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品熱情讚頌了鄭州人開闊的胸襟、創新的意識、不懈的追求與自覺的文化擔當，如鄭州市委書記王文超所言：“這部作品是鄭州人民建設家園的創業史。”上至省領導，下至百姓，500萬鄭州人民為此付出心血，都令我難以忘懷，正是他們創造了鄭州的神話。
邢軍紀的《風雅大鄭州》讓我們重新認識了鄭州，認識了鄭州人，認識了這個蓬勃發展的新時代。
邢軍紀自上世紀80年代起就致力於報告文學的寫作，刻苦勤奮，而且較之有些報告文學作家，更加注重報告文學的文本研究和創作實踐，20多年來成就斐然。他的《瘋狂的盜墓者》《北中國的太陽》《錦州之戀》《商戰在鄭州》（以上與曹岩合著）、《中國精神》《最後的大師》等多部作品，都產生過社會影響，並多次榮獲全國性報告文學大獎。這次，曆時一年創作的（風雅大鄭州》亮相文壇，又為家鄉打造了一張精美的名片。
載（（文藝報》，2010年6月2日
天地有正氣，沛乎塞蒼冥
——讀邢軍紀《中國精神》有感
張誌忠
軍紀的勤奮，是超乎常人的。我經常自命是以勤補拙的人，手不釋卷，筆不停毫（如今是敲鍵盤）是我的自我寫照，但是，在邢軍紀麵前，我卻經常感到自愧不如。有一段時間，我們幾個人晚上湊到一起打乒乓球，每次打完球，幾近11時，我們都回家洗漱人睡，隻有軍紀一人留下來，他總是說還要寫一會兒，不到深夜兩三點，他是不會罷筆的。寫作迄今，他還經常不吃午飯，什麼叫做廢寢忘食，這就是了。而且，這樣的狀態，不是寫三萬五萬字，而是足足寫了好幾年，才有這部《中國精神》，可以說，軍紀是充滿對中國現狀的關切和對時代楷模的敬佩，迸發出持久而執著的創作熱情，以“中國精神”來從事這本書的寫作的。這是這部長達69萬字的作品能夠創作成功的基本保障。
軍紀是一個報告文學的老手了，但是，他的一筆一畫，卻從來不敢掉以輕心。讀著《中國精神》，可以感到他對於筆下人物的虔敬和愛戴之情。說句實話，精神文明建設這樣的題材是很容易寫得大而空的，泛泛而談，一帶而過，或者寫成先進模範事跡彙編的。十餘年前，筆者也曾經參加過類似題材的采訪和寫作，深知這樣的題材難以寫出精彩來。但是，邢軍紀的寫作，卻總是“目中有人”，他把一個個先進人物，還原到他生長和成才的原始情境中去，總是以一種追根究底的態度，去尋找他們的心靈、他們的事跡中最為感人的一麵，最富有個性的一麵，因而，一部長篇報告文學，足足寫了幾百個人物，不敢說個個鮮活，但是，能夠給讀者留下深刻印象，激發讀者的遐想和情思的不在少數。比如說，連雲港那一位拉了40多年的“雷鋒車”，其可貴之處在於堅持不懈，代代相傳，是什麼力量鼓舞著一代又一代接過前輩的重擔，讓精神的火光長燃不熄？李保英給別人家傲傲待哺的孩子喂奶，是急他人所急，卻因此把病毒傳染給自己的孩子，使孩子感染小兒麻痹症，落下終身殘疾。按理說，救人自溺，完全可以就此打住了，但是她仍然無怨無悔，把“雷鋒車”一直推到退休。英年早逝的朱秀蘭和她的接班人肖彥，則是出於莊嚴的使命感，母女相傳，諄諄囑咐，女兒繼承母親的遺誌。比如說，徐州市下水道四班的工人們，他們走向這個以女工為主的先進集體，走上這又髒又累的崗位，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一旦被這個光榮集體凝聚在一起，他們的榮譽感和責任心被激發出來，就會產生一種超越現實功利也超越世俗觀念的力量。還有，那個上海市一條小弄堂侯家路創建精神文明小區的“工作日誌”，三明市國稅局地稅局的稅務官們的“精神風景”，哈爾濱捍衛城市形象的“保衛戰”，青島海濱全部由出租車組成的婚禮車隊……這一處處個性鮮明、鮮活靈動的感人畫卷，無不見出作家的良苦用心。在習慣於東奔西跑走在路上、以勤快的雙腿和敏銳的眼光收集素材的軍紀筆下，許多人物都是先後采訪過數次、甚至結交為朋友的，這樣的前緣後果，似乎出於巧合，又再次印證了作家的感情投射，和對人物的命運的關注，對一個個活躍在現實中的人們的連續追蹤，這恐怕是一個作家最為難能可貴的。
要駕馭這樣的宏大題材，光有對人物對事件的深度采訪還遠遠不夠，還必須有高屋建領的眼光，和有機整合的結構能力，否則就會變成簡單的好人好事的羅列和鋪排。在這一點上，尤其見出軍紀的思想和藝術功力。軍紀的強項就在於，他擅長於把握當下正在發生的、全景式的重大題材，予以藝術性的正麵描繪，他寫過香港回歸，寫過三北防護林，也寫過中國體育大掃描。在處理中國精神文明建設這一宏大空間的題材時，他找到了充分馳騁自己的才華的一片沃土，古往今來，海內海外，民族傳統，曆史傳說，共和國曆史上的雷鋒、王鐵人和高玉寶，法國巴黎的城市衛生發展史，寫過《愛蓮說》的周敦頤的高風亮節……凡此種種，都被縱橫裨闔編織在一起，大大拓展了人們思考精神文明建設的曆史空間。作品的謀篇布局，可以說是煞費苦心，每當講述到一個人物一個事件，他都注意尋找一個最佳的引線，尋找或者曲徑通幽或者豁然開朗的敘述手段，這樣，全書洋洋灑灑，大開大合，卻又調度有方，神氣凝注。他要寫深圳南嶺村，沒有開門見山，卻是從一個新嫁到南嶺村的新娘那裏寫起；他要寫在福建海防前線東山島上嘔心瀝血造福人民的穀文昌，寫了他為抗衡自然的風沙災害不屈不撓地綠化東山島的壯舉，寫了他在大講階級鬥爭的年代裏巧妙地將“敵偽家屬”改稱為“兵災家屬”的過人膽識，寫了他去世數年以至幾十年之後人們對他的懷念和褒揚，仍然意猶未盡，將其放大成為“穀文昌現象”，即統攝了一批具有穀文昌精神的各級幹部，又證明了這種精神的源遠流長。同時，作家還注意尋找畫龍點睛之筆，把作為一種社會現象的精神文明命名為“中國精神”，一下子就強化了作品的精神蘊含和民族特性，切人了問題的核心所在，把可能浮泛輕飄的東西一下子落到了實處，紮好了根基。在行文中，他也經常注意，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注重具體的人物和事件的描述與一種民族文化的思考結合起來，產生一種形而上學的升華的力量。姑舉一例，他寫大連的種樹種草，一口氣連用三個排比句式，“種草就是種文化，種草就是種思想，種草就是種經濟”，一下子就把可能被人們所忽略的或者習以為常的城市綠化，提到了相當的高度，揭示了其中深刻的內涵。他寫富而思進，不忘使命，一心帶領全村人走共同富裕之路的黨支部書記李連成彎下腰來簽署經濟合同，卻忍不住地寫道：“看著弓腰寫字的李連成，筆者想起了那條‘中華第一龍’那堅強的脊梁，那充滿能量和渴望飛翔的脊梁。”同樣都是弓著的腰，形態的相似引發出神韻的相似，也更強化了人物的精神感染力。
載《文藝報》，2003年6月14日
關注時代提出的新課題
——《北中國的太陽》簡評
張誌忠
盡管說，現今的報告文學體裁，似乎越來越寬泛，已經有許多完全靠資料寫出了關於中國近現代題材的作品，但是，我仍然不曾改變我對於報告文學的看法：從這種文體誕生之日起，它就被賦予了迅捷地用文學方式報道時代新變、描述社會風貌的使命。無論是開世界報告文學先河的報道俄國十月革命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還是中國報告文學的奠基之作《包身工》，乃至斯諾的名作《紅星照耀中國》，都具有這種品性。
曾經連續數次地榮獲全國報告文學大獎的邢軍紀和曹岩，他們的目光始終是關注著社會現實的發展及其矛盾衝突，關注著時代提出的新的課題。他們的新作《北中國的太陽》（魯迅文學獎報告文學獲獎者叢書，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就是他們追蹤關乎國計民生的重要話題，迅速地向讀者提交的一份關於中國三北（華北、西北、東北）地區綠化工程的文學報告。
盡管說，關於生態環境，關於綠色與生命的關係，近年來已經談論得很多，但是，讀著《北中國的太陽》，我還是被作者所描述的那一幅幅觸目驚心的畫麵所震驚——沙漠化，江河幹涸，人在大自然的懲罰麵前的敗退，空氣汙染和動植物滅絕的危機，以及一個個警鍾般的統計數字，已經足夠說明我們所麵臨的絕大難題。同樣地，作品中所報道的人自身的蒙昧狀況，它無法讓讀者釋懷。那麻木和愚昧到極點，在大火災來臨之際玩忽職守，把大森林和民眾生命當做兒戲的，既有無恥的官僚，也有最普通的護林人。我們應該感謝作者，感謝他們在那些人類對大自然的暴行中所揭示出來的人的精神世界的墮落和腐敗，這恐怕是比自然環境的惡化更為可怕的。
讓我們感到欣慰的，是《北中國的太陽》中所報告的人類對於大自然的贖罪意識和反哺之情的覺悟。人類在進化的曆程中創造了輝煌的業績，卻也因為貪欲和蒙昧、自私和短視，對大自然犯下了巨大的罪過；現實的警告，昭示著人類，要麼就此反悔，為人類的愚蠢行為贖罪，要麼就會在對環境進行破壞和毀滅的同時，毀滅人類自身。是的，在全球性的工業化進程中，各個國家似乎先後都遭遇到了環境問題的挑戰，而且，人類並沒有在這生態危機中潰敗下來；像人類在遇到各種各樣的災難時那樣，人們總是在積極地探尋出路，主動地創造奇跡。作者的視野顯然沒有止於就事論事，而是放開眼界，觀照著中國和世界。於是，他們給我們講述著美國的“羅斯福工程”，蘇聯的“斯大林計劃”，北非五國的“綠色壩建設”，等等，都進人了他們的筆底。這為作者所著力敘述的、中國正在建設中的被譽為綠色長城的“三北防護林”工程，提供了一道亮麗而開闊的背景。為了表現曆史的縱深感，作者又以榆林地區為切人點，從曆史既往中尋找一種“綠洲文化”，尋找一任又一任的地委書記、行署專員以及本鄉本土的鄉民和林業科技人員孜孜以求地綠化榆林的曆史淵源，尋找促使他們義無反顧地踏上這漫長而艱辛的創業之路的力量源泉。正是這種源於社會各個階層的自發的和自覺的行動，而不是單純地依靠政府行為，才使得“三北綠化工程”取得巨大的成效，才構成了《北中國的太陽》的極大的感染力；甚至，在經濟上，國家投人的資金與民眾個人和家庭投人的資金，都嚴重地不成比例，後者的收人與回報之間的反差，更是讓我們不能不讚歎這新時代的“中國的脊梁”。
作品中記錄的和身在北方的我們所親身經曆的90年代後期幾次襲擊北中國的塵暴風沙和黑雪酸雨，活生生地警告著生態環境演變的另一種可能趨向。在毫不留情地揭示我們所處的自然環境人工因素的危機和矛盾方麵，作者並沒有隻講成就不講隱憂隻報喜訊回避災厄，而是體現出可貴的膽識和深刻的憂患意識。我想，這也是作品的魅力之所在，作者的使命感之所在，往大了說，是報告文學之所以為報告文學的意義所在吧。
載《解放軍報》，2001年4月9日
警示世人 呼喚綠洲
——推薦報告文學《北中國的太陽》
周政保
我們經常想到強國富民，想到中國人的生存處境，但有些人視野所及往往隻是眼前或周圍，至於“三北防護林體係”工程，似乎顯得遙遠而難以想象——尤其是在很講究“效益”的今天，貧困的焦灼時常被急功近利的氛圍所籠罩。何況，這一被譽為“世界生態工程之最”的偉業，絕非一代人可以遂願的。它確實是太遠太艱難了。然而，正是這一線的可能或正在實現的綠色，不僅已經牽涉到了當今中國人的生存狀態，而且或更嚴峻的是，它將關聯到中華民族的生態環境，關聯到我們的後代是否還能擁有自己的家園。並非危言聳聽。當我們讀了長篇報告文學《北中國的太陽》（邢軍紀、曹岩，河南文藝出版社出版），很自然地會產生一種共識，保護環境已經到了緊急的必須行動的時刻。
生態環境的惡化，當然是一個世界性的問題，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所麵臨的挑戰也許更為嚴峻。但人類是不能當鴕鳥的。而每一個國家及其民族，唯一的選擇便是從護衛自己的家園做起，恰如三軍將士之於領土所應該持有的那種寸土不失的感情。我感覺到，在《北中國的太陽》所張揚的題旨之中，就包含著這種護衛家園的感情。所謂“三北”，就是東北、華北、西北，東起黑龍江的賓縣，西至新疆的烏孜別裏山口，其中囊括了13個省、市、自治區的551個縣（旗），因而把這一防護林體係工程稱為世界之最，大約也是名副其實的。然而，這一工程的揭幕式啟動，絕不是突然發生的——我們可以從這部作品讀到，其中既有世界的或曆史的教訓，也有我們曾經置身的百孔千瘡的現實的提醒，很久很久以來，我們對家園的破壞太嚴重了，而對大自然的不尊重，也達到肆無忌憚無以複加的地步；即便大自然開始報複，開始以它的方式懲處人類無知與貪婪時，我們依然麻木，依然掉以輕心。於是，《北中國的太陽》的問世，首先是一種反省，一種對於生態惡化的重新認識，正如作者在《尾聲》中說的：“我們除了亡羊補牢式的挽救還能做什麼呢？拯救自然就是拯救人類自己。因此，三北防護林體係工程實際上是中華民族一次大規模的拯救心靈的行動。”其中有寫罷祭文之後的懺悔，也有精神或理智的自覺過程中的不屈不撓與前赴後繼。
這是一部很感人的報告文學作品，讀後猶如受了一次精神的洗禮。作品寫到了很多事，也寫到了很多人——無論是不識幾個字的農民，還是吃皇糧的官員或技術人員，實際上都是一些默默無聞的人，一些能吃苦、能堅持的人。我們都知道，置身於“三北”荒漠化邊緣的那些地區，大都偏僻而又貧困，如今為了那綠色的長城，又得承擔其千秋偉業的重任。他們的路走得很艱難，但他們踏踏實實地走著。他們不是那種轟轟烈烈或頻頻出現在熒屏上的英雄，但他們是真正的英雄；他們雖長年累月與荒漠黃土打交道，但他們的目標卻連接著人類的生存前景。我們及我們的後來者，都應該牢記他們的功勳，牢記這些始終堅守在底層的綠色創造者與護衛者。他們中的一些人已離開人世，但活著的人仍在竭盡全力為綠色操勞奔波……我想，倘若讓他們孤軍奮戰，倘若少有全民族的支持，“北中國的太陽”如何能噴薄而出？
置身“三北”前沿的人們，雖以辛苦、血汗、乃至生命造就了一片片綠蔭，但離綠色長城的最終實現，依然是任重而道遠。這部作品並沒回避矛盾，也沒有掩飾種樹人或植草人的難以形容的艱辛苦難，特別是對於國民的生態意識，充滿了深情的呼喚。我們的“工程”總算啟動了，“要把樹種在心上”的意識，也越來越成為一種拯救與護衛家園的自覺行動。我們隻有“一同伸出森林般的手臂，北中國的太陽才能高高升起來”……
載《新聞出版報》，2000年4月5日第3版
迷宮與圈套
——《黃河大決口》解讀
張誌強
新時期以來，在中國文壇上，軍旅報告文學由於接連不斷地出現了李延國、錢鋼、李鳴生、邢軍紀等有重要影響的作家和《在這片國土上》、《唐山大地震》、《走出地球村》、《錦州之戀》等具有強大衝擊力的作品，使得這種特殊的文學形式在當代得到了較大的發展。與軍事文學的其他樣式，如小說、詩歌、散文相比，軍旅報告文學在當代的影響可說是最突出的，尤其是在當下這個時段裏，它的影響就更為明顯。軍旅報告文學不僅給軍旅文學帶來了“集團”聲譽，而且，也給軍旅文學帶來了勃勃生機。
在這裏我們要論說的是他們中的一位重要作家——邢軍紀和他的重要作品《黃河大決口》。
邢軍紀的報告文學創作定位始於他義無反顧的舍棄。在當時許多人的眼裏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決定，在那個把“純文學”提純到了咒語般的狂熱境界時段裏，一個寫慣了小說的人，一個小說的思維和小說的技巧已經運用得相當熟練的作家突然決定不寫小說了，並且又是突然地以他的行為告知人們他轉向了被某些人看不上的報告文學創作的時候，邢軍紀就為自己確立了一種完全新異的領域。
毫無疑問，邢軍紀突然闖人報告文學的創作領地，是完全符合他自己的創作實際的，這從他接連不斷的獲獎情況就可以看得出來。以當今報告文學的創作隊伍來看，能夠連續三年在全國性的評獎中獲大獎的人並不多見，而邢軍紀卻保持了這種“三連冠”的紀錄。這除了得益於他對於重大題材的敏感外，更重要的是他創作中所形成的獨特風格以及他所創造的結構迷宮與語言圈套。
在給定的話語空間中他遊刃有餘地使用了諸多的文學語義，為我們創造了獨特新奇的想象界麵，使我們在閱讀中獲得了另類感受。
這是我們在閱讀邢軍紀的作品時所獲取的邏輯結論，尤以他的《黃河大決口》最為典型。
《黃河大決口》敘述的是發生在1938年的那次黃河大劫難：國民黨為了阻止日本軍的人侵，公然炸開黃河大堤，造成了黃河沿岸數百萬生靈的塗炭、數千萬畝良田被毀，幸存者不得不背井離鄉，乞討流浪。
無疑，這樣一個題材，對任何一個人來說都是有一定難度的，書寫的結果往往會出現兩種可能：要麼成了曆史材料的集束，要麼成了多向散射的火炮。但是，我們從《黃河大決口》中卻看到了另一種可能性，它使我們對於把握這類“大決口”作品有了一種更為合理的可能性。
這部寫於1987年，曆經九年的磨礪才於1996年定稿的報告文學，為我們提供了完全不同的感覺：有些人在閱讀後驚呼“報告文學也可以這樣寫呀？！”有些人則為這部作品磅礴大氣和迷宮般的結構所震懾，另一些人則被作品的敘述方式所折服。這是一部具有典範意義的作品，它在結構意義上的成功和語言方式的探索完全可以作為對此類作品創作考問的對象。
邢軍紀以一種居高臨下的視角破解了一個我們熟視無睹卻又難解的謎麵，然後他又以大悟者的智慧帶著我們走進了被肢解得迷宮般的話題裏作著精神的探險。因為是一個苦難的話題，因為是一個沉重的事件，所以，這種探險在我們日常的邏輯概念中必然是“一苦到底”，但是，當我們介人到了邢軍紀為我們領航的這次精神的遊曆時，盡管我們經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撼和衝擊，但是，事後的回味卻又如此的精妙：《黃河大決口》的確讓我們經受了一次不同尋常的審美曆險。
作者一開始就給我們拉響了戰爭的警鈴，在引用了1938年6月12日“中央通訊社鄭州電”的《敵團屢犯被阻 竟決黃河大堤》後，以這樣的筆觸讓我們感到了事情的緊迫：
就在這條消息播發的當天，決口的大水已經泛濫了三天，大水是以每秒數米的速度向前推進的。當中央社播發這條消息的時候，洪水已經卷過開封、中牟、尉氏、通許、鹿邑、扶溝、郡陵、西華、淮陽，正向周口方向撲去，河南東南大部已成澤國……
這是通訊常常使用的方法，在人們屏住呼吸等待事件的發生時，作者卻沒有按照我們的思路把事件寫下去，而是筆鋒一轉把我們帶到了現實中，以極為優秀和細膩的口吻給我們講起了黃河邊他對當事者的采訪。
這是五年前的一天，當我第三次來到黃河岸邊這個孤獨的小村——南月堤村時，我看到情懶散漫的陽光中，一個人逆光向我走來。天氣非常之好，純淨透明的空氣像一掬清流，一點一點潤染我的視線。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恐慌，感到一種巨大的危險向我逼近，我甚至像真正的情急者那樣偷偷看了一下黃河，卻見它無動於衷地躺在一片耀眼的金黃裏，怡然昨夜的新娘。我一下子失去了依仗。我不得不麵對孤獨，就像我麵對塵封已久的這段曆史一樣。
這是邢軍紀式的話語圈套，這種圈套是在《黃河大決口》中常常使用的，這也是讓許多人讀他的作品並不會感到累、而又愛讀的原因。他先是以極濃極濃的語言色塊把人們的胃口調動起來，讓你進人他的語言深淵，隨著他的一次次敘述踏進曆史的根部，然後我們會按照作者給我們種植起來的語言樹向上攀緣，就在我們剛剛適應了他的這種誘惑之後，我們卻發現支撐我們向高空伸長的語言樹突然消失了，我們被懸在空中手足無措，無所作為，我們被拋棄了。
但是，就在我們懷著怨忍的心理為作者的冷酷的敘述方式感到震驚的時候，奇跡降臨在我們麵前：就在我們被割斷的想象和掐掉的欲望之處竟然出現了一道柔和亮麗的語言流。這道亮麗的語言流把暗淡沉重的話題和災難都覆蓋了起來，或者讓我們在對災難的“悲憫”之後，產生了希望。
敘述者在事件的暗洞裏給我們燃起了一支支溫馨的燭光，燭光使我們在冷與痛的糾葛中感到了暖與愛的存在。然後，燭光的背後，敘事者用理性的羽毛為我們編織著一張閃著靈光的慧衣，使我們的心靈透進了空氣、水，然後就產生了生命，這生命是敘述者用語言的手為我們創造的。於是，我們的心靈便張開生命的翅膀飛翔起來，並與敘述者的生命合在一起，與他同飛。
看，他就是這樣，讓閱讀者在緊張之後，同他一起飛的：
既然黃河先我而存在，我就把它看成一裸樹。它怪異地生長在我的史前期。在我的視線還沒發育完整，就像千萬裏無邊的秋風蟄伏在下一次風暴的時候，這裸大樹成光速的疾勢生長著，它的根須深深地紮在曆史深處，蜂紫色巨大的根須像蛇芯子一樣舔抵著白色的泥漿，它的枝丫向上向天際迅猛地擴展著，空氣僻辭啪啪向後退縮，一個黎曼球似的空間就這樣膨脹開來。它的葉片墨綠如染，碩大無比，如傘如蓋，每張葉片上都結著紅色果實。它在億萬年的時間裏長成了一探美輪美夾的大樹，完成了一裸樹的發展史。它在我的視線聚攏之前終於長成，又在我的視線裏悠忽化成一條河。
同樣，當我們開始喜歡並被他的油畫般的語言重彩引誘並陶醉於陽光下敘事者的世界時，突然雷聲大作，一場急風暴雨般的話語陣再次襲擊了我們的天空：
我們說黃河決口事件頗像一場棋事。1938年6月的那一天將永遠留在曆史的書頁裏了，但何以有這樣的遭際？何以有此慘痛的結果？我們有必要再把這盤已有定論的棋再複盤一次，看看毛
病究竟出在哪裏？
1937年七七事變之後，侵華日軍占領了北平、天津、太原、張家口等大中城市，接著，又連續發動了幾次戰事，把華北的中國軍隊壓迫至黃河以南；而南線日軍則相繼組織淞滬、南京戰役，占據了滬、寧、杭長江三角洲，把南線的中國軍隊集中在中國中部地區。昭和13年（即1938年）初，日本大本營作出如下決定：在華第二軍停留在濟南一帶確保膠濟沿線。第一軍進至黃 河，掃蕩山西閻錫山部。與此同時，決心按全麵持久戰指導戰爭，為此，新增設六個師團……
然後，以最能引起人們緊張感的時間排序“1937年12月31日”、"1938年1月16日”來敘述戰爭的進展與戰事的發展狀況。使閱讀者再次回到曆史的硝煙中，麵對外族的一步一步的逼近，我們再一次握緊了拳頭。
緊接著，背景材料一、二、三……以及“中央社訊”的原始材料，僻僻啪啪鋪天蓋地地落在了我們的身邊，讓我們身臨其境地感到了那種切膚的痛楚，在痛楚中使我們獲得了閱讀快感。
在敘述方式上，邢軍紀為我們設計了一個圈套，就是在閱讀中我們明顯地感到了一種缺失，那就是整部作品沒有貫穿始終的人物。是蔣介石嗎？是宋希鐮嗎？是何喜文嗎？都不是。
但是，細心的讀者在完成了閱讀過程之後，立即會發現一個傷痕累累、曆經滄桑的主人公形象，那就是黃河。“黃河”在整部作品中的貫穿與主導作用是顯而易見的——黃河就是這部作品的主人公。正是黃河把整個難以團合、凝結的話題給撮合到了一起，她不僅僅是現實中的一條河，她還是流淌在我們靈魂深層的一條河，河中流淌著的是民族的血，這樣，黃河同時構成了《黃河大決口》的一條經脈，讀懂了這部作品就讀了黃河，也就讀懂了黃河的意義。事實上我們正是被這條河流牽動著經曆了那場距今已有半個世紀的滄桑苦難。
作品從一開始就把我們帶到了黃河身邊，而且始終讓我們在對黃河的糾葛中解讀著這個苦難的話題。
邢軍紀之所以選擇這樣一個沉重的話題，這與深植於他靈魂中的“黃河情結”有關。邢軍紀從小生長在黃河邊的一座城市裏，朝朝夕夕與黃河相處，更多地領悟了黃河的精神。從大語境的意義上講，所有的中國人都是黃河的子孫，我們常常以“母親河”來稱呼給我們生命與靈氣的黃河，是黃河孕育了中華的文明，這是我們精神的家鄉。但能與黃河如此親近並能從這種親近中獲得體悟的人並不太多。邢軍紀卻從黃河母親的乳汁中吸吮了充足的營養，使他終生受益匪淺。他內心深藏著的憂患與思考，無不在這種黃河情結的驅動下變成了他對那些重大題材的敏感與快速的反應。他的思考、體悟與那種大開大合、居高臨下的結構思路無不與他的黃河情結有關。黃河給予他的是博大、寬厚、深沉、執著以及由此帶來的對民族、國家、心靈的關懷與憂慮。這讓我們在他的大部分作品中都體味到了，尤其是他的這部《黃河大決口》，其中凝聚著作者相當深厚的思考，他讓我們透過黃河的劫難真相看到了民族災難的實情，他讓我們在他精密考究的敘述中思考到了人性、人道與民性民道。一個黃河牽掛的不隻是兩岸的那些有數的省份，而是整個民族與國家，乃至於我們每個與黃河在實際上有著相當距離卻在靈魂深處有著血脈關係的個體。著名學者王瑤先生曾對他的學生說過：寫一個人的傳記，重要的是通過這個人，看一個世界。對於《黃河大決口》來說，我們的確通過一條河（邢軍紀把這條河比喻為一棵樹）看到了我們這個多災多難的民族的曆史。
邢軍紀在《黃河大決口》中除了得益於他的黃河情結之外，我們在作品中還看到他早期小說寫作的訓練給他帶來的好處。如前所敘，邢軍紀在專心於報告文學創作之前，他寫過不少的小說，可以說，他的文學生涯起步於他的小說創作。正是山於他前期在小說的語言與結構上所花費的工夫，才為他日後的創作提供了如此豐厚的回報。如果說，邢軍紀的報告文學創作與其他人有什麼區別的話，那麼，我們可以這樣說，他對事件的敘述，從語言到結構無不透著小說底子給他帶來的獨特性。你看，他是這樣把我們帶人到黃河決堤前當事人心中的那種悲憤和矛盾的：
黃河水從蘇冠軍的心中流來，又從他的心中流出。黃河的命運是他自己的命運，更是中華民族的命運。黃河的悲劇何時緣起，沒有人能說清楚。上下五千年曆史到如今，它何時由一河歡歌變為嗚嗚咽咽，沒有人能說清楚。它何時不如多瑙河、萊茵河、密西西比河，何時由富有變得貧窮，沒有人能說得清楚。反正它變成了這個模樣，變成了窮困潦倒，任人宰割，逼得要自殺這種模樣。民族的心崩潰了，民族魂丟失了，民族的形象萎縮了，民族的骨骼變軟了，民族的“格”沒有了，嗚呼，悲哉！
蘇冠軍坐在大堤上悲憤無言，他覺得冥冥中有人在逼他，他在汙辱著自己，操作著自己的人格，他逼著自己自殺，並用最沒有人道的方式自殺。他的手顫抖著，心顫抖著，他將要參與這場殺害自己的密謀。所有的河工參與了這場謀殺。他們互相注視著，悲憤無言，但他們又不得不動手。這就是命運。這就是每個中國人的命運，這就是一個民族的命運。
天地混沌，景物空漆，一個蒼白的靈魂從蘇冠軍的身軀中悄悄飛走了。從此，一個麻木的僵硬的麵如死灰的蘇冠軍出現在人們麵前。他那時才二十多歲，但他已沒了青春。他的靈魂悲憤地在黃河河道上飛翔著，在紫紅色的暗夜裏劃上一道道白色的飛行痕跡。它永遠找不著它著陸的去處。
可怕的1938年6月7日的黎明來到了。
這一天是黃河的忌日。
就是這樣，他以一種文學化、小說化的語言為我們營造了一種悲壯與激憤、摯情與眷戀的黃河情緒，讓我們對“新娘”般的黃河有了更多的深味。
小說式的話語方式在《黃河大決口》中隨處可見，這使我們明白了，一個重大的題材在邢軍紀的報告文學裏卻讓你感覺不到有什麼閱讀障礙，甚至在他行雲流水般的敘述中竟激發了我們的閱讀欲望。他說：
麥子黃了，敵人來了。
五月的鄉村是美麗的。原野鶯飛草長，樹木正綠得濃，暖風熏得人醉。杏兒已冒了黃，桃兒已掛了紅，1938年的麥子像通了靈似的，千裏平原，齊刷刷長得黃彩緞似的，閃著玉石般的亮澤，眼看就要豐收在望了。
麥子黃了，敵人來了。
他又是這樣以小說的方式，三筆兩筆地為我們勾畫出了一個鮮活的人物的：
營長被抽調到軍裏去了，何喜文臨時負責全營的事務。他令身邊的勤務兵把香煙和酒分發下去，勤務兵說這．點煙和酒咋夠分，何喜文眉毛一豎，罵一聲： 日你娘，咋不夠分？一人一支煙，一人一口酒總夠了吧？這是打仗，不是過年，告訴兄弟們，這是上峰一點意思，說明咱打得好，說明長官想著咱哩……
何喜文罵咧咧趕走了勤務兵，眼見得勤務兵和營部的一些人提著那些煙酒走遠了，趁著戰鬥小憩，靠著一裸杏樹，便打開了一瓶老白幹。他是個嗜酒的人，多天沒沾過酒了，看到酒親得要命，便啥也不想了。
這完全是老到的小說筆法，這樣的敘述給閱讀者造成了一種欲罷不能的結果。
除了語言上的文學性、敘述方式的小說化外，《黃河大決口》帶給我們的強烈震撼就是它在結構上的精心設計與講究了。
事實上，在我們不經意地走進邢軍紀《黃河大決口》之前，我們是抱著一種懷疑的，這種懷疑是針對這個題材的，我們一點也想象不出他會怎樣處理這個相當難以駕馭的題材的。但是，當我們被邢軍紀的輕鬆自然不露痕跡地引誘到他的敘述圈套中後，我們感到的竟是震撼。
在敘述中，邢軍紀為我們精心布置下了一個迷宮般的結構圈套，他在帶領我們豪情激蕩地走過曆史的時候，他以他特有的理性敘述讓我們悲情滿懷，讓我們在戰爭的陰雨中惦念著我們的祖國此時的身體狀況，他引導著我們追念著曆史和曆史給予我們的創痛，使我們痛不欲生地陷人到曆史的苦難之中，就在我們深深地陷人到對於曆史的責問時，天空是陰沉沉的，到處響著雷聲、炮聲和饑民們淒涼的歎息聲，在災難麵前我們有些手足無措，深陷其中不能自拔。突然，曆史的思緒在邢軍紀的敘述中斷裂了，我們被一種強力吸到了時間的隧道中，在驚詫裏，我們被拉到另一個時空中：有時是現時的，有時是理性的。這種敘述有時是相當殘忍的，他讓我們欲罷不能，常常讓我們詛咒著敘事者的冷酷與絕情。然而，當我們回味時，卻又使我們驚歎於敘事手段的高明和其中“妙不可言”的感受。
敘事者先是以極為優美的文字把我們帶人了現實的黃河岸邊與作者一起來到“墉懶的陽光”中，讓我們與他一起感受著“語言陽光”的溫暖——這是一個祥和與明媚的時刻，使我們深味今天的黃河的“新娘般”的美。然後，敘事者的口氣逐漸地變得緊張起來，讓我們感受到了密布在曆史上空的陰雲夾雜著災難來臨前的那些神秘而又恐怖的閃電，於是，我們走進了曆史的語境裏：
馬威龍已是第十一次組織敢死隊向敵人衝擊了。
十一次衝鋒竟無一人生還。弟兄們非死即傷。死的被敵人抬著扔下城頭，然後又扔集束手榴彈，把屍體炸得肢體破碎。更殘忍的是，他們把戰死的中國士兵的頭顱割下來，擺在城牆的垛口上，或當槍托，或者像石頭般投擲下來。傷的弟兄們都沒有再回來，他們或者抱著敵人同歸於盡，或者自己給自己一槍，他們沒有攻進城去，他們不想再生還。
壯烈的畫麵在我們麵前打開了：
一個團已經沒有多少人了，隻剩下團部的勤雜人員。團長毛麟義這一次親自擔任敢死隊隊長。他背上抖插著支大砍刀，月光下寒光閃閃。他遺視著弟兄們，從隊伍這頭走到那頭，就著月光，仔細辮認著這次跟隨他的兄弟，他要一一記住他們，即使到了那邊，他們還要在一起，因此他要牢牢記住他們的模樣。
就在我們習慣了這個沉重的話題帶給我們的壓抑感的時候，敘事者突然以“語言學”的內容抽換了這個話題，而且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在作品的許多地帶，敘事者都是以強行把閱讀者的注意力拉到“語言學”的問題上的做法，打斷了慣性思維的移動。作者在作品中解釋說：“我們眼前的這個世界基本上是靠語言文字來解釋的，甚至思維也是靠它們診釋的。語言是掌握這個世界最可靠最便捷的一種形式，但它卻是先於我的經驗的，先人為主式的，這就是說，實事上當我還沒有來到這個世界之前，有關這段曆史的語言就已經存在，並且就這個選題說了許多話。”
但是，我們在“語言學”表象之外看到的卻是邢軍紀在巧妙地使用著的休止與停頓，讓閱讀者在茂密的語言森林裏暫時停下來，以消減長途運動帶給我們的身心勞頓。
這使我們在《黃河大決口》中感受到了交響樂般的震撼，在這首邢軍紀為我們譜寫指揮演奏的悲壯交響詩的行進中，他巧妙地使用著休止符，巧妙地使用了和聲，巧妙地使用了歌隊與旁白，又巧妙地使我們體會到了休止與停頓的意義，豐滿與空白處的對比，以及由話題本身散發出來的意向生成。閱讀之後，我們得到的就是由這首交響詩帶給我們的悲壯感與奮發的力量。
就是這樣，《黃河大決口》讓我們在曆史與現實、悲情與理性、戰爭與和平的雙重羽翼下漸漸進入到了它的腹地，於是我們在猜想與推理中，體味出了敘事者的良苦用心，他所編織的色彩斑斕的魔方使我們獲得了極大的閱讀快感。
《黃河大決口》在結構上形成了“三維”立體浮雕般的層次：1938年的那次黃河大決口是這部作品的當然核心，但在此之外，作者又給我們展現了另兩個不可缺少的敘事視角，一個就是現實中對當事者的采訪，另一個就是無所不在的作者的視角。這三個維度構成了三個不同的話語方式，使我們感到的是架設在三個不同角度的三架攝像機對著同一個事件在拍攝，一個鏡頭架在曆史的隧道中，它以第一目擊的方式給我們展現了那場慘烈的大災難；一個鏡頭架在現實的黃河邊上，經曆了曆史滄桑的老人們在緩慢地講述著那件過去的“舊事”；一個鏡頭是站在空中的，自由地在曆史和現實之間切換著這一事件，這個鏡頭就是作者的理性的目光。
在第一維度上，作者選擇了24個“背景材料”以最為真實的第一目擊的方式讓我們回到了1938年災難來臨的前前後後中。這裏，作者有的使用了原始的資料，如“中央通訊社”的報道，有的使用了細節的描寫，有的是在曆史資料龐大的頁麵裏提取了精彩的因子，更多的時候是作者站在曆史的回廊裏為我們導航，他冷靜地為我們講敘著曆史的細部，指給我們它的每一個時刻的音容。作品中的絕大部分都被第一視角所占用著，這是敘事的主幹，是這部交響樂的主調，他的情緒是悲壯而蒼涼的，他敘述了人為的黃河決口前後，戰爭進行的狀況以及與戰爭相關的背景。
在第二視角上，敘事主體是當年的幸存者與當事人。站在現實的黃河邊岸，看著滾滾的黃河水，敘述者幽幽地講述著當年那場災難的親曆，內裏還時時地閃動著神秘的語意：
決堤的前幾天，老天爺的臉一直皺巴巴的，擠著眼想下雨。可是在6月9日那一天卻突然放晴了。俺黎明時做了個夢，夢見河裏有個東西露個頭喊俺的名字，金海——金海——，我在夢裏還想，日你娘叫啥哩，老人都說夢裏有人喊你可千萬不能吭聲，要不然會勻走魂哩，可俺還是憋不住，唉一聲就答應了。話一出口就後悔，接著醒了。我起來揉著眼想那河裏的東西，覺得還是要到河邊去看看。這不我就跳下床便往河裏跑，光著身子，掄著兩隻手臂風火輪似的呼呼直響，等爬上黃河大堤，一看，嘿，早有十多個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夥伴齊齊待在那裏看著河裏的東西發愣。
在第三視角上，作品中閃動著的理性之光熠熠生輝，這正是許多研究者所推崇的“學者型”報告文學的優長所在，也是邢軍紀報告文學作品的深度所在。在數量上，這部分在作品中並不是主體，但是，在分量上卻是沉甸甸的，是作品的“題眼”所在。這部分正是體現作者真功夫之處，敘事對於許多人來說並非是一件做不好的事，可貴的是，邢軍紀在以不同尋常的敘事方式對事件進行了生動的勾連之外，他還能冷靜地點評與剖析被自己獨特的敘事方式所敘述過的客體。
在《黃河大決口》中，我們還注意到了多處出現的“陽光”、“光”和類似的對於光亮的描寫，比如作品的一開始就這樣以極為細膩的筆墨動情地描寫著陽光：
這是五年前的一天，當我第三次來到黃河岸邊這個孤獨的小村——南月堤村時，我看見情懶散漫的陽光中，一個人逆光向我走來。天氣非常之好，純淨透明的空氣像一掬清流，一點一點潤染我的視線。
他又說：“我一直生活在陽光般溫暖的語意環境裏。”
他說：“我的采訪本裏便一下子注人了這充沛的語言陽光。”
他還說：“逆著金黃色光芒的人走近了，走近了。”
“那時太陽已經出來了，白眼吉的。”等等。
這種對於“陽光”的愛戀一直伴隨著作品，它時時地出現在作品的不同地帶，“黃河大決口”這是一個多麼沉重而又讓人喘不過氣來的話題，但是，因為作品時時給我們送來的一縷縷陽光和空氣，給我們描繪的一片片光明地帶，又使我們感覺不到話題帶給我們的沉重感，相反，卻使我們在陽光的撫慰中感受到了希望。
這恰恰透露出了作者心中對世界的達觀和向上的哲學意識。其實生活中的邢軍紀就是這樣的一個人，麵對著生活和工作中的煩心事，他總能那樣樂觀理性而有分寸地對待，從不消沉。他的這種心態也使他麵對種種不公時，還能泰然處之，灑脫自如。這種寬宏的心態帶給邢軍紀創作的好處就是，開闊的思路，大氣磅礴的結構，灑脫自如的語言，冷靜的理性智慧。這是一種人生哲學，這種哲學使邢軍紀無論書寫何等沉重主題的作品，都能讓我們在話題之外感到希望和陽光的存在。
邢軍紀的心裏充滿了燦爛的陽光，但是，有陽光的地方也必然有陰影，邢軍紀心中的陰影就是他隱藏在內心深處的憂慮。陽光下的憂慮是什麼呢？他說：
“有那樣多的人想起發生在半個多世紀前的那場戰爭，想起幾千萬在戰爭中死去的同胞，我還有什麼話說呢？決計把它（《黃河大決口》）翻出來重寫的仍是我揮之不去的恐懼感，我還是害怕人們會遺忘過去。中國人是最愛健忘的，有種種事例為證。而且我仍深深地憂慮著：倘若再來一次世界大戰，我們中國到底處在什麼樣的位置？雖然這有些祀人憂天的味道，但在一個民族患了遺忘症的情況下，和平會無邊無際地持久嗎？”
是啊，這應當是我們這個民族在已經結束的世紀要思考的事情。
載《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精神財富的擁有與發現
黃獻國
三年前，軍旅作家邢軍紀在《光明日報》發表了一篇反映某為民服務應急中心事跡的報告文學《新鄭鍾鼓》。這樣一部“主旋律”的文學作品，被中央文明辦一位負責同誌稱之為“讀來令人回腸蕩氣，好不痛快”。於是，這位負責同誌便約來作者，請他寫一寫中國的精神文明建設。
三年後，邢軍紀推出70萬字報告文學《中國精神》。它正如《新鄭鍾鼓》那樣，是充滿民族創造精神的題材領域。從2000年開始，邢軍紀曆時三年，南北遊走10多個省份的47個城市、近百個鄉村，采訪了上至省部級領導，下至平民百姓，累以萬計；采訪手稿和寫作草稿累積達巧公斤。2003年春，中央文明辦和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聯合舉辦《中國精神》作品討論會時，中宣部和北京市委領導以及軍內外文學評論家們盛讚這部報告文學作品是近距離反映時代、反映中華民族精神風貌和偉大進程的一個重要收獲。
近年來，作家群麵臨的最為嚴峻的問題是“深人生活”問題。這似乎是“老生常談”，創作的源泉來自哪裏，本來就是不言而喻的。但是，深刻變革著的社會生活有些作家並不熟悉，卻是一個非常嚴峻的事實。我們長期形成的某些“體製”上的原因，譬如“專業體製”，把作家們關進了“象牙塔”，他們的才華和寫作在越來越小的個人天地裏，變成了無水之源、無本之木。即使仍然有一批作家筆耕不輟，勤奮寫作，也湧現出了一些好作品，但是，真正深人生活、不怕艱辛，特別是肯於在表現時代進程、反映時代精神的當代題材上下工夫的，卻為數不多。邢軍紀近些年的創作，恰恰是勇於探索，知難而進，先後寫作了《錦州之戀》（獲首屆“魯迅文學獎”）、（匕中國的太陽》（獲中國報告文學學會獎）、《第一種危險》（獲大紅鷹文學獎）、《脊梁》（獲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征文特等獎）等許多關注改革進程、關注社會問題、關注時代典型的優秀報告文學作品，在全國產生了廣泛影響。《中國精神》是他將文學創作的根須深深紮進火熱社會生活，緊緊把握時代發展進步的潮流，對於我國人民精神文明建設20年發展曆程，做了清晰的回顧，對於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實踐，進行了全景式的掃描，從人類文明曆史發展的高度和古今中外相互比較的廣度上，為人們勾勒了一幅當今中國精神文明建設波瀾壯闊的生動畫麵。
讀《中國精神》，一個鮮明的印象，就是鮮活的時代氣息和那些極其富有時代光彩的典型人物。作者非常善於把一個莊嚴的時代命題人格化——譬如，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文化根須究竟紮在哪裏？中國的文化土壤應該生長什麼樣的“精神”？他在開篇第二章裏，就從10年前故去的一個深受老百姓愛戴的共產黨員身上，尋求老百姓為什麼要把這個人當成“菩薩”來祭拜？作者如此記錄自己當時的心路：“中國的精神文明之樹，是有著長長的曆史根部和悠悠的思想文化根基的，它也是一種發生在20世紀末中國的奇異現象。受著這樣的啟發，筆者帶著一種尋根意識，走進那株大樹，去探尋它長長的曆史根部……”
作者追尋“菩薩”穀文昌的故事，走進了當年的一位深受老百姓愛戴的老縣長，帶領東山島人民脫貧致富的14年奮鬥曆程。那些在老百姓們心中早已成為“豐碑”的事跡，讀來令人深深感動。如果作者僅僅寫到這裏，已經是開掘到了一口“富礦”，然而，作者抓住不放，繼續追尋穀文昌身後天南地北的“穀文昌現象”之一、之二、之三……充分開掘中華民族精神的傳承。作家這樣充滿激情地描述自己對於“中國精神”的發現：“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是棵根深葉茂的大樹，雖然它命名的時間僅僅20年，但是它的生長期卻不僅僅限於共和國誕生以來的時段。它有著和國家民族一樣長的生長史。它千百年來用純美潔淨的汁液哺育了一代代華夏兒女。因此，精神文明的根部，也應該具有中華民族特有的優秀傳承，有民間千百年來生長著的淳樸善良的美德，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操守。”作者仍不罷手，把筆觸又伸向10多年前采訪過的一位深圳的鄉鎮企業家林展強和東莞市的曆史人物周敦頤以及他的《愛蓮說》，進而深深開掘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把當今時代的中國精神放到曆史文化深邃的血脈上來，於是就有了作家獨到的發現：“諸種美德融人黑頭發黃皮膚的中國人的血脈裏，就成了他們賴以開天辟地的立身之本。”
作家邢軍紀在《中國精神》一書中，這樣的獨到發現比比皆是，不一而足。有人說，邢軍紀是以中國精神寫《中國精神》。我以為說得極好。中華民族的精神蘊藏極其豐富，發現它並且擁有它，前提便是首先擁有生活，不到生活中去，這樣的發現，是不可能得到的。其次，是作家同時必須具備豐厚的文化修養和必備的知識修養，不如此，這樣的思想與發現，也是不可能的。我們期待著邢軍紀繼續投身火熱的社會生活，寫出更多更好的作品，奉獻給我們偉大的時代！
載《解放軍報》，2003年3月24日副刊
中國精神的指路明燈
——誠薦邢軍紀報告文學《中國精神》
高海濱
我有時夢想著一步登上海拔8848. 13米的珠穆朗瑪峰領略一下“會當淩絕頂，一覽眾山小”的瑰麗風景；夢想著登上抵禦外侵具有幾千年風風雨雨滄桑歲月的萬裏長城感悟一下“不到長城非好漢”的豪邁；夢想著於清晨站在祖國的心髒——天安門城樓上體味金水橋畔颯爽英姿的國旗護衛隊迎著晨曦將鮮豔的五星紅旗升到空中的神聖和莊嚴。可這些本應實地體驗的滋味，卻仿佛通過研讀解放軍藝術學院教授、作家邢軍紀創作的《中國精神》一書中體會了這些滋味，過了一把癮，這些人物和事跡讓我從中領略了中國精神的高遠，中國精神的底蘊，中國精神的豐富內涵。
初讀《中國精神》，似乎感到這書名起得好大，總覺得可能又是理論說教，沒有多少新鮮內容。可當我細細地、慢慢地像牛兒吃草一樣讀完的時候，才感到先前的感覺是那樣的可笑和淺薄，因為首先讓我感到它站得高、看得遠，縱橫大江南北、黃河兩岸，10多個省份，50多座城市，上百個農村的大紀實，氣勢恢宏；再就是裏麵刻畫了一個個跳動的、鮮活的、富有特色的和充滿蓬勃生機的人或事，而且這些生動感人的人和事就像四四方方、堅韌的基石一下子就把中國精神的大廈支撐起來了，沒有空洞的說教，沒有千篇一律的直白，看到的隻有鮮靈活現的事實，事實，還有比事實更有說服力的嗎？我想沒有。正是它所具有的高度、大氣、磅礴、神聖，才使我轉變了對書名的認識，而且在精神上也得到一次革命的洗禮和升華。
也許和這本書有緣，細細分析起來，我應該是和中國精神文明建設一起成長起來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那年，我剛好6歲，可以有趣地說是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見證人之一。並且像我們這撥70年代出生的人，由雷鋒同誌精神領路，再由張海迪同誌加油助威，也建立起了人生最初的精神基座，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人、社會的進步，如何在精神物質的夾縫裏尋求突破、解答困惑的難點、熱點和焦點，無疑《中國精神》一書擔當了青年人乃至中國人的指路明燈的作用。20世紀70年代西南邊境自衛反擊戰中，中國軍人發揚的“一人吃苦，萬人甜；一家不圓，萬家圓”的無私奉獻精神打動了多少人的心，但在80年代改革開放初期，也有人信奉“外國的月亮比中國的圓”、“雷鋒精神出國了”等論調，一時有些人的精神境界多少出了偏差。90年代改革開放中市場經濟進人全新的階段，也有人追求了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放棄了自身世界觀的改造。1986年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針對精神文明建設中遭遇的複合雜音發出警告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麵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汙、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黨是清醒和明智的，意識到了10年的思想政治教育的薄弱。19％年10月，黨的十四屆六中全會在北京召開，會上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若幹重要問題的決議》。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堅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的戰略思想，這是精神文明建設史上又一次裏程碑意義的文獻。
時值十六大的春風遍灑神州大地，經濟建設日新月異，精神文明建設也逐漸在神州大地的角角落落鬱鬱蔥蔥，時代需要精神，時代呼喚精神，時代孕育精神。時光如電，日月如梭。中國的改革開放20年，精神文明建設到底怎麼樣？是誰支撐著中國精神文明的機體健康地走到了現在？跨世紀後的中國精神又處在怎樣的一個坐標？恐怕心中都有一個不小的問號，《中國精神》這本書踏著時代的脈搏走來，踏著精神文明建設的脈搏走來，踏著人民的情緒和願望走來，它把上至政府官員，下至黎民百姓，左至英模先進，右至平凡市民，前有史記先人，後有文明使者的人物一一描繪、敘述出來。特別是在當前社會，有多少人知道他們呢，當然作者本意不單單是讓人知道，而且重在讓人們知道那些為官、為民、為文明城市、文明鄉村、文明行業等等做出巨大貢獻的人的精神境界，從中領悟中國精神，改造自己。所以，《中國精神》一書的出現無疑是一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精神文明建設的及時雨。
《中國精神》這本書共分16章，33個采訪手記，洋洋灑灑70多萬字，用紀實的手法對中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精神文明建設的發展曆程做出了詳實、清晰的回顧，對精神文明創建活動的豐富實踐進行了全方位、全時空、全景式地掃描和透視，是對那些有名的、無名的英模、英雄、先進、或平凡人物、平凡事情的放大。像電影鏡頭一樣將一個個精神文明建設的先進集體和先進人物生動、鮮活的事巧妙地有機地串聯在一起，就如同串聯成一個精美絕倫的珍珠項鏈，它的每一個人物、事情恰恰如璀璨的珍珠閃耀著奪目的光芒。這些光芒又恰恰從不同側麵、不同角度、不同人物、不同場景中體現了江澤民同誌倡導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積極探索、勇於創新、艱苦奮鬥、知難而進、學習外國、自強不息、謙虛謹慎、不驕不躁、同心同德、顧全大局、勤儉節約、清正廉潔、勵精圖治、無私奉獻”六十四字創業精神。那麼，讀者從這些《中國精神》中怎樣汲取營養，為“中國精神文明建設”增磚添瓦、把中國精神發揚光大呢，這也是《中國精神》寫給大眾讀者的意義和魅力所在。
《中國精神》上、下兩冊分成三個層麵。第一層麵寫的是為官。談到為官，不免讓人想到這樣幾句話：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還有這樣一句話說得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黨的官就是為民服務，為民辦事，當人民的公仆。作者在采訪中，談到這樣的官，袁啟彤從老百姓的一件件芝麻大的事做起，使三明市成了文明市；穀文昌一生清貧，帶頭治沙，使東山島變為綠洲；李連成挺直脊梁為民脫貧；周敦頤的後人中通外直，出淤泥而不染。識才、愛才、用才、為人才辦事的劉海程；河南省新鄭市黨委一班人為民設的2691777應急電話，他們的宗旨是：為民重於一切，愛民大於一切，幫民舍得一切，救民舍得一切。擲地有聲，他們說到做到，老百姓給予高度評價。時代造就了人民的公仆，公仆也創造了時代，公仆是精神文明建設的領路人，人民習慣叫一聲“父母官”，裏麵蘊含著多少深情厚誼呢！第二層寫的是做人。做人難，做好人難，做一輩子好人更難。作者在談做好人這個主題時，重視針對性選題，從現實的矛盾中解答群眾最需要解答的問題，做到了有的放矢，“的”就是最密切的話題，“矢”就是典型生活中的人和事。采寫到的人物身上的那些人或事，體現出了當今社會人們的思想感情、道德行為。書中正是抓住了一個又一個的人，一件又一件的事，以形象動人的描繪，給以生活的全部光彩，它讓讀者的眼睛一下子驟亮，心一波一波感到溫暖。比如：石家莊市出租車司機周國立見義勇為救起被三輪車撞倒的女孩，然而好心的他卻被女孩家人安上撞人的罪名。一石激起千層浪，周國立通過這件事可能經曆了他一生最為黑暗的時期；但他也擁有溫暖和光明，這就是他擁有一個時代的清明和站出來為他說公道話的人，這就是人們精神上的光明。為此作者對做人這個問題有一段精辟的論述：人應該學會愛，愛人，愛鄰居，愛社會，愛單位，愛祖國，要學會關心人，關心他人，人不能光為自己活，還要為別人活。這是愛祖國愛人民的最早的單元訓練。這是一門基礎課。一個不會愛別人的人根本不可能愛祖國愛人民。雷鋒、焦裕祿、孔繁森以及為中國繁榮和富強奮鬥不已的人是為他人活著的人，他們代表和包含了社會良心和社會道德，正是這些擁有善良正義感的人們才是社會文明的基石。當然文中還有“寧可一人髒，換來萬人淨”的徐州市下水道四班、江蘇省連雲港市新浦汽車總站熱心為旅客服務38年的雷鋒車、嘔心瀝血為大慶的王啟民等等，他們都是為共和國甘當受難者的人，把事業當成神聖使命的人，為了民族利益而把個人利益放棄的人。作者說，人的精神境界是靠修養而來的，不是一時興致得來的，它要靠人的一生追求才能得到的。第三層麵寫的是搞建設。作者把精神文明建設當成一項係統工程來抓，它不但有人的精神建設，而且還有文明城市建設、文明村鎮建設、文明行業建設。作者為此用了大量的篇幅進行紀實寫真，進行了全方位采集，對城市建設的環境汙染問題，作者抱有深切的憂患意識，文中呼喊人類還是珍惜腳下的家園吧，給我們自己留下一些草地、河流、森林和明媚陽光吧……對城市、村鎮、行業規範也進行了橫向的敘述、穿插和比較，比如北京的交通規劃，上海的大樹引進辦公室，大連的綠草進家園，長春的管理意識，哈爾濱的大刀闊斧，濟南的交警，漳州的110, 3· 15，珠海、綏芬河的海關，崔中旺村的精神文明建設第一步，江蘇的華西村、北京的韓村河、新社區、新行業的精神風貌等等，給人以精神上的鼓舞和激勵。
運筆至此，想起魯迅曾經說過的話：“自古以來就有舍生取義的人，就有舍身為法的人，就有為民請願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也正是這些中國的脊梁支撐著中國精神文明的大廈。
《中國精神》一書運用多格調語言交叉，不隻是單線條的平淡敘述，人物雖多，但不雷同，三筆兩畫，盡傳精神。雖然有的事情僅點到為止，但不顯簡單、抽象、幹癟。作者結合自己的人生體悟，緊密地聯係社會生活人生哲理等等，豐富地向前推進，感情飽滿地把一個個有靜又有動的場麵、人物顯現出來。
“以天下為己任”這是中國精神的本質體現。用顧城的一句詩結束這次書評吧：“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來尋找光明。”願《中國精神》像明燈一樣指引人們的心靈，讓人們用美麗的心靈去建設中國精神文明的大廈，我相信中國精神文明建設的前景將是一片光明。
不該讓遺忘成為饋贈
——讀邢軍紀長篇傳記文學《最後的大師》
孫海霞
這是個盛產傳記文學的時代。然而由於灌注了過多的現實利益與浮躁氣味，當下傳記寫作的泛濫粗糙與意義空洞化的傾向，正在蠶食鯨吞著傳記文學源遠流長的書寫價值。邢軍紀發表於2008年第5期《十月》雜誌上洋洋30萬言的傳記文學《最後的大師——記中國當代物理科學宗師葉企孫》卻給了我們一個令人驚喜的震動。
著名作家孫犁曾說：“寫傳記，應該首先理解那個時代。”從事報告文學創作已經有20多年的軍旅作家邢軍紀，似乎深諳這句話所蘊含的真意。他筆下的傳記主人公葉企孫是中國現代物理科學研究的奠基者，是影響我國航天、空氣動力、氣象等新科技發展進程的扛鼎人物，更是錢學森、王淦昌、錢三強、李政道、王大沂、錢偉長、華羅庚、康世恩等著名科學家的培育、引領者，也是他們終生尊崇的恩師。然而曆史卻以殘酷的方式和這位深刻影響著中國科技與教育發展裏程的大師，開了一個讓人心酸的玩笑。在風華正茂的年景裏，他被以“莫須有”的罪名錯判成特務、劃為右派，受到嚴酷的打擊和莫名其妙的冷遇，在淒楚和屈辱中度過了大半的人生，最後帶著病痛和淵深的寂寞悄然謝世。他的睿智與光焰被人為屏蔽並隔斷在人世之外，以至於今天，當人們津津樂道“兩彈一星”和中國航天的迅猛發展，侃侃而談錢三強、李政道、楊振寧及諾貝爾物理學獎時，已經沒有幾個人還能知曉葉企孫是誰；更沒有多少人還能記起這位對中國新科技的奠基、發展產生深遠影響的科學大師。遺忘成為我們這個民族和時代給予他的唯一的饋贈。
在這種情形下，如何從大時代的脈絡中去尋找並匡正主人公的生命位置？如何在穿透時代的穎悟中切入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如何在完成主人公人物造像的同時又延伸出對時代狀況的透析、摹寫與反思？顯而易見，這是一個很有難度的瓷器活。
邢軍紀苦苦追尋10個春秋，“不拋棄，不放棄”。在對曆史進行深人的追索與嚴謹的梳理後，艱難地攀緣到一個澄明的思想高點，在那個高點上消解了專業的鴻溝與時空的阻隔，與主人公的精神世界實現了一種令人驚歎的融合與約見。平等的對視與心靈的交彙，讓邢軍紀透過葉企孫的生命圖譜，把摸並觸探到了那個時代的隱秘，剝解到了一些人類的哀傷。於是，帶著一種感同身受的愛意與痛感，湧動著悲天憫人的敘述激情，懷揣著曆史主義的嚴謹態度，他用自己心靈的體溫，完成了對一位真正大師精神圖景的摹寫與報告，這報告充滿了豐滿的隱喻。
評論家李炳銀先生評價說：“真正的大師是曆史無法掩蓋的，當代社會人文精神不斷被消減，對知識分子的認識和理解也有很大誤區。葉企孫的命運看起來是偶然的，其實也是必然。多年來對科學家采取了冷漠或實用主義的方式，對他們的精神或更高層麵的東西不太關注，從這方麵說，邢軍紀寫出葉企孫，意義重大。”“這樣的作品，是站在一個人的角度對於中國社會曆史的回溯與勘誤；是在一個大師的人生形跡上對於一種作為，精神和人格的肯定與記憶。”
魯迅博物館館長孫鬱則認為：“作為文學家，邢軍紀的敘事手法靈動，文筆輕鬆細膩，感性細節多而生動。從某種程度上，邢軍紀的《最後的大師》甚至填補了很多人認知現代知識分子的盲點。”
評論家解璽璋看完《最後的大師》後呼籲：“作家們應該更多地關注民國，參與民國人物的挖掘與整理，那一代知識分子的精神氣象現在看來幾乎不可思議。一些作家一年寫4部甚至更多的書，邢軍紀花10年寫了這一部，在對民國大師的開掘上做了很大貢獻。”
十月文藝出版社總編輯韓敬群表示，現在和大師打交道的機會越來越少，隻能通過文字接觸前輩知識分子的風骨，通過出版近距離感知大師的精神對我們的鞭策。他們將在2009年，將這部《最後的大師》以最好的方式出版。
在筆者與邢軍紀進行的一次寫作對話中，談起自己筆下的葉企孫時，他仍沉浸在一種深厚的悲憫情緒中：“葉企孫是個太偉大的悲劇人物，沉甸甸的。本質上，他是站在民族之巔的人，用生命實踐完成著科學救國的信仰，一生不曾背叛。寫作進行到後半程時，內心被一種強烈的感傷情緒籠罩著，覺得這些破譯了民族優秀遺傳密碼的大師們漸行漸遠，他們不可複製，不可再生，而我們隻能站在一個空曠的精神斷裂地帶上，眷戀地看著他們離去的背影卻無法追回……”
我是用了兩天時間，一氣嗬成將這部厚重的傳記文學閱讀完的，之後又忍不住對部分章節反複品味。但放下書頁許久，依然被一種濃烈的思想情結稠稠地圍裹著，揮之不去。無論從思想質量、行文氣象還是從傳記文學的敘事藝術上，《最後的大師》都是一部具有某種預言和示範性質的優秀文本，很值得探下身子去進行細致的分析與解剖。它對於當下時代知識分子人格精神的重塑與指引，對於探究民族科技原創力損傷的根源都具有著深刻的啟示意義和重要的現實書寫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