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清音可辨
一個共產黨人的生命傳奇
——評影片《公仆》
50多年前，一個叫穀文昌的縣委書記來到福建東山，麵對荒島災民許下諾言。他說：“一定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要是製伏不了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
一句話，讓人追尋了一生。於是影片《公仆》就這樣娓娓道來，展開了穀文昌的生命敘事，在東山島上演了一個共產黨人的生命傳奇。
穀文昌與之相遇的東山縣，是福建省最窮的一個地方。史料上顯示，該島四麵環海，一年刮6級大風的時間多達150天以上。全島194平方公裏土地上，僅有疏林百畝。海島東南綿亙30多公裏淨是白色沙灘，茫茫一片，寸草不長。島上有43個流動沙丘，隨風肆虐，數十年間，竟吞噬幾十個村莊，千餘座房屋埋於沙底，3萬多畝耕地陷人沙海。當地民謠唱道：沙灘無草光溜溜，風沙無情田屋休，年年天旱柴草絕，稻穀有種卻無收……在這樣惡劣環境下，要想“讓老百姓過好日子”，若是生活在別處或許容易，但在東山島，別處的一句尋常承諾，在這裏就是驚天之語。影片中，穀文昌在踏勘鄉情時，曾遇前人遺留的功德碑，在漫天風沙的背景中，穀文昌觸摸著字跡斑駁的碑文，讀出了曆史的沉重。曆史上，東山島或許有想來一番作為的官員，但他們的種種奮鬥，在這樣嚴酷的自然環境麵前，隻能折戟沉沙，最終化為一聲歎息。也有一些機巧的官員，用虛飾的自然換來暫時的浮華，但荒島自成碑文，留下的隻是荒誕和卑劣的笑談。曆史一頁頁翻過，南下幹部穀文昌來到了東山，這個來自河南林縣大山裏的漢子，在經過一番深入調查研究之後，向東山人莊嚴承諾：“一定要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這樣的話，或許曆史上也有人曾對東山人說過，隻是黃沙依舊，大風依舊，風吹過耳，了無印痕。但穀文昌的表述完整而又決絕，因此他又說：“要是製伏不了風沙，就讓風沙把我埋掉。”這是一句沒有退路的誓盟，看似平白的陳述，實際上是把自己交付出去的生死對決，也是他與東山島簽立的一紙生死文書。而這反映的正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本質特征，體現了一個人民公仆心係群眾的決心和膽魄。
穀文昌要想改變東山島的麵貌，首要的任務就是要依靠和發動群眾。然而，解放初期，東山縣人口僅有6萬。1949年至1950年4月，僅有6萬人口的東山就有2000人死於天花，1340人淪為乞丐。由於地緣關係，這裏距台灣最近，國民黨軍隊潰退台灣前夕，又從此地擄走17至52歲的壯丁4520名，餘下壯丁家屬2萬多人，製造了諸多的“寡婦村”。全縣去台家屬占全縣總人數的1/3還多。這些家屬倘若在內地無一例外因“海外關係”要扣上“敵偽家屬”的帽子，政治上受歧視，精神上受壓抑，成為萬劫不複的罪人。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東山島上的去台家屬也深受其害。影片裏，穀文昌通過與一個叫張銘的去台家屬的接觸，幾經了解，洞悉了她們內心的隱痛和血淚，深深意識到，去台家屬的苦難是國民黨反動派強加給她們的，她們去台的親人大多數是被抓走的壯丁、士兵，他們不過是最底層的炮灰和犧牲品，是一群戰爭的受害者。倘若不分青紅皂白，在政治上搞一刀切和簡單化，把這些本來是充當建設東山島主體角色的人劃為“敵偽家屬”，那就違背了黨的根本宗旨。因此，當張銘和去台家屬們集體下跪向他求救時，這個不跪天地不跪鬼神的人民公仆，卻情動於衷，“撲通”一聲，跪在一群“苦命人”的麵前。半個世紀的動情一跪，深深表達了共產黨人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彰顯出穀文昌作為一個領導幹部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高度思想力和理解力，因此，在他身上也深深體現了動人心魄的人民性。穀文昌是一個黨性和人民性完美結合的體現者。
正是黨性和人民性的完美結合，穀文昌為本應冠之“敵偽家屬”的去台家屬們創造了一個新的稱謂“兵災家屬”。兩字之易，卻換來天地之別，它使多少家屬躲過了政治歧視，躲過了政治運動的襲擊。不僅如此，她們在經濟上還受到救濟，孤寡老人由國家供養。本該雪劍霜刀的殺伐變為陽光雨露的滋潤，嚴酷的敵對關係轉化為美麗溫婉的和諧之歌。
在全國，“兵災家屬”這樣的稱謂僅東山縣一個地區使用。
一項德政，十萬民心。在後來的東山縣保衛戰中，2萬多“兵災家屬”堅決站在共產黨一邊，經受住了嚴峻的考驗。而更可貴的是，1/3的“兵災家屬”的際遇影響了民心，6萬東山人在中共東山縣委的領導下，轟轟烈烈地投入到了改造東山島的建設之中，而因創造出了真正的人間奇跡。
在構建和諧社會的今天，穀文昌為我們提供了一個可資學習的經典範本。
影片中，植樹造林，引水築堤，治理風沙，改造惡劣的生態環境，是穀文昌在東山島建構的一係列功業。但是，在這些功業的背後，我們看到的是一個領導幹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後的公仆精神，看到的是他對科學的尊重和對科技人才的思賢若渴。
穀文昌曾說，東山縣過去有三大災，兵災、旱災和沙災，現在兵災沒有了，但風沙幹旱仍然威脅著東山人的生存。從此，他踏上了製伏風沙戰勝旱魔的漫漫征程。
若要治理風沙就要弄清它的來龍去脈，就要探風口，查沙丘，每次查勘，穀文昌都親力親為走在前頭。渴了，喝一口行軍壺裏的冷水，餓了，啃一口硬邦邦的幹糧。就這樣穀文昌踏遍了東山縣大小412個山頭，把一個個風口的風力，一座座沙丘的詳細位置記錄下來繪在圖上。穀文昌用當年消滅敵人火力點的戰鬥樣式來製訂降伏風沙的方案，並很快付諸了行動。在影片裏，我們再次重溫了當年千軍萬馬搞會戰的原始激情。東山人在30多公裏的風口地帶，擺開30多個戰場，搬沙丘，築堤壩，嚐試植草種樹，然而，苦幹兩三年，大風一來，沙堤夷為平地，10多萬株苗木，眼見得綠色又一點點褪盡，希望再次變為失望。在多次失敗的痛苦中，穀文昌深刻體味了科學知識的重要、科技人才的重要。隻有科學才能給東山島帶來真正的春天！
影片中，穀文昌和林業技術人員不棄不離的姿態，二人之間曲折迂回的故事，其中就深蘊著意義的指向。林業技術人員在全縣植樹造林活動中具有非同尋常的作用，在發現木麻黃、尋找木麻黃、成功種植木麻黃的過程中呈現的主體姿態，使觀眾對穀文昌何以對他如此看重產生深深的認同感。當木麻黃已在東山紮根，技術員的作用已經完成，他將被人帶走，穀文昌仍然費盡周折把他從專政隊伍裏“撈”出來，人們除對穀文昌的人格魅力讚賞外，不能不對他的高瞻遠矚表示深深的折服。因為在這個技術員身上，穀文昌看到的並不是一時所需，而是東山的長遠發展，東山島的建設離不開科技人才，離不開科學發展觀的引導。
穀文昌在東山縣工作14年，完成了一個共產黨人生命的傳奇：領導全縣造林8. 2萬多畝，使全島412個禿頭山全都披上了綠裝；開辟了島上公路；築造了數千米圍海大堤；實驗成功濾沙水管，建立了當時全國最大的地下水工程，解決了千百年來困擾東山島的飲水問題。穀文昌在東山島引發的綠色革命給東山帶來巨大變化，據福建省林科所測定：東山島上的風力減弱了41.32％一61％；冬溫提高了1.巧攝氏度，蒸發量減少了22％，相對濕度提高了10％一20％；擴大耕地麵積6000多畝，改良農田7萬多畝……東山，這個昔日的苦島窮島死亡之島，現在已成了花果飄香、物產豐富的寶島。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縣委書記穀文昌身後留下的是一座永遠的豐碑。
東山人更忘不了他，每當清明前後，當地老百姓就會自發地來到他的墓前祭拜，以至有風俗“先祭穀公，後祭祖宗”之說。
影片中，阿芳這個人物的設置頗耐人尋味。這是一個從外形到內心都很時尚的現代青年，當她接承穀文昌紀念館的建造任務後，才與走進曆史深處的穀文昌不期而遇。幾經鉤沉，往複了解，久遠的穀文昌才再次複活，走進她的內心深處……阿芳的設置在這裏具有一定的象征意味。她像是一個懸疑的製造者和釋疑者。她的存在就像是一個提問：在現代社會裏，重提穀文昌有什麼意義？她的被感動、被感染，就是一個圓滿的答案。
因此，我們可以說，穀文昌是我們黨一筆豐厚的思想教育資源，是曆史賦予全社會的一項精神饋贈，在人們的心目中，他不僅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還是一個民族英雄。正像曾慶紅同誌所評價的那樣：“他的事跡雖然發生在幾十年前，但這種精神卻跨越了時空，與‘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高度契合，生動地體現了共產黨人的本質特征，體現了共產黨人的先進性。一個共產黨員參加革命是為什麼，當了幹部應該做什麼，將來身後應該留下點什麼，穀文昌一生的言行對這三個問題做出了響亮的回答。”
電影《公仆》是一部思想性和藝術性俱佳的上乘之作，在觀看的過程中，我們或許都有阿芳那樣的經曆，這是一個受感染受感動的過程，心靈受到強烈震撼的過程。這是筆者觀後最大的感受。
載《人民日報》, 2007年3月1日第9版
酒的詩學
——讀《酒煮中國》
本人和向持兄算是多年故交，不僅熟悉他本人，與他的兄長、弟弟也有交情。向持的名字起得怪，既不從哥，也不領弟，偏偏自己獨往獨來。每每見到向持，也總是十回九吠，見他把酒臨風之狀，也就想起他的動感十足的名字，便覺得這名字注定和酒有關，人傑地靈的感慨便油然而生。
我有兩個生在酒鄉的朋友，一個是海軍作家朱秀海，就在宋河糧液的產地河南鹿邑；再一個就是張向持，他的故鄉在河南寶豐。寶豐曆史上有兩樣東西最出名，一是酒，二是“匪”。所謂匪，無非如莫言高密東北鄉裏“我爺爺”樣的人物，農忙也荷鋤牽耕，閑時卻聚寇為盜，與官府作對。隻不過寶豐匪事要比高密的匪事弄得動靜大許多，著名的白朗起義竟震撼民國五省，揭竿人眾有數萬之多。這種暴烈的民族性情正好匹配寶豐的優質白酒，它們燃點的一致性真可以說是天造地設。我曾觀察過酒桌上的張向持，他喝酒不事張揚，然卻匪氣十足，且是那種文匪做派，綿密如織巧嘴如簧刀法嫻熟，往往在不經意間，幾番回合就能連本帶利賺回來。本人屬於滴酒不沾型，但卻常開酒場，每有酒事，也都是極盡把盞倒酒之能，於是酒陣中的情勢往往能看得清爽。若是誰和向持對決，倘若看他模樣文弱就率性為之，你就真正大錯了。你或許就會真正遭遇到酒場中的恐怖分子，這個人來自豫西伏牛山，血管裏流淌著終日燒不完的酒精，他用暴飲的極端方式誘你對飲，讓你眼中的烈火在酒中燃燒。結果你燒了，他卻未燒，你旬然倒地，他卻分外清醒。張向持的匪氣不是外向型的，且又手段隱蔽，因此外人很難察覺。隻因我對寶豐太熟悉了，山川形勝人物風貌多有了解，因此，在酒場上觀察張向持，自然要深刻得多。我常常把其持酒傲物的形象和他家鄉的山野背景對比，相映成趣間，競然分不清彼此。稱向持兄為“酒匪”也是我個人的發現。因酒仙、酒聖、酒鬼均有定名，隻是酒匪者鮮有人叫，想想他的表現，冠之“酒匪”也算適得其名。
向持的主業是報社編輯。在這個領域，他一直誠惶誠恐地幹著，轉眼多少年過去了。我覺得他一直活得很錯位。我早就看過向持寫的報告文學，認為他在這個領域很有發展，不管是他的文學感覺還是他的思想深度，都應該成為一個大家。然而，他卻一直把主要精力放在報業上，每天伏案編稿，日複日，年複年，紅筆畫過藍筆圈，真是不厭其煩呀。直到有一天他把眼睛弄得出了問題，他這才又把目光灑向別處。這樣，話題又得轉到“酒”字上。
因為眼疾，醫生告訴他絕對不能喝酒，這樣，向持就廢了多年的愛好，從此不再喝酒。但是，對於一個在酒場上砒礪多年，喝酒喝出至高境界的人，讓他從此與酒決絕，該是多麼困難的事情。他已經到了“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那樣的意識階段，眼中無酒心中有，口中不喝心中喝，於是他照樣在心中狂飲，久而久之，點滴彙聚，便有了這部酒書，一部寫酒的書。
攬閱《酒煮中國》，心中頗多感慨。先是想起生在酒鄉的作家對酒之理解到底比我輩深刻許多。二是想血液裏有酒精燃燒，到底比水在血管裏流動有激情。尹哲說得好，酒意向來高難問，我也說，酒中深味不可解。酒對一個民族的重要性不是我等能夠認知的。不久前，本人曾遊曆法國，從荷蘭驅車至巴黎，途經法國北部的勃良第地區時，導遊介紹，說這就是大名鼎鼎的法國葡萄酒的生產地。“勃良第”本身就是法國葡萄酒中的頂級品牌，勃良第人以酒為生視酒如命且以酒為榮，在勃良第人的心目中，他們的酒桶遠比法國重要。為了勃良第的酒桶，曆史上它不惜與英國聯手，差點把法國滅亡。在勃良第人看來，法國永遠是他國，隻有酒桶屬於自己。洋人愛酒如此，中國人何嚐不是這樣？李白就說：古來聖賢皆寂寞，唯有飲者留其名。飲者既然被如此重看，內中自有深意。隻是妙處難與君說，要想洞曉，必須先做個飲者。似我等酒外之人在外圍比比畫畫，畢竟不得要領。隻是每每看到飄飄欲仙的高陽酒徒們，便猜想他們大概也是幸福的吧。人活著，無非是活在一種感覺裏，既然在現實世界裏君君臣臣活得如此之累，不妨多去非理性的幻覺世界裏逍遙幾道，該嬉笑怒罵該撒潑打橫弄個綱常顛倒失魂落魄也算飲者之道。向持兄不知是否常被生活之酒所醉，文中多有山水之想，幾多言辭閃爍，可以看出他的憂世情懷。比如他說“一杯酒一瓶酒，一場酒一頭牛”等等，向持畢竟出自伏牛山，不管走多遠，大山深處農民對當下酒風日上的憂憤態度他還是銘記在心的。文中正是有了諸多醉翁意識，才使《酒煮中國》顯得厚重和迷離，使原本向度單一的指向變得多元和複雜，引人吟誦咀嚼後，可以品出諸多滋味。酒既可以成為佳釀，也可以成為禍水，它可以滋養民性，也可以滋養權力，既能點沸生活，也能引發民怨，既能酒助文興慷慨當以，也能世人皆醉萬馬齊暗，既能使你的俏臉蛋上飄紅，也能給你的粉臉上抹黑……煮酒論英雄，燈下品書香，《酒煮中國》以其獨特的豐富性給我們以規勸和啟示，讀來發人深思。
《酒煮中國》是一部酒的詩學，它豐饒的知識含量和文化含量讓人驚讚。倘你開卷，便覺有，氰氯之氣撲麵而來，不久即有叮咚靈泉之聲，接著便有泊泊佳釀徐徐而來，引頸張口間，不知不覺便被陶醉。閱讀的過程，也就是婆餐的過程。什麼叫醒酬灌頂，我想這就是了。
載《牡丹》，2005年第4期
令人稱道的嚐試
——讀朱清同誌《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實踐與探索》有感
認識朱清同誌，源於四年前筆者創作《中國精神》。因撰寫內容主要是反映改革開放以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發展的曆史和重大成果，時任中央文明辦專職主任的胡振民同誌曾給我開了一張長長的采訪名單，朱清便赫然列在名單之首。朱清時任福建省文明辦主任，斯時正好在北京公幹，我們相識在香山紅葉濃於二月花的時候，在數個小時的長談中，筆者漸漸領略了我國精神文明這座山峰絕美的風景，認識了福建省精神文明建設的大致情況，同時也認識了這位工作深人、作風嚴謹、富於創新精神的文明辦係統領導幹部。
對朱清同誌更深層麵的認識則是看了他撰寫的《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實踐與探索》這部著作之後。由於本人曾對福建精神文明建設的情況有過走馬觀花般的認知，捧誦該書時，便有著與朋友會麵的親切感。諸如首篇中談到的三明市，凡是了解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曆史的人都知道，這是一個原本名不見經傳的山中小城，因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不斷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曾被福建省委第一書記項南擊掌讚曰：三明三明，為了人民；三明三明，精神文明；三明三明，大放光明。1984年6月，中央在三明召開會議，推廣三明市精神文明建設經驗，這是中央繼保定共建精神文明活動現場會之後，又一次全國性的會議，被文明辦係統稱之為裏程碑的會議，它對全國精神文明建設工作具有深遠的影響。而朱清同誌時任三明市團委書記，是三明崛起的參與者和見證者。1987年起，他擔任三明市文明辦主任，對三明市精神文明工作更上一層樓作出了不小的貢獻。這篇文章就是他就任文明辦主任期間的工作心得和經驗體悟。比如文中所談到關於對“理解發展生產力內涵包括精神文明建設”的思想認識問題，一些幹部對“精神文明建設說起來重要，幹起來次要或者丟掉”的現象，可以說是一語中的，切中時弊。精神文明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主要特色，也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按照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來解讀它，就會得出必須一手抓經濟建設，一手抓精神文明，隻有兩手抓兩手都要硬才是完整科學的社會主義。但是，由於現在生活中經濟建設的目標顯性而直觀，在特定時期成為壓倒一切的中心，處於各項工作的首要位置，而精神文明的目標較為隱性而含蓄，在當下起著輔助和推動的作用，於是它的重要性便容易受到忽略。一些幹部在工作中不是把它當做“雞肋”一樣棄之，就是把它當做飾物一樣束之，甚至幹脆不理不睬漠然置之。針對這樣的情況，三明市文明辦在市委領導下，下大力氣在加強精神文明建設上狠下工夫，采取一係列“硬”措施，諸如製定全市精神文明建設規劃，出台年度精神文明建設實施意見，黨委、人大、政府、政協領導班子主要負責人都參加精神文明建設領導小組工作等等。他們把虛的變成實的，軟的變成硬的，把模糊不清的變得清晰可見觸手可摸，市委把年度精神文明建設任務分解為56個“硬”指標，由32個市直職能部門領導分別承包，簽訂了齊抓共管責任書……這些10多年前的創造，後來我在別的省市看到了它的光大和延續，時至今日仍在文明係統沿用，說明它有著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同時也說明文明係統工作的重要。毫無疑問，這些經驗裏滲透著文明係統工作者的心血和努力，凝聚著他們創造性的勞動。作為文明辦主任的朱清，在三明市的崛起中，自然功不可沒。
19％年，朱清同誌從三明市來到省會，任福建省文明辦主任。此時，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活動已經深人人心，人民群眾的創造熱情如火山噴薄，正上演著一場燦爛奪目的新造！11運動。在福建，繼三明之後，又有諸多的創造湧現出來，並在全國引起很大反響。諸如“漳州110”和"96315”消費者投訴服務台，“龍岩120"，南安地稅局和永春縣美嶺村、同安區馬塘村、平和縣西坑村、石獅綠洲讀書社等等。還有一批模範先進人物也蜚聲全國，諸如東山島穀文昌的創業精神，以及林柄熙、袁庭鈕、藍秀珍、饒財富等典型，當年我采訪福建之前，朱清曾如數家珍般向我介紹過他們的事跡。正是有了這樣一個群星璀璨熠熠生輝的廣闊舞台，才引發了朱清的所思所想，才成就了朱清這部著作。這裏薈萃的71篇文章，大部分是這個時期對這場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活動開展情況的描述和思想探究，由此也可以看出一個文明係統幹部的心路曆程和思想軌跡，其中既有方法論方麵的研究，又有知行觀方麵的探索，更有社會學意義和文化理念的深層觀照，倘若認真閱讀，可謂獲益匪淺。值得一提的是，朱清同誌於2003年到中央文明辦掛職鍛煉，任調研組副組長，從地方到中央，從局部到全局，這使他對精神文明建設工作有了更加全麵更高視點的認知，從而對精神文明建設的理論研究更專業化和學者化，讀他的這個時期寫的文章，可以感覺到朱清深厚的理論素養和紮實的文字功底。
看完《群眾性精神文明建設實踐與探索》，感受到了作者對精神文明建設工作的執著與熱愛。這種真摯的情感來自他和人民群眾緊密相連的血肉聯係，來自他的平民視點。和朱清相識之後，知道他下鄉當過插隊知青，當過工人，轉幹之後，當過機關幹部、團市委書記、縣委副書記、縣長等職，他在基層工作多年，與當地老百姓可謂水乳交融心心相印。他下鄉時，曾經擔任過一個小山村的村辦廣播員，盡管在旁人看來，這是個微不足道的工作，然而他卻把它看得無比神聖，且幹得有滋有味。朱清永遠忘不了村民們側耳傾聽廣播的畫麵，當他把廣播器開啟，調到中央台位置，然後把聲音播放出去，這時整個山村都響徹著來自北京的聲音。他那時就認為雖然一個村莊對國家來說不過是一個極小極小的細胞，但它同樣需要精神文明的陶冶，需要健康和美好的充盈。朱清走上工作崗位之後，他會時時想起那些最基層的農民，那些農村到城市的打工者，那些外地的打工者。早在他任三明市文明辦主任時，他曾經專門對流動人口提出過自己的看法，他在文章中寫道：“……外來經商人員是搞活三明經濟的一支力量，這支流動隊伍的出現，是社會主義商品活力的體現。看待他們，一必須改變小生產者的意識和心態，變消極態度為積極態度。過去他們叫做‘外流工’或‘無三證’，現在稱他們為‘新客家’，是‘三明人’，主動引導他們做‘文明人’。”作者以平民化和人性化的觀點，對經濟轉型的農民處境和“三農”問題給予了關注，他把外來工稱為“新客家”，把身處弱勢地位的外來工當做“客人”，當做城市建設的新主人。值得稱道的是，這些觀點在10多年前就已經提出，聯想現在各地正在整治的拖欠農民工工資等問題，不能不佩服作者看問題的前瞻性。我想，作者之所以處事洞明，具有令人稱道的前瞻性，關鍵是他的人民性及他從大山走出來的經曆，來自他本人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係，來自他對共產黨“執政為民”宗旨的深切領會。
筆者認為，一個文明係統的幹部，除了極強的黨性原則和政策水平外，還要有深厚的文化底蘊。記得朱清曾對筆者談起一件事，他在將樂縣任縣長時，曾對當地的一種茶文化進行過挖掘整理。當地有一種茶叫“擂茶”，古詩中有這樣的句子：“道旁茅屋兩三家，見客擂茶旋點茶。”說的就是此茶。擂茶源於中原，是隨著中原人的遷徙流人閩土的。所謂的擂茶就是把茶葉及白芝麻、金銀花、橘皮等中草藥放在陶質的擂缽內，用擂棍加以擊搗，將其搗碎成糊狀，然後用滾燙的水徐徐衝之，就成了乳白芬芳的“擂茶”。擂茶不僅令人口舌生津清熱解渴，還有獨特的藥療效果，並且還是古人的一種待客禮節。可惜這種擂茶在中原早已失傳，而在閩土卻還留存著。朱清到了將樂之後，將這個古老習俗加以整理，舉辦了非常轟動的“擂茶節”。他們邀請四海賓朋和外國友人來將樂品茗和參觀，使這個古老的茶道賦予新意，讓它為該縣的經濟建設服務，受到了當地群眾的讚賞。正是有了這樣的“文化意識”，朱清在專事精神文明工作之後，不僅把視點聚攏在顯形的文化設施建設上，諸如城市街區的影劇院、圖書館、文化館、青少年活動中心等，還把目光灑向城市雕塑、街景文化、匾牌廣告、夜景工程等細微之處，他甚至還思考如何把新文化的內容滲透到民俗民風宗祠家譜等深處，即使是“客家文化”和“華僑文化”他也要用職業眼光巡視一番。朱清的文章裏飽滿著文化的汁液，而我們卻在文章的背後看到了一顆熱愛文明辦工作的拳拳之心。
黨的十六大指出，全麵建設小康社會，必須大力加強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精神文明建設的巨大能量蘊藏在廣大群眾中間，精神文明建設的主體力量在群眾，而它的最終目的便是造福百姓。可以說，文明辦的工作神聖而又光榮，而把這種工作加以研究，把實踐經驗加以提煉和歸納，不僅有思想的引導，還有方法上的指向，且上升到理性層麵去診釋，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作者這種嚐試令人稱道，他的創新和探求精神讓人敬佩。
2002年12月
十年麵壁不尋常
——記《論說文章修辭》作者熊中民
記得10年前的一個夜晚，遠在泉城的中民兄在電話裏向我聊起了他打算寫一部怎樣寫論說文章的書。我和中民曾是學新聞的同學，隻是後來我偏向了文學，他的發展偏向軍事雜文，他之所以選寫軍事雜文，源於他原本酷愛軍事，他曾先後上過南京陸軍指揮學院、國防大學，是真正的軍事科班出身。後來他做了秘書，每天陷在公務活動之中，與領導講話、工作總結、調查報告、會議紀要等文字打交道，大概多年砒礪的關係，他對這類論說文章寫作頗有心得。因此他才提出要寫這樣一部書的計劃。我絲毫不懷疑他的能力，但卻懷疑他沒有自己可支配的時間，試想要寫一部那樣的大書，工程何等浩大，費時何其多多，沒有幾年的時間是斷然拿不下來的。這之後，中民又來到了北京，任領導同誌秘書，且一幹就是多年。這期間，筆者雖多次與他見麵，但關於寫書的話題卻不見他提及，我想，大概他是徹底忘卻了吧。
然而就在今年春天，也是他剛剛走向新的崗位不久，一部40多萬字的《論說文章修辭》書稿就出現在我的麵前。捧誦之後，不禁令人拍案驚歎，中民兄真是此生傾情磨一劍，十年麵壁不尋常。
所謂論說文章，就是公務活動中的領導講話、工作總結、調查報告、會議紀要和報刊的社論、評論、理論文章、雜文等等。這些議論說理的文章，都可納人論說文的範疇。說起這類文章，我們都有一種共識，時下的論說文章好看的不多。不是言之無物，味如嚼蠟，就是廢話連篇，言不及義，更有形而上學、形式主義、新八股文充斥其間，讓人不忍卒讀。在論說文章修辭方麵，三代領導核心為我們樹立了很好的典範。毛澤東同誌非常重視修辭，告誡人們學習語言要“用很大的力氣”，要“下苦工”，還要“注意修辭，怎樣寫得生動一點”。他曾批評說：“我們的許多同誌，在寫文章的時候，十分愛好黨八股，不生動，不形象，使人看了頭痛。也不講究文法和修辭……有時廢話連篇……好像他們是立誌要讓讀者受苦一樣似的。”而毛澤東的許多著作，不僅閃爍著真理的光輝，還文采飛揚，完全可以當成文學作品去讀，讓人心悅誠服的同時，又給人極大的精神享受。而當下一些論說文章之所以枯燥無味，固然有對問題研究不深、內容針對性不強等問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就是不講究修辭，不會運用修辭手段提高語言的表達的效果。在21世紀的今天，新思維新觀念及新的語境為我們的論說文章給予了更高的審美期待，它要求這類文體的書寫者，必須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使之言之有文，富有文采。基於這樣的認知和責任心，身任秘書的中民雖然沒時間提筆撰寫，卻日複一日，年複一年地積累了大量的資料，而參加重要文章和文件的起草工作，又給了他不可多得的論說文章修辭的實踐機會。其間雖然曆盡勞累，飽嚐艱辛，但卻矢誌不移。由於有了這樣的一種積累，當他有時間重操撰寫論說文章修辭的舊業時，僅僅一年半的時間，長達40多萬字的書稿便付梓出版，著實令人歎服。
怎樣使論說文章語言形象生動，富有文采，具有強大的感染力呢？《論說文章修辭》係統地介紹了這方麵的“方法”和“技巧”。目前，有關論說文章的寫作格式，謀篇布局的著作並不鮮見，但把有關論說文章與修辭學相結合，專門探討運用修辭手段增強論說文章表達效果的尚屬空白，該書在這一領域揮下了紮紮實實的第一鋤。
《論說文章修辭》共38章41萬字。全書分為三篇：詞語篇，主要介紹詞語的選用，詞語的意義，聲音的配合，如同義、反義、同素、同韻、諧音詞語的配合運用；音節的協調；諺語、俗語、文言詞的運用等。句式篇，主要介紹通過選擇句式提高語言表達效果的方法，介紹長句與短句，整句與散句，緊句與鬆句，肯定句與否定句，主動句與被動句，常式句與倒裝句，分述句與綜說句，口語句式與書麵語句式等句式的運用。辭格篇，主要介紹排比、比喻、引用、諷喻等17個辭格在論說文章中的運用。
把修辭理論與論說文章寫作的實踐緊密結合，突出實用性是該書的一大特點。中民對筆者說，他對報刊、書籍中大量的論說文章的修辭現象作了深人研究，僅《紅旗》、《求是》雜誌就閱讀了1977年以來的全部文章。為了突出實用性，他從汪洋大海般的論說文章中點滴積累，精心篩選了1200多個例句，這些例句堪稱廣泛而又不失精當，具有極強的典範性。
體係完整、精密，是該書的另一大特點。不同曆史時期論說文章修辭特點，雖然不是本書的重點，但中民仍然下了很大的工夫，翻閱卷峽浩繁的典籍，對此作了精到的闡述。書中對論說文章修辭中詞語手段、句式手段，辭格手段特點的概述，當屬填補學術空白之舉。在理論上包括對一些概念的解釋和觀點的論述，也不乏創新之見。如提出“修辭的研究應主要著眼於句子”，並據此把修辭分為用詞、造句、修辭格三部分。“辭格篇”中對“引用”、“粘連”、“拆用”類型的劃分以及“比喻”與“比擬”、“層遞”與“排比”、“借代”與“借喻”區別的界定，都頗具新意。北京大學中國語言文學係汪景壽教授評價作者具有“‘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的難能可貴的學術功力”，而《論說文章修辭》的出版則具有“重大意義”，“是期待中的開創性著作之一”。
就在筆者將要寫完這些文字時，又接到中民兄的電話。電話那端傳來他興奮的聲音，他說，剛接到出版社電話，書出版還不到兩個月，已經售出1.5萬冊了。這個喜訊印證了汪教授的判斷，由此也見廣大讀者對它的青睞。
我由衷地為中民高興。
載《北京日報》，2002年
第四個台階
——為宋學武小說集作序
接近宋學武如接近一處風景。
是那種有蒼涼笛聲霜天野草的風景。
還有“廉頗老矣、尚能飯否”的疑問。
不知這感覺和氛圍是誰營造出來的。反正初識學武君時我們很小心，是那對待明日黃花式的小合，怕說不好會刺痛他，怕他傷感。盡管那時我們大家都一文莫名，但走近宋學武時卻有居高臨下之感。那處風景籠罩在很模糊的陰鬱的影裏，似乎有很多人都衝那處風景說：他自知不力，不幹文學了。
這感覺一時很強烈，很濃烈，但卻令人可疑。和學武有過幾次接觸，但絕不是因為文學。大概還是我們互不了解的緣故，學武兄和我對文學都諱莫如深，好像對方都沒資格談似的，於是我們的友誼隻限於文學之外。那時，從文學之外去觀察學武，他似乎大有看破紅塵的感覺，一種深沉的幽怨從他的陰影處迸裂，情緒的碎片散落得遍地皆是。倘若知情者拾起那些碎片，放到顯微鏡下觀察一番，很容易找到病源：文學。雖然從表麵上看，他對文學不管不問，並且在公開場合表示出苦大仇深的決裂態度，但這種極端行為卻隱含著一種深意，他愛文學，所以他恨。
這就是宋學武，一個因為文學而斷送生活的人。
宋學武實際上常常自己斷送自己。
在許多事情上，在諸多機會麵前，在常人看來可望而不可即的種種時態下，他總能出人意料地、甚至很凶險地斷送自己。
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學業的終場鑼鼓還沒敲響的時候，他就接到去創作室的邀請。他感動了。他以很激動很不成熟的語調向電話的另一端說：“謝謝，我一定回去……”
就回去了。
當時的宋學武可謂衣錦還鄉。1982年，他的短篇小說《敬禮！媽媽》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小說得獎時，幾乎沒有什麼人認識他。
待到1984年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時，他的小說《幹草》又脫穎而出，以滿票獲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第一名。
這下，宋學武方引起人們注意。
據說當年評獎結束，評委聚餐會上，著名小說家湛容不解地問同桌評委徐懷中：誰是宋學武？此公名不見經傳，第一次《敬禮！媽媽》得了全國獎，這一次又是全票，端的厲害，他到底是誰？怎麼從未見過他拋頭露麵？徐懷中額首：此人是鄙人的學生。
舉座大嘩。
於是大家舉杯祝賀徐懷中。
後徐懷中主任又修書一封給正在大連休假的宋學武，很淡地說：評獎揭曉……你的《幹草》因為大家都說好，我就不說什麼了……
直到現在，宋學武仍記得恩師的這句分量極重的話。
一個業餘作者，兩次獲全國小說大獎殊榮，且學業有成，今日奉召進專業創作室，當然是衣錦還鄉！
宋學武很向往專業作家。他對專業作家的理解稍有點偏頗。他基本上是遷就時俗。因為大家都說好。但他也知道這對他並沒有多少裨益。文學創作說到底是個體勞動，是單兵作戰。多少年他就是自個兒橫生橫長出來的。專業作家還是個名分，就像圍棋人段。因為軍事文學的重鎮幹城大都散落於各軍區創作室，猶如二十八星宿璀璨閃亮笑傲江湖。進了創作室便像圍棋人了九段，進人了一個層次。對於小說，他思索時日久矣，創作熱情水漲船高，技法日臻熟練老到，正像朱向前君評述的那般：學武兄留下的創作走勢是一步一個台階。他的《敬禮！媽媽》是第一個台階，《幹草》是第二個台階，新近創作的《山上山下》便是第三個台階。目前，他正向第四個台階走去……
轉眼8年過去了，如今的宋學武已是文化工作係副主任，且已心如枯井，幾乎和文學絕緣。
1984年8月，宋學武一身戎裝去前線深人生活。在那裏，他結識了喬良、周濤等軍旅文學的曉將。尤其是喬良，他們談得最為投機。那時學武的《幹草》剛發表不久。一天，喬良要來學武的小說，看過之後沉吟許久才說，這篇小說絕對是好東西，是大作品，而且是得獎作品，隻有你宋學武才有這樣的語言……
宋學武具有自己獨特的語言。這是另一種聲音。這種奇特的振幅在軍事文學作家語言係列中很少見到。敏感而又才華橫溢的喬良像獲得重大發現似的立即給朱蘇進打電話說，在前線和學武聊得很好，學武的作品不錯，咱們幾個今後要經常保持聯係……
宋學武至今對喬良、朱蘇進懷有深深的敬意，他們熱情邀請他進人他們的文學圈子，他從內心是非常感激的。他也曾培養過自己這種人圍的想法。
從前線回來，宋學武背著行囊一身短打行裝風塵仆仆到軍藝文學係報到。此時已是9月10日。文學係第一屆學員已經開學一個多星期了。剛進一號樓文學係學員宿舍，便見朱句前和原福州軍區作家王炳根。王炳根開玩笑地說，學武，你還來這裏學了審麼習？宋學武笑著回答說：我是來人夥白勺……
他真是想來人夥的。他孤獨極了。
軍事文學作家在一個特定的曆史背景下出現了閱兵的奇觀，在這之前，學武一直是遊離這文學集團之外的散兵遊勇，他屬於“個體戶”。他在東北大地上悄無聲息地生長著，偏安一隅，自得其樂。所有的痛苦和歡樂都是自己消化和自己享用。在他身體內部同樣也悄悄孕育著一部設計精良的敏感係統，它全方位感知著人間世象，機警地應對著人生。這是一顆孤寂的心靈所必備的防衛係統。它用來防備，決不進攻。它像鷹華般不停飛翔和降落，巡視著自己生命的本土，它沒有什·麼可憧憬的東西，它的背後沒有強大的存在，它隻能靠自己。而纖弱的個體在人類曆史尤其在中國曆史上不起任何作用，它隻有依附政治集團和軍事集團才能形成氣候。它永遠是蒼白的無力的弱小的可憐的，而危險總像烏雲籠罩著它，稍有不慎便會被置於死地。在自生自長的狀態下，宋學武就這樣形成了一部超常發達的感覺器官，他的敏感率超過了常人的許多倍。他已經不是靠眼睛、靠耳朵、靠嗅覺來判斷，而是靠身體的每個部位甚至毛細血管來判斷。在任何場合下，在任何狀態下，即使沒有氣味沒有光線，他隻要投身其中，便會迅速做出判斷，如果用時間刻度形容的話，他的反應速度是千分之一秒。
以千分之一秒的反應速度來預感的生物通常是弱小的。
我們弱小到讓人去把玩。
我們看看屈原，看看李白。
記得有一次說起話劇（李白》，筆者和學武同時說起感慨，無獨有偶，我們都是流著淚把它看完的。我們哭李白，實際上是哭我們自己。世界上最可悲的事情就是看到結局。結局我們都看到了。李白尚且如此潦倒一生。況且我輩哉？一介布衣，芸芸草民，還不像一粒微塵，何足他人掛齒？看到一些自我感覺良好的文學同仁便有諸多不解，文人到底算什麼？莫非要把自己掛到雲彩眼裏去看嫦娥舒廣袖嗎？他深感悲哀。一種本質意義上的孤獨感從內心蓮花瓣般一層一層長出來，以至從裏到外都可以嗅到那陰鬱的氣味。
孤獨感是他靈魂著陸的唯一去處。他是無法救援的。不管是喬良，朱蘇進，或是周濤，都無法救治他。他很感謝他們的好意，但他卻不能與他們同行。他怕拖累他們。
告別文學的日子就像去戒毒所。文學是他向這個世界傾訴的唯一語言，現在他拒絕文學，便選擇了沉默。但是，沒有文學的日子，就像沒有愛情，那是多麼難熬呀！
喬良曾經稱道過學武的語言。而學武至今仍對喬良的稱道記憶猶新，主要是喬良品出了其中三昧，點破了他語言的淵數。我說學武的語言是一株很好的植物，是三葉草，是風信子，是楓楊樹或是鳳尾竹？很難確定。確定無疑隻有一點：它來自泥土，是從土地裏生長出來的東西。說它很難確定是因為它的獨特和稀有。大凡軍旅作家，憑著他的語言便可分辨出它的產地——綠色家族。這是一種質地很好的金屬聲音。它的精神便是音樂的精神：以和為準。它要氣勢磅礴，要黃鍾大呂，要千人一麵，要萬人應和。而學武的個性語言常常將這巨大的聲音當做背景，他的燎亮便金蛇般狂突在渾厚裏。這種優秀使他既比地方作家多一點獅虎氣，又比部隊作家多了一些蒼茫和遼遠。
學武的真實集中表現在語言上，這是他的原聲。我們說語言的密碼就是作家構思的密碼，通過他崎嶇凸凹的文字組合，可以破譯他真實的靈魂。這是千古不改的對故鄉、對祖國和人民的忠誠。在那些文字下方是一條洶湧的情感河流，是學武用血淚汗水的汁液浸潤出來的，學武珍視它們如同自己的生命。聲音無非有兩種，社會的和個體的。許多人在出道之前就已經開始迎合社會；這種訓練的過程就是拋棄個性的過程，也就是拋棄真實的過程。
個性化的作家是有根須的。
學武親戀泥土，懷念生他養他的那方土地，忘不了啞巴舅舅那樣的人民。這種情感已深人他的骨髓，進人他的潛意識。因為真愛便顯得固執。學武拒絕聲音的改造，在別樣的眼光中仍很自信地歌唱，很有點堂吉訶德式的騎士之風，由於學武的固執，造就了他的個性語言，同時又給了他某種蝙狹。當社會上已流行虛假，已不僅僅靠生命體驗來支撐文學的時候，他便有些茫然，繼而憤然，尤其是麵對一些大大小小的文學上的“中外合資”，搞“開發區”的成功者，他便更難平衡。他羞於為伍，但表麵上裝著不經意的樣子。在從文學係畢業之後，他實際上又組織了一次新的衝鋒，也就是向第四階段衝鋒，在這段時間裏，他相繼發表了《洞裏洞外》、《前方後方》、《男人女人》、《天上人間》、（說夢》、（白天黑夜》等10多個中篇，隻是在審美取向集體偏移的時候，學武的努力顯得蒼白而淒婉，是一次心意徊徨的唱晚，他的啼血之聲消失在嘈雜的市聲裏。
於是，出師未捷心先死，學武從此罷筆，滯留在第四個階段……
學武最後一個中篇發表在1.990年的《開拓》上，小說的名字叫“白天黑夜”。
喧鬧的，有太陽的白天過去了。
他的文學的黑夜降臨了。
從1989年起，宋學武開始出現在琴房裏。他不再使用什麼語言，許多時日甚至不言不語。既然社會上已容納不下一句真誠的話語，既然“士無特操”已成為文人寬有自己的普遍心理，既然人們隻崇尚金錢隻崇尚權勢，既然人們不再追求美好，不一再信仰高潔，既然文學不再教化不再詩言誌不再興觀群怨，既然虛假醜惡低下卑鄙汙濁成為生活的必備品，就索性保持沉默，就索性與自己的靈魂相守。於是他開始敲擊琴鍵。把一雙握筆的手在溫水裏在清水裏洗灌數遍，很虔誠很聖潔地走進琴房。走進琴房如走進教室，如做禮拜，如去懺悔，如請主恕罪。當琴房“哢嗒”一聲關閉的時候，塵世便隔在了門外。他開始坐下，很端正地坐好，手臂抬起來，抬起的同時感到手臂的分量很沉。教科書上說如果沒有別人的手擎著，這雙手就會無力地掉下來，這就叫放鬆。對，就是這樣，背部、肩、手臂開始律動，傳感神經係統開始工作，意念、心理、聽覺開始運轉，手指顫抖著對準白雪般純淨的琴鍵……
敲擊！敲擊！
彈奏！彈奏！
開火！開火！
在白雪皚皚的北國，白茫茫大地好幹淨，這大片雪野沒有邊界，在最深最遠處可聽到伊豆的歌女在歌唱。學武感覺到了她溫暖的鼻息，他很注意地看到她的呼吸是淡藍色的。她美麗的臉龐如一輪明月。她衝他笑。一顆美人痣在她嘴角的右下方觸手可摸。突然這顆痣化作蝴蝶翩然飛去，立在她麵前的是那個朝鮮姑娘，就是上中學時相識的那個美麗的朝鮮姑娘。她緩緩走來，紅潤的臉上一對淺淺的酒窩。一隊穿著白披風的軍人從雪地躍起，一麵小紅旗上下揮動，大炮的炮口衝向藍天白雲。射擊、射擊、身寸擊。
鋼琴流瀉著絕對純淨的聲音，沒有汙染，沒有化學意味。學武在這絕對的純淨中學會了布格繆勒的《天真》，學會了弋革埃的《秘密》，學會了舒伯特的《瞬間》。每一首樂曲都回報他一個意境，都給他以雪白的聯想。而這徹底的靜謐和清澈的聲音同時又撞擊著他，以自小在文學之路上相遇的美好事物和人物形象相對應，來觸及他剛剛結癡的傷疤。
他不得不破壞這美好的意境。
他便瘋狂地彈奏。
他把彈琴當成了宣泄。
著名音樂理論家，他的係主了周蔭昌教授問宋學武：學武，你要一讓鋼琴哭嗎？，…”
一次，從琴房裏出來，看到有人挖樹，這是些很小很年輕的樹，有人以很不是理由的理由武斷地決定將這些小樹拔光。看到無言的不會說話的小樹如此遭際，學武的淚水一下子湧了上來。他無力製止這一切，隻得含淚快步離開……
一個蒼白而又無力的文人，除了會敏感痛苦和悲哀，除了會品嚐清貧和不幸，除了會無端地憤怒，還會什麼呢？
文學誤人！
列車向北、向北、向北。
在廣州開往北京的48次特快列車上，我們魏公村五學子（宋學武、朱向前、黃獻國、劉恒誌、筆者）從武昌幾車，滿載著新的收獲向北京出發。
到華中師大讀王先需教授的研究生。
讀孫子威先生、讀李中一先生、讀邱紫華先生、讀殷傑先生、讀孫文憲先生、讀賴力行先生……
讀他們的清貧，讀他們的憂慮，讀他們的學問，讀他們的高潔。
我們接觸了許多文學批評的最新說法。我們在桂子山林蔭道上漫步時便把許多批評大家像羊肉串似的串在一起，供飯後咀嚼：索緒爾、卡西爾、海德格爾，不過爾爾；瑞恰茲、布魯克斯、格雷馬斯，無非斯斯……然後像最淘氣的壞孩子那樣發笑，逗樂。實際上我們是多麼羨慕多麼崇敬這些大家呀！
學武很意外地被圈進這次學業。他基本上是被裹挾而來的。他又重新回到了文學上來，並且是以學生的身份出現的，雖然他已是文化工作係的副主任、副教授，但他現在是華中師大中文係批評專業的研究生。
聽課時，我和他相鄰而坐。他聽課很認真，緊要處，能聽到他腦袋裏邊似乎在“哢吧哢吧”響，就像莊稼拔節的聲音。
再有一個學期就要畢業，有跡象表明，宋學武文學的冬眠期將要過去……
現在就是證明。
我們站在該車的13號和14號車廂的連接處，從晚上8時開始談起，一直談到淩晨3點半，這7個多小時的談話內容竟都是文學！文學。
文學。
文學……
看來學武又要組織一次衝鋒。以他超常的敏感橄欖樹——文學，同時也為沉穩認真地活下去，他還要向著他曾經喋血流淚的第四個階段，繼續堅定果敢地衝擊……
2000年9月於北京
海上作秀
——談我的鄉友朱秀海
突然想起“海上作秀”這四個字，是我對朱秀海深度凝視的時候，從他具體的人到他的名字，從頭到腳跟，用放大鏡逐一掃描，發現秀海有諸多與眾不同之處。
豫籍旅京的河南作家多年前有個“吃飯會”，老作家葉楠是會長。組織協調應酬需要一個人去張羅，於是就沿襲有些作協的秘書長負責製，鄙人承蒙鄉親不棄，就成了吃飯會的秘書長。葉先生前年走了，會長的名頭便落在本人名下。朱秀海是這吃飯會的重要成員，何鎮邦先生讓我寫秀海，我肯定有話要說。但深夜一人停筆沉想，目光飄移，晃來晃去突然想起一個曆史舊案。據說吃飯會聲名遠播，前些年碰到陳建功、韓小慧、何鎮邦，都說也要加人吃飯會。陳建功的理由是他們陳家的名人陳玄狀就是河南堰師人，他以此為憑，似乎也要端吃飯會的飯碗；韓小慧說她是韓愈的後人，500年前是一家，沒準查來查去比諸位還“河南”呢。而何鎮邦則更具體，他說他原本就是河南人，他們何家的家譜上寫著來自河南固始縣，1300年前，跟著陳政、陳之光父子遠征閩南平息舍族叛亂後留在那裏。他說閩南話說不定就是保存下來的河南古音。像這樣老資格的有來曆的河南人，吃你吃飯會的飯，那你們還不列隊歡迎？
可見吃飯會讓人熱愛的程度。
但吃飯會的名字是誰起的呢？
雖然我是吃飯會的發起人之一，但在我的印象中，我從來沒有尋思過什麼名字的事，況且這樣鄉土、這樣內容和形式都堪稱完美的命名，非我能力所及。但究竟是誰起的名字呢？我腦子裏飛速閃動過會員們的麵容，就像福爾摩斯探案那樣窺視他們，看著看著，便看出名堂來。先是劉慶邦，他是把寫作當做健身運動的人，這樣的集會，對他隻是課間休息。因此這位老兄通常在飯桌前總是享受諸位兄弟對他的尊敬，他的風格是固定化的，多年之前，吃飯會草創時就是這樣，因此他是逆來順受型，他不會起的。然後是周大新，這位仁兄總是笑容可掬，他的笑容一遍遍像空調風一樣刮過來，冬暖夏涼，留下他關心你的證據。但他通常隻給自己的書本起名，像這等事他不太愛參與。再就是閻連科。他在眾多鄉親麵前做出一副傾聽的模樣，偶爾會抬起頭來，膘上你一眼，眼睛裏有一細細的光傳過來，或是柔軟的會心一笑，或是鋒利如鐮刀般割過來，但都是電光石火，稍縱即逝。他是個隻在書本裏宣泄的人，或怨言，或譏一諷，或嘯響，但都過於嚴肅。他不可能搞這等幽你一默的勞什子。餘下的還有劉震雲、曾平、柳建偉、邱華棟等人，也都不大可能。劉震雲是河南旅京作家中的洋務派，他已成功融人北京人的高粱地，吃飯會的麵條他吃得甚少，曾平原來還騎文學的小毛驢在《當代》發表係列小說，這些年轉行去幫助中國經濟去了；柳建偉是“新來的”。吃飯會有個不成文的規矩，就是談天說地不談文學，就像煤礦工人整天下坑挖煤，到了家裏誰還張口閉口談作業麵說進度呢？但柳建偉卻大談文學，這說明他是“新來的”，因此草創時期他根本不在場，他的大談文學就是他不在場的證據。邱華棟自然是雄辯滔滔，但他和建偉在這幫鄉親中屬少年才俊，拍板定案的事還輪不上他……
這樣一來，朱秀海便浮出水麵。
我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是他給吃飯會冠的名。
認識朱秀海是他在武漢大學讀書的時候。
那一年，我出差路過武漢，到路咖山去看望我的朋友曾平、鄭彥英。他們在大學作家班讀書。沒承想到了鄭彥英刀卜裏卻碰到一大幫軍旅作家如袁厚春、李延國、朱秀海等人。就是這個時候認識的朱秀海。
朱秀海就住在鄭彥英的隔壁，去看他的時候，見他正撅屁股擺弄電爐子，電爐子上坐著什麼東西，熱氣騰騰地冒著，不知是煮的雞蛋還是別的什麼，反正與吃有關。秀海穿著沒有罩衣的軍棉衣，一手拿著書，另一隻手放下小勺，與我熱情地相握。
看著偽裝成退伍軍人的秀海，我不禁暗想，這就是傳說中的朱秀海嗎？
20世紀70年代末，本人剛剛轉行學寫小說，還不知小說為何物時，有一天，突然看到《解放軍文藝》上有一篇小說《鏢上了》，看後頗覺不同。那時的小說政治化、概念化味道很重，千人一麵，大同小異，因此很難引人人勝。而這篇小說周遭發散著濃鬱的部隊生活氣息，人物形象呼之欲出，非常真實。僅就可讀性來說，一時難以有別的篇什能出其右。從此我記住了這篇小說的作者——朱秀海。以後接連讀了他的幾篇小說，感覺都不錯。那時像我們這樣的文學青年，對在《解放軍文藝》這樣的大刊物上連續亮相的人充滿敬意，朱秀海就是我最早崇拜的小說家之一。
我原以為朱秀海是生活在海濱城市的人，白衣秀士，風流調悅，不是上海的洋徑洪，就是浙江的白相相，沒想到和咱一樣，都是中原土著，吃紅薯摸一長大的。看著秀海這般鄉土，我心裏就特別親近。那一次我們哥兒幾個相談甚歡，席間所談的大都忘記，隻有一件事一記得清楚，那就是朱秀海是豪飲之人，說是頭天晚上剛喝得酩配大醉，歸途不支，竟在武大某條路上醉臥花叢，醒來不知今夕何夕，一時引來諸多萃萃學子圍觀，當然也不乏一些妙齡女郎深情注視。你想在那樣的一處地方，有不拘行跡之人放浪於學，真真有古典意趣。
我輩人中真正大氣魄大風流者，秀海也。
秀海醉臥花叢的畫麵長時間固定在我的腦海裏，且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不斷更新內容，經過多次刪改和增補，最後的定稿是一個古代遊俠詩人模樣，身背龍泉劍，腰別酒葫蘆，長得特別像朱秀海，河南普通話，因距安徽毫州較近，夾帶著安徽西部口音。那個酒葫蘆裝的是他家鄉的鹿邑大曲或宋河糧液，因葫蘆沒有蓋好，一縷千年酒香蛇一樣鑽到嗅覺裏，長久盤旋環繞，令人口舌生津。遊俠的搭鏈裏裝有他的鄉親老子的臨別贈言《道德經》，因為互相熟悉，贈言顯得語重心長。李聘知道這個年輕人此番出山日後必有作為，但千萬不能誤人歧途，尤其不能搞文學，特別是小說家流。在老子看來，小說起頭一個“小”字，就說明很難人“道”，夫何求耶？以秀海的秉性，放著“大說”不搞，而去弄什麼“小說”，豈不犯糊塗？
但秀海還是走上了文學之路。
朱秀海人伍後可以用“順風順水”去形容。他來到了一個堪稱全軍之花的著名部隊，我軍的許多高級將領有不少出自這裏，秀海在這裏人黨提幹一溜小跑，很快就幹上了“渡江英雄連”的副指導員。誰都知道這對一個年輕幹部意味著什麼，有時木秀於林風未必摧之，因為遇到了好時候，好環境。
就在這時，一紙調令將秀海調到了軍區政治部創作室，幹上了專職創作的營生，從此寫起了小說。
秀海當專業作家時才26歲。全軍全國的小說家似沒有能比他幸運的了。但秀海那時似乎並沒有沉浸在巨大的幸福中，他出奇的冷靜，甚至還想打退堂鼓，想回到原部隊，繼續當他那個英雄連隊的指導員去。
但秀海終於沒有回去。他有滋有味地幹了下去。當我在武大路咖山認識他的時候，朱秀海已經初具名士風範。比如他的醉臥花叢，他的放浪於學，他的散漫灑脫，他的從容淡定，似乎在那個時候，他的這些風格就已經建立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