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冕：哈哈！你怎麼不先祝賀我獲獎啊？這個獎意義不同尋常，因為這是家鄉頒給我的獎，我很珍惜！
《尋找另一種感覺》完全是我的有感而發，命題作文寫不出那種感覺吧？那天天氣太惡劣了，而越是惡劣我越是想下水一漂，我漂過很多河流，但從來沒在這麼惡劣的天氣中漂流，很是凶險。所以，漂流馬洋溪對我是一個紀錄。我連安全頭盔都不戴，戴那東西太難受了，一點都不自由，如果不是主人堅持，我連救生衣都不穿。漂流就是要徹底地放鬆自我，甚至連生死都要置之度外，但我絕對不是為圖刺激，而是為了試探生命的可能性。我一直就想知道自己到底能做到什麼程度，不隻漂流這樣，對待很多事情，我都是這樣的。
記者：但有些時候，有些事情，我們往往心有餘而力不足，您還勇往直前嗎？
謝冕：我也有挑戰失敗的時候。前陣子我去登貴州的梵靜山，要爬八千多個台階才能到達山頂，經過兩天一夜，也就是其中一個晚上要在半山腰過夜。第一天傍晚，我已經把大隊人馬拋在身後了，他們都比我年輕。晚上，雨下如注，抬頭，我望不到前麵的山路，轉身，我看不到自己的隊伍，我很猶豫，究竟要不要向前走。好在這時手機還有信號，我聯係上了帶隊，他告訴我繼續往前走一小段路就有住宿的。我於是摸黑找到那個房子，脫掉濕漉漉的衣服，晾著，然後鑽進被窩等他們到來。第二天，我們繼續爬山，後來，隊伍隻剩下我和另外兩個比我年輕的同伴，一位50多歲，一位30多歲。這時候，山風很大，背上的背簍就像旗幟一樣飄揚，人隨時都有可能被風吹下山來，同伴說“謝老師，太危險了，我們不能再爬了”！於是，我們撤下山來。如果被風刮下去，是很不值得的。
我舉這個例子，是想回答你的問題，我並不總是勇往直前。有時還往後退。人生何嚐不是這樣呢？退幾步不見得是壞事，也不一定遺憾。我並不是一個隻講感情的人，有很多時候，我的理智總是戰勝了感情。
記者：從漂流、爬山中所獲得的這些體驗，又如何影響您所從事的文學批評？
謝冕：何止是影響文學批評，它們影響了我的人生態度，文學批評隻是我人生中很小的一部分。上帝不可能隻把幸福給你一個人，相反的，我們人的一生中會遇到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困難，有時甚至讓你感到很悲哀，這時候就是考驗你人生態度的時候了。而我往往能夠以強大的姿態出現。寫作也是克服困難的過程，也需要有登山和漂流一樣的百折不撓、戰勝困難的精神。
記者：有一次，您應邀到閩東開詩歌研討會，會後遊山玩水，當您醉心遊玩時，有人卻仍然不斷談論詩歌，於是您生氣地宣布“會後不許談詩歌”。您為何如此反感他們的談論呢？
謝冕：嘿嘿！這事怎麼會傳到你耳朵？那次我也不是很生氣，但我確實是反對遊玩時還要談學術，遊玩就專心遊玩，學術就留著回書齋再做，會上都談了那麼多詩歌理論了，會後還要談，累不累啊？有一次，我和三個人一起坐火車，我一落座，就宣布一條紀律：“一路上不許談學術。”人生不隻有學術，還有很多東西值得我們去品味，我們要懂得去享受人生的快樂！在我們這一代人中，我是數不用功的。
記者：您曾經這樣評價過蔡其矯先生：“他是神仙一般的人，雲遊天下，看美麗的山川，看美麗的女人，寫美麗的詩歌。他經曆了苦難，他感受到了壓迫，但他把一切的醜惡和不幸轉化為美麗。”現在，有人評價說“謝冕是蔡其矯第二”，您認同這種說法嗎？
謝冕：誰說的？我怎麼沒聽說過？哈哈！蔡其矯，我無法企及，也很難有人能夠企及！蔡其矯是閑雲野鶴，他連死亡都不在意。他幾乎任何時期都是為自己活著，為自己寫作。單單他的心態，我就學不來。“蔡其矯第二”，這個評價肯定過高了。
我不恐懼江郎才盡的那天
“一個作家，如果不敢在寫作上與眾不同，不敢去尋求如何與眾不同，那他遲早是要完蛋的。”
記者：最近，省內正在出一套文集，其中一位編輯對我說，他發現不少著名老作家寫出來的文章真是老掉牙，但謝冕不會。您是怎麼避開了這條與您同時代的許多人已經走上的老路？
謝冕：你知道他們的文章為何與他們的年齡一起變老，甚至更老嗎？這是非常悲哀的！他們小有成就或出名後，就有意地改變自己，流於世俗，因為他們覺得這是最安全的、最穩妥的、最不會出事的，他們的語言老化首先就因為他們心態老化、思想老化。一個作家，如果不敢在寫作上與眾不同，不敢去尋求如何與眾不同，那他遲早是要完蛋的。我一直在警惕語言的庸俗化、維護語言的純淨性。每一次下筆，我都非常警惕，我堅決不用陳詞濫調。有的人一寫太陽升起就用“冉冉升起”，我一看就惡心。我堅決不用“文革”語言。回過頭看我寫過的文章，我還認為有些文章中掃除得不夠幹淨，以後，我還會更徹底。現在很多小說家的語言慘不忍睹，我每次參加各種文學評獎，有的小說語言真讓你不忍卒讀。我們看一部作品的好壞，首先當然要看它的內容是否有價值，然後再看它的語言，但是，如果語言一塌糊塗，內容再好，都不能稱做好作品。前陣子，我參加一文學獎評獎，其中有部小說，語言實在太好了，我用一句話來評價它的語言，“高雅得近於輝煌”，本來這部小說隻得4票，但經過我對它語言之美的評價，11個評委全部投它的票，結果，這部小說就獲獎了。
記者：除了如王小波死於盛年從而把創作定格在頂峰之外，幾乎每位作家都有江郎才盡的一天，您恐懼這一天到來嗎？
謝冕：我不恐懼，而且我知道這一天遲早會到來的！晚年的巴金，文章完全失去了文采，現在的季羨林，寫一個幾百字的發言稿得花兩天，大師尚且如此，何況我們？年齡一到，思維就遲鈍了，你又怎麼能叫他寫出好文章來呢？但那是沒辦法的事，是自然規律，是我們每個人遲早要經曆的，這又有什麼好恐懼的呢？相反的，我們應該坦然去麵對這一天的到來。
在中國，我是對新詩最有判斷力的一個
“你說你的詩歌水平高，像我這樣的閱讀者都看不懂，你高在哪裏？
你用‘你太老了’這句話想讓我閉嘴，想讓我改變觀點是不可能的！”
記者：幾年前，您對當年的詩歌表達了這樣的擔憂：“詩人本身非常自信，而讀者非常不滿意。”今天，這個擔憂減弱了嗎？或者反而增強了？
謝冕：增強了！這個擔憂不是你所說的“失望”、“悲觀”這樣的字眼所能簡單概括的，今天的詩壇很活躍，我自己也是裹挾其中的，怎麼能說失望、悲觀呢？可以說，今天的詩歌整體水平很高，甚至超過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那個朦朧詩最輝煌的時期，但是，出類拔萃的詩人卻少之又少。寫詩的人非常多，特別好的詩卻非常少，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以來，被我反複舉例的好詩總是那幾首，始終沒有增加。
記者：根源何在？
謝冕：對於中國而言，過去任何時代的物質生活都不如今天這個時代豐富，社會進步很快，政府效能更高，企業家以及各個階層的人們為社會創造了大量的財富。
可是，有些人充滿浮躁和淺薄，詩人、學者、文學家原本應該代表一個時代的良心，傳達這個時代最美好的情感，文學是無中生有的，也就是說它是夢想的化身，是用幻想去補充生活中所沒有的，當我們的民族需要什麼的時候，詩人就應該創造什麼，可是我們有些詩人，整日所思的是與我們民族毫不相幹的，是所謂的下半身。在這裏，我不是在批評“下半身寫作”，我是說我們應該進一步提升精神。
記者：在您批評詩人的同時，也有詩人批評謝老師您“太老了，失去了對詩歌的判斷力和對新詩學的思維能力”，您如何看待這樣的回擊？
謝冕：我敢說，在中國，我是對新詩的判斷力最強的一個，在這點上，我相當有自信。我每天都在閱讀詩歌，每天都在思考。你說你的詩歌水平高，像我這樣的閱讀者都看不懂，你高在哪裏？你自己寫什麼都說不清楚了，你讓我怎麼看？你用“你太老了”這句話想讓我閉嘴，想讓我改變觀點是不可能的！
記者：那麼，謝老師，您評價好詩的標準是什麼？
謝冕：詩，要能抒情言誌，要有韻味，要有節奏感。他們所說的“零度寫作”、“詩到語言為止”、“詩是手藝”、“語言創造詩意”，這些都是情感誤導，違背了詩歌的基本道理。
記者：在當前福建詩壇，能入您法眼的詩人有哪幾位？
謝冕：這個問題太尖銳了，我不好回答。福建和全國一樣，寫詩的人很多，寫得非常好的很難找，目前還沒有一位詩人可以與朦朧詩時代的舒婷相媲美，舒婷有好幾首詩歌是被時代所認可、被人們所傳誦，但現在，福建有哪位詩人的詩歌被人們廣為傳誦呢？
記者：福建不好談，我們談網上的。您對網上鬧得沸沸揚揚的梨花體如何評價呢？
謝冕：我有我的評價，但我現在不告訴你！趙麗華跟我是熟人，我不好說。
記者：這樣，您不就喪失了作為批評家的客觀、公正的立場了嗎？
謝冕：我沒有喪失客觀、公正的立場，但我有我作為批評家的圓滑之處！現在關於梨花體的爭論已經變得很複雜了，已經離開詩歌本身了，不隻這個爭論如此，現在很多的文學爭論都是非常複雜的，作為批評家，發表獨立見解越來越難，既然如此，對有的爭論，我幹脆不說話。不說話，也是種態度。
我是一個不輕易改變原則的人
“我的外表看起來很溫和，也不愛與人爭，但是，我的內心是很強硬的，我輕易不形成觀點，但我的觀點一旦形成，就不輕易被改變。”
記者：說到朦朧詩，這讓我想起了您的“崛起論”。您是朦朧詩群的發現者和確認者，但是，您當時卻遭到包括艾青等人在內的強大的傳統勢力的激烈批判，您當時是怎樣挺住的？
謝冕：1978年冬我在京西賓館參加—個會議，會後，我在賓館門口驚喜地看到地上擺放著幾本《今天》，上麵的詩深深地打動了我，給我很大的衝擊。這以後，我參加了南寧詩會，並在《光明日報》上發表《在新的崛起麵前》，對這種新詩潮的出現表示支持。但是，艾青、臧克家非常反感，艾青甚至罵道：“這些崛起論者是在為自己的崛起而崛起。”但是，在我看來，這樣的詩才是真正的詩，它預示著詩歌的春天即將到來，所以，我堅持為朦朧詩張目。今天，我們可以肯定地說朦朧詩是新時期文學的開路先鋒，它為新時期文學打開了一個閘門，開啟了一個詩歌的新時代。
記者：《百年中國文學經典》（八卷）出版後，引起了很大的反響，但同樣也遭到了批判，您又是怎樣應對的呢？
謝冕：的確，這是我在文學領域遭遇的第二次批判，但這次的火力顯然不如崛起論時的火力大，而我也更沉著了。他們在網上罵我，你問都罵些什麼，什麼話都有，但他們抓不出要害，講的都是細枝末節，我連理都不理。
記者：您要不理，可能會有人說謝老師作為批評家的心胸不夠開闊，聽不進別人的意見吧。
謝冕：善意的批評我會接受，但不能包容的我就不理。
記者：什麼是您不能包容的、不想理的？
謝冕：比如，現在的那些80後，動不動就一個傻×，你難道還要去理他？他不是在與你爭論，他是在謾罵，所有的謾罵我都不理。況且，我一向主張：多做事，少爭論。
記者：您說善意的批評會接受，那麼，您能否給我們舉個例子。
謝冕：比如，有人曾寫信指出我哪篇文章裏把前後的地名搞錯了，我一看他說的是對的，就接受了。
記者：嗬嗬，這樣的例子在我看來實在是細枝末節，我所指的是：直接改變您觀點的批評！
謝冕：這樣的例子幾乎沒有！我的原則，我的立場還從未被“批評”改變過。
記者：似乎所有走在前沿的人，他們除了具有某種先知先覺之外，還必須具有不顧眾議的勇氣與決心。
謝冕：是的。我的外表看起來很溫和，也不愛與人爭，但是，我的內心是很強硬的，我輕易不形成觀點，但我的觀點一旦形成，就不輕易被改變。我是一個不輕易改變原則的人！
記者：前不久，《詩歌月刊》邀請了您和陳仲義老師在內的“中國十大前輩批評家”，評選出了“中國十大新銳詩歌批評家”。我發現在這“十大新銳”的名單中沒有福建的。福建向來是出文藝理論家的，為什麼沒有“新銳”呢？難道，我們在詩歌批評方麵青黃不接？
謝冕：你別去太在意這些類似“十大”的評選，也不用遺憾沒有福建的。現在，各種各樣的評選，標準不一，沒有被選上的，並不表示不優秀。福建的詩歌批評在年輕一代中還是很強的，比如福建師大教授王珂，他恐怕要比那些入選的“十大新銳”強呢！主辦方是用電話問我名單的，我就簡單地說了兩三個。
記者：這兩三人中有王珂嗎？
謝冕：我不告訴你。
記者：又是批評家的圓滑！嗬嗬！
謝冕：哈哈！
記者：年輕的批評家一茬又一茬地出現了，您害怕被替代嗎？
謝冕：事實上，我已經被替代了。我不僅不害怕，而且很高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