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往西，路更窄，僅有一兩尺，山雨路滑，同伴多人怯步不前了，而我還是沒有卻步，來一趟不容易，我不想讓十五年的期待再次留下遺憾。緊貼崖壁前行數米，有一洞，深五六丈，原為祖師堂，其內供奉之祖師像者以僧人坐化之遺骨為內核。祖師堂之西平敞處，原皆為僧舍，現在院內房屋俱毀，空留北方一闊大石洞依稀可見當年盛景。洞窟內石砌的火炕依然，黑黑的炕道似乎還留存著往昔的餘溫。由此再向西南，路更狹，崖名挺肚，過之須挺肚貼壁。路盡處現並堂殘壁，前有一鬆直立，高達丈餘，樹冠傘形，名為雙棒鬆。其西原有關帝廟，現已毀，隻有洞內殘留的蓮台、彩繪及殘磚片瓦在述說著過往的滄桑。繼續前行，便是十八堂的末堂彌勒宮，然也已是堂毀洞空。
十八堂雄居於蓮花山南腰，坐北麵南，地勢極佳。站在這裏，眼界極為開闊，向南可以直麵漏風山，向東可視臥雲峰、氈帽坨轎頂等峰，向西則是層巒疊翠的翠屏山。瀟瀟秋雨中，目視眼前雲遮霧繞的山巒，以及秋雨清洗下青翠、亮麗的鬆林，耳聽著秋風秋雨的纏綿，感受著鬆濤陣陣，心境竟變得開闊起來。是啊，遙想當年，這座因山隨勢亭閣秀峙綿延二裏有餘的佛教名勝建成之時，是何其的輝煌！晴暖之日，立於堂前，可觀春花夏嵐，可視碧樹藍天；滿月之夜，暮鼓聲中，月華如洗，心思也會隨著這柔軟的月色撫遍滿山的花草樹木，走獸飛禽。置身斯堂，可觀四時之景，可聽四季之風，可覽三季之雨霧，可聞一年之鬆聲。四時之景不同，而樂亦無窮也。在這樣清幽的環境中，誦誦佛經，聞聞世理，心與物遊，兩忘物我，是一種怎樣的境界啊！而俗世之人，遠來於此，既勞於身，又感於心，不是也可以得到更多的徹悟嗎？
從明正德年間算起，十八堂在歲月的風雨中穿行了四百餘年，它滿足了多少人的心靈祈求呢？它又慰藉了多少孤獨無望的心靈呢？那飽染歲月滄桑浸沾曆史風煙的亭閣、僧舍、佛像、勾欄、彩繪難道僅僅隻是建築和雕塑嗎？那費時勞工規模宏大的雄偉工程難道僅僅隻是一座寺廟嗎？當年，釋迦牟尼在菩提樹下大徹大悟，終成佛陀，菩提成為他悟道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媒介。其實，人本自然之人，人世人生眾多義理或許都需要一個自然的物象做為參悟之本，這佛經、這寺廟、這梵音、這綿延二裏的雄偉的十八堂是否是人與自然和諧互通的一個媒介呢？是否是參悟人生義理的一個平台呢？而在歲月的浸潤之下，十八堂做為一個人文建築其實其內含的文化精神已趨成形，從而使自己超越建築本身而成為飽含文化因子的文化遺存，其現實意義或許遠超過其宗教意義本身吧？就像我們今天的朝聖，不隻是對一座宗教遺跡的朝拜，更是對一種殘敗的文化遺存的痛惜和追思吧！
據悉，十八堂因其所居地勢險要，在戰爭年代曾一度成為蔚州抗日民主政府辦公地點，其中的僧舍一度容納上百的遊擊隊戰士，解放戰爭時其附近山區也曾作為殲滅敵軍的戰場。遙想當年曾有多少抗敵戰果是出於十八堂內的運籌帷幄呢？因此十八堂絕非是世外桃源，它一直關注著人心世態，它同當年的蔚州兒女一樣遭受到日寇戰火的侵襲。抗日戰爭時期，日寇進山掃蕩，十八堂玉皇閣殘遭焚燒，成為一片焦土。日寇不僅侵我河山，掠我寶藏，更對我國的文化遺產進行掠奪和摧毀，由十八堂玉皇閣之殤可見一斑。
然而，侵略者的野獸行徑固然可恥可恨，但給十八堂造成毀滅性災難的卻來自於一種愚昧和無知。在幾十年前的那一場民族浩劫中，瘋狂的人們搬倒了佛像，摧毀了佛堂，推翻了房屋……一個綿延四百餘年的寺廟就這樣成為一片斷壁殘垣。佛像不在了，彩繪剝落了，屋宇無存了……空留下十八座自然的洞窟在咀嚼著記憶。曾經滿含文化因子的十八堂留給我們的隻是一片讓人不忍卒睹的殘敗以及散落在地麵上的文明的碎片。
站在十八堂殘敗的廢墟上，麵對了綿綿秋雨和秋雨彌漫下的蓮花山，我一度歎息複歎息，神思恍惚於古今之間。我有些理解十八堂兩次對我的拒絕了：它遭受的苦難太多了，它受到的傷害太深了，它已經承受不了哪怕再輕再輕的傷害了。它不願意讓我們直視它的殘敗啊。
據悉，如今慕名到十八堂來的人並不少，他們並不理會十八堂內心的那種拒絕，十八堂要獨守它的那一份純淨因此並不容易。而在這些造訪者中有多少人真正理解十八堂並能體味到一些什麼的呢？很難說。據說十八堂景區旅遊資源開發方案已經擺在了政府有關部門的案頭，我不知道這對於十八堂來說是幸還是不幸。在這個出於經濟目的而人為製造風景的年代，我實在說不好將來的開發者能否會站在文化保護、傳承的角度去適度開發，修複十八堂的曆史傷痕，傳承十八堂的曆史文脈，使十八堂的人文精神得到修複和重新發揚。真的，我真的說不好，而許多時候急功近利的保護開發對文化遺產的命運來說並不見得就是好事。十八堂在新時期會麵臨一種什麼樣的命運呢？
站在十八堂的廢墟上，我的心潮動蕩不已。我知道對於十八堂來說，我是渺小的，我的行思不可能對它的命運有絲毫的影響，我頂多隻能在一個時段和它進行一些坦誠的交流罷了，我能給予它的或許也隻能是一種美好的祝願罷了。但不管怎麼說，時代是進步了，如今已有越來越多的人認識到文化的重要性，認識到文化保護的迫切性，這就是好事。在這個秋雨綿綿的日子裏，十八堂，不管你是不是在拒絕著我們，不管你以後的命運到底如何，請都記住一個普通學子對你的真心的祝願。
已然是過午了，雨仍在淅淅瀝瀝地下著，澆在十八堂的廢墟上，澆在蓮花山的一草一木上，澆在我們陰晴互變的心壤上。我們也該走了，雖然回去的路更濕滑，但大家都默默無語，心事重重。走下蓮花山主峰，走向陡道峪，驀然回首，那十八個洞窟還依次排列在半山腰，黑洞洞的，像一隻隻意味深長的眼睛，在回味著一些什麼，在憂慮著一些什麼，在拒絕著一些什麼，也在渴望著一些什麼。
（發表於2010年12期《遼河》）
一個城市與一條河
一個城市是需要一條河的，就像一個村莊與一條小河相依相偎。我們的祖先，總喜歡逐水而居，應該不單單是為了用水方便，更為了有一方水能滋潤自己幹渴的精神空間。城市古代叫作城池，李白詩雲：“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城與池緊密相聯，有城必有池。絕大多數古代的城市都是有一條河的，這條河叫作護城河。護城河的初衷是用來防衛的，但和平年代它滿足的恐怕還是城裏人們的精神需求。
很幸運，張家口便擁有這樣一條河，她有一個美麗的名字：清水河。這座因軍事原因而後起的新興城市，雖然起著首都北京“護城河”的作用，但這條由北向南穿城而過的清水河卻不是一條護城河，近代的城市防禦已不需要依賴於一條河了。河喚“清水”， 但帶給人們的卻並不是清澈、清新、美好，而是災難。它曾是一條暴戾的河，曾一度成為這座城市北部山區的泄洪通道。每到盛夏雨季，雷雨過後，暴虐的山洪裹脅著雜物呼嘯而來，其勢排山倒海，其質混濁凝滯，其聲響徹雲天。兩岸的人們則心驚膽戰，像送瘟神一樣目送著河水遠去，提著的心直到水勢降下方可稍微放下。百年來清水河三次大洪災的慘痛記憶已經深入到這座城市的靈魂深處難以磨去。這也曾是一條汙水橫流的河，是一條垃圾遍地的河，它一度擔負著城市的排泄功能，像城市的腸子一樣懷抱汙水蜿蜒南去，人見之唯恐躲之不及。但躲是躲不掉的，許多時候還得和它日夜廝守，將它難聞的氣味和髒亂的模樣無奈地吸入肺裏放入腦中。如果說洪水的災難還隻在一時的話，那麼河流的汙染帶給人們的卻是曠日持久的傷害。因此“清水”這個名字恐怕並不是實際的寫照，反映的或許是我們這座山城對一條河的百年希望和夢想罷了。
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初，胡耀邦同誌曾到張家口視察，提出在清水河的上遊建兩座水庫來防災，但當時這個設想卻沒有實現。而治理清水河的百年夢想卻一直縈繞在張家口人的心間。進入新世紀後，這個藍圖終於被重新提了出來，並開始有序地實施。尤其是近兩年山城人的這個百年夢想終於搭乘上了河北三年大變樣的東風，一日千裏，數萬建設者辛勤努力，終於用雙手和汗水將這個夢想變成了現實。
現在，河水終於真的變清了，張家口人關於一條清河的夢想總算是實現了，張家口終於真正擁有了一條自己的河流。一座城市與一條河在隔膜了許多年後，終於相融相通，相依相偎，成了一個有機的整體。輕風徐來，碧波微漾，藍色的河麵映照著蔚藍的天空和潔白的雲朵，映照著河兩岸的綠樹繁花，映照著這座城市日新月異的嶄新麵貌。河麵上，十七座設計精美風格各異的橋梁淩空飛舞，像彩虹，似巨龍，如明月，是現代與古典藝術的完美結合。既連通著城市的過往空間，又做為一種美的因子融入到河景中，融入到城市的整體美中。你看那通泰橋，如彩虹飛舞；解放橋，似玉帶橫陳；商務橋，如雄鷹展翅；建設橋，像雲龍飛騰；雙虹橋，似河蚌展貝……橋因河而滋生，河因橋而愈美。因此說清水河是一座橋梁博物館應該一點都不為過。清晨，河流兩岸，樹旁花間，大橋之上，老人小孩，婦女青年，鍛煉運動，散步休閑，耳聽著河水漣漣，目視著大橋屹立，感受著這座山城巨大的喜人變化，留連在城市美好的晨曦中。夜晚，華燈綻放，霓虹閃耀，流光溢彩。燈照著水，水映著燈，音樂和噴泉齊舞，燈光與水色共炫。十七座造型各異的橋梁，在各種精心設置的燈光襯托下顯示出種種迷朦的影像，如夢如幻，如癡如醉。河麵如玉鑒瓊田，映照著這迷朦的橋梁，那一座座半月形的橋（洞）因了水的反照而成為慰人的滿月。河給橋以生命，橋予河以內涵。這迷人的夜景消彌了多少市民一天的疲憊，這迷人的清水河成為他們心靈的家園。
一座城市與一條河流，張家口與清水河，終天在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的時候完成了一次華美的轉身，河成為城市的景觀城市的血管城市的靈魂城市的名片，城市因為一條河的存在而變得內涵豐富而變得美麗宜居。
（發表於2009年8月28日《張家口晚報》
2010年2期《當代人》）
大美張家口
我從來都不以為，張家口這座城市是一座缺乏美的城市。是的，當你站在了雄偉的長城第一門——大境門高高的城樓上，當你沿著長城登上太平山時，你放眼長城內外，心靈定會被一種雄壯的、曠遠的甚至悲涼的大美穿透，留下的或許隻剩下震撼的感覺了。關於這種美，當地人甚至許多外來的人都曾讚美過。張家口地處內外長城之間，蒙古高原之端，獨特的地理地貌讓她具備了這種粗獷大美的質地。
然而，長期生活在張家口這座塞外城市，又總會感覺到她似乎缺少點什麼。缺少什麼呢？就像一個家庭隻有父愛一樣，無論如何都不是完美的。張家口或許曾經就是一座父親的城市，多了陽剛的、彪悍的氣質，就像一個頭纏白手巾身穿羊皮襖足登氈靴子的塞北漢子站在那裏。然縱使父愛如山，而缺乏了母性的陰柔美，未嚐不是種缺憾。如山的父愛更多時候適合去遠眺去仰視，它予人的更多是一種堅強是一種鼓舞、是一種激勵、是一種鈣質。這些我們或許是需要的，但當內心軟弱的時候，我們卻還希望有一個母性的臂彎來依靠。
令人欣喜的是，張家口的這種缺憾現在已有了很大的改變。園林城市的構想和實施讓這座山城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變化。
張家口的變化是從一條河和幾座山開始的。河是清水河，關於清水河的變化，我曾寫過多篇文章讚美過她，但仍沒有道盡對她的感情。可以說，正是這條河的變化讓山城擁有了一種母性的陰柔之美。清清的水充溢著河道，映照著兩岸的高樓大廈，緩緩地流動著，一路向南、向南，注入如鑒般的明湖。她帶給山城的不僅隻是一條河，更是一種柔美，一雙能夠消解山城堅硬情結的母性的手臂。張家口三麵環山，但這山曾經卻是禿山，光光的，隻能生長石頭和北風，一到冬天，凜冽的風從山上刮來，吹得人心發顫。而增綠添彩工程卻硬是給這光禿的山披上了十幾萬畝的綠裝。這同樣不僅改變的是幾座山的容顏，而是給張家口這座城市提供了巨大的氧吧和色吧，像是母親的乳汁一樣，呼吸一口沁人心脾。
如今，你漫步在張家口的大街小巷，社區裏弄，橋頭河邊，你會發現這座城市已經由山與水的變化而由麵及點，幾乎每個角落裏每一細微處都發生著喜人的變化。一棵棵綠樹、一塊塊草坪、一盆盆鮮花、一處處盆景、一尊尊雕塑、一個個護欄、一塊塊地磚……都匠心獨具地藝術地由表及裏地分布著裝飾著這座城市。母親的心思綿密無間，張家口因這山、這水、這街景而將一種女性的美播灑在城市的每一個角落。美無處不在，美就在身邊。茶餘飯後，晨起黃昏，休閑娛樂，再也不用遠去幾裏擠公園了，街道小區、河邊橋頭、道路兩邊，便似天然的花園，散散步、遛遛彎、逗逗鳥、釣釣魚、下下棋、跑跑步……困了、倦了，麵對的再不隻是父性的長城和大山，而可以隨時隨地的留連在身邊的美景中，像是依靠在了母親的臂彎。
塞外名城張家口，這座父親的城市，也正在成為一座母親的城市。它依然擁有父親的剽悍、陽光、堅韌、豪放，同時又擁有了母親的慈愛、溫柔、體貼、多情。它是一座雄壯之城、英雄之城，也是一座生態之城、園林之城，是一座陽剛美與陰柔美互存的和諧之城。
（發表於2011年9月26日《張家口晚報》）
汪曾祺與張家口
1958年10月的一天，京包線張家口段一個極小的火車站——沙嶺子站，一列暗綠色的客車在甩下十幾個乘客後，又緩緩地向北趴行而去。這十幾個乘客下車後，很快便如倦鳥一樣各自奔向自己的巢穴，站台上隻剩下一個孱弱而憂鬱的中年男人。他站在狹窄而空曠的站台上，像一隻失群的小鳥，目視著漸行漸遠的火車，目光中流露出一種恍惚、無助甚至是不知所措。良久，他抬頭看了看陰霾的天空，開始背起行李走進候車室，向售票員尋問此行的目的地——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隨後，他走出候車室，依照人們的指點穿過鐵路向農科所走去。
十月的塞外，已是滿目蕭條衰敗：莊稼收割了，野草枯萎了，樹葉落盡了，風也有些硬了，裹挾著地麵的沙子打在臉上涼嗖嗖地痛。但他似乎對這些卻毫無知覺，因為與裹脅他的那場政治風暴相比，這些小風沙實在可以忽略不計。那頂喚作右派的“帽子”，既像是一座大山，壓在心頭，讓他喘不過氣來，又像是一個魔法師，讓他心靈的季節從陽光明媚的暖春一下子墜入到寒風冽冽的嚴冬。車站到沙嶺子農科所的那條土路並不長，但他卻走了很久。他在這條路上背著行李踽踽行走的樣子，顯得那樣憂鬱而孤獨。他就是著名作家汪曾祺，那一年，他三十八歲。
汪曾祺一生與五個地方結緣，張家口對於他來說是一個很特殊的地方。因為其它四個地方都是他成長、求學、生活、工作的地方，而張家口卻是他勞動改造的地方。1958年10月，因為所在的文聯係統右派指標不夠，汪曾祺被錯補為右派，下放到張家口的沙嶺子農業科學研究所改造。兩年後他雖然被摘掉右派帽子，結束勞動改造，但由於原單位不接收，隻得暫時留在所裏協助工作，直到1962年初才調回北京京劇團擔任編劇，結束了在張家口近四年的特殊生活。
我想，汪曾祺對張家口這個地方的感情一定是頗為複雜的。上世紀八九十年代，汪曾祺以《受戒》等係列小說開始享譽文壇，而他的散文創作也進入井噴的狀態，其中直接抒寫張家口的散文就有《隨遇而安》、《沙嶺子》、《沽源》、《馬鈴薯》、《口蘑》、《壩上》等多篇。在這些散文中，他以一種悠閑甚至是輕鬆的筆調抒寫張家口的自然風物，考證馬鈴薯的種類流傳，敘寫口蘑的種類口味，即使是那些直接寫勞動改造生活的文字，也很難看出右派大山重壓下的那種緊迫的心態，傳達的也並非都是沉重和苦悶。
對於在張家口近四年的生活，他在《自報家門》中寫道：“這四年對我來說是很重要的。我和農業工人（即是農民）一同勞動，吃一樣的飯，晚上睡在一間大宿舍裏，一鋪大炕（枕頭挨著枕頭，虱子可以自由地從最東邊一個人的被窩爬到最西邊的被窩裏）。我比較切實地看到中國的農村和中國的農民是怎麼回事。”在另一篇散文《隨遇而安》中，他甚至表示“我當了一回右派，真是三生有幸。要不然我這一生就更加平淡了。”因此，他感激張家口三年多的時光對他的給予。在張家口，他“這個右派算是幸運的，沒有受多少罪……所領導對知識分子是了解的，隻是在幹部和農業工人的組長一級介紹了我們的情況，並沒有在全體職工麵前宣布我們的問題。不少農業工人不知道我們是來幹什麼的，隻說是毛主席叫我們下來鍛煉鍛煉的。因此，我們並未受到歧視。”我想，對於當時的汪曾祺來說，能得到一份做人的尊嚴和平等是最重要的，而張家口給了他這些。在1959年他勞動改造一年時，所裏甚至想給他摘掉右派帽子，隻是又考慮到時間太快才又推遲了一年。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不應該天真地以為汪曾祺當初的生活會是如此輕鬆。事實上這不過是事過境遷之後的一種輕鬆回望罷了，是苦難過後成為財富論的一種翻版罷了。處於苦難中心時的汪曾祺斷然不會有如此輕鬆的心態。“右派”這頂帽子重似千斤，即使沙嶺子農科所那些幹部群眾不歧視他，然而來自於政治風暴中心的壓力還是會時時侵壓著他孱弱的神經，讓他時時牢記自己的右派身份，事事夾著尾巴做人，一刻也不敢掉以輕心。作為一個長期在文化部門進行腦力勞動的文弱書生，讓他一下子轉變成一個體力勞動者，首先麵臨的便是肉體的脫胎換骨。正如他在《隨遇而安》中所講“初幹農活，當然很累。像起豬圈、刨凍糞這樣的重活，真夠一戧。”這樣的轉變不脫幾層皮掉幾斤肉是不行的。雖然他事後回憶起這段經曆時頗引以為豪地稱“力氣也增長了，能夠扛170斤重的一麻袋糧食走上和地麵成45度角那樣陡的高跳。”但當時肉體上切切實實的苦痛是別人難以體會的。沙嶺子屬塞北苦寒之地，那裏“一年一場風，從春刮到冬”，冬天最冷時往往達到零下三四十度。這樣惡劣的自然條件對於出生於江南生活在北京的汪曾祺來說本就是一個不小的考驗，況且還有那樣繁重的體力勞動。
對於汪曾祺來說，比之肉體脫胎換骨的痛苦，精神上的鬱悶和無助更沉重百倍。1959年3月，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去世。汪曾祺手捧弟妹發來的電報，心急如焚，悲痛難耐，淚流滿麵。父親生前他沒能床前盡孝，他多麼想回家與父親見最後一麵，送父親最後一程。但不久前發生在一個被改造同伴身上的事，讓他躊躇不定。這位同伴家中的親人死了，想回去奔喪，便向領導報告。領導卻說：“死了。死了也好嘛，你可以少背一點包袱。”得知逝者已埋了以後，這位領導竟然冷酷地說：“埋了就得了———好好勞動。”汪曾祺明白，自己同樣是戴罪之身，因此他最終沒敢向領導提出回鄉奔喪的請求。他隻能把悲痛埋在心底，在夜色蒼茫之際，跪在沙嶺子高高的山崗上，麵對家鄉高郵的方向，一灑自己的思親之淚，向父親向家人表達自己深深的哀悼和虧歉之情。
汪曾祺的父親汪菊生一生結過三次婚，第一任妻子即汪曾祺的生母，在他三歲時就因病去世，繼母任氏是汪菊生的第三任妻子，她與汪菊生結婚後一共生了五個孩子。雖然是同父異母，但作為長子，汪曾祺對這些弟妹都很關心。父親去世後，繼母任氏帶領五個年紀尚小、沒有獨立生活能力的少年，其生活之艱難可想而知。而接下來又偏趕上1960年開始的三年大饑荒，小弟汪海容活活餓死，更小的年僅16歲的妹妹汪綾紋，為了活命，於1963年隨人逃荒到安徽謀生，兩年後嫁人成家，過上了暫時不挨餓、但絕無愛情、卻動輒遭打受罵的生活。繼母任氏無力支撐家庭，幾次欲投大運河自盡，幸都被人發現勸阻。這些情況通過家信傳達給遠在張家口的汪曾祺，每每令他心如刀絞，肝腸寸斷。但自身的困境卻令他常常感到一種無助，他唯一能做的，也隻是給家中寄一些活命錢，盡管他當時三個孩子都還小，生活並不寬裕。被打成右派後，他的工資由180元降為105元，他給家中寄40元外，自己隻留下25元的生活費，剩下的40元寄給遠在故鄉的繼母及兄妹，其經濟上的困窘可想而知。
汪曾祺在張家口生活了近四年時間，在這一千多個日日夜夜裏，他心中的苦楚，是難以與人言說的。尤其是前兩年，他右派帽子未摘，一方麵遭受著肉體的苦痛，另一方麵還要背負著精神的重壓。經濟上的困頓自不必說，而右派前途的未卜、父親的去世、故鄉親人生活的悲慘都時時擠壓啃齧著他脆弱的心。而在右派帽子摘除後，他雖然有一種輕鬆感，但由於原工作單位不接收他，他隻有繼續呆在農科所協助工作。在《馬鈴薯》一文中，他曾記錄下當初他的那種情緒：“遠離了家人和故友，獨自生活在荒涼的絕塞，可以談談心的人很少，不免有點寂寞。”右派生涯結束後，他原本可以回京與家人團聚，但沒有單位接收，他便隻能還如失群的小鳥一樣，孤單地在張家口飄零了一年多。個中的感覺，肯定絕不僅僅隻是一個寂寞可以形容的。
1983年，汪曾祺應張家口市文聯之邀，給當地青年作家講課，期間重返沙嶺子，然而時隔二十年，一切已是麵目全非。“這不是我所記憶、我所懷念的沙嶺子，也不是我所希望的沙嶺子。然而我所希望的沙嶺子又應是什麼樣子呢？我也說不出。”而對於他生活過幾個月的沽源縣，在《沽源》一文中，他心情複雜地表示：“我這輩子大概不會再有機會到沽源去了。”事實上他也的確沒有再能回去過，沽源在他的印象中永遠停留在馬鈴薯、口蘑、低矮的城牆與多變的天氣上。
往事或許並非不堪回首。張家口作為汪曾祺生活過的一個特殊的地方，對於他來講已然不是一個單純的地理概念，而成為融有他的汗水、淚水甚至血水的留有他生命氣息的一塊生命之地。在這塊土地上，他猶豫過、徬徨過、悲傷過、失落過，他也憧憬過、思索過、感受過，他一生最坎坷的幾年是在這片土地上度過的，張家口因此成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分量最重的一部分。盡管這片土地在他的生命中，往往是與苦難與坎坷與命運的不濟相連，但恰恰是這塊土地接納了他、包容了他、陪伴了他、慰藉了他，他對這片土地的感情曾是複雜的是愛恨交加的。而當時光的荏苒使曆史成為雲煙，曾經的苦難終成為一種人生的財富時，張家口這個地方也最終化作一種堅硬的血液融合到他長流的生命和文學的血脈中。
張家口其實距離北京僅僅二百公裏，是庇護北京的後花園，進入二十一世紀後，張家口這個地方發生了翻天覆地的可喜變化，開放包容的張家口敞開自己寬廣的胸懷迎接四方的賓朋，許多京、津、冀、的遊客都把張家口作為他們休閑度假的首選之地，在他們的眼裏，張家口是一個美麗的地方，是一個能夠消解他們疲倦焦慮情緒的地方。汪曾祺筆下隻有罪犯“發往軍台效力”的沽源也以五花草甸等優美的自然景觀吸引著全國各地的遊人。以汪曾祺在張家口生活的年代計，曆史的冊頁已經翻過去了半個世紀。回首過往歲月，汪曾祺曾發出過“我隻覺得這一代人都糊裏糊塗地老了。是可悲也。”的感歎，也曾發出過“為政臨民者，可不慎乎”的希冀。社會發展了，時代前進了，那種簡單粗暴的政治風暴或許永遠也不會再發生了。我想，如果作家本人還活著的話，能夠重回張家口，一定會感觸良多。而如果時光可以倒流，曆史可以重寫，我多麼希望汪曾祺與張家口的緣不再是由於沉重的政治風暴，而是出於這個地方固有的善和美，正如現在那些來張家口休閑度假的人們一樣，所感念的是這片土地粗獷、遼遠、包容、大氣的美！
（發表於2013年4期《當代人》）
下花園印象
一條曲曲折折的公路逶迤在村莊、田野、溝坡和大山之間，我的目光穿過車窗饑渴地注視著窗外的一切。我想讓目光在一個一個新鮮而陌生的畫麵上多停留一會兒，但奔馳的汽車卻不斷決絕地剪斷我的視線，同時又將一幅幅新的畫麵強推到我的眼前。就在這樣剪影的不斷變換中，後來汽車開始擺脫一個個的荒涼的村莊而駛入一個鬧市區，有高高的樓房、煙囪冒著火焰的工廠、頭上頂著嫋嫋蒸汽帽的特別粗壯的塔、沿著兩條軌道緩緩行駛的一輛輛裝滿煤塊的黑色小鬥車……
這種景象與我常見的鄉村景象是截然不同的，帶著一種新奇強烈地衝擊著我的感官，我問哥：這是哪兒？是不是到了？哥卻說沒有，說這是下花園。下花園！下花園！盡管我第一次看到的這個地方真的與“花園”不沾邊，而是充斥著灰塵、煤麵、黑煙……但我還是喜歡上了這個地方。下花園，以一種迥異於家鄉麵貌的景象以一種全新的工業文明的景象以及一種對少年期盼遠方的心理契合在那一瞬間俘獲了一個十六歲少年的心。
而汽車卻沒有我這麼多的心思，它最多例行公事似的在下花園的一條街道邊上停上一小會兒，甩下幾個孤獨的乘客，然後便義無返顧地穿街越衢絕塵而去，繼續蜿蜒在崎嶇的山間公路上。當然，它會在駛出下花園後的不長時間裏被下花園以兩根黑白相間的橫杆攔下來，而這種阻攔也並不是說下花園對它有多麼留戀，恰恰相反，這種阻攔反而是蠻橫的霸道的，其目的隻是為了讓它給駕臨這種城市的另一個過客火車讓行。我曾在散文《火車快跑》中寫到過對於火車的初次感覺，那種感覺其實正來自於下花園西部不遠的這個鐵路道口，而我唯一一次乘坐火車的路線大部分也正在下花園的版圖內。
下花園就這樣走進了我的目光和心裏。四年口上求學的時光，下花園都是一個繞不過去的地方。我會在春天、秋天分別由故鄉起程，抵達位於名為“沙嶺”的大山口的校園，然後定定的會在夏季和冬季從校園出發，回歸數百裏外的家鄉，一年兩次往返，下花園都是我路途中必經的風景。雖然大部分的時間對於下花園來說我隻是一個行色匆匆的過客，然而對於它我還是有了一些直觀的印象。我知道了它的煤灰來自於鐵路邊的發煤站台，我知道了那個高高的冒著紅火的是電石廠的煙囪，我知道了那個頭戴蒸汽帽的粗壯的塔是下花園電廠的冷卻塔，我知道了那一串串在軌道上緩緩行走的小鬥車是下花園煤礦從井下運送煤炭的礦車，我還知道了曾經被汽車甩下的那幾個孤獨的乘客是去了這個城市的火車站，那裏有他們賴以遠行的火車……
當然，我前麵說大部分時間對於下花園來說我隻是個匆匆而過的過客，並不是說就沒有一次停留過，事實上我是有過一次短暫停留的，至於停留了多長時間卻記不住了，應該不會太久。那一次的停留其實正是在我唯一一次乘坐火車後，因為下花園是那次火車之旅的終點站。我們從火車上極不情願地走下來的時候，情緒可能還停留在乘坐火車的那一種意猶未盡中，但人已經來到了下花園的大街上。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下花園，雖然曾以其工業城市的麵貌對我造成過強烈的心理衝擊，但其城市麵貌除了多了幾幢並不太高的樓房外，與家鄉的縣城並無二致，其基調是灰暗的、陳舊的，甚至由於其城市的工業內核使它的街衢市容更多地掩映在一種灰塵中，連空中也飄浮著一種似霧似塵的東西，讓本來晴朗的藍天黯然失色。當然，短暫的停留讓我並不去太多理會下花園的街景和商鋪，而是尋找到下花園的新華書店，一個店麵很小的書店，一頭紮進去。這個小書店的書籍卻並沒有讓我失望，在櫃台上堆積著眾多的特價書，讓我像是闖入了阿裏巴巴的藏寶洞，可以用很少的幾個錢幣淘到許多鍾愛的圖書：裝幀精美壓膜的曹禺文集、羅淑選集……當我在幾十分鍾後懷抱著一大堆書坐在回鄉的客車上時，心裏滿足得像一個腰纏萬貫的富翁。那些書讓我永遠感念下花園這個地方對於一個文學愛好者的善意和饋贈。
四年的求學生涯轉瞬即逝，之後我便回到家鄉那方天空下討生活。與下花園是真的有些疏遠了，甚至連路過的時候也沒有了。我曾在一篇散文中這樣說過：如果把人生比作是印刷品的話，那麼你去過的許多地方或者就是一本本的書，看過了也就看過了，再好的書也不會看一輩子。而家鄉那塊與你廝守的地方則是一本本的日曆，不管你願不願意，你都得每天去翻它，去用你的生命和汗水填充它。而下花園畢竟是不同的，這不僅在於它對於我青春記憶的塗抹，更在於它與家鄉的地理及文化淵源。地理上它與故鄉相距不過百裏，同屬於塞北，現實中它們同屬於一個行政區劃，從而有著許多共同的人文和文化背景。用句俗話或許可以這樣說：我們能相互聽到對方的呼吸。有一段時間我迷上了張家口的曆史風物，時時處處關注著地理張家口的人文曆史，下花園是我以別一視角探究的地方之一。據《遼史》記載，公元971年遼聖宗耶律隆緒時期，遼國蕭太後見此地風景優美，建造了上、中、下三座皇家禦花園，用來休閑和處理軍國大事，下花園由此得名。我想，遼代的下花園一定風景優美，鮮花滿地，“花園”之稱名符其實。後來遼國滅亡，中國的政治中心遠離這裏，“花園”的景色才逐漸暗淡了。到了近代，煤礦、電廠等相繼開辦，對環境的忽視也最終使下花園風光不再，結果一座工業城市誕生了，同時一座花園城市也唱響了它最後的挽歌。這是令人遺憾而無奈的。
有位作家曾說：故鄉是以親人的存在而存在的。其實對於一片土地而言，其親疏虛實也是因人而起因人而覺的。下花園於我也是如此。常常記起下花園的過往現今，不僅源於它於我生命的一些淡淡的印痕，還在於這塊土地上有與我相交相知的友人G君。或者可以這樣說，下花園因為一種友情的存在才在我的心裏充滿了感情色彩。常常在網絡上和他聊著對他人文字的感覺，聊著對彼此文字的真實觀感。這種交流往往是坦露的，沒有任何禁忌，就像兩條不同河流的自然交彙，從不藏著掖著，而是坦坦蕩蕩，是對於詞語“赤誠相待”的現實詮釋。也會聊起下花園，聊起多年前下花園於我的那些生命印跡，聊起對於下花園的一些印象，他說：你來吧，你看看我們這裏這些年有什麼變化沒有！
辛卯年的初冬，在闊別了十幾年後我真的又來到了下花園。當我站在了下花園的大街上時，一種似曾相識的複雜感情頃刻間溢滿心間，但我卻分明又感到了一種切實的陌生。十幾年時空的間距，相識的已經隻是街道的走向，陌生的卻是這座城市全新的麵貌。冬日的陽光並不很朗照，淡淡的，慘白慘白的，穿行在街巷裏的風不斷掀動我的黑發。但記憶中那個刻痕深深的塵土飛揚、黑煙彌漫的下花園卻並沒有在我眼前重現，眼前的下花園街景是幹淨的、光鮮的、靚麗的，即便天空也並沒有因冬陽的慘白而拒絕與澄澈握手。和G君走在下花園的大街上，我的目光不停地撫摸著這座嶄新的城市，感觸良多。據悉，下花園如今已被國家列為資源轉型城市，政府已將打造“山水園林城市”做為發展目標並付諸行動。我眼中下花園種種可喜變化應該是這種政策之花結出的果實。在G君的引薦下，我在下花園作家協會的成立大會上，結識了一大群喜愛文字的下花園人，他們以文字為媒介，提出了振興花園的美好暢想。這是一群情緒激昂而充滿著自信的人，有了以他們為代表的下花園人共同的努力，我有理由相信在不久的將來一座山水園林城市定會很快出現在我們麵前。
我想，曾經做為皇家禦花園的下花園與普通百姓畢竟是隔膜的，高高的園牆隻能讓普通人望而卻步，聞花香而不識花容，它隨其建造者遼代帝王的消亡走向沒落或許也是必然的。而現在下花園的振興卻是為了給花園人自已打造一個宜居之地，其建設也依賴於花園人自己勤勞的雙手，因此我才相信花園人的山水園林之夢必定會早日實現，這座城市會變得越來越美好，而且這種美因其普遍性定會持續而永久。我想，如果那時蕭太後穿越時空來到下花園，大概也會像我一樣感觸良多留連忘返吧！
（發表於2012年7期《遼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