裏說的那樣：“嫦娥應悔偷靈藥，碧海青天夜夜心。”
隨著年齡的漸長，讀書的所得收益彌補了兒時記憶和生活知識的不足和淺陋。詩人們的詩詞，雜家們的誌書，使我對中秋的認識逐漸全麵而趨於理性。有學者說，中秋節起於唐代的賞月習俗，到宋代終於成為國家認定的節日。我對這神上層起源論或貴族起源論，多少有點兒懷疑，盡管看起來這樣的論說很時髦。於中秋之夜，朱樓賞月（也叫玩月），把酒傷別，吟詩作畫，果餅相遺，當然是遠離了民眾的文人雅士們的事體，大體上與普通老百姓無涉。但畢竟是詩人們給後人留下了詠唱中秋明月的千古詩句，讓我們透過詩句體味著先賢們的悲憫情懷；畢竟是那些不思聞達的雜家們以自己翔實的文字記錄下了人民大眾在中秋之夜的祭月賞月實景，使我們可以複原真實的曆史。
最近讀到一份清宮的檔案材料說：乾隆四十一年的中秋節，乾隆皇帝是在前往盛京（沈陽）祭祖的途中過的。苑洪琪《清代宮廷慶中秋》引乾隆中秋祭月檔案如下：
八月十五日酉初，在蓮花套大營西洋房東院內，坐西北、向東南設擺月光花插一個，挨插屏前，擺條桌二張，一字擺著。用黃緞桌套一個。
安畢，茶膳房遂擺供一桌，十九品，擺三路。從懷裏往外擺。月光碼兩邊，供子母搞一對（用斑竹杆，上捆鮮花。捆在月光碼插屏架上）。供桌後桌邊上供黃豆角兩把（高一尺五寸，埃著月光碼供）。頭一路（供桌後桌邊）中間設鬥一個，上供大月餅一個（重十斤，彩畫圓光）。鬥左邊鮮果三品，西瓜一品。右邊鮮果三品，西瓜一品。二路，中間設雄香爐一個，左邊茶三鍾，西瓜一品。右邊酒三鍾，西瓜一品。三路，香爐前，中間設檀香爐一個，爐左邊，月餅一品二個（每個月餅重三斤），蠟台一個（此供子母輻，豆角，十斤重月餅，三斤重月餅，俱係隨果報發來）；萬歲爺供前拈香行禮，還西洋房少坐。
酉正，小太監常寧傳送上用黃盤野意酒膳一桌，十五品。用茶房紫檀木折疊矮桌擺。
酉正二刻十分，香盡，養心殿首領劉秉忠請萬歲爺送焚化。
總管蕭雲鵬用茶房如意茶盤請茶三鍾、酒三杯。跪進，與上莫茶、酒，送焚化。畢，隨撒供一桌。大月餅（十斤重）遵例收貯，除夕共進。隨將三斤重月餅兩個呈送。切一個，托一個，用金龍盒盛，送上進。畢，賞隨營妃繽等位。整個月餅果報來之日，隨果報帶進京去，交與養心殿內總管王成，賞京內妃繽、阿哥、公主等位。
供前鮮果、西瓜、月餅賞給隨侍太監等。
內廷對中秋祭月的儀式是非常重視的。這次乾隆皇帝赴盛京途中遭遇的中秋儀式，尚且如此隆重排場，何況在宮中的例祭呢。回顧乾隆五年的中秋日，乾隆皇帝在恭侍皇太後至西苑萬善殿禮佛，再遊南海漏台諸景時，寫下一首打油詩：“金風玉露共徘徊，為奉慈母特地來。璧月圓時瞻月相，壺天深處是天台。香飄桂子堆金粟，酒獻南山作壽杯。無限歡欣隨葷道，人間端的有蓬萊。”那“金風玉露共徘徊”、“璧月圓時瞻月相”的宮廷祭月賞月之舉，實在不過是祈願皇帝至尊、皇權永柞的一種形式而已。
每到中秋，人們總是爭說蘇軾祝願“千裏共蟬娟”的《水調歌頭》詞，盡管這首詞是抒發詞人對兄弟的祝願之情，但由於把人間的團圓情懷高度提煉和典型化了，才有這樣的綿長的藝術生命。而今中秋，也許是麵對時世的感懷和民眾對“公平正義”訴求的認同吧，我卻對唐代曹鬆的一首絕句《中秋對月》湧動出一種別樣的共鳴。他寫道：“無雲世界秋三五，共看蟾盤上海涯。直到天頭天盡處，不曾私照一人家。”古之皇親國戚、達官貴人，今之富豪權貴，在中秋之夜固然舉行豪華的祭月賞月活動，如上述乾隆四十一年之祭月賞月儀式，君不見，生活在草野中的普通老百姓也會以自己滿意的方式，哪怕是僅僅供上幾隻從菜田裏剛摘來的新鮮瓜果和自製的月餅，以虔誠的、悲憫的心情，來表達他們對托身（或獻身）於月、從而使月亮成為圓月的嫦娥的同情，和對由於種種原因（如戰亂、工作）而使親人朋友間無法團聚而渴望團圓的祈望！而如今我國的探月工程，把宇宙飛船定名為“嫦娥”號，正是對傳統“月神”觀念的一種肯定和發揚。
月精/月神啊！“不曾私照一人家”的月精/月神，無私地把她的皎潔的光芒平均地灑給普天之下的芸芸眾生，一視同仁，無論是官家還是百姓，不分厚薄，並無偏袒。中秋滿月所顯示出的這種公平正義的平民精神，怎能不令筆者為之動容呢！
作於2010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