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家、批評家就在夾縫中生存，我們有多苦？我們找不到完人就編造有我們這種不好不壞、亦好亦壞的芸芸眾生。就是有人的七情六欲、有人的弱點、有人善良的東西，但這些不能寫，到“文革”的時候又翻出來，這叫“中間人物論”。想想看，文學隻剩下高大的、完美的人物，要不然就是坐山雕這樣猥瑣的人物，這是什麼悲慘的場景呢？其實在文學的舞台上、藝術的舞台上，走的都是活生生的，又有缺點，又有優點，又善良，甚至有一些有私心甚至很多毛病的人。黨的政策、黨的理論指導規定了不允許寫這些東西，我說趙樹理先生了不起，我很大膽地說趙樹理是大師，當然還有沈從文先生，等等，因為他寫了大量農民當中你說好也不好、你說壞也不壞，就是小“腿疼”這些人物，這些是外號，把一些集體的棉花抱到家裏，這些人都不能寫。這個東西它是離開文學初衷越來越遠，我們爭取了半天，文學除了教化人以外，還應該有讓人愉悅的東西、讓人輕鬆起來的東西，除了讓我們覺得高大的人物值得我們學習以外，還有我們的兄弟姐妹、親戚朋友也應該表現他們啊，可是不行，所以這又焦慮了，又感覺到有壓力了。我們應該怎麼辦？我現在講現在的問題，所以把所有的問題都講到現在來了。
五四的時代我沒有趕上，但是抗戰時代我趕上了，所以童年都是在戰亂當中，少年的時候也是在饑餓與半饑餓當中，都是在逃難當中，我小學換了五六個學校。我11歲就被日本人派去當了童工給日本人修機場。為什麼我11歲就能修機場呢？每家每戶都要派一個壯丁，我們家沒有壯丁，沒有壯丁就要拿錢來請人，而且我們家又沒錢，所以我就要去。把自己土地上的東西砍掉，變成軍用機場。到了中學的時候就是內戰了，內戰使我交不起學費、看不到出路，所以把共產黨、人民解放軍當作是正義的象征，就是這麼一個過程，整個是從這過來的。我覺得我和中國文學的關係，一個是我受到古典文學的滋潤，我們福州那個地方上小學，到了假期現在大家說是旅遊，我們那個時候是遠足，老師帶著學生，這一天同學們就穿著幹淨、漂亮的衣服，我就穿不起幹淨漂亮的衣服，而且要帶零用錢，路上要用，我帶不起錢。
一到遠足的假日，同學們都很快樂的時候我就很痛苦，我交不起錢，也沒有好衣服穿，我隻好留在家裏，找一個借口說自己的身體不好了不參加，等等。這對童年和少年的心靈是極大的痛苦，因為大家都跟老師們一起快樂，就我一個人不快樂。這個時候我把自己關到樓上讀古詩，那個時候讀古詩又懂又不懂，但是《琵琶行》、《長恨歌》我都背下來了，像王昌齡絕句我都讀了，那個時候我不是非常懂，但是我非常喜歡，我在讀詩的過程中，我就忘記了自己的悲哀、我自己的痛苦，這就是文學的好處。到中學的時候我接觸了新文學，我們的文學大師無愧於大家的稱號，巴金先生的《家》給我非常大的感動，我不是大家庭的人，但是那種反抗、年輕人爭取自己愛情的出路、反抗封建家庭給了我很大的力量。
還有就是新文學告訴我們怎麼切入社會，怎麼反抗人世的不公，新文學提醒我不要忘記周圍的痛苦。我這樣過來，到了我變成詩歌愛好者。照理我應該沿著寫作走下去，但是我沒有，我和其他的作家不一樣，我這個人“懂事”早，我覺得在那樣的社會氛圍裏麵我寫詩沒有出路，詩歌是自由的，詩歌是自由靈魂的一種表達，一旦這個自由受到損害的時候我寧可不寫詩，我非常早就決定不寫詩，再說我對自己的才情有一種估計，我說我在這種情況下寫詩我最多是三流或者四流的詩人，我連二流的詩人都成不了，更不用說偉大、傑出了。我很早就放棄了寫詩。但是我始終鍾情於文學，我不願意放棄，這樣就到了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我在大學裏麵早已經畢業了，當了十幾年的助教，這十幾年就是凍結在那裏，叫“雪藏”，當然周圍有很多這樣的人。隻是到了七十年代末才開始鬆動，才從助教變成講師，工資從56、62、67塊錢可以升到70多塊錢講師的資格。對文學的觀察，我始終在觀察，我經曆很多的事情，我做了很多的蠢事，也寫了一些違心的文章，我應該檢討我自己。在北大生活我看到1957年很多的同學很了不起，他們是時代和思想的先驅，這些同學我隻能望著他們的背影，我趕不上他們。
但是我再一次強調我不是幸存者，我不敢這麼講，我有很脆弱的一麵。就是對文學的觀察我一直到了八十年代，八十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記得是11月，初冬的天氣很冷，我走在街上，昏黃的天空下，地攤上擺著雜誌，當時天是那麼黑，北京的冬天很早天就黑了，大概是4點、5點天就黑下來了，昏黃的天空下我發現那本叫做《今天》的雜誌，我當時誰也不認識，不認識北島、顧城、江河、梁小斌，誰也不認識，我就認識這個詩，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心裏一亮，我覺得我在痛苦中尋找、我期待著這樣的文學、這樣的詩歌。為什麼我會有這樣的感觸？因為我麵對太多的文學的苦難、詩歌的苦難，那些詩已經讓我非常的厭惡，我已經忍無可忍了。
這個時候，我人到中年沒有什麼可害怕的，我沒有什麼顧忌，我們認定這樣的文學是有益的，認為有利於文學發展，我們就支持。道理沒有很多，道理就是我沒有親身的經曆，我覺得這是我所期待的，這樣的文學是我希望的、這樣的詩歌我希望看到，就是這麼簡單的道理。有的人說你是多麼了不起，我說沒有什麼了不起。當然這個事情出來以後，1980年的4月在南寧我倡議籌備的全國第一次詩歌研討會，我出席了，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就是圍繞著朦朧詩。4月開會《光明日報》去了一個記者，說我們要用一版的篇幅登大會的發言，你也寫一篇吧，他說也約了一些人。4月開完會我回到北京，我就寫這篇文章，這篇文章就是大家現在都知道《在新的崛起麵前》，這個文章大概是三千多字，我就是應了《光明日報》記者的約，《光明日報》的篇幅也不大，但是5月7日登出來隻有我一篇。我記得有人告訴我郡燕祥看到這個文章之後給曉雪打電話，他說你看了《光明日報》的文章了沒有？他開玩笑說這是新的“五七指示”。我沒有想到這篇文章引起了那麼大的反響，我感到來自兩個方麵的壓力：一個是來自上麵的壓力，就是在隨後發生的政治運動、政治批判當中，有一次叫“反精神汙染”、一次叫“反自由化”，我都被當作精神汙染和自由化的一個現象列入批判；另一方麵來自詩歌界的壓力、文學界的壓力。許多前輩作家、詩人，從艾青先生、臧克家先生這些當時健在的詩壇領袖人物對我進行了批判。我一個後生小子，怎麼能夠抗拒得了這麼大的權力和權威的壓力呢？當時那個時候，好在我身後的北大支持了我。大家現在對北大有很多的批評，北大有很多值得批評的地方，應該批評，但是北大有一些好的地方，它能夠保護不同的意見、不同學術觀點的人，我告訴各位，我在北大並沒有受到壓力，甚至我有一點害怕，我繼續講課、繼續講朦朧詩，那天的課堂讓我害怕，容納二三百人的階梯教室，擁進了很多外麵來的人，有一些同學給我遞條子，說謝老師你今天講話注意一點，有外麵的陌生人進來了。後來有人點名講了我，北大就和我示意是不是做一個回應。我就做了一個“答記者問”，帶有一些很委婉、不是心甘情願的“檢討”方式過去了。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些現象？就是說我們禁錮得太久了，我們文學所走的道路越走越窄，走到死路一條了。這個時候我們作為一個學者、作為文學界的人我們不講話有悖於自己的良心。
八十年代離我們都不遙遠，八十年代是非常值得懷念的年代，不僅有詩歌，還有藝術各界、文學各界。人們基本上說，告別“文革”以後，要把“文革”動亂的時間、損失搶回來，這個時候如饑似渴、饑不擇食，每天都有新發現、每天都有新的嚐試。
我現在覺得最能夠代表八十年代的除了朦朧詩以外，有一些作品是非常值得懷念的，《愛是不能忘記的》，有些國外的朋友不理解，他說這叫什麼愛情啊？連手都沒有握過，他不知道張潔提供的空間、一個突破，對固有的文學作出了大膽的挑戰，他不了解。還有一個是《揀麥穗》，《揀麥穗》是一篇小散文，是張潔自己的經曆，貧窮家的孩子都揀麥穗，我也揀過麥穗，稻子收割之後，地裏有很多殘留的麥穗，攢起來脫了粒可以自己吃，也可以賣錢。小女孩揀麥穗要攢嫁妝，她喜歡賣灶糖的老頭，這個老頭長得很醜，但是經常給她灶糖。她說你不要死，你要等著我，我要嫁給你，這些能夠代表新時期創新的作品。這些都是很近的事情，雖然很近，但是二十多年也過去了。那個年代今天到會的一些朋友，很多朋友都是經曆過來的，我覺得八十年代是非常值得懷念的，我們中國的文學界、藝術界，想在失去的時間裏麵用最快的速度、用西方幾十年、一百年的時間搶回來，做很多的事業，拓寬了很多的領域。所以我要說我們不會忘記八十年代、我們感謝八十年代，我說我們永遠要記住偉大文學的八十年代。
我們把困惑留在了今天，當代文學有來自兩個方麵的壓力：一個是古典的壓力，一個是現實的壓力。這些都是我們做的事情，到現在我們也不想反悔，但是留下了困惑。我們為什麼要割斷五四和古典文學的牽連？我們為了救國救民，我們確定了新文學。為什麼會變成這樣？後來這個樣子變成了政治的工具、文學喪失了自己。最近香港一位朋友有一個論文就是《從文學革命到革文學的命》，發言的過程中，這句話完整的話應該這樣：從文學革命到革命文學再到革文學的命，革文學的命就是徹底把文學的命革掉，把文學革成不是文學，把文學革成政治、革成別的東西，文學蕩然無存，就是這麼一個過程。這個過程我們過來了，我們這麼走過來，原先我們覺得文學應該是輕鬆的，但是文學卻變得非常沉重了，我們覺得文學應該給我們快樂，但是文學卻給我們悲哀。現在的情況怎麼樣？我們現在的情況很輕鬆，而且很快樂。從九十年代開始我們狂歡就一直到現在，文學的狂歡，舞台上、熒幕上一片歡樂。有人問我從事文學工作為什麼不快樂呢？我說不快樂。你對文學的工具化那麼厭惡，現在文學也不是工具了，愛怎麼寫就怎麼寫，你為什麼不輕鬆？我說我不輕鬆，我還是沉重。你究竟追求什麼啊？你要的是什麼？你究竟要什麼樣的文學啊？過去是葉公好龍，你不是葉公好龍嗎？龍來了你就害怕了，我說我就是這樣矛盾重重。一個偶然的機會，我涉足到上個世紀交叉的時候，發現麵臨的都是巨人，各界都有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我那個時候很感慨，我說時代那麼嚴酷，國家、民族麵臨著那麼多的問題，為什麼有這樣一些巨人出現呢？康有為、梁啟超、王國維、魯迅、孫中山、黃興，最讓我感覺敬佩的就是我的老鄉林紓，他在新文學上非常的守舊，一句外語也不會，但他成了中國第一個翻譯家，翻譯了一百多部世界著名的小說。那個年代人的潛能得到極大的發揮，我不知道為什麼時代越是困難，人越是發奮、越是展現出驚人的才華。到了二十世紀、二十一世紀之交的時候我覺得心事蒼茫，覺得大師一個一個走遠了，到了二十一世紀的時候，我覺得已經沒有大師了。梅蘭芳先生也沒有了、侯寶林先生也沒有了，說相聲的馬三立先生沒有了，齊白石先生沒有了，沒有人超過這些人。我覺得八十年代所開創的文學的業績對我們來說是得益者、受益者，我們呼喚自由的文學，現在文學不能說絕對的自由，但是相當自由了，連香港的朋友們都說：
現在大陸文藝的政策相當自由。但是我們還有很多禁區，還有很多忌諱的話題不能說、不能寫，香港也有。我們作家最需要的是自由，自由的心態、自由的寫作，我們現在已經有了，我覺得現在的問題不在這，而且我們反對單一的文學、一體化的文學，現在文學一體化已經解體了。我們說文學太單調，現在文學很豐富。你還有什麼地方不高興啊？你為什麼還輕鬆不起來啊？你為什麼到了時代很輕鬆，你就不輕鬆？到了大家很快樂的時候，你不快樂？我把這個問話留給大家，我覺得就我們中國文學而言，我們是這樣走過來的，我們是希望文學有一種本質的把握。但是說到底，也許是我這個人不行，舊的觀念太多，文學應該承擔些什麼？又回到這來了，開始的時候我覺得不應該承擔那麼重，後來覺得應該承擔一些什麼吧，要不然你怎麼是文學家嗎？你是文學家就要不斷地尋找淺薄的快樂嗎？我在香港說過，也許他們沒有聽懂我說的話，我說：我們已經沒有幹淨的河流了，也許邊沿地區的山區小溪、小河還有，大的河流、大的湖泊沒有一條是幹淨的。
我們的城市是不斷的建設，超市的物質非常的豐富，就怕沒錢，有錢什麼都可以買到，我們精神的確非常的貧乏，我們現在文學當中能找到的安慰也沒有，要是說我們不斷地在李白那裏找到美麗的月亮，在普希金那裏找到美麗的愛情，到托爾斯泰那裏去找非常浩瀚的曆史篇章，那麼我們中國文學不是太不行了嗎？我們為什麼不麵對這一切呢？我們為什麼不能用我們的筆更加深刻地來表現這一切呢？所以我不是反對，我沒有反對，我沒有感到不滿意，但是我還是不滿意，這就是把這些問題看作是一個世紀的背影，我快樂不起來。你要說我有多大悲觀也不是，文學已經伴隨我走過人生的這麼長時間了，我不會背叛它，當然我也寫不出好的東西來，但是我寄希望於我們文學界的同人我們一起做。讓我們好好想想，我們應該回答這樣的問題，二十世紀我們的先人們他們所做的事情無愧於那個世紀，我們麵對新的二十一世紀，現在已經六年了，這個月是12月份，時間過得真快，當然這個世紀還有九十四年。二十世紀過去了，我那個時候寫了很多的文章，其中寫到梁啟超先生從日本坐船到美國，他的除夕夜是在海船上度過的，那個夜晚梁先生沒有睡著覺，寫了一篇很長的詩叫《太平洋放歌》，想到詩歌改良的問題，這個時候天空是黑的，但是心裏有很多的想法，還裝著我們國家的命運擔當，希望詩歌界有一個革命，那個時候我非常激情地引用了梁啟超先生在1899年的除夕在太平洋船上所寫的詩。時間過去了這麼多年，我們仍然看不到新世紀文學上麵的一些更讓人感覺到激動的現象，我是這麼期待的，也是這麼呼籲著，我希望把這種困惑留給大家一起來討論。（掌聲……）
這是作者2006年12月3日在深圳市民大講堂上的講話，根據市文聯的錄音整理。整理時未經作者閱看。現在是改了個別的錯字，全文未作改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