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輯
小街上的情懷
還是這條小街
這是哈爾濱的一條小街，頭枕著滔滔的鬆花江，腳踏著茵茵的兆麟公園，全長不過四五百米。它叫井街。取名的原因不得而知。前些年搞基建時，在這條街上挖出兩個井，說可能是修中東鐵路時民工的飲用水井．這大概就是名為井街的緣由吧。
從前這條街很靜很冷清．街北頭原來是個大土坑，後來填上了土，種上了樹。這條街上的建築不多，稀稀拉拉的幾棟木結構的小房。最顯赫的是一個磚牆小院裏的兩座小樓，樓裏住著兩位將軍。也許他們是李兆麟將軍的老部下，怕長眠在公園裏的老首長太寂寞了，甘願與他為鄰．這條街的路也不寬，來往的車輛很少．到了冬天，這裏是個風口，風雪呼嘯時整條街都凍僵了。
大約十年前，街的南頭蓋了個學校，小街有了些許的生氣。又過了幾年，小街北頭那片寂寞的樹林裏又蓋了個七層的灰色的大樓，門前掛起了哈爾濱日報的牌子．小街像掛了名牌學校校徽的孩子，也頗有了些身份．那樓上晝夜不熄的燈光像鬆花江上的航標燈；那樓裏傳出的印刷機的轟鳴，是小街上長久的歌．
小街上的故事很多，大概因為街頭的大樓裏整天忙碌著寫故事編故事的人。每天他們像采蜜的蜂子一樣從這座大樓裏飛出去，飛到這座城市的各個角落。晚上他們都帶著新故事飛回來，經過上夜的釀造，第二天載有這些新故事的報紙，又從這裏飛到這座城市的每一個地方。
故事天天有，沒想到就發生在小街上，就發生在寫故事人的身邊。報社對麵有一個不起眼的小土房，裏麵是一個不起眼的小工廠，小廠裏有個不起眼的女幹部陳秀雲。迫於工人的生計，她起用了一個了不起的“反革命”安振東，小廠起死回生了，而自己受到批鬥。這一切都發生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有一天，一個寫故事的人發現了這個身邊的故事，於是這個故事通過這張報紙傳遍了全國，於是引來許多人走進這條小街。人們開始對這條小街刮目相看了。後來那個安振東當了副省長，那個女幹部陳秀雲也當了局長。有一年他倆一起成了“中國十大新聞人物”。一條小街上出了兩個全國新聞人物，在這個城市是絕無僅有的。
小街上的故事越來越多了。那個應該掛名人銅牌的出了兩個新聞人物的小房拆掉了，蓋起了一棟可以和報社大樓相媲美的六層大樓。後來這座大樓也不夠用了，他們又在郊區建了一個大院。這座樓成了“娛樂大世界”，門前總是熙熙攘攘的。來者個個是西裝革履珠光寶氣。記得那個後來當了副省長的“反革命”，當年常蹲在這裏的一個土坑旁抽旱煙。新的故事沒完沒了。後來那個將軍樓也拆了，原地蓋了一棟頗為壯觀的大廈。樓裏高朋滿座．門前車水．馬龍。入夜，夜色和燈光裏的這座大廈像雍容華貴的少婦，從樓頂垂下的燈串像她瀑布似的長發，那迷離閃爍的霓虹燈像她顧盼流連的目光。和她相比，小街上原來的兩座顯赫的大樓簡直成了灰姑＿娘。再後來，靠著將軍樓那一片小房也拆除了，蓋起了信托公司那座古堡式的建築，和它相連的還有幾家燈紅酒綠的飯店。這下子更熱鬧了。信托公司賣股票，沒發財想發財發了小財想發大財的人們早早地在門前排起長隊，接著他們湧進股票大廳，人的喧囂聲和BP機的鳴叫聲傳到小街上，成了最時髦的流行音樂。
昔日將軍今何在？他們也該來刁嗬上尋一尋舊夢。他們也會和李兆麟將軍一樣感到欣慰的。
舊夢難尋，新的故事說不盡寫不完。那個編故事的大樓總是忙個不停。大樓裏的百八十號人變成了千八百，還是忙不過來。門前的牌子一個變成了三個，一張報紙變成了三張報紙。院子裏的房子接了又接，還是不夠用。鉛印輪轉機變成了膠印輪轉機，中國印刷機換成了外國印刷機，手工照排換成電腦照排，黑白印刷換成了彩色印刷。活還是越幹越多。一批批穿中山裝的老報人戀戀不舍地走出報社大樓，一夥夥穿西裝和五彩裙的青春勃發的新報人走進報社大樓，他們正寫著更精彩更浪漫的故事。報社大樓裏永不熄滅的燈光照著樓下那永不停息地奔騰向前的鬆花江。
小街也變成了不息的河。人流車流，不舍晝夜地流嗬流，小街失去了冷清和寧靜。早晨到江邊散步的人流最先迎接江畔的月出；傍晚從江畔散步歸來的人流最後告別江北的漁火。小街最高興也最煩惱的是兩個節日。每年端午節到江邊踏青的人流從前一天的傍晚湧動到這一天的早上，一夜的歡聲笑語，一街艾篙的芳香。剛一落雪，小街又迎來了冰雪節，小街上的“少婦”和“灰姑娘”都濃施粉黛披上華麗的新裝。當夜幕降臨，兆麟公園的瓊樓玉閣和小街上的燈光交相輝映，來往穿梭的人流車流又讓小街夜夜無眠。江畔照樣呼嘯著風雪，小街卻春意濃濃。
不知從何開始，小街成了名人居住區，街道兩旁新蓋的大樓像到江邊散步的人一樣一個接著一個。這裏住的每一個人都有許多故事。說不準若幹年後會有人在哪棟樓上釘上“某某名人在此居住”銅牌。到那時小街更會身價百倍。
小街也有不盡如人意之處。“娛樂大世界”門前的那個廁所和幾棟紮眼的土房，不知為什麼久久不能拆除。抹掉舊時代的印跡，確實很難。也許是為了某種紀念。
我從到這條小街上工作到定居下來也有十多年的時間了，每天看著小街的日出和日落，對小街的變化也有些熟視無睹了‘那一次在國外漂泊了一個多月，歸心似箭地回到小街，正是燈火闌珊時，小街上一片璀燦輝煌。我以為是走進了紐約曼哈頓或東京銀座的哪一條街，禁不住眼睛一熱，竟湧出淚來。
坐在井街看天，天並不大。
走到天外看井街，井街也並不小。
附記：
這篇稿子是在1994年9月18日的《人民日報》副刊上發表的。幾天以後，小街上破舊的廁所和幾棟土房全拆除了。倒不是這篇小稿起了什麼作用，而是它們確實完成了曆史使命。我的心裏卻有幾分惆悵，小街上再也沒有舊時的痕跡了。
兒子放飛俄羅斯
兒子遠行了，他將穿越亞歐大陸，行程幾乎是地球的半徑。
他走的那天，正好是他17歲生日。
那是一個飛雪的清晨。在中俄邊境小城綏芬河，在國際列車旁，我和成群結隊從哈爾濱趕來送孩子的家長們眼巴巴地望著車窗裏的孩子，不知說什麼好―該說的話都說完了。列車啟動了，帶起一陣哭聲。這時，我看見兒子從車窗裏探出頭，眯著他細長的眼睛，抿著嘴笑著，十分瀟灑地向我揮手，揮手。列車徐徐地開出車站，消失在東邊的那一片大山裏．兒子這一瞬間的表情，在我的眼前定格了．
24年前，幾乎是相同的這一幕．
那是一個沒有溫暖的春天，在哈爾濱火車站，歡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鑼鼓聲震耳欲聾，開往北大荒的列車啟動，也帶起一片哭聲．有一個青年從車窗裏伸出頭來，也眯著眼睛，抿著嘴笑著，十分瀟灑地向他的媽媽揮手，揮手。
那個青年就是我。
我和兒子走了似乎相同、其實完全不同的路。我高中畢業時被推薦為出國留學生，可沒等走出國門，“文革”的一場狂艦，把我刮到黑龍江畔興安嶺腳下的兵團連隊。雖然離出國隻有一步之遙，可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隻能在山溝裏屯墾戍邊，刀耕火種。8年後，我又回到我走出的這個城市。而兒子真的出國了。從綏芬河出發，40分鍾後，他們乘坐的列車穿過一個山洞，就到了俄羅斯的邊境小城格羅捷闊沃，然後再到海參a，換乘遠東大鐵路的火車，7天7夜後就到達莫斯科，堂而皇之地走進莫斯科的一所知名大學，當留學生。
兒子真幸福。兒子圓了我的出國留學夢。兒子趕上了一個好時代。然而他走出這一步又是多麼的艱難。
兒子是名副其實的知識青年之後。他出生時，我還在北大荒，他的媽媽剛剛返城不久。我們慶幸他生正逢時，盡管當時我們經濟拮據，月工資幾乎和歲數相同，我們還是讓他穿得不比別人差，吃得要比別人好，和有門子的人一樣進最好的幼兒園．早期教育超前進行，剛剛會說話，就教他背很多唐詩，認很多字；沒等上小學，我們就逼他寫日記。上了小學後，我們更是耳提麵命：他媽媽早上送他上學，晚上伴他做作業。我們一心想讓他像父母一樣成為學習尖子，長大後比父母更出人頭地。然而事與願違，兒子不想走我們為他設計的路。他醉心於看書、看報，迷戀流行歌曲，做作業時耳機也掛在頭上。國際上每天發生的大事，他無所不曉，體育明星的名字和最好成績他倒背如流，班會上他的演講口若懸河。可是，做簡單的四則運算也常搞錯，最常用的公式也丟三落四。讀初中時，他就在地方日報和晚報上發表過精彩的散文，可每次語文考試，作文總是跑題。我和他媽媽常為他的成績上不去而長籲短歎，夜不能寐。我們最怕的是到學校開家長會，常因誰去開家長會而發生爭吵。每個學期結束後，我們都采取更嚴厲的措施，不讓他學畫（盡管他在全市少兒畫賽中得過名次，老師都為他中止學畫惋惜），沒收錄音’機，不讓看電視。有人出主意，最好請家庭教師。我們請了。有經驗的老教師、思想活躍的青年教師、和他興趣相投的男大學生、學習冒尖的女大學生，我們都請過……有人出主意，讓他學點體育，有特長，高考能加分。我們也照辦了。這回好像放虎歸山，他玩了籃球，又玩排球，好像幾天之間個子長到1. 8米多，結果學習又耽誤了，丟分要比加分多。有人說，不要著急，男孩有後勁，大一點，懂事就好了。兒子越來越大了，事也懂得不少，可學習成績還是不盡如人意。我們擔心他擠不上萬人爭上的高考這座獨木橋。
真是天賜良機。隨著北大門的打開，中俄貿易一片火熱，哈爾濱的許多高校又組織中學生自費到俄羅斯學習俄語。這一利國利民之舉受到政府的大力支持，許多家長都為孩子報了名。我和愛人也有些動心，與其在這裏等著被擠下獨木橋，不如走出國門去闖一條新的人生之路。再說．孩子在語言學習方麵還有些靈氣，也許集中力量去攻俄語，還可能有出息。我們試探著征求兒子的意見，他態度相當堅決，拿出一種男子漢要去闖世界的氣魄。為了慎重起見，由離休老幹部的爺爺召開了有十幾口人參加的家庭會議，研究讓不讓孫子出國。少數服從多數，會議作出決定讓兒子出去闖一闖，不成才，也能成人。而且2萬多元的學費大家資助。他二叔說，當年我下鄉到北大荒才15歲，現在的孩子總在家嬌慣著沒有出息。
話雖這麼說，可真要讓孩子走出這麼遠，獨立去生活，真有些舍不得，更是不放心。盡管北大荒的大風雪把我和他媽媽吹打得渾身本事，可我們怕孩子再吃我們吃過的苦，我們把他慣得沒有多少生活能力。到了俄羅斯，要自己洗衣做飯，他能行嗎？無窮的憂患湧上心頭，我和他媽媽又是長籲短歎，夜不能寐，真是“進亦憂，退亦憂”！這些天，莫斯科的任何風吹草動都讓我們心驚肉跳。報上說了，莫斯科的犯罪率上升了10000；電視上報道，莫斯科人不滿意經濟改革物價上漲，冒著大雪又上街遊行了；從俄羅斯回來的人說了，中國許多商人在那裏讓人殺了，還有的留學生讓人搶了……我們真有些惶恐不安了，這不是把孩子往火坑裏推嗎？那裏這麼動蕩複雜，孩子能承受得了嗎？我們真想打退堂鼓。
兒子是堅決的，而且信心十足。他說，他能學會一切，別的孩子能幹的，他也能幹，別人能吃的苦他也能吃。他還說，俄羅斯再亂，再困難，也比戰爭時期好多了，當年許多中國青年在俄羅斯學習，現在不都成了國家棟梁了！他甚至有點探險的心理，非要到俄羅斯見識一下。他還積極做“案頭”工作，翻看了《蘇聯百科手冊》、《蘇聯概覽》等書，還做了許多筆記。
既然兒子這麼堅決，我們還有什麼說的。我們抓緊給他準備行裝，分吃、穿、用三類，給他開了長長的單子，根據單子上的名目，為他裝了一個最大號的硬殼旅行箱，一個1米多高的大旅行袋，還有一個隨身攜帶的大旅行囊，總重量大大超過他的體重。在裝袋過程中，我和他媽媽多次發生爭吵．我想“精兵簡政”，她說“有備無患，多多益善”，她簡直想給兒子帶去一個“總後勤部＂！她平時很粗心，可對兒子出奇地細心。兒子吃複方新諾明類的藥物過敏，她請人用俄語翻譯了這句話，放在兒子的各種衣袋裏，讓兒子有病時，不要忘記向俄國醫生出示。她還為兒子用俄文打印了許多往哈爾濱家裏寄信的地址。
我們這是怎麼了！當年我和他媽媽作為學生黨員，是第一批報名上山下鄉的，而且選擇最北部邊疆一個最邊遠的農場，我們隻打了一個行李卷，拿了幾本愛看的書和幾件換洗的衣服，就義無返顧地走了。在北大荒，我們種過地，打過井，蓋過房，喂過豬，吃過許多苦。而正是在這些苦難中，我們懂得了人生的價值，學會了人生的本事。我們詛咒上山下鄉耽誤了一代人，又不得不承認上山下鄉鍛煉了一代人。別的方麵不說，就是作家這一行吧，梁曉聲、張抗抗、蕭複興、陸星兒、李龍雲……不都是北大荒的知青嗎？沒有必要再發動一次上山下鄉，但確實應該讓年輕人，讓我們的後代到艱苦的地方去，到大風大浪中去鍛煉，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
我們應該給兒子放飛了，像放飛籠子裏的白鴿！我們像所有的父母一樣愛自己的孩子，但我們過多的愛已經成了束縛他們起飛的繩索。我們逼著他們走一條能給我們帶來榮譽的路，而這條路對他們未必光明。把自由還給他們，把藍天和草地還給他們。把選擇人生道路的權利還給他們。兒子長大了，該遠行了，他會走得比我們好！
兒子就要走了。他看見眼前的行李堆皺起了眉頭。我和他媽媽深深地反省自己，我們過分的關懷已經成了兒子沉重的負擔。請原諒爸爸媽媽最攀嗦的一次愛吧！我們還是把這些行李裝上了火車。
此刻，兒子乘坐的火車還在風雪迷蒙的俄羅斯大地上奔馳。
兒子，祝你一路平安！
(1992. 11. 20)
再創輝煌
某友在名人官人如雲的母校哈爾濱一中的畢業生中是一個普通的人，可是在他過五十歲生日的時候，卻有百名同學歡聚在一起，與其說為他賀壽，不如說一代人在告別自己的青春。當時我做了即席講話，自然也不僅是說給他一個人的。因此我把它公諸報端，與所有同代朋友共勉。
今天，我們在這裏隆重集會，為我們的一位老同學祝賀五十歲生日。他不是名人，不是偉人，也不是要人，而是一個普通的人，因此這個集會就更有意義了。
同學集會是我們最歡樂的節日。可是今天，我們有幾分歡樂，有幾分苦澀，還有幾分傷感。我們中的一個代表最先跨進了人生的一個裏程碑。五十，半個世紀一個多麼驚人、多麼輝煌的數字！然而我們首先想到的是，美好的青春永遠地和他及我們這一代人告別了。
是的，我們已不再年輕。田壟似的皺紋爬滿我們曾經光潔的前額，濃密的頭發現在像災後稀疏的莊稼，當年美麗絕倫的“校花”也要靠化妝品掩蓋臉上的年輪。街頭問路的孩子甚至稱我們為爺爺奶奶了。
我們的青春哪裏去了？它留在了十年動亂的狂熱和無聊中，它刻在北大荒金色的土地上，它獻給了真摯的愛情，它送給了苦苦追求的事業，它消耗在仿徨和苦悶中，它傳給了我們已長大成人的兒女。
我們是時代的標本，我們是一代苦難的風流。我們走過漫長的風雪迷掌的冬季，我們的青春留在了無花的季節。然而我們畢竟走過來了。在那充滿泥濘的路上，我們攙扶而行，留下一行行深深的足跡。
苦難是所學校。從苦難走出的我們這一代人，骨頭是硬的，腰板是直的，我們總可以撐得起那一片天。我們是喝北大荒酒長大的，有那一碗酒墊底，什麼酒都能對付。
機遇和我們失之交臂，不是因為我們的無能，而是因為曆史的誤會。我們為我們之中的幸運者而慶幸，也不必為我們的不幸而沉淪。誰的頭上都有一片天，誰的腳下都有一片地。頂天立地的是那些不向命運低頭矢誌不渝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的人。我們敬重那些身居高位報國憂民的人，更敬重那些“位卑未敢忘憂國”的平民。社會沒有為我們準備那麼多的官銜名位，我們心甘情願地去當平民。共和國的大廈是靠精英和平民共同支撐的。
也許，我們應該感到欣慰，我們還能參加這燈紅酒綠的集會，而有的同學卻在苦難的歲月裏先我們而去了。他們在遙遠的天際望著我們。我們思念他們！為了他們我們應該活得更好更有意義。人生苦短，轉眼就是百年。重要的是抓住現在的每一天。
在這隆重喜慶的日子裏，我們應該說些更讓人振奮的話。值得寬慰的是，按照新的人生劃分方法，五十歲還屬於中年。我們全然不必傷感，因為我們大概正是下午二三點的太陽，還是熱辣辣的。大地上的萬物，也許還期待我們的光澤。被稱為“老三屆”和“下鄉族”這一代人，無論對本世紀和二十一世紀的中國都是發展和穩定的重要因素。
如果你是一棵大樹，就灑下一片濃蔭；如果你是一棵小草，就增添一分春色；如果你是一隻雄鷹，就展翅萬裏雲天；如果你是一隻蜜蜂，就釀造一份甜蜜。
讓我們再創一次輝煌！
(1994.8)
假如，讓我再一次開始
1976年，對於共和國和我們自己的命運都是重要的．
我和蔣巍像在江河裏已經漂流了許久的破船，在奮力地尋找靠岸的地方。那個顯赫一時的建設兵團解體了，我們被借調到一個單位幫忙，卻因為還戴著“知青”的帽子無法當作幹部調入，盡管我們已是“抗戰八年”的兵團老幹部．後來聽說哈爾濱的一些企業正在兵團招工。我們返回佳木斯，又聽說哈爾濱日報正在三師招工。我們趕到了紅興隆．在師部招待所，那棟簡陋的平房裏，我們見到了葉貴祥、陳桂深和王文龍同誌，像見到親人一樣的高興。他們幾乎是沒加思索地接收了我們。在那裏我們還看到了長著一張娃娃臉的18團的詩人胡夢龍，文質彬彬的21團的組織幹事富振忠。我們一共十個哈爾濱知青都在這裏找到了親人和我們的歸宿．
這一年的12月26日，那個值得紀念的日子，我們這些被錄用的鍋爐工和印刷工來到哈爾濱日報報到。·當時報社還在法院的那座舊樓裏辦公，燈光昏暗而樓道曲折，我們卻看到了光明和廣闊．人事處長田登高笑容可掬，把我們一一引見給江村、高煦亭、鄒本業。這些前輩欣喜的目光，像陽光一樣普照著我們的身心。江村同誌說：“文革這幾年報社的人才斷檔了，我們調你們來是當骨幹的。”
這一天，我到評論部師承王述純，蔣巍到政教部師承陳桂深，在這座舊樓擁擠而雜亂的辦公室裏開始了從根本上改變我們命運的新聞生涯。說實在的，當時我們連報社的鍋爐房在哪兒都不知道，報社把我和蔣巍以鍋爐工名義招收進來，是為了使我們的工資標準能高一點。當時我們都快30歲了，工資還是農工一級32元。當了鍋爐工我們的工資長到了38元。至今想起還感到酸楚和溫暖。
在評論部的那些日子永遠值得懷念。當時部裏的老同誌有王述純、楊思迅和劉振林，在我之後又調來了王健男和白衍吉。剛剛粉碎“四人幫”，全黨都麵臨著撥亂反正和正本清源的巨大任務，這正是評論工作大有用武之地的時機。王述純領導我們進行了開創性的工作，當時一篇篇指導全市揭批查和撥亂反正的社論、評論員文章都是由我們通宵達旦炮製的。那時，大樓裏評論部的燈光總是最後一個熄滅。這燈光照亮了這個城市許多讀者的心。特別值得回憶的是我們創辦的“大家談”專欄，可能是全國報界最早的一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的欄目。通過這個陣地我們團結了一大批作者，發表了許多群眾想說又說不出又不敢說的心裏話。當時“大家談”的許多作者現在成了省市和一些部門的負責人。也許“大家談”的許多文章現在看來已經平淡無奇了，可在那時這些文章的發出，是需要膽識和氣魄的，甚至是要冒一定風險的。有時為了一篇文章的一個題目，我們要討論到深夜。經常參加我們討論的還有江村同誌，他不愧是一個有遠見有膽略的思想者，當時他就提出讓我們大為吃驚的思想：中國還要發展商品經濟！江村的辦報思想對我、對哈爾濱日報都產生了長久的影響，他值得我們這些後來人永遠地敬重。
如果說北大荒是我的大學，那麼哈爾濱日報、評論部就是我的研究生院。在這裏我學到了做文也學到了做人。王述純的敏感遠思、縱攬全局，楊思迅的勤勉嚴謹，劉振林的刻苦精細，都對我產生了潛移默化的深刻影響。他們當然是我的老師。特別是報社老一代報人的敬業精神，把黨的新聞事業當作自己第一生命，為了報業的發展鞠躬盡瘁嘔心瀝血的精神重新鑄造了我，使我逐漸成了一個真正的光榮的報人。盡管我在兵團時已當過6年的記者，但是真正寫出點像樣的東西還是在哈爾濱日報。在編輯“大家談”時我寫過一篇題為“從陳獨秀的兩個兒子想到的”和另一篇題為“脫衣舞和電子計算機”的文章。後來這兩篇文章被《人民日報》和《中國青年報》轉載了。其實這兩篇文章凝聚了評論部全體同誌的心血。記得大概是1979年冬天，哈爾濱公共交通困難，司乘人員和乘客關係緊張，根據評論部大家的討論，我執筆寫了一篇“假如你也是乘客”的文章，在全市讀者中產生強烈反響。我至今已發表了幾百萬字的作品，但仍很看重這篇千字文，每每讀起也不禁心潮起伏。
鄒本業同誌主政以後，又讓我到記者部當機動記者，有意要鍛煉我，我如魚得水般有了任意馳騁的天地。這之後，我發現了李嘉亮，寫成了通訊《他從美國回來了》，又和蔣巍合作寫成報告文學《從大洋的此岸到彼岸》，這篇作品榮獲全國第二屆優秀報告文學獎；後來我又發現了王樹本，寫成了通訊《一個能打開局麵的黨委書記》，這篇作品獲我省第一篇全國好新聞一等獎；再後來，我又發現了陳秀雲，寫成了那篇《她在叢中笑》，獲全國第三屆優秀報告文學獎。1990年，在我離開報社的那年春天，我又采訪了當時的伊春市委書記楊光洪，寫成了報告文學《大森林的回聲》，又獲全國第五屆優秀報告文學獎。去年12月我獲得“當代文學獎”的那篇報告文學《解凍》，也是在哈爾濱日報時寫的。可以說，我是在哈爾濱日報工作時確立了自己的文學地位的。聳立江畔的那座哈爾濱日報大樓真是一塊福地，誰想成為作家，成為有點影響的作家，到那裏去接受靈感吧！
哈爾濱日報永遠是燦爛的星河。七十年代末期到八十年代，這裏產生了一個個的新聞明星，他們用自己的筆書寫著這個城市的曆史。也許是宋承彥、談進善、戴步青、陳景騰、李一征最早擂響了這個城市經濟改革的鼓點，而莊進修、蔣巍、王健男、趙連城、曲春芳、程穎剛、胡夢龍不斷推出這個時代的出類拔萃之輩，而王耀林、呂曉琦、陳誌堅、徐民、周蓮香經常寫出使這個城市振聾發饋的新聞，站在他們背後精心為他們編織嫁衣的是一代名編輯陳桂深、王同經、王清勝、孫惠林、李激揚、葉貴祥、楊吉力……請原諒我不可能寫下這無邊的銀河上的每個星座。我時常在想，為什麼哈爾濱日報能推出這麼多的新聞名人？大概是因為這裏形成了廣攬人才、各顯其能、各得其所的環境。在這裏不管你資曆如何，學曆如何，門第如何，隻要你有本事，寫出好稿子，一般都能得到施展。記得趙連成到報社的第二天，就在報上發了個頭版頭條。大概是因為報社的許多領導都出身寒微，靠艱辛奮鬥走進報社大門的，他們更看重實踐中成長起來的人才。大概是報社的大樓建在了龍脈上……一個人才濟濟的報社，才能辦出一張張一流的報紙。哈爾濱日報的人才湧流現象是值得研究的。
每當從報社門前走過，我的心頭總湧過一陣激動。那鏗鏘的印報聲是我最喜歡的交響樂。哈爾濱日報是我須臾不能離開的親人。在久別這個城市而又走進個城市的時候，我最先想見到的不是妻兒父母，而是一張哈爾濱日報。在一堆報紙中隻要看到哈爾濱日報的一角，即使不看它的報頭我也能認出它來。在華盛頓的美國國會圖書館的地下中文書庫參觀時，我曾費心尋找的是我家鄉綏化縣的縣誌和哈爾濱日報。我畢竟為這張報紙獻出了我十多年最好的年華。哈爾濱日報永遠是我精神的家園。
經過半個世紀的幾代人的努力，哈爾濱日報正走向更輝煌的21世紀。新一代報人為我們展示了更壯麗的前景．正在推進的新聞改革使哈爾濱日報又顯示青春的光彩。
假如，我還年輕，假如，讓我再一次開始我事業的起點，我會毫不遲疑地再一次地選擇―哈爾濱日報！
同桌，一個憂傷的故事
這半輩子書沒少念，自然也有不少同窗、同桌，小學的、中學的、大學的，本地的、外地的，少年的、中年的……這許多人如擦肩而過，並沒留下什麼印象。而隻有她卻使我久久難忘，不是因為我們的“友好”和“浪漫”，而是因為不友好和不浪漫。
那時我還很年輕，年輕得不懂我有一個很漂亮的同桌。現在還依稀記得起她很苗條，個子很高，白淨臉，大大的眼睛。給人印象象最深的是她的驕傲，她的脖子挺得高高的，視線從不低於水平線，不苟言笑，尤其不願和男生說話。她的樣子像個驕傲的白天鵝。我和她的遭遇完全是老師的安排。當老師把和她一樣高的我分到和她一張桌的時候，她用眼睛的餘光冷冷地掃了我一眼。當時我有一個習慣，上課時總愛趴在桌子上，這一方麵大概因為我小時候營養不良，直挺挺地坐著很累；另一方麵便於我低頭看點閑書。這樣一來我占了課桌的大部分。我的同桌為了警告我的“越境”行為，在桌子的正中間劃了一條“國境線”。我不以為然地又過了境，她用拳頭對我的肘部進行了懲罰性打擊。我不得不有所收斂。但是由於積習難改，越境的事件還是時有發生，她打擊的力度也越來越大。在雙方都忍無可忍的情況下，終於爆發了“戰爭”。老師組織“和談”無效，隻得給我們換桌―她和另一個女同學同桌，我和另一個男生同桌。從此我們行同路人，再也沒有說過一句話。
學校進行革命傳統教育，請來一位抗聯的老英雄作報告，他氣度不凡，雖然身上有傷，還是那麼英武挺拔。他那越馬揚鞭馳騁白山黑水林海雪原的故事讓我們激動不已。’教師說，這位英雄是她―我原來的同桌的父親。啊，原來她是英雄的女兒，將軍的女兒！她崇拜她的父親，她的父親在我們這麼大的時候已經投身革命了，而我們還是一幫大男孩，在她的眼裏自然是微不足道的。她從她的父親那裏學來了剛烈，所以漢寸我的“越境”行為，就像她的父親不能容忍日本侵略者的橫行一樣。這樣想來她對我的“打擊”是可以理解的，我甚至對她產生幾分敬意。我注意到她很聰明也很要強，學業很優秀。她熱心班裏的公益，jf務。從她冷峻的目光看出她的嫉惡如仇。
後來她轉學了，到一個隻有女生的學校。也許她不願意和大男孩為伍。
再後來中國發生了十年內亂。我們也被卷進瘋狂的浪潮中。有一天，一個同學對我說，你知道嗎，你的那個同桌得神經病了！我的心裏咯啼一下！為什麼？我問。她的父親是“大叛徒”，被批鬥了。白天鵝變成了醜小鴨，她受不了，神經失常了。同學說。她最崇拜的偶像被打碎了，一個剛烈的女孩不能承受這一切。我理解她，為她深深地難過。
不久以後我就下鄉了。八年以後我又回到這個城市。那一天，我在一條街上走過。我突然看到街旁的大樹下坐著一個披頭散發的女人。好麵熟！我想起來了，她就是我的那個同桌！她的臉還是那麼白淨，眼睛大大的，不過目光麻木呆滯。我故意放慢了腳步，注視著她．她已經不認識我了，不認識所有的人了。她每天都在大樹下坐著，靜靜地坐著，看著日出和日落。她的腳下是一片斑駁的落葉。秋風吹過，亂發掩蓋了她慘白的麵容和美麗的眼睛。我匆匆地走過，再也不忍看她，我的眼裏汪著淚。
從此，我再也沒有從這條街上走過。又是十多年過去了，我時常想起她，卻無從打聽她的現況。她在我的記憶中永遠是美麗的。
前幾天有個同學從美國回來探親，我們老同學進行了一次集會，大家情不自禁地唱起當年的歌，講起從前的故事。我想起了她。如果不發生過去的一切，她可能比我們更優秀．她畢竟是將軍的女兒、英雄的女兒。
有的同學說，現在流行一首歌《同桌的你》，很動人。
我說，別唱了，讓人難過。
(1994-9)
北大荒的花季
十五六歲正是花季。
我的許多知青戰友的花季是在北大荒的風雪中度過的。我時常想起那些難忘的歲月，想起我那些年輕戰友的幼稚而又堅毅的麵容。我時常在夢中呼喚著他們的名字：我親愛的小弟弟、小妹妹，你們在哪裏呀！我在夢中驚醒，眼裏汪著淚。
我多麼願意把你們的故事告訴他，告訴比我高出一頭的兒子，告訴和他一樣年輕的孩子。他們也正在花季。早開的達子香
四月，正是江南草綠、雜樹生花的季節，可北大荒還是春寒料峭。我所在的兵團連隊，地處大小興安嶺相連的那片密林。春天．還遲遲沒有到達我們的身邊。厚厚的棉衣包裹著我們的身軀。為了防禦早春的風寒，我們還在腰裏緊緊地紮了一條麻繩。可是，突然發生的事情，讓我們每一個人都渾身冒汗。
“孫殿雲失蹤了！”
“啊！”連隊所有人的心都揪在一起了。孫殿雲不是那個小個兒、一張娃娃臉、見誰都笑眯眯的哈爾濱小知青嗎！因為他年紀最小，全連誰都喜歡他。連女孩子都敢摸他圓乎乎的頭。誰家弄點什麼好吃的，都忘不了他。他還是一個孩子呀！
孫殿雲真的失蹤了！事情發生在這一天的早上。殿雲跟著連隊的馬車進山拉草。車行途中，突然變了天，烏雲湧上頭頂，大雪鋪夭蓋地而來，山林一片蒼茫。馬車看不清前麵的路，一下子跌進山溝。坐在車上的馭手和小殿雲被甩得很遠，他們不顧疼痛，從坑裏爬起來，趕快解救壓在車轅下的馬。他們剛解下綴繩，那馬一下子躍進山溝，小殿雲跟在後麵窮追不舍。幾個小時過去了，人和馬都不見蹤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