馭手跑回來，哭著向連裏報信。連裏馬上向營裏報告。接著，尋找和營救小殿雲成了全營的戰鬥行動。全營所有連隊的馬隊都來到了這片山林。附近林場的馬隊來了，鄂倫春鄉的馬隊也趕來了。
“孫殿雲！孫殿雲！”山林裏回蕩著震天動地的呼喊。幾百匹馬拉成一條線，從公路邊沿，向山林裏挺進；後麵跟著我們這些兵團戰士組成密度很大的長方陣，也向山林裏走去。我們織成的一條網，對幾十裏山林進行鬼子搜山似的掃蕩。我們的腿深深地陷在雪裏，汗水濕透了我們的棉衣，樹枝刮破了我們的臉，嗓子喊啞了……營救一直進行到太陽落山，我們不敢再往林子裏走了，夜色籠罩的山林張著黑乎乎的大口。失蹤的馬跑回了連隊，可還是沒有孫殿雲的影子。營長下令把所有連隊的拖拉機都調來，在山林邊鳴叫；我們也在路邊點起髯火―要給孫殿雲以聲與光的向導。那一天晚上誰也睡不著覺，炊事班送來的饅頭誰也吃不下。全連的女孩子都哭紅了眼睛。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在這大風雪之夜能走出這深不可測的大山林嗎？
其實孫殿雲沒有走遠，他就在這片山林裏，他依稀聽到大家的呼喊聲，可怎麼也走不到戰友們的身旁．開始，他一直跟在馬的後麵，好幾次他都抓到了馬的綴繩，可又被馬甩在雪地上。他汗流俠背，筋疲力盡，饑餓和寒冷一齊向他襲來。到了下午，林子裏起風了，狂風呼嘯，掠過山林，撕裂樹枝，發出刺耳的怪叫。接著下雪了，一片片雪撲在他的臉上刺辣辣的痛。浸透雪水的膠鞋和褲腿，結成厚厚的冰桶，緊緊地箍在腿上。他靠在大樹上，大口地喘著粗氣。不一會兒，天黑了，大森林陷於一種陰森的恐怖之中。風的嘶吼，野獸的哀號，雪的寒光，會讓最勇敢的獵人怯步。可是我們的小殿雲竟靠在大樹上安詳地睡著了。棉絮般的白雪是他溫暖的被，而那可摧毀人神經的聲響成了他的催眠曲。感謝拂曉的奇寒把他叫醒，他從雪堆中鑽出，從死亡的白墓中走出，又開始生的突破。他想起，剛到連隊時，連長講過，在山林裏迷了路，千萬不要睡覺，要一個勁地走，不要回頭，朝一個方向走，一定能走到公路上，借著晨曦的微光，他不顧一切地走，樹枝刮破了他的棉衣，他的臉上和手上都掛著血跡，他的鞋重千斤，他還是走……義無返顧地走。他竟沒有一點兒死的恐懼。他太小了，像不怕虎的牛犢。
小殿雲，終於走出山林，在曙光初照山林的時候，他撲倒在公路上，撲倒在等候在路邊的戰友的懷裏。他哭了，他說：“馬丟了！＂連長告訴他，馬早就回來了。他笑了，接著又睡著了―在戰友的懷裏。連裏的女孩子們都哭了，有的像大姐姐一樣親吻他的血痕累累的紅撲撲的小臉。
當時，我在連裏搞報道，我為孫殿雲寫了一篇文章《心中唯有紅太陽 大風雪裏不迷航》，發表在《兵團戰士報》和《黑龍江青年報》上。我寫，孫殿雲在大森林裏想到雷鋒、王傑、劉英俊和草原英雄小姐妹。其實，他沒想這些人。他告訴我，他夢到媽媽到火車站接他；他夢到炊事班的張姐給他一大把上海寄來的奶糖。
二十多年過去了。小殿雲，你在哪？現在你也當了爸爸了吧？你給孩子講過這個故事嗎？
殿雲，去年春天，我又回到了那片山林，雪還沒化盡，可達子香花開了，紫盈盈的，一片片，像紫色的雲。．
啊，冰淩花
也是一場大風雪，要比孫殿雲經曆的大風雪厲害得多。12月，是北大荒最嚴峻的日子。12月26日，那是一個值得紀念的日子，不僅因為這一天是一個偉人的生日，還因為這一天我的戰友經曆了火的涅推，有人成了火中的鳳凰。
那場風雪之中的大火至今還是一個謎。
在離連隊幾十裏外的山林裏，連隊的二十多個男女青年執行伐木任務。到12月26日這一天，任務完成了，白天開了紀念毛主席誕辰的聯歡會，晚上要下山回連隊。大家打好行李，等著來接他們的車。天黑了，突如其來的暴風雪封住了山路，車來不了了。晚上，有人靠在行李上打噸，更多的人大脫大睡―誰知道明天車能不能上山。有人又把他們住宿的地害子裏的汽油桶做的爐子點著，往裏扔了幾塊樺木拌子。
半夜時分，突然一個大火球在地容子裏滾過，烈焰騰起，男女青年們驚醒，哭喊著從狹窄的門中擠出，他們穿著單薄的衣服，光著腳站在大風雪中。大家驚慌失措，在風雪中哭喊著亂作丫團。死亡在向他們招手。在這人跡罕見的大森林，在這風雪呼嘯之夜，他們就這樣，不要一個小時就會被凍僵，成為黑瞎子和野豬的早餐。
“快抱在一起！快頂著被！快唱《國際歌》！”
隨著一聲石破天驚的呼喊，大家停止了哭聲，呼拉一下抱成一團，這時他們忘記了性別，緊緊地擁抱在一起，頭上頂著腳下踩著剛剛從火中搶出來的幾條棉被。
“起來，饑寒交迫的奴隸……”
這震撼山林的歌聲，壓住了風雪的呼嘯。
發出這向死亡宣戰的指令的，是連隊最小的一個女孩。她叫呂平，也是哈爾濱的知青。她胖乎乎的圓臉、大大的圓眼睛，走起路來一蹦一跳的。她剛上初一，就和高中畢業的大哥哥大姐姐一起來到這興安嶺的懷抱中。她愛笑，愛唱歌，還寫一手好字，連裏搞文化活動，每次她都是積極分子。她又是連裏的小大人，好為人師，好指揮大哥哥大姐姐。她的指揮才能，這一夜發揮得最好。
久大家抱成一團靠青春熱情與嚴寒抗爭的時候，呂平又命令兩抓男行年趕快到附近的鄂倫春采伐點和林場報信。他們是穿著線褲跑出火海的，他們到馬棚裏牽出兩匹馬，一躍而上，然後消逝在雪霧之中……
半小時後，拉著鄂倫春獵民們的皮衣皮褲的馬爬犁趕來了。呂平的指揮若定和鄂倫春兄弟的溫暖，終於使二十多個知青沒有成為山林中的冰雕群像。
呂平未能挽救所有的人。一個叫倪少興的青年被壓在突然落架的地窖子裏，他成了火中的鳳凰，飛上了天國。為了救他，一個叫王新民的青年燒傷了手。
呂平和王新民都沒有成為英雄。那場神秘的山火，成了一個疑案。所有的受害者都成了懷疑對象―那是一個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歲月。大家都受到審查，化為灰燼的倪少興最為可疑―他為什麼穿好了衣服，連鞋拉帶都係好了，卻不跑出來？那些日子，小呂平總是瞪著大眼睛發呆，有時半夜裏嚇得哭醒，她夢著自己被戴上手銬、押上警車……
在清理火場時，人們在火場附近的雪地上發現一簇簇的黃色小花，淡淡的，但在白皚皚的雪地上很顯眼。明白人說，這是冰淩花。那是我第一次看見冰淩花，我小心地采了一枝，夾在我的筆記本裏。
後來，呂平病退返城了，寒冷和潮濕使她的腿都變型了。她想悄悄地走，可那一天早上，全連人都跑到公路上為她送行。汽車剛一開動，大家都哭了。那一天，也下著雪，很大，後來又下了雨。
我和呂平同在一個城市裏生活，可二十多年，竟沒有和她見麵的機會。茫茫人海，何處找尋？
呂平，你好！
(1993. 10)
關於死的故事
死亡不屬於生機勃發的青年。
然而他們死去了。在那特殊的年代，在北大荒的風風雨雨中。盡管死亡是經常發生的，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可是他們的死，是否死得其所，時常使我苦苦地思索，夜不能寐。更讓人不安的是，他們的冤魂還飄蕩在山林和原野之中，找不到安托之處。
在這裏我記下兩個故事，寄托對亡友的哀思，權當一束慰藉他的魂靈的紙花；同時我也想警示後人，讓那過去的年代不再重來。壯麗的死
他的死的確很壯麗。
1969年5月，早春的興安嶺剛剛脫去白色的冬裝披上綠色的新衣。在密林深處的一個兵團連隊，正執行搬遷的任務―把木刻楞的營房拆掉，然後把搭房子的原木抬上汽車，拉到新的營地。
他個子不高，很瘦弱，總是用笑眯眯的眼睛望著別人。他是這群知青中的老大哥，也不過二十五六歲的樣子。他畢業於東北農業大學，和大家一樣都是接受再教育的兵團戰士。這一天，他和大家一起抬木頭裝車。在汽車即將裝滿的那一刻，他輕盈地跳上車，要關上車廂板。然後，不幸的事情發生了。已經削去皮的樺木本來就很滑，再加上下雨就更滑了，在關上車廂板的時候，原木突然向下滑動，而車下正站著六個抬木頭的知青。這一切全被站在車廂邊的他看在眼裏。他突然向滾動的原木撲去，企圖阻擋將咒六名知青於死地的滅頂之災。在那千鈞一發之刻，他大呼一聲：快閃開！這聲音如驚雷一般，全無平時的細弱。在車下的知青驚閃退後的一刻，他和原木一起滾落下來，一根很大很重的原木壓在他的胸口，他緊緊地抱著那原木。血從他的嘴中湧出來……他再也沒說一句話。
那一刻，雨停了，天也晴了。太陽透過樹林把一束束強光像舞台的追光一樣照射在他的身上。嚎哭聲打破了山林中長久的寧掙。
當我從營部趕來時，他已停放在鬆枝搭成的靈棚中。他的臉上沒有痛苦，還是穿著他平時愛穿的退了色的軍裝。他的周圍擺滿了女知青們從山上采來的剛開的紫色達子香花。我哭了，我想起，我們一起躺在土炕上，在黑暗中朗誦郭小川的“大風雪歌”；我想起，他在我們屋子的窗台上擺滿了木盆，裏麵長滿綠茵茵的苗；我想起．我們一起組織營部知青的大合唱，他領誦，我領唱……
葬禮在營部前的那片白樺林中舉行。他的弟弟和他的未婚妻從伊春趕來了。他的弟弟比他高壯，像一個男子漢一樣默默地流淚；他的未婚妻，哭得沒有站立起來的力量，兩個女知青攙扶著她。全營的戰士排著隊，每人向他深深的墓穴裏扔下一鍬土。那一天陰沉沉的，山林裏起風了，呼嘯著好像在嗚咽。
那之後，我去了他的母校伊春第一中學、東北農學院，他的老師都說他是一個品學兼優的好學生，為他的死而可惜。我去看望了他的年邁的父親和母親，他們流了許多淚，說自己的孩子為了救別人而死，死得光榮。他的弟弟到山上采回鮮蘑菇，用雞燉了給我吃，說他哥哥最願意吃這個菜。我沒有去看他的未婚妻，不願意再打擾她剛剛平靜的生活。回來後，我寫了長長的報道《為人民獻青春我心甘情願》，它發表在《黑龍江日報》、《黑龍江青年報》和《兵團戰士報》上，兵團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全兵團向他學習，省政府追認他為烈士。
在那篇報道中，我寫他舍身忘死的壯舉，我寫他積極要求下連隊鍛煉改造自己的思想，我寫他像大哥哥一樣關心知青，我寫他一次次地為了工作推遲婚期，我寫他犧牲的那一天早上，拿出一塊準備結婚做被用的花布請一個女知青給連隊每一個人做一個牙具袋
可是，我沒有寫這個悲劇的發生完全是一個人為的事件。屯墾戍邊的兵團連隊毀林開荒，在附近林場的地界裏蓋了房子。在土地糾紛中連隊敗訴，不得不搬遷，在搬遷中發生了這個悲劇。他是這個悲劇的犧牲品，盡管他成了讓人敬重和學習的英雄。我也沒有寫，一個學術造詣很深的農學係畢業生，整日裏無所事事，隻好在宿舍的窗台上進行他的栽培試驗，他不得不要求下連隊再鍛煉，在送別的路上他對我流下憂傷的眼淚。我也沒有寫他時刻掛念著未婚妻，渴望早一天回家完婚，卻不好意思請假，也沒有人關心他的婚事……
我在想，如果他不死，也許早就成了農學專家，也許早就當了農場的場長……
他所在連隊的知青們愛他，自編了一部歌頌他的歌劇，在許多兵團連隊演出（這個劇的編劇和主演現在哈爾濱一家大賓館當總經理）；他們也舍不得他，在連隊整建製地南遷的時候，他們把他的墳也遷走了，又埋在新連隊附近的山坡上，每到忌日和清明，都為他掃墓和燒紙。現在這些知青都回到了自己的家鄉，而他還孤零零地留在那個小山坡上。還有人為他祭掃嗎？
親愛的戰友，你們還記著他的名字嗎？
我還記著：金學和。死於1969年5月28日。悲慘的死
他的確死得很悲慘。
大約是在1969年的秋季。
早上，我被撕裂人心的喊叫聲驚醒。
“有人上吊了！快救人哪！＂
我衣衫不整地跑出來，跟著許多聞聲趕來的人向營部後邊一片新蓋的房舍跑去．跑近一看，一個人吊在房框子上，身體靜靜地垂著，頭仰著，臉紙一樣的白，舌頭沒有吐出，眼睛睜著，無神地注視著房後的那一片白樺林。
“快摘下來，堵住嘴別泄了氣，堵住屁眼……！”明白人指點著，卻不敢上前。
那時，我很勇敢．我衝上去，抱著他的腿往上舉著，以解脫脖子上的繩子．他的腿很涼，但沒有硬，褲子、鞋、襪子很整潔。又有人爬到房框子上把他放下來。我們把他放平在地上，明白人指揮我們給他做人工呼吸。我上下拉動他的手，壓他的胸腔，他重重地吐了一口氣，就再也沒有動靜了，慢慢地僵硬起來。營部的醫生又為他打強心針，用氨氣熏他……一切努力都是徒勞的，他還是死去了。他被草草地安葬在一片白樺林裏。他沒有換新衣服，他的棺材很薄很窄，這是連隊的小木匠急急忙忙為他打的。沒有舉行葬禮，也沒有人為他送葬，他的哈爾濱家裏沒有來人，他的女朋友也沒有來。
這一切都因為他犯了“罪”，他正在接受審查，他是“畏罪自殺”的，他的死是比“鴻毛還輕”的．
他也是哈爾濱知青，比我們早兩年來到這片密林深處的荒原，和一百多個知青開荒蓋房，建成了這個“哈爾濱青年農場＂（後來收編為兵團的一個營）。他沒有成為“開國元勳”，卻犯了錯誤，他和另外七個知青被定為“八哥們流氓集團”，他們的主要錯誤是聚在一起稱兄道弟，打拳練武，喝酒抽煙。他在其中排為二哥，也不過二十歲左右．這幾個人都服他：人長得精神，講義氣，還善於吹笛子。傍晚時分，他們常躺在白樺林的草地上，聽他吹“蘇武牧羊”，吹“滿江紅”，然後大聲地唱歌，唱“春季到來百花開，大姑娘窗下繡鴛鴦”、唱“送君送到大路旁”，唱“嗬，到處流浪”，當時這些歌曲都是“黃色歌曲”，這無疑使他們錯上加錯。不過知青們並不恨他們，還有人愛上他們。有一個哈爾濱女孩兒，愛上了吹笛子的二哥。她是這個農場的才女，人長得漂亮，還會寫文章，她發誓要寫一部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小說，而且寫了十多萬字了，他和她的愛情自然是其中的主要篇章。
為了改造和教育“八哥們集團”，總是給他們派很重的活，伐木、挖井、挑水，他們有的是精力，幹得有滋有味，並沒有消沉．然而突如其來的政治運動把他們逼上了絕路。當時黑河地區開始了以深挖“蘇特”為重點的清查運動。軍分區的一個領導開大會說，“黑河地區有一個加強師的蘇修特務”。於是開始了挖地三尺的運動，連我們這個知青農場也沒有幸免．農場一個姓架的“二毛子”老太太被懷疑為對岸派來的情報員，而“八哥們”可能是她發展的小特務―因為他們喝酒時說過，“將來有錢了，到對岸去看一看”。這樣一來老親太太被抓了起來，“八哥們”也被隔離審查了。老架太太挺刑不過，用罐頭碎片破腹自殺了，“八哥們”成了重點，不分晝夜地提審，然後就是更重的勞動。然而他們實在說不出自己是怎樣當的特務。愛吹笛子的老二不哭不鬧，也不亂說，隻是默默地挺著忍著。他盼著，她能來看他，然而她沒有來，也許是不敢來，也許人家不讓她來。
他終於盼來了她的一封信，一封長長的信。信的內容不得而知，也許是勸他認識錯誤，坦白交待；也許是宣布他們愛情的終結……也不知道這信是自己要寫的，還是別人要求她寫的。
看完信之後，他默默地哭了一場。哭完之後，他拿出僅有的十幾塊錢，讓看守他的一個小知青到小商店買了罐頭，然後他請關在一起的小哥們吃了一頓飯。當時他沒吃多少，隻是平靜地望著大家。天黑之後，他整理自己的東西，又換了一身幹淨的衣服後，就躺在自己的鋪位上了。天亮之後，人們發現他沒有了，後來在那間新蓋的房框子裏找到了他。
在度過一個漫漫長夜之後，大約是在黎明時分他離開了這個冷酷的世界。唯一能維係他希望的愛情線也斷了，他沉落了。．
他的死幾乎使她喪失了活下去的勇氣。以後她病退返城了，消逝在茫茫的人海之中，再也沒了消息。
沒人追查他的死因，過不久人們漸漸不再提起他了。那個時候，死個人，就像無邊際的白樺林被人砍去了一棵樹，並沒有人注意。
後來，我所在的營全撤走了，沒有人為他遷墳，即使想遷也找不到了，當時沒留下任何標記。
二十多年過去了，我還記得他的名字，也還依稀記起他女朋友的樣子。不過，我不想說了，怕引起他們的親人的痛苦。
有機會，我要回到那片白樺林中看一看，在林中開滿鮮花的草地上灑一杯酒……
(1994-2)
遲到的懷念
我們離開北大荒已經十多年了。
可是他永永遠遠地留在了那片黑土地上。
如今他的墳和碑也被荒草深深地掩蓋了。
留給我們的隻有遲到的懷念。
我和他在一個地方下鄉，都是六六屆老高三的，他小學和初中在上海讀的，高中畢業於九中。他比我們早兩年來到這大小興安嶺交界的密林深處，參加了創建這個農場的最艱辛的勞動。因為他是“開國元勳”，我們這些後來人對他很尊重。他個子不高，胖乎乎的圓臉上掛著一副高度近視鏡。他言語不多．，見人總是先笑，很儒雅的樣子。他衣裳很破舊，上麵沾滿泥土．顯得很勞碌。和他一起來的同誌都說他很能幹活．不怕吃苦。我和他不是一個連隊的，隻是擦肩而過的時候相視一笑而已，好像一句話都沒有說過。
我和他最後一次見麵是在1969年春天，那時珍寶島已經打響，地處黑龍江邊的我們那裏已進入緊張的戰備狀態。我們這些熱血青年義憤填膺，已作好了為祖國獻身的準備。可是一部分青年因家庭或親屬有“政治問題”被遣送到內地農場，這無疑對他們是個沉重的打擊。他就在被遣送之列，據說因為他的父親是偽官吏，他的姐姐姐夫都是技術專家，當時都被審查。那一天下著雨，我們為他們送行，大家像生離死別一樣痛哭不止。他沒有哭，夾著一個小行李卷上了汽車，臉色憂鬱地望著遠處黛色的山林。
一年以後我也離開那裏到兵團報社工作．後來聽人說他死了，是在一次打井的意外事故中，怎麼死的不得而知。當時我難過了一陣，後來逐漸淡忘了。一晃十多年了，連他的名字也記不起來了。
為了實現為留在北大荒的老知青寫一部書的夙願，今年夏天我又回到了錦河農場，當時我們下鄉的哈青農場和後來他被遣送去的馬場都已劃歸了這個農場。我在翻看場史的時候，在革命烈士的章節裏發現了一個名字：閻啟庸。啊，就是他！我的眼睛被淚水模糊了。
那悲壯的一幕發生在1970年2月20日。閻啟庸和三個青年執行打井任務，當挖到六米深的時候碰到了岩層，需用炸藥爆破。閻啟庸領著17歲的鶴崗青年高雲雷背著包紮好的炸藥包下到井底。他們仔細地埋好炸藥，閻啟庸又認真地檢查了一遍，然後被搖了上來。正在井下的高雲雷點燃導火索後，閻啟庸又和另外兩個青年迅速把他用轆護搖上來。當他解開繩子離開井沿時，腳下一滑又掉進井裏。這是千鈞一發之際，導火索在絲絲冒煙，摔昏的高雲雷危在旦夕……閻啟庸毫不遲疑地抓住轆護上的井繩就往下滑．這時井下煙霧彌漫，也許他首先想到的是拔掉導火索，但是沒有實現。他馬上用繩子拴住了高雲雷的腰，拚命呼喊井上的人快搖轆護，他雙手托著小高往上舉。當小高就要離開井口的那一刻，井下驚天動地的一聲巨響，沙石和炸碎的閻啟庸的軀體從井口噴出，染紅了那一片土地。高雲雷和戰友們得救了，而他永遠地溶化在這片黑土地裏了……那一年他25歲。
閻啟庸的二姐閻啟芳來到連隊處理他的後事。全連的青年都哭了，他們說，啟庸是我們最好的哥哥。他們對二姐說，冬季上山伐木，他總是把工具扛在自己肩上，來回七十裏路，他的衣服都被汗濕透了，晚上我們都睡了一覺了他還在為我們磨鋸。春天蓋房子，他下到沒膝深帶冰碴的泥水裏攪拌。關節炎犯了，疼得睡不著覺，他用烤熱的磚熱敷。第二天照樣跳到泥水裏幹活。他曾把溫暖舒適的鋪位讓給身體不好的同誌。他曾用自己省下的錢買奶粉送給生病的戰友。他給我們許多人補過衣服修過鞋。有時吃飯班裏分的菜少了，他拿了一份幹糧便悄悄退到一邊去吃，把菜留給別人。出事的那一天中午，他也沒吃菜，拿了兩個饅頭提前來到了工地……青年們哭著說，姐姐你不要難過，啟庸不在了，我們都是你的弟弟！
啟芳對大家說，弟弟從小就是這樣助人為樂。他在上海讀書時，我們住的四川北路有條小巷地勢低，一下雨那裏的水沒膝深，當時隻有十一二歲的啟庸，總在那裏扶老年人過路，背小同學過水。在新滬中學讀初中時，一天晚上風雨交加電閃雷鳴，他爬起來就往學校跑，回來時澆成了落湯雞。第二天，學校出早操，全校集合，老校工走到他的麵前說：“就是他！”他紅了臉。校長當著全校同學表揚他昨天晚止把學校所有沒關的窗子都關上了……
閻啟庸是為保護戰友而壯烈犧牲的，但是當時沒有得到應有的評價。隻是簡單地開了個追悼會，就被草草地埋在了連隊附近的一片樹林裏。基層組織不斷向上級反映閻啟庸的事跡，要求追認革命烈士稱號。經過五年的努力，1975年11月11日，省裏下達了批準閻啟庸同誌為革命烈士的文件。當時已經查清，閻啟庸的父親閻伯時先生是一位進步人士，他在擔任蒙江（現靖宇縣）縣長時曾為楊靖宇將軍的部隊資助過軍用物資。因日本侵略者的追捕，他隻身遠逃蘭州，客死異鄉。
盡管百分之九十多的知青都走了，但是農場的職工沒有忘記閻啟庸，他們把他的事跡寫進場史，印成材料教育後代。農場醫院的醫生郝文東曆時十餘年收集閻啟庸的生平事跡，並積極建議在場部的錦山公園為烈士立碑修墓。我這次采訪就住在公園旁。這是一座小山，綠樹蔥鬱，亭台樓閣掩映其間，山頂有一個當年知青挖的人工湖，碧澈異常。早晨和傍晚山上扯起薄薄的霧靄久久不肯散去。有朝一日閻啟庸能長眠錦山也是令人寬慰之事。
我想到啟庸的墓地祭掃，以寄托我遲到的懷念。陪同的同誌說，山路很遠，剛下過雨不好走。再說，那裏已經沒有人了，很荒涼的。我說，總有一天，我還是要去的。會帶著我的兒子。我會告訴他，這裏埋著一個像你一樣年輕的英雄。也許這個故寸不不該發生，但是英雄的血沒白流―不僅是為了一個人。
(1994.9)
無 花 果
潮起潮落幾多時？
四分之一世紀前，他們隨著幾十萬英姿勃發的知識青年奔向祖國的北部邊疆，用青春熱血融化千裏冰雪，在廣裹神奇的土地上播灑希望的種子。
春去秋來。黑土地由黑變綠，由綠變黃了二十多個輪回。一批知識青年像退潮般又回到曾走出的城市。但是不到百分之五的知青卻留了下來，留在了那片他們曾深深地眷戀的黑土地上。當年他們曾用如花的青春使荒涼的北大荒生機盎然，現在他們正默默地度過長長的無花的季節。
當返城的知青因北大荒的坎坷經曆而接受人們如敬重英雄般的厚愛和尊敬的時候，留在北大荒的知青似乎被人嘴門遺忘了，遺忘在那片遙遠的荒原上。
他們，特別是她們是不該被遺忘肉山路彎彎
她向人們奔跑而來，騎著一匹棗紅色的駿馬，沿著完達山盤旋的山路。春風撩起她的短發，她好像在雲霧中飛翔。
彎彎的山路，好長好長，而它的發端竟是寬寬的長安街．
也許是命運的安排．1965年11月初的那一天傍晚，已經高中畢業於北京師範學院附中並在外文書店工作的郭文魁，鬼使神差地和三個女同學出來散步，從燈市口走到王府井，從王府井又走到長安街，那懸在頭上的標語：“響應毛主席的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竟讓她們心潮激蕩。第二天，她們來到東華門街道辦事處去報名；第三天，竟登上了北去的列車。當火車在鞭炮聲和鑼鼓聲中起動的那一刻，同行的知青哭作一團，而她沒有流下一滴眼淚。
向北，向北！火車汽車馬車，把她送進完達山懷抱中那彎彎的山路的盡頭的雲山農場。她和夥伴們住進推開窗子可以看見遠處的山影和近處的荒原的土坯房裏．她選擇了讓女孩子望而卻步的崗位―當獸醫。她的第一個夥伴就是那匹棗紅馬。她騎著它到場部取藥，在山路上奔跑的時候，她對著大山唱歌和歡笑。在大山的回聲中，她看見了天使般的自己。
然而獸醫這活又髒又累又危險，連魔鬼都不願意幹。給有病的馬作內診，她把整個手臂伸到馬的肛門裏，為此她嘔吐不止，幾天吃不下飯。她還要幹過去隻有男獸醫才幹的活―刻豬。第一次她按倒一頭小公豬，累得滿頭大汗，而且羞紅了臉，拿刀的手都在顫抖。經過好一番磨難，她終於練就了一身好本事，她可以給奔跑的豬打針，給各種大牲畜治療疑難病症，而＃Aid豬是她的拿手好戲，隊裏的職工都信著她的手快心細。她成了遠近聞名的女獸醫。
彎彎的山路好長好長，又灑下她長長的淚水，這淚水是苦還是甜，她一時還說不清。那一年她21歲，他29歲。他是友誼農場蘇聯專家培養出來的拖拉機手，來到她所在的生產隊搞社教。任務完成了，他要走了。隊裏舍不得這個技術能手，他們想留下他，唯一的辦法就是在隊裏給他找一個對象。隊裏的領導想到了她―郭文魁，當時連裏歲數最大的女知青．
“小郭呀，歲數不小了，該考慮個人問題了．”隊長來找她。
“不，我現在不考慮這個問題。”她回答得很堅決。
“早解決好，對工作有利。要聽組織的話。你看友誼來的高本琦怎麼樣，人老實，又有技術。”
·她想起來了，高本琦，那個拖拉機手，不愛言語，幹活有一套．她還知道，他十九歲從山東來北大荒，現在還撫養上中學的弟弟妹妹，心腸挺好．
“你還是考慮考慮吧！”還沒等小郭回答，隊長走了。
第二天，高本琦來找她，給她一封介紹信―介紹他倆到場部辦結婚手續的。她一看，發火了，然後哭起來……
他不知怎麼勸她。她坐在屋裏哭，他站在門口等她。路旁停著連裏送他們去場部的馬車．
一個小時過去了，兩個小時過去了……半天過去了。他在等著，馬車也在等著。她終於擦幹眼淚，慢慢地走出房「｝，、和他一起上了馬車。山路好長嗬，隻有馬蹄的答答聲。大山默默地注視著這個愁容滿麵的姑娘．
在辦登記手續時出了麻煩。辦事人很認真，“你們互相還不了解，怎麼這麼草率就要結婚！”他哭了，男人眼淚很少，但比女人的更有力量。後來上麵的領導也來了電話：“行也得辦，不行也得辦！”當力、事人在他們的結婚證書上鄭重地蓋上大紅的公章的時候，她哭了，她為自己的命運大聲地哭泣，她不知道未來的日子會是什麼樣子。
平靜艱辛的生活開始了。隊裏給了一間土房，他們自己動手建了一個家，兩套行李，兩個板凳，是他們唯一的家當。搬家的那一天就結婚典禮，她買了兩斤糖塊招待知青戰友。老高在地裏收大豆，沒有趕回來。那一夜，她躺在濕乎乎的土炕上流了一夜的淚。
這一切好像天方夜譚，可是在那樣的時代，什麼事情都能發生。
後來她懷孕了，含淚放棄了當了四年的獸醫。再後來她隨老高調到了場部，他在機務科工作，她在托兒所當所長。開始她教這幫孩子唱歌跳舞，以後又教他們學英語。孩子回到家裏嘰裏哇啦說個沒完，家長不明白說的是什麼。他們去問郭老師。她說，你們放心吧，孩子說的是英語，不是罵人的話。
“我們的孩子會說英語了！”家長們笑了，這小山溝的孩子會說英語成了奇聞。她被調到場部中學當英語教師。這一來，郭文魁找到了自己的最佳位置。她初中的英語教師在錫金當過領事，她高中英語教師的母親是英國人。她的英語是一流的。她成為場部中學的優秀教師、牡丹江農管局的優秀教師。1983年，她在場部中學教的高中畢業班有31人，當年高考有30人被錄取，剩下的一人第二年也考取了大學。郭文魁成了當地的教育明星。
這時，她才覺得真正的生活開始了。做為知青，她認為，對黑土地最大的回報最大的貢獻是給北大荒留下文化，這是永久的財富。
已經成了農機專家的老高參加了開發撫遠荒原的戰鬥．他們在人跡罕見的荒原深處建成了一個個墾荒新城。新城發展文化教育需要一流的教師。他們扣下了已經完成工作任務的老高，為了調來英語教師郭文魁。在她沒調來之前，農墾新城為他們家準備了一套新的樓房。她到新城建三江一中工作的第一年就被評為全國農林牧副漁係統的優秀教師。和所有的優秀教師一樣她用自己的愛心和精湛的教學方法，把缺少文化渴望知識的轉業軍人、農場職工和知識青年的後代，培養成國家和墾區建設的急需人才。為了工作的方便，她經常住在學校裏。節假日，她的家裏也擠滿了補課的學生。
在1977年到1978年知青大返城的時候，整個建三江墾區百分之八十的拖拉機沒人開了，百分之九十的學校沒有教師上課了。郭文魁又落淚了，她為自己終身奉獻的上山下鄉運動的衰落而難過。她沒有走，也許是舍不得在農墾新城剛安下的家，也許是舍不得那些和她朝夕相處的學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