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輯
行旅留痕
破冰之旅
持續十年的“文革”過去已經四年了，傷痕文學和反思文學的浪潮席卷中國大陸文壇，成為中國改革開放事業和思想解放運動的一支不可忽視的推動力。1979年以來，中國大陸作家與外國作家的交往已經不少，但大陸、台灣、香港的文學界之間，卻仍然被堅冰所阻，沒有直接溝通的機會和契機。由大陸作家組成的“中國作家團”應邀於1981年12月18日赴香港，出席由香港中文大學主辦的"40年代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一襲“紅都”中山裝打扮的大陸作家剛剛步出香港紅砌車站，便立即被香港左派右派媒體記者們圍追堵截，全方位地追蹤報道，好似意識形態領域裏爆出了一顆不大不小的“原子彈”。一國三地的作家學者，第一次坐在一起討論中國現代文學，真是有點兒匪夷所思；由於這次“中國作家團”的香港之旅，是“文革”後第一個訪港的作家代表團，故此行堪稱文學界的破冰之旅。
破冰之旅
大陸作家代表團團長是新中國成立前就在香港工作過的老作家黃藥眠。團員有唐搜、羅蓀、柯靈、辛笛、丁景唐、田仲濟、葉子銘、樓棲、林煥平、吳宏聰、理由和我，秘書是範寶慈。台灣方麵有陳紀謹、餘光中、葉維廉、氫弦、洛夫。東道主香港的有劉以瞥、吳其敏、張向天、侶倫、夏果、舒巷城、潘際炯、唐瑜、蕭銅、潘耀明、鄭辛雄、吳羊璧、杜漸、原甸、譚秀牧、蔡國喜、朱魯大、張誌和、陶然、黃河浪、東瑞、秦嶺雪、曾家傑、李今吾、王智濃、馮偉才、陳浩泉，以及《大公報》副總經理陳凡、《新晚報》總編輯羅承勳，《文彙報》總編輯金堯如、副總編輯曾敏之。旅美作家周策縱。
沒有改革開放，就不會有這次一國三地作家學者的聚會。內地的這個“中國作家團”，作為“文革”後第一個訪港的作家代表團，用的名義是“作家團”而不是“代表團”，這個名字不免有點兒不倫不類，古裏古怪，派出這個團的中國作家協會的決策人肯定是用心良苦的，但在我卻一直是個沒有解開的謎。
再說，香港中文大學領導人能克服意識形態分歧，作出邀請大陸、香港、台灣三地的作家坐在一起開會的決定，在當時，確實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我想，首先應該歸功於當時香港中文大學校長馬臨先生，沒有他的決斷，這個會難於開得起來。盡管台灣作家陳紀崔、氫弦、洛夫因台灣當局不給他們發簽證而沒有到會，但老作家陳紀澄還是毅然送來了一篇題為“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之演變”的論文，並委托香港學者李今吾代為宣讀。餘光中親自到會，但我注意到他用的名義卻是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對於主持會議的香港朋友來說，他們更是謹慎有加，既不願意得罪大陸，也不願意得罪台北的朋友，突出地表現在如何處理陳紀謹的論文中一些提法和言論上。如《明報》一篇報道所說的：陳紀崔的論文裏“頗多敏感句語，但大會當局安排了一個避過敏感部分的‘節本’供李氏宣讀”。（香港《明報》1981年12月22日報道。）
開幕式於12月21日上午在香港中文大學祖堯堂舉行，中大校長馬臨主持。主持者選擇了長期客居美國、任教於威斯康星大學的周策縱教授作開幕致辭，相當於內地學術會議的“主題報告”，為大會定調子。他講話的主旨是：“四十年代的文學作品，好比民族奮鬥的史詩。”會議一共進行了3天。先後在大會上宣讀論文的，台灣學者有：陳紀崔（《四十年代中國文學之演變》）、餘光中（《試為辛笛看手相——＜手掌集＞的賞析》）、葉維廉（《研究四十年代詩的幾個據點與角度》）；香港學者有：劉殿爵（中文大學文學院院長）、常宗豪（中文大學中文係主任）、趙令揚（香港大學，《有關四十年代中國新文學研究資料和方法》）、梨活仁（香港大學，《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所藏四十年代上海出版之雜誌》）、黃繼持（中文大學，《民族形式問題——華南與重慶的討論評述》）、盧瑋蠻（中文大學，《中華全國文藝界協會香港分會的組織與活動》）、梁佳蘿（中文大學，《學者的散文》）、陳炳良與黃德偉（中文大學，《張愛玲小說中的“啟悟”主題》）、吳茂生（中文大學，《李廣田的小說》），作家劉以粵（《懷正：四十年代上海的一家出版社》）。大陸學者：黃藥眠（《評黃寧嬰的長詩＜潰退＞》）、唐搜（《四十年代中期的上海文學》）、樓棲（《四十年代華南文藝運動》）、王辛笛（《從三十年代談到四十年代，上海新詩風貌》）、柯靈（《上海淪陷期間戲劇創作管窺》）、丁景唐（《四十年代初期上海魯迅研究概觀》）、林煥平（《四十年代茅盾在香港和桂林的文學成就》）、葉子銘（《論四十年代茅盾的文學評論》）、田仲濟（《四十年代王統照的文學創作》）、羅蓀（《四十年代中國文學概略》）、吳宏聰（《蝦球傳》）、劉錫誠（《趙樹理四十年代的小說》）、理由（《四十年代一門年青的文學樣式——報告文學》）。
葉子銘和林煥平的論文，都是關於茅盾的創作和創作思想的。葉子銘的論文，在全部學術研討中，是爭論最為激烈的一篇。香港的學者普遍對茅盾的創作采取貶低的態度，與大陸學者分歧甚大。大陸學者與香港學者之間在政治立場和藝術觀點上的差異，在對茅盾的評價上顯示得最明顯。香港學者對王辛笛40年代的詩歌表現出濃厚的興趣和給予高度的評價，又因有台灣詩人餘光中在會場上與辛笛的唱和酬答，多了幾分情趣，加之辛笛宣布把他所珍藏的40年代三種詩刊《詩創造》、《中國新詩》、《森林詩叢》整套送給中文大學，使他成為會場上的熱點人物。
大陸改革開放的初期，香港居民中，對大陸政策持疑慮態度的，大有人在，更不要說是那些被我們稱為“右派”的人了。到達香港後，我們在媒體上看到，歪曲、甚至仇視和漫罵大陸的言論，並不少見。《香港時報》所用的標題就具有挑釁性：《台灣作家未參加/中共“官方”代表傾巢出/所謂“文學研討會”/活像批鬥大會發言/吹噓突破政治領域簡直是個笑話》。 （12月23日）《聯合報》著文說：“主辦者原是純為學術而邀請大陸的作家參加，但中共視海外文化會議或國際會議為政治宣傳和‘統戰’活動的機會；這次中共派遣的‘作家代表團’，大都是政治色彩很濃的‘文化官’或‘馬列文藝宣傳家’，而且一開始就‘借題發揮’作‘統戰’宣傳。……柯靈赴港前，就向香港報界拍發了‘統戰’宣傳的稿子，說到所謂‘和平統一’時說，‘我看香港可以作為溝通大陸和台灣的引橋’。”（12月24日）《香港時報》記者文章《所謂“文學研討會”活像批鬥大會發言》說：“這個研討會的策劃單位，一再吹噓包括有台灣及大陸的作家座談，實際上應邀的台灣詩人氫弦、洛夫及文藝作家陳紀崔均因簽證問題沒有參加這個研討會，而來自內地的所謂‘作家代表團’，各具濃厚的政治色彩，……從中共代表團的名單中，明顯看出是以統戰宣傳為主體，因為不少成員一直擔任中共‘官職’與創作團早已人隔萬重山，部分成員最少在20年以上沒有發表過真正的文藝創作，但他們對‘馬列主義’的文藝教條，諸如‘文化革命論’、‘論新民主主義教育’、‘馬恩列斯論寫作’一類八股樣板‘文藝’卻有‘優越性’的。……宣傳文藝教條的中共‘官方’代表傾巢而出，如果說這個研討會突破政治的領域，簡直是自欺欺人的說法。"（12月23日）
盡管媒體上有這樣那樣一些不和諧的聲音，而整個會議開得很成功，達到了溝通、研討、磋商、了解的目的。正如香港《今晚報》的一位記者寫的：“對香港的文學工作者來說，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係主辦的‘中國現代文學研討會’是極有意義的一次盛會。"（12月29一日）
與會大陸作家中有好幾位是“老香港”,40年代在香港生活與寫作過，積極參與了香港的抗敵文化活動，香港文化界對他們是十分熟悉的。黃藥眠先生是著名詩人和文藝理論家，曾以《約瑟夫的外套》、《論走私者的哲學》、《初學集》等知名於文壇，在文學理論上造詣很高，40年代在香港達德學院擔任過文學係主任，培養了很多學子。新中國成立後，在北京師範大學任教，在1957年的反右運動中，被錯劃為“右派”，與昊景超、曾昭掄、陶大墉、費孝通、錢偉長一起共稱鼎鼎大名的“六教授”。粉碎“四人幫”後，錯案得到平反，在文壇上重新閃爍出光芒。這次來港，讓他擔任團長，是最合適不過的人選了。柯靈、辛笛、林煥平、樓棲等也是以前在港工作過生活過的老作家。
這次在港期間，香港三聯書店為幾位老作家舉辦了一次簽名售書活動，一個鍾頭的時間裏就售出了500本書，使香港讀者麵對麵地領略了內地作家的風采。所售書籍，有唐張的《落帆集》和《唐搜雜文選》、柯靈的《長相思》和《電影劇本選集》、田仲濟的《抗戰文藝史》和《文學評論選集》、黃藥眠的散文詩《麵向著生活的海洋》，以及收人辛笛、唐析、鄭敏、袁可嘉等“九葉”詩人詩作的《九葉集》，成為最受香港讀者歡迎的文學圖書。
12月26日上午，大會會務組安排唐0-、辛笛、劉錫誠、理由四人在理工學院唐炳源樓為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們舉行文學講座。唐張的講題是《創作與生活》，王辛笛的講題是《我的創作經驗》，理由的講題是《有來有往》。我則負責回答學生們就當前大陸文學現狀提出的間題。
大陸文壇：反自由化和朦朧詩
從意識形態的差異來說，1981年大陸文壇的動向，成為香港社會最敏感的話題。當年的中國內地文壇，有兩個問題備受香港文藝同行和媒體輿論的關注，甚至憂慮：一個是朦朧詩，一個是自由化。所謂“自由化”，批判白樺的《苦戀》的風波，原本就是備受香港文化界和媒體關注的一樁大事。我們《文藝報》的兩位副主編唐因、唐達成合寫的《論（苦戀＞的錯誤及其他》同時在《文藝報》和《人民日報》（轉載）發表，“自由化”的風波告一段落不久，到了年底我們訪港之際，《文藝報》卻又發表了一篇引人注目的署名文章，引起了香港輿論界和文藝界新的震動和憂慮。我們在港期間，《明報》於1981年12月25日登出一篇題為“過多撫摩昔日創傷而歎息 文藝報批判作家脫離軌道”的文章，報道和評論了此文中關於資產階級自由化和文藝界領導渙散軟弱的一些提法：
12月上旬出版的《文藝報》發表穀言題為“為提高文藝作品的質量而努力”的文章，它說：文藝戰線也確實出現了企圖擺脫黨的領導，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極的、有害的作品與言論。應該看到，某些文藝作品、文藝觀點和某些人的言論中表現出的自由化傾向，並不是孤立的、個別的，而是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思潮的反映。而文藝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又必然要對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瀾的作用。
文章說：黨中央對此早有察覺，一再提出重要的意見。應引為深刻教訓的是，我們文藝界的同誌，對黨的一些帶有根本性的重要意見，沒有及時地引起充分的注意，對於錯誤的作品、觀點、言論，沒有能旗幟鮮明地、理直氣壯地、有說服力地進行批評。文藝戰線領導存在著渙散軟弱的狀態。
文章指出：在文藝創作上，一個時期以來，趕不上時代前進的步伐，與人民群眾建設四化的沸騰生活的基調不很合拍。一些作品，過多地撫摩昔日的創傷而歎息，過分熱衷地追求揭霧社會的陰暗麵，缺乏振奮人心的昂揚的時代強音。現在，情況已經有了新的變化。黨的思想戰線問題座談會對文藝界起了重要的促進作用，嚴肅的、與人為善的批評與對人處理的懊重方針，給文藝戰線帶來了新的局麵：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開始受到抵製。
《文藝報》發表的這篇署名“穀言”的準社評式的文章，出自誰人之手，我不得而知。但據我的經驗，要麼是出自我們編輯部同仁之手，要麼是上麵什麼人寫的授權在《文藝報》發表。這種化名之作，在《文藝報》過去是常常有的，因為要傳達上級的某個意圖，或奉命之作，而又不願意署自己的真名或大家都知道的筆名，便臨時起一個名字，或諧音，或有寓意，或也許什麼意思也沒有。“穀言”也許就是“姑妄言之”的意思吧。香港人卻不以“姑妄言之”來理解這篇文章的用意。這篇準社評總的思想是：“文藝戰線也確實出現了企圖擺脫黨的領導，脫離社會主義軌道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傾向，出現了一些不健康的、消極的、有害的作品與言論。應該看到，某些文藝作品、文藝觀點和某些人的言論中表現出的自由化傾向，並不是孤立的、個別的，而是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錯誤思潮的反映。而文藝界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又必然要對社會上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起推波助瀾的作用。”提出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和錯誤思潮的要害，是企圖擺脫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這樣的提法和對形勢的估計是比較嚴峻的，預示著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和糾正軟弱渙散的鬥爭，並不以批判白樺的《苦戀》的告一段落而結束。
在12月26日《文彙報》、《大公報》、《新晚報》聯合召開的香港文藝界座談會上，內地文壇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傾向一事，自然成為一個與會者最為關注和求解的問題。由於我的身份是《文藝報》編輯部的副主任，被看做是代表團13人中一個最近乎官方人士的成員，又因為剛剛過去不久的批評白樺《苦戀》的重頭文章是《文藝報》發表的，所以在會上我被指名來回答這個問題。12月27日的香港《文彙報》發表一篇署名陸浩、題為“新詩主流和自由化傾向”的“特稿”報道說：
對於大陸上出現的自由化傾向，《文藝報》編樣部副主任劉錫誠也坦率地對這個問題發表了意見。他強調說，文藝作品的自由化傾向主要是由於作者從主觀出發，脫離了生活和社會主義軌道，但這是個別的現象。自由化是應當加以批評糾正的，例如白樺的《苦戀》受到了批評，但他的另一些好作品也同時得到了創作優秀獎。文藝批評應當客觀地分析問題，並不是專打棍子和專戴帽子的。
劉錫誠還指出，除了自由化傾向外，國內文藝界也出現了商業化的傾向，他並列舉競相出版推理小說及偵探小說為例，認為這種傾向是理應受到批評的。
我在回答提問時，強調自由化傾向的出現，是因為有些作家“從主觀出發，脫離了生活和社會主義軌道，但這是個別的現象。自由化是應當加以批評糾正的，例如白樺的《苦戀》受到了批評，但他的另一些好的作品也同時得到了創作優秀獎”。我的答問，沒有像《文藝報》那篇文章說自由化傾向是企圖脫離黨的領導，如果說企圖擺脫黨的領導，那就成了政治問題了；我還強調自由化是個別的現象，是不難糾正的。
出席香港文藝座談會的是香港文藝界人士和媒體人士、與在香港中文大學舉辦的現代文學研討會會場上的那些大學教授們不同，他們較少教授們自恃的那種學究氣，而有更多的政治敏銳性和現實感。兩種不同職業的人的關注點和氣質，是頗有差別的。
辛笛成了新寵
來自上海的“九葉派”詩人王辛笛，成為香港現代文學研討會上會內會外最被關注的熱門大陸作家。這種情況的出現，我以為，是由三方麵的原因造成的。一是王辛笛等是活躍於40年代的詩人，在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封筆，大部分隱於文壇，沒有新作問世，這種狀況的形成，當然是由政治的原因使然；二是剛剛由江蘇文藝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九葉詩選》，幾乎囊括了被稱為“九葉派”詩人的好作品，使多年來隱於文壇之外的詩人和難得一見的現代派詩作，得以與渴望開放的讀者見麵；三是大陸詩壇上“朦朧詩”的活躍以及對“朦朧詩”的責難，激起了讀者對“朦朧詩”的更強烈的興味。
在這種形勢下，辛笛的訪港自然成為這次學術會議的一個熱點和亮點。他一到香港便寫下了一首《香港，我來了》的自由體新詩，表達他相隔多年後的感受：
香港，我來了！
陽光下有山有水，
就可以有無數的高層建築；
夜來辮不清是天上的繁星，
還是人間的燈火，
都是一樣的燦爛可親！
切夢刀到頭來
會幫助我驗取什麼是高貴，
什麼是卑微！
我真想再一次在薄扶林道上散步，
去看望一下當年的望舒；
我還分明記得
那時還在永別亭前
送葬人的路祭；
隱隱升起的
是傷心的野哭！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王辛笛向大會提交的論文是《試談四十年代上海新詩風貌》。在宣讀論文前，他以興奮的心情講他這次南來的感想，特別是說到現代詩的提倡，不應該忘記葉公超：“我國現代詩的提倡和發展，葉先生是應當記上一筆的！”他自述說：他於“1935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外文係，葉公超就是外文係講授現代詩的老師。也就是因了親受葉公超的教益和影響，才從事於現代詩的創作。”他還說：“最近讀《朱自清日記》，其中也記錄了葉公超對新詩的意見。如1932年10月30日記：‘公超謂翻譯詩因語趣關係，傳意實不足，須傳境界。’又11月巧日：‘晚公超來談中國所以無長詩之故，因中國無宗教信仰，不思靈魂得救，而西方有識者皆腐心焦慮於此。又中國人對自然與西方不同，西方人最初亦隻以自然作背景，漸乃付以生命，至華茲華斯竟於自然中吹人全神思想，且彼等對自然有一種美的直覺，此實中國所無也。又謂西洋近代詩，日趨精確，閱者漸少，小說新體已成，詩尚在創造中。公超謂此方麵試驗以美國為最，大抵年輕詩人為之，因舉E. E．卡明茲（《日落》詩）為例。”王辛笛所以特別提起葉公超，還因為葉剛於上月在台北逝世。辛笛還提到女詩人趙蘿襲，即詩人陳夢家的夫人，她也曾出版過一部現代詩集，她的寫詩也是受葉公超的影響的。
王辛笛與威斯康星大學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客座教授周策縱的唱和最是風趣，也緩和了會上會下的氣氛。在馬臨校長的夜宴會上，作為大會主席的周策縱拿出了他的一張賀年片送人，上麵印了他親筆寫的《沙田雜詩之一》：“雨後山花出浴嬌，遠峰人水泣斂絹，和煙久坐陪鬆竹，沁翠清音與夢搖。”並在與會者的邀請下用湘音楚調朗誦了這首詩。大陸詩人王辛笛和韻作了一首七絕：“白首成詩韻最嬌，此行一路夢紅絹。且攜山色湖光去，待與夫人雙槳搖。”第二天，周策縱要回美國威斯康星去，又作一首《贈辛笛先生》詩贈王辛笛：“扶蘇九葉隔年春，掌上明珠洗暗塵，倘為生民詩可殉，楚騷端未共沉淪。”並詩末附言：“中國現代文學會議席上，餘光中教授與予本春秋責備賢者之義，對新詩人於四十年代末期後紛紛封筆，頗表惋惜。王辛笛先生以當時詩人為生民請命，獻身革命事業為解。因成此詩，略當問難請益雲爾。周策縱1981年12月21日於香港。”作者並注雲：“《手掌集》乃辛笛四十年代詩集，《九葉集》則出版於1981年，亦四十年代所作也。”王辛笛當場又回贈周策宗一首《戲為周策縱先生寄內》：“少壯離鄉老大回，花開花落喜春回，自從分手航天去，日誦南華又幾回。”（按：周夫人吳南華。）周策縱又有奉和詩一首《諷和辛笛詩人戲筆代我寄內之作》：“老妻召我逐年回，鐵鳥匆匆海外回。十二金牌份六計，走為上計且來回。”周策縱的詩實在算不上什麼好詩，隻不過是表示友誼的應景酬答之詞罷了。
台灣詩人兼教授餘光中，對辛笛於1948年由上海群星公司出版的《手掌集》裏的詩作大加讚賞，在發言的講台上以抑揚頓挫的聲調和欣賞有加的姿態，一篇篇朗誦著辛笛的詩作。當他宣讀完題為“試為辛笛看手相”的論文後，辛笛為餘先生所感，欣然上前與他握手表示謝意。
關於大陸詩壇興起的朦朧詩思潮，王辛笛在研討會上報告說，自從“四人幫”垮台後，大陸的文學藝術已得到複蘇，詩人是有前途的，無論新詩、舊詩都大有可為。他強調說，在任何情況下，新詩都是詩創作的主流，是曆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有些人認為寫新詩者沒有才華，作舊詩的才有水平，那是不正確的。他還指出，新詩發展的希望在於青年詩人身上，現在國內一些青年詩人都是極有才華的，老一輩的詩人應當向青年人學習，同時也應作鋪路石，讓年輕人超越自己，則新詩當能得到更大的發展。在談及現時對國內新詩流派所引起的論爭時，王辛笛詳細論述了新詩各流派的情況。他風趣地說，有人批評他是“老朦朧”，可是他卻一點也不承認自己朦朧；他解釋說，隻要詩的內容健康，政治方向明確，什麼“朦朧詩”和“愛情詩”都是可以寫的。
羅蓀與陳紀澄失之交臂
我們《文藝報》主編羅蓀提交的論文是《四十年代中國文學概略》。作為他的下屬，我向大會提交的論文是《趙樹理四十年代的小說》。講40年代解放區文學的隻有我這一篇。我寫這篇文章時，就想，國統區的抗戰文學運動固然取得了巨大成績，解放區出了個趙樹理，他的創作也自應在這個會上予以肯定。羅蓀臨時有事去不了香港，臨行前囑我代他宣讀。哪知我們兩人的發言都排在了第三天（12月23日）的下午。於是團裏臨時決定羅蓀的論文改由代表團的秘書範寶慈同誌代讀。
去年，1980年6月16-19日，在巴黎第16區的勝家波裏涅克基金會音樂廳也曾舉行過一個“中國抗戰時期文學研究討論會”，羅蓀在會上宣讀的論文是《抗戰時期中國西南文壇》。這次向中文大學的研討會提交的論文，也許沒有巴黎會議論文的內容那樣集中，但作為20世紀40年代文學的親曆者，他的觀察和感受卻是無可代替的。在我的印象中，羅蓀的這篇長文生前好像沒有發表過，也沒有收人1983年4月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羅蓀文學評論選》中，更不可能收入此前由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羅蓀近作》中。《羅蓀文學評論選》是馮牧。閻綱和我共同主編的《中國當代文學評論叢書》（總共出了20種）中的一種，這套叢書被文學史家們認定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套文學評論叢書。稿子是由我向羅蓀同誌約定的，由出版社的唐維安同誌擔任責編。所選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批評文章共18篇（“文革”前11篇，“文革”後7篇）‘是由他親自編訂的，可以看做是他的代表作。因此，這本書在他的文學生涯中有著不可忽視的意義。
大陸作家孔羅蓀和台灣作家陳紀澄,1928年曾在哈爾濱組織蓓蕾文藝社，屬於抗戰時期的東北作家群中的進步作家，1938年又都到了武漢，並參加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後來一個去了台灣，一個留在了大陸。這一對早年同屬東北作家群、後來久別40年的朋友，原定要通過這次破冰之旅在香港會議上見麵的，巧的是，因台灣當局不給簽證，陳紀沒沒有辦法到會，孔羅蓀也沒有到會，成為憾事，也使新聞界大失所望，失去了一則好新聞，盡管陳紀沒的缺席給幾家報紙提供了口實使他們大做其文章。好在後來，1986年，在中國作協外聯部的安排下，分別多年的孔羅蓀與陳紀澄終於在香港見了麵。那已是後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