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我們要是平心靜氣地加以考察，我們也不難從這些巨大的變異中，既可以感受到社會政治對於文學的急切要求，也可以了解到文學對於政治主動（更多的時候則是被動）的承諾。但是，我們也從社會和文學的這種非常緊密的配合中，以及從文學為政治作出的犧牲中，通過今昔對比，覺察到我們如今的匱缺。現時的文學的確是掙脫了外加羈束的自主的文學，但文學的外界約束解除之後，在世俗的追逐中，卻普遍地失去了自律性。文學變得對於社會而言更像是可有可無的事物了。文學在一些文學家那裏，越來越像是一種自說自話，不管窗外門邊有了怎樣的事件發生，大多數的文學幾乎無視無聞。要是說，文學曾經因為太近切地“為社會”而失去了自己，那麼，如今則是文學在失去與社會關聯的“為自己”中大麵積地失去了受眾。
當文學在讀者中變得是“存在等於不存在”的時候，這對於文學的打擊，同樣是致命的。當前的文學因大幅度地迎合世俗而變得普泛化了。被消解了意義和失去了價值感的文學，除了對自己懷有興趣以外，對自己以外的一切都很冷漠。當文學不再關懷社會和人類的命運和處境時，事情顯然正在起變化。在這個時候，要是反問一句，既然文學不再關懷人們的生活和命運，人們還有什麼理由要關懷文學？這也許是一句並非多餘的提問。
文學營造“歡樂王國”
中國從五十年代開始，社會上彌漫著一種歡樂的、朝氣蓬勃的氣氛。這是一個充滿憧憬和希望的時代。這樣的時代必然也給文學打上了鮮明的烙印。許多作品都記載著這個時代歡快的、樂觀的心境和情緒。這是一個棄舊迎新的年代，人們滿懷喜悅地投身於勞動和工作。他們毫不猶豫地告別了過去，每一天都創造著新的開始。他們就是創世的一代人。這個時代的文學普遍地表達了冬天過去、春天來臨的早春情調。這種心境凝聚在作品中成為基調，甚至本身就是作品的內容。一個時代的文學集合起來看，它構成了代表那個時代的整體風格。
五十年代以來，由於倡導文學一體化的結果，個人風格在作品中的體現，包括作品表述上的個人化追求、作家敘述風格的獨特性、作家偏愛的作品基調，甚至遣詞用句方麵的獨異性等，均被目為不符合時代潮流的、帶有個人主義傾向的藝術實踐。在這種總趨勢下，多數作家是自願地，有的作家則是非自願地放棄了自己畢生追求的創作的個人風格，而向著被指定的“集體主義”的、代表社會整體的、標準化的風格靠近。
社會的巨變使作家真誠地感到了一個新的時代的到臨。我們已把黑暗留在了身後，而前麵則是磅礴而起的日出的萬丈霞光。與此同時，一體化社會——政治——文學的要求也通過種種行政性的措施（包括層出不窮的政治運動）步步進逼，這一切主客觀的條件有效地構築著文學在新時代的一致性風格特征。顯然，隨著個人和流派藝術特征的弱化以致消失，實際上正在形成一個時代一種風格的局麵。這個時代是充滿希望的，因而文學也應該是樂觀歡快的。悲觀、憂愁，都是灰色的，也都是不合時宜的。許多政治和文學的批評都指責低沉的調子，指責作品缺乏“亮色”，其原蓋出於“風格一律”的主張。
文學的生命從來都羈係於個別性，文學賴以存在和得以流傳的依據是作家的個人獨創性。這種獨創性既體現在內容的涵容量與表現生活的深刻性上，也表現在藝術表現力的強烈和作家的藝術個性上。成功的作家往往致力於使自己的作品具有有異於他人的獨立風格。因而，代表一個時代文學繁榮的理想境界則往往是：一個作家就是一個世界，一個作家獨立地擁有一個自己的天空。盡管這很難做到，但卻是古今中外所有作家追求的高境界。
而中國當代文學在長時間內的情況卻並非如此。我們是在追求文學與時代的密切聯係上、在文學表現社會生活的即時性上，要求文學有一種公共的、統一的風格，這就是被我稱為“早春情調”的歡樂風格。我們在本應是多色調的、多情緒的、色彩斑斕的世界裏，創造了一個不可靠的、同時也是不真實的虛幻的“歡樂王國”。說是虛幻，因為它隻是社會生活的皮表的，甚至是人為製作出來的現象。事實上，在當時這一樂觀主義的外表掩蓋下，生活的全部複雜性都存在著，“歡樂”並沒有把生活變得單純起來。
生活中有歡樂，但不是沒有痛苦，作為人們通常的生活，自古而今、天老地荒的喜怒哀樂、煩惱、苦痛，以及憂患全都在，一樣也沒有少。一切並沒有因為一個時代的開始而宣告消失。是人們的“意誌”把生活“純化”了。於是，保留在我們的文學中，隻剩下一種色調、一種情緒，最後是一種“風格”。
從社會現實來看，盡管五十年代初期戰爭的硝煙正在逐漸散去，朝鮮戰爭結束後，國內開始了全麵的建設，的確有一種和平景象。但隨著生活的展開，生活中的矛盾、衝突，在光明背後的全部陰影，正在悄悄地生長。當時批評界流行一句對於生活的另麵、另種的表現的指責：“難道生活是這樣的嗎？”其實，生活就是那樣的。而且，甚至比那樣表現的還要嚴峻。五十年代中期，許多有良知的作者，已經望見了或預感了生活中正在醞釀著不幸和悲劇。當日有人提出“不要在人民的痛苦麵前閉上眼睛”，以及提出文學的職能在於“幹預生活”等，就是一種覺醒和使命感的催促。但一切都已無濟於事，因為社會政治要求於文學的，是要它作為工具無條件地禮讚和肯定前者所展開的業績，而且為此規定了描寫的調子和底色。
其實，這樣一種文學現實不僅不符合於當時的社會實際，也不符合公眾生活的各異的、千差萬別的平常狀態。即就文學與生活的最通常的關係來看，要文學在傳達時代的精神特征時采取統一的“歡樂”的基調和氛圍，也是違背文學創作的一般特性的。中國文學史上曾經流傳過一個著名的論點，這論點是說文學描寫歡樂最難，而文學在表現苦難方麵往往得心應手。唐元和三年（公元808年）韓愈在洛陽為詩集《荊潭倡和集》作序，提出了這樣的論點：“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詞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我們從五十年代開始的文學努力，整個地與這個論點相違。我們是下定決心要把這個時代的文學做成一個鋪天蓋地的歡樂頌，而要在文學中驅逐哪怕是一絲雲翳的哀愁。
兩個世紀末：三次文學“改道”
以上所述，大體是中國文學進入五十年代以來的若幹重要現象，這些正負麵的經驗，已經成為我們的寶貴財富。這是半個世紀文學留給我們的紀念。隨著七十年代末政治動亂的結束，文學也開始緩慢地調整。從那個時候開始，不論是什麼樣的文學潮流的湧動，它的每一次運行，都是一次把文學帶出那非正常的陰雲籠罩的運行。“文革”的結束是一次偉大的宣告。它宣告：一個凝固的、板結的、一體化的文學秩序由逐漸的鬆動而終於解體。被嚴重控製的文學於是開始了自由的運行。這是中國現代文學的又一次重大的轉折。
中國文學的革新運動可以溯源到上一個世紀末，那時的一批先驅者把中國命運的改變羈係於文學的改變。社會的危急情勢迫使他們把文學和政治捆綁在一起。在他們的理念中，文學改良或文體革命與富國強民之間的關係不僅是緊密的，而且是必然的。這樣，我們便看到了從上一個世紀之交到這一個世紀之交的近百年間中國文學激烈而多變的湧動。縱觀這一百年的文學進程，重大的潮流的“改道”，總的算來約有三次。一九一九年那次新文化運動中的文學革命是第一次，是用新文學代替舊文學的改天換地的巨變。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確定的、並在一九四九年以後予以全麵推進的工農兵方向的文學，是第二次。這是文學的第二次“改道”，其特征是以文學的一體化秩序代替“五四”新文學業已形成的多樣化的格局。“文革”結束以後，以“新時期文學”的出現為標誌、包括實行市場經濟以來的“後新時期文學”（從時限看，業已長達二十年）的發展期為第三次。
關於近期出現的這一文學潮流，有必要用多一些的筆墨加以描述。這一階段的文學，改變並基本消解了自左翼文學興起以來不斷影響，並不斷強化著的意識形態對於文學的堅固的統製。盡管原先製約文學發展的因襲力量繼續存在，文學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多向度選擇的良好局麵，但無可置疑的是，文學也正大幅度地被置放在商品經濟運行的原則之下。世俗的欣賞趣味的擴張、廣告和傳媒的炒作、市場的誘惑——使得寫作者和出版家都樂於使自己從這種新的秩序中得到好處。以往聽命於意識形態驅遣的、失去自由的作家，如今在經濟和商品的支配下，同樣地失去了自由。也許，那些特別堅定的人是一個例外。
這一次潮流的改道，同樣帶給中國文學以巨大的震撼。盡管它改變了中國文學單一的流向，使文學的發展漸趨於正常，但對於五四新文學而言，它的主要意義並不在於對五四傳統的“修複”；對於四十至五十年代開始的一體化文學而言，它的意義也不僅僅是在於對這一文學異化的“解構”。
這同樣是一個全新的文學時代。文學從過去的作為龐大的和整體的“機器”中“脫出”，而變成了（其實是恢複到）一個又一個的“零件”——在現今，每一個作家、每一部作品，都是這樣的“零件”。
統一的機器於是解體。文學寫作不再是“集體”或受命於“集體”的行為，文學寫作也不再代表群體和他人，極而言之，文學與社會的關係達到了空前的淡化。文學寫作和文學表現的個人化的現象，於是就成為當代最重要的文學風景。私人寫作、私密性、極端的個人體驗，以及隻有寫作者自身才能了解的最隱秘的心理和情緒等，成了文學極為重要的題材，甚至成了文學的基本內容。
這同樣是一個特殊的文學年代。文學的基本價值受到質疑，意義被消解，審美功能被忽視，主潮不再存在，而且，人們也不再崇拜，甚至否認有所謂權威。他們聽從的隻是自己的召喚。“暢銷書”、“排行榜”、“首發式”、“研討會”、“簽名售書”——都在有力地激發著人們的欲望和熱情，都在把文學推向一個前所未有的新異的境界。這是中國文學在二十世紀最後一個時段的重要景觀。要是用一種不準確的比喻，說這是一個“皇綱解紐”的年代，對比已往曾經有過的文學禁錮的史實，卻也未必含有貶義。盡管我們仍然感到不滿足，但較之已往，文學的確獲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度。擁有此等自由的人，理應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權利。現在的情勢卻是相反，人們似乎缺乏自製，他們中的不少人都患了健忘症，他們很容易地忘記過去，而以輕率的態度對待他們業已獲得的一切。
中國當代文學半個世紀的行程，給人們留下了欲說還休的紀念。它仿佛是行進在榛莽與泥濘途中，一路艱難地走來，把淚水、血水以及更多的汗水灑在那綿長而悠遠的路上。有許多的狂熱與悲慨，也有許多的悔恨與醒悟，苦難曾如頭頂揮之不去的陰雲，而突破層雲之後的燦爛陽光，更讓人感到了生活畢竟還是美好的。
如今，我們反顧來路，透過那迷漫的塵煙，在發現有許多失落的同時，竟然發現也有許多的獲得。是的，我們曾經貧瘠過，然而，我們更是富有。把中國幾代作家的親身經曆以及他們的內心經驗集合起來，便是一座雄偉而悲烈的精神博物館。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不及我們“幸運”。在曆史的滴血處我們獲得，我們的內心有很多這樣的冰川刻痕，很多人本身就是深埋地底的活化石。我們有很多記憶，而記憶是一種無價的財富。
人當然不應生活在記憶中，人應當往前走。
但是作家不同，作家天生地要肩負曆史的重載和承受時代的重壓。
作家也有微笑的時候，人們從作家的微笑中看到了生活的希望。但即使作家在微笑，我們也能在他們的笑容中看到深刻和沉重。這是作家與普通人差異之處。普通人可以沒有曆史感，而作家不能沒有。隻要不是有意地忘卻，每個中國作家都自然地感受到了中國曆史之重。把這種“重”用各自的方式表現出來，則是中國作家不可推卸的曆史責任。
1998年11月7日初稿於北京，1998年11月8日至11月20日修改於重慶——福州。
1999年1月1日再改於北京大學暢春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