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親人在召喚著她，北京的同學在召喚著她。1989年7月她利用假期應邀赴京參加同學集會。在杯盞交錯的時刻，有的同學說：“郭文魁是全國優秀教師是我們的光榮！”有的同學說：“我們不是全國先進，但我們在北京！”
這話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心，她不肯在喧囂的北京多住一天。那一天，同學們都到車站為她送行。本來同學們商覺了，大家想辦法，一定把他們的團支部書記調回北京，可她謝絕了。在列車開動的那一刻，同學們都流淚了，她湧上一股“壯士一去不複還”的豪壯之氣。
那一夜，在建三江賓館我和郭文魁談得很晚。第二天一早上，我在建三江像長安街一樣寬闊的大街上散步，又碰到了郭文魁．她去趕學生的早自習。我想起她騎著馬在山路上奔馳的身影……
她對我說，凡是知青題材的電影電視和文學作品．她一律不看，也不讓自己的兩個孩一予吞。我知道，她的心裏很苦。
風采依然
風雪呼嘯的山林．問蕩著背存的激越旋律。“順山倒唆！”隨著一聲呼喊， 裸頂天譏地的大鬆樹地動山搖般地傾倒下來，卷起一陣雪的風暴。哈爾濱姑娘陳桂花舉著手裏的大鋸和同伴們一起歡呼跳躍。
當暮色沉沉的時候，他們坐上返回連隊的汽車。車在山林中崎嶇的路上搖晃，陳桂花昏昏欲睡。突然汽車向山溝裏傾斜，陳桂花被扣在了車下的雪坑裏。感謝那一截樹樁支撐出一個空間，陳桂花安然無恙，卻從此改變了生活道路。
陳桂花被嚇病了，住進了八五九農場醫院。黃膽性肝炎、風濕性關節炎，一齊向她襲來。她身體浮腫，‘走路的力氣都沒有。這時又從哈爾濱傳來母親因癌症去世的消息，她以淚洗麵，甚至沒有活下去的勇氣。經常到她床前探望的有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王福，他是從部隊轉業來農場的，在醫院當燒水工人。他主動為病人送開水，對孤苦而重病的桂花格外關照。桂花也知道王福剛死了愛人，扔下四歲和35天的兩個孩子。老王的命也真夠苦的了，他的日子也真難呀！桂花也常為他落淚，有時也湧起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情感。
在陳桂花出院的那一天，老王來送她，托她打聽一下，他們連隊有沒有奶粉，家裏的孩子沒奶總哭。幾天後，帶著奶粉和一些孩子吃的東西，陳桂花和一個女知青一起來看王福。簡陋的住房，寒苦雜亂的生活，傲傲待哺的孩子，又一次讓陳桂花動了情。老王不知怎麼感謝兩位知青，到雞窩裏掏出幾個雞蛋，又到園子裏割了一大把韭菜，為她們炒了一大盤菜。天天在連隊喝湯的陳桂花難得吃上一頓炒菜。但是她沒有想到，為了這盤炒菜她付出了多麼大的代價。
正好王福和陳桂花所在的連隊的指導員是老戰友。幾天以後，他來連隊了解陳桂花的情況。指導員說，小陳特別能幹，什麼苦活累活都能幹。身體好時，半天能給食堂挑15挑水。老王又問，她有什麼缺點嗎？指導員說，她脾氣暴。老王說，有點脾氣好，不受人欺負。也許是指導員的撮合，也許陳桂花早就有意，就在王福的這次探訪中，他們訂了終身。當時的陳桂花很現實，對於她這樣的病號，能走出大宿舍，有一個自己溫暖的家，有一個知疼知熱的男人，就足夠了。再說，她真心實意地喜歡老王的兩個女孩兒。
她給哈爾濱的家裏發了電報。家裏馬上回了電報：你若和王福結婚，家裏和你一刀兩斷！
誰也沒能阻擋陳桂花走她自己的路。她很快和王福結了婚。王福請求領導把她調到醫院，結果他們被調到更艱苦更僻遠的連隊。陳桂花靠病弱之軀支撐著破敗的家。她一進門就成了兩個孩子的母親，她精心照料她們的吃穿，像親生母親一樣培育她們成長。怕別人說閑話，她處處小心，寧肯自己多吃苦挨累，也要讓兩個孩子比別人家的孩子更健康更快樂。聽她們一聲聲“媽媽”的呼喚，她不知道是苦澀還是甜蜜。能幹的桂花把王家清苦的日子過得有滋有味．人們仍然可以聽見她開朗的笑聲。大家都說王福真有福份．
三年之後，陳桂花生下一個兒子，分娩時大出血，死裏逃生後卻留下了病根，節育措施失效，她又連著生了兩個男孩。做為一個知青，她也未能走出傳統的羈絆。她和一切多子女的農民一樣忍受了生活的艱辛和苦難。
二十多年過去了，前房的兩個孩子已經長大成人，她又幫助她們建立了家庭。她生的三個兒子也成了健壯英俊的小夥子。過去的日子曾一貧如洗，可是她還是走過來了。1979年父親為她辦好了返城的手續，可為了這個她曾付出巨大代價的家，她沒有走。
陳桂花畢竟是有文化有知識的青年，她不會永遠和千百萬農民過著一樣的日子，她要走和他們不同的路。1985年，農場進行改革，興辦家庭農場。在隊裏，她第一個站出來承包土地，並張羅著要辦家庭養牛場。她連借帶貸準備了一萬元，買回兩頭優質黑白花奶牛。可惜出師不利，三個月後產下一頭牛犢的大奶牛死了，剛生下來的小牛犢也死了，另一頭大奶牛沒有懷上牛犢。一萬元就這樣付之東流了。全家人都傷心落淚了，王福蹲在門口歎氣。陳桂花擦幹眼淚說，我就不信能養活一大幫孩子，就養不活幾頭牛！她打點行裝回哈爾濱，到郊區的養牛戶去求教，又向妹妹借錢買回兩頭奶牛。這回她真下了功夫，全家動手蓋了兩棟牛舍，每天嚴格按科學要求精心飼養。她又養了300隻雞和三頭肥豬。這一年全家收入一萬二千元，不僅還上了借款．還有了零用錢。
一晃七八年過去了，如今陳桂花有奶牛17頭，每天收奶300多斤，固定資產三萬多元，成了隊裏的養牛大戶。農場授予她“養牛狀元”的稱號，隊裏的職工特羨慕她，人們說：“陳桂花真行，生孩子淨是男的，養牛下犢淨是母的！”
連著兩天，我從場部坐車到陳桂花家采訪，都沒有看見她。王福說，她到建三江的農墾中專去看大兒子了。陳桂花家最重要的財產是這個正讀農業經濟的大兒子。她說，要辦家庭農場沒有技術不行。她希望大兒子早一天接她的班。老王招呼正睡午睡的兩個小）L子放牛，他們爬起身，趕著懶散的牛群向不遠處的草灘走去。我看到他們全家擠在一棟牛房裏，一鋪土炕：，‘據一r主要麵積，唯一值錢的是一台不大的彩電。院落裏牛房豬欄雞舍樣樣俱全，園田裏菜果繁茂，一片蔥綠。
陳佳花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富，她們一家剛剛在富裕的路上起步，還要走艱辛的路。
我為沒有麵見陳佳花而遺憾。有人說，陳桂花還是那麼年輕漂亮，四十歲了風韻猶存，兩腮邊的酒窩還是那麼深那麼圓。有人說陳桂花和勞苦的農村婦女沒什麼區別，沒有點知識青年的樣子了。也許不見麵更好，我心中的陳桂花風采依然。奉獻無價
“大煙泡”把撫遠荒原攪得個昏天黑地。拂曉時分，一列由紅色的東方紅拖拉機組成的隊伍開進荒原深處。從拖拉機後麵的木爬犁上跳下一群人來，其中有一個穿棉軍裝的姑娘，狗皮帽子下的臉頰紅撲撲的，眉毛和發梢上掛滿了霜雪。
“我們來了！”她對著迷蒙的荒原大聲地呼喊。這聲音隨著風雪回蕩在無邊無際的雪野上。
二十多年過去了，她還在撫遠荒原上呼喊。不過，那是用現代的傳輸工具―聳入雲霄的廣播電視塔．做為建三江的廣播電視局長，她和她的同事們的聲音的形象經常出現在撫遠大地的千家萬戶的電視屏幕上，每夭講述著黑土地上日新月異的故事。
齊耳短發襯托著她那張堅毅甚至有幾分憂鬱的臉，眉宇間還尋得見當年一個熱情潑辣的天津姑娘的風韻。
楊璐對我說，她是天津女二中“屆高中畢業生，畢業考試時，她的物理考了115分的最高分，如果不是廢除高考製度，她有把握考上一個名牌的理工大學。她的理想是當女物理學家。
她說，她是1968年10月自願報名來北大荒的，本來分配到條件最好的18團，她又報名要去開發撫遠荒原。當時不要女的，她直接找到了團長，不批準不走！因此，她成了18團最早進入撫遠的五個女人之一。
那是1969年2月，仍然是荒原最嚴酷的季節。楊璐和先遣隊在一片樺樹林中安營紮寨―在雪地上支起帳篷，用樺木杆鋪成床鋪，鋪下還是一片雪。用汽油桶做成爐子，整天燒著樺木樸子。一停火，屋子裏和外麵一樣冷。睡覺的時候，都戴上帽子，早上醒來時帽子和被頭上都有霜雪。楊璐她們幾個女知青也住在男宿舍裏―男同誌為她們用葦席搭了一個包廂。大家不放心她們單獨住一個帳篷，怕她們成為黑熊和野豬的晚餐。
當時的生活用水就是雪和冰。楊璐經常跟著馬車到河裏去拉冰塊，然後裝在水桶裏放在爐子上溶化，上麵是水，桶底下是泥和草根子，他們照喝不誤。
楊璐說，冬天倒不怕，夏天最難熬。荒原的蚊子又多又大又狠，讓你無處藏身。那時我已當了拖拉機手，在後麵扶大犁翻地。蚊子把我圍起來，臉上一層，用手一抹，枯枷糊的，疼痛難以忍受，臉腫得變了形，塗上一層紫藥水，演大花臉都不用化妝了。有一次，我開著拖拉機到團裏辦事兒，把人家嚇了一跳，不知我是人還是鬼！
說著楊璐笑了起來。她說，當時沒有食堂，吃飯也在外麵，湯裏落了一層蚊子，閉著眼睛往裏喝，也不知什麼滋味。後來我調到團裏當青年幹事，條件和連裏差不多，也是住帳簿，挨蚊子咬。下連的時候腰裏別一把斧子，一是防野獸，二是渴的時候用斧子在樺樹上砍個口子，喝湧出來的樺樹汁。
“那才是真正的樺樹飲料。不像現在淨是假的！”楊璐又笑了．她的丈夫熊聖武真要開冰箱為我們取飲料。我請他們說一說關於愛情的故事。楊璐說，我們的愛情沒故事。
和當時的知青女幹部一樣，楊璐的愛情也是在組織的關懷下進行的。1972年她已在師部工作了，已經26歲了，組織派一位熱心的大姐開始為她物色對象了。老大姐剛和楊璐一談，她把人家頂了回去。因此她在黨的小組會上受到批評。
後來在組織的安排下，她和熊聖武在辦公室見麵了。他是部隊複員的年青幹部，在師部當通訊排長。這個英俊的四川小夥子很實在。他低著頭說：“你是大城市長大的，在機關工作，文化水平比我高．我是在農村長大的，在連隊工作，文化水平比你低。你一定慎重考慮，我絕不勉強你。”小夥子的真誠，打動了楊璐的心，她真喜歡上了他。這以後她去連隊蹲點，他去修建通往兵團總部的電話線路。幾個月不見麵，他們寫了許多可以公開的情書，談的都是學習體會、工作收獲，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第二年春節，他們回了一趟四川老家就算是結婚了．領導分給他們的一套住房像冰窖，缸裏的水凍成了冰佗，切菜時要帶上手套。後來他們搬回了集體宿舍，原來的住房成了聯絡站―誰有事留個紙條，約定見麵的地點。
他們的小女兒曉津仿佛第一次Au ]關於爸爸媽媽的童話。楊璐拂著孩子的頭說，這些年讓我最難心的是孩子。那些年女同誌懷孕生孩子就像犯了罪一樣抬不起頭來。生老大時，前兩天我還參加刨糞勞動，生怕人家對自己有意見，生孩子的那天早上，我還上班呢！孩子還沒斷奶就送回天津了，晚上拿著孩子的照片直哭。後來又有了老二，有時把她鎖在家裏，有時背著她一起出去開會，一起下連隊。我在省委黨校學習一兩年全是由她爸爸帶著，把她爸爸累病了，在哈爾濱住院，又把她托付給了同誌們。她從小也和我們一起吃了不少苦。現在按著政策老大曉川的戶口回了天津，她在那兒讀中專。雖然有我的兄弟姐妹照顧她，可總是牽腸掛肚的。她難免也有一種寄人籬下的感覺。二十年前我們上山下鄉和父母分離，二十年後孩子返城又和我們分離。哎，我們這一輩子什麼事都趕上了！每次放假，曉川回來和我們團聚，走的時候，小姐倆哭作一團，我們也跟著落淚。今年小川畢業了，要家長聯係接收單位，局裏正搞有線電視台建設，我一時走不開，曉川在電話裏哭，我心裏比她還難受……
我在楊璐家看到曉津的一篇作文―《我的媽媽》：
“我的媽媽是知青，其實她現在也不老。可是她的頭發都白了，白了許多。她總是為工作操心，為我和姐姐操心。我看見過媽媽偷偷地流淚，我心裏很難過……我多麼希望媽媽永遠年輕！我多麼希望媽媽永遠筷樂！”
我也很難過，為我的血肉相連命運相關的北大荒戰友！我畢竟也在那片土地上流過汗也流過淚。同時我也為他們自豪，他們無愧地為共和國的土地貢獻了自己的青春，還在貢獻自己的終生。難道他們不值得我們加倍地關懷和思念嗎！？
無花的季節也結果。這果是用青春換來的，是用愛情換來的。這果長在北大荒的土地上，這果留在共和國的曆史上。
(1994.8)
生活這列火車
這篇稿子是用電腦寫的，追求電腦就是我和我們家這一時期的生活。
電腦是春天買的，386型，單顯的。我不幾天就學會了，開始用它抄文章，後來用它寫文章。太太看著好玩，也學會了，寫小文章，還用它記家庭收支帳什麼的。夏天兒子從國外回來，也迷上電腦，比我學得還快，上機不過幾天，就用它寫日記，也給報社寫了幾篇小文。後來他又從同學那裏借來幾張遊戲盤，一用不行，我的電腦是單顯的，容量太小。在他的慫恿和逼迫下，秋天我又花了3 000多元，換了彩色屏幕，加大了容量。這下子電腦的功能大大增加了，版本換了新的，字體也豐富了，連各地的通信編碼、火車和飛機的時刻表內存都有，各種遊戲卡都可使用。這樣一來，白天我在家用電腦輕鬆愉快地寫稿子，晚上兒子用它寫文章，太太和它下圍棋。她下棋時全家圍觀，電腦不愧是鐵麵殺手，落子又穩又狠，常使太太手足無措，她不肯臣服，連使絕著，電腦也因無計可施而低頭認輸了。兒子又說了，這個電腦檔次太低，應該換486型，還有繪畫作曲等多種功能．於是全家開始為下一個目標而奮鬥，生活也變得前程似錦了，也變得趣味無窮了。
什麼是生活？我翻遍生活的詞典，真是見仁見智。叔本華說，人類生活必定是某種錯誤。愛默生說，生活就是聰明人的喜慶日。羅曼·羅蘭說，歸根結底，生活是一場戰爭。按著《辭海》的解釋，生活是人的各種活動。列夫·托爾斯泰說過：“人在活動中，總要為哪種活動設想一個目的。”而高爾基說得更明確：“生活的意義寓於美和追求生活目標的力量，而且，應當使生活的每一時辰都有崇高的目的。”
我以為，生活就是實現某種欲念的過程。高一點說，欲念就是理想，通俗一點說，欲念就是老百姓說的“念想”。大人物有大人物的理想，小人物有小人物的念想。大人物的理想可能是為偉大的主義而奮鬥，為天下勞苦大眾謀幸福，也可能是為了謀取更高的職務，享受更高的待遇。小人物的念想可能很現實，一般是多掙錢快發財買彩電買冰箱買房子讓孩子進重點學校給兒子娶媳婦之類。無論是理想還是念想，都是一種動力，一種生活的動力。為此人們忙碌著，掙紮著，抱怨著，欣喜著，彙成了永不停息的生活之流。滾滾紅塵，芸芸眾生，概莫如此。也有人厭倦了生活，他們在尋找世外桃源，像陶淵明一樣。其實他們還是沒能走出生活·，世外桃源也是他們的生活理想。隻有那些自殺身亡的人才離開了生活，因為他們萬念俱息了，沒有了生活的動力，活著也沒有什麼意義了。
“生活不是一條人造的運河，不能把它禁錮在幾條規定好的河道之中．隻要我們在自己的生活中看清楚了這一點，我們就不會受任何謊言的欺騙了。”這是泰戈爾說的。我想，無論人們為什麼理想和念想而生活，隻要不違反法律，不侵害他人的利益，都應該得到尊重，讓他們自由地生活下去。為當官而生活，為發財而生活，為愛情而生活，為當名人而生活，為將來有一座小洋樓和一部小轎車而生活，為娶一個最漂亮的姑娘生一個最聰明的孩子而生活……這一切都是正當的，無可厚非的。過去我們為人們隻設計了一條生活的運河，隻樹立了一種生活的路標，結果壓抑了人們的天性，束縛了人們生活的創造性，大家生活得並不太好。當然生活是有高低貴賤之別的。我們用崇高的理想去引導人們過美好的生活，努力使每一個人都成為貴族。而這一切的前提是滿足人們對溫飽的需求，因為“吃飽之後，人和生活都顯得更美好了。”（羅曼·羅蘭）也許我們還應認識到，計劃經濟要求人的生活方式的單一化，而市場經濟要求人的生活方式的多元化，這是客觀規律。我們應該尊重和理解大家對不同生活方式的選擇。比如，我們家認為晚上在家玩電腦很開心，別人家認為去KTV包房唱卡拉OK更快樂，這是再自然不過的了。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活法。
生活像一列坐滿乘客的火車，有人坐軟臥，有人坐硬臥，有人坐硬席，有人擠在過道裏，可每個人都記著自己要到達的車站，或是輝煌的大都市，或是清靜的小村落。正是為了自己的目的地，他們才上了這列車，這列車因為能到達這些目的地也才有意義。每一個乘客都希望這一列火車安全正點，滾滾向前。
(1994. 11)
假如人也是假的
我們簡直陷入“假”的怪圈和患了恐“假”症。
吃怕是假的。有人往豬肉裏注水，“名牌”肉腸裏灌的是痘豬肉，礦泉水裝的是自來水，花花綠綠的兒童食品摻有大童的色素，連滿街的羊肉串有的也是死貓爛狗肉烤的。最可怕的是有的藥也是假的，不治病反致命……
穿怕是假的。幾乎所有的名牌都有假冒的：“名牌”皮鞋穿不上幾天就掉底；外國“名牌”西裝是在中國的農村的土屋裏生產的．穿不了幾天就現了原型；塞滿茅草的鴨絨服賣到俄羅斯去，俄國人憤而抵製中國貨……
用怕是假的。家用電器有假的，化妝品有假的，假電器電死人，假化妝品使美女毀容的事已多有發生；也有讓人悲喜交加的事，喝農藥自殺，喝了幾瓶人也沒死，因為農藥也是假的。
製假幾乎成了浩大的“群眾運動”，製假甚至成了“政府行動”，製假煙假酒的工廠遍地開花，製假者大張旗鼓，製真者步履維艱；假藥一條街、假貨一條街唐而皇之地營業，你要打假，卻難上加難，因為站出來保護的往往是當地政府，這個政府也是假的了，因為它已不再保護人民和國家利益了。最近揭露的棉花產區銷售棉花大量摻假的觸目驚心的事實，讓國人怒不可遏，也在全世界麵前大大丟了臉。人們在想在中國還有多少東西是真的，和中國人作生意還有把握嗎？於是有人說，在中國隻有騙子是真的。
這真讓人悲哀！
為了打假，我們發起了卓有成效的“質裏萬裏行”活動，利用輿論公開揭露造假現象，群眾無不拍手稱快。有個朋友說，應該進行人的質量的萬裏行，我真怕中國人也都變成假的和劣的！這真是振聾發饋的意見！
我們這個質量萬裏行的時代萬萬不能忽視了對人的質量的關注。人是生產力的第一要素，人的質址決定生產的質量，也決定著社會的質址。中國大覺存在的產品質址問題大概最主要的是中國人的質量問題。這是一個難以接受卻是客觀存在的問題。五千年的古老文明並不能掩蓋中國還有幾億文盲的恥辱，四十幾年的社會主義教育（有許多是不成功的）並沒有克服許多人的自私自利和道德品格低，更令人遺憾的是我們的許多公職人員假公濟私缺少人格力星。也許有可以原諒的原因，過去中國人太窮了，窮怕了。現在要富起來，有些不擇手段，不顧法紀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不也是這樣嗎？我想這不能稱其為理由，別人為了發財殺人，你也殺人嗎？資本主義列強還侵略和掠奪殖民地，你也要侵略和掠奪嗎？時代畢竟前進了．我們不能走人家的老路。更不能忘了我們要搞的是社會主義的現代化。
社會的富裕和發展當然是以一部分人為先導的。對於先富起來的人我們並不嫉妒，但是對這部分人的質量不能不表示憂慮。“為富不仁”幾乎是一種普遍的現象，一部分的富人和“假冒富人”的窮奢極欲敗壞了社會風氣，對金錢的畸型崇拜使世風日下。在當今，一個人可以一夜之間成為富翁，卻一輩子也成不了貴族。而中國的希望是使更多的人成為貴族―高貴的民族，具有高度文化高尚品格的民族。
中華民族在人類曆史上挺身站立，不僅要靠富裕，還要靠文明。
過去我們把意識形態的鬥爭極端化，忽視了物質生產，使國民經濟幾乎到了崩潰的邊緣。現在如果我們把物質生產極端化，而放鬆精神文明建設，也可能使國民的道德和文化退到崩潰的邊緣。這絕不是危言聳聽。小平同誌已多次告誡我們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要兩手抓，不能一手硬一手軟。這無疑是關於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囑托。精神文明建設的終極目的是培養一代新人，有了高質量的人，就有了高質量的生產，就有了高質量的產品。而一切社會生產的目的還是為了人，為了人生活得更美好，更高尚。所以，為了中國人民的長遠利益和根本利益，我們在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抓緊經濟建設的同時，不能不高度重視用科學的理論武裝人，用正確的輿論引導人，用高尚的精神塑造人，用優秀的作品鼓舞人。全社會都應理解尊重支持理論工作者、新聞工作者和文藝工作者的工作。
(1994-8)
酒殤
人吃五穀雜糧，哪有不得病的，何況官乎？但是官者，執掌權力，負責百姓，重任在肩，如果有了病那就非同小可了。所以專門開設幹部病房，裝備精良．配備名醫，為相當級別的領導服務，也在情理之中。本人濫竿充數，也有幸享受這種待遇。偶有小疾，也前往問醫。有一日心血來潮，想作一番全麵檢查，也好享用B超腦電之類。在作B超時，隻見醫生拿一儀器在腹部按摩，旁邊的顯示器上便可看見腹內器官的狀態。’這之後，醫生在我的診斷書上寫上了“脂肪肝”和“酒肝”的結論．我不禁疑惑起來，這“脂肪肝”還有可能，這“酒肝”就有些那個了―因為我不勝酒力，平時不喝酒，非喝不可的時候，也經常弄虛作假，攝入量微乎其微。我便和醫生申辯．剛說幾句，那廝便說，你們這級幹部哪有不喝酒的，現在當官的有病，不是累病的，而是喝病的。於是他例舉大量事實，來說明自己的“科學結論”．
烏呼，當官者有病，不是累病的，而是喝病的！我無法相信這個結論，卻不得不承認許多事實。中國官場酒風之盛，舉世矚目。過去報刊有載，中國每年公款吃喝吃掉1 000個億，又有消息說，據國家統計局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調查，僅1993年上半年，政府部門和各級國營企業的“公款招待吃喝玩樂的應酬費就超過了1 100億人民幣”。大吃大喝使國家損失大量物質財富，這令人十分痛心，也正在損害廣大幹部的肌體―中國更重要的財富，這當然也令人痛心。某某官員酒場畢命（當然還有許多英勇獻身的陪酒員），某某官員因喝酒太多引發心血管病和腦血管病而英年早逝，這早已不是什麼新聞。每當聽到這樣的消息，我的心裏都有一種說不出的滋味。
我十分同情那些因酒而傷的基層幹部。真正嗜酒如命的畢竟是少數，許多人喝酒純粹是為了應付上級，為了應付各方麵的關係，甚至是為了當地人民的利益，他們不得不酒場衝鋒，舍生忘死。因此而積酒成疾就令人感動了。有朋友下派到縣裏當副職，兩年後帶著一身病回來了，他也說不是累病的是喝病的。因為他住單身，陪酒成了他的主要任務，有時一天三頓，一頓應酬好幾夥。他說在縣裏當幹部一個主要任務是陪酒，沒有一定酒量的，最好別進班子．從他苦澀的幽默中不難看出，喝酒已經成了基層幹部的一個很大的負擔。有酒噴為證：“喝壞了黨風喝壞了胃，喝得小肚往下墜，喝得老婆背靠背……”
和這句相接的還有一句：“老婆去找xx委，xx委說該喝不喝也不對。”現在似乎有一個錯覺，好像不喝酒就難以表達熱情，就難以引來項目引來外資。其實也不盡然。有這樣兩個例子：一個外商要在一個企業投資，企業領導魚山肉海大肆招待，酒後無德胡說八道．外商認為這個企業的浪費太大，領導人素質太差，給他們投資不放心，於是撤走了。一個海南的企業家要在一個貧困地區上一個項目，當地領導設宴款待，為他一個人擺了好幾桌，來作陪的都是領導的三親六故。這個企業家憤而退席，項目自然也就吹了。
現在好像有一種說法，日子好過了，吃點喝點不算啥．據說韓國總統金泳三在總統府請客也就是一湯一菜一飯而已。他對下屬聲色俱厲地警告說：“我們的人均收入隻有7 000多美元，怎麼能去揮霍享受呢!"中國人均收入多少，據香港報紙說，去年大陸人均生產總值隻有300多塊美元。那麼人均收入就更少了。可是中國官員卻比韓國官員敢吃，大概忘記了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還是一個貧困戶，盡管這幾年有了奇跡般的發展，隻因為我們人口太多，還有8500萬農民人均收入不足300元而不得溫飽。這應了一名老話：越窮越吃，越吃越窮。據說，世界上官員吃喝利害的國家都是一些窮國。
因酒而病的官員並不少見，不過也未必是什麼壞事，有了病，同事、朋友、下屬、關係單位紛紛探視慰問，來者總不能空手，水果點心不在話下，送個“紅包”也不為過。連那些最老實正派的幹部都盼著上司有病，這樣就可以名正言順地略表寸心了。
不過因酒而瘍總是不好，中國的現代化建設需要許多年富力強的幹部。再說有的地方死一個幹部，也會加重群眾的“社會負擔”。
我雖是個無權無勢的虛官，也未能“慎獨”和潔身自好，走出大吃大喝的怪圈，看來染上“酒肝”之類的酒病也是早晚的事，個人倒不足惜，真怕中國因酒而瘍！在中國有過這樣的教訓，《綱鑒易知錄》告之天下：“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也許，這也是祀人優天。有統計說，中國政府從六十年代下發的有關禁止大吃大喝的文件達120多份，1988年以來又有30多份。大概還會有更多的禁酒令。有令則行，才有希望。
據說，現在有些幹部怕大吃大喝得病，已改洗桑那浴和進KTV包房了。這也要注意，別招來什麼風流病。
(1994. 9 )
拆棚子與打屁股
寧靜的周日卻聽到久違的廣播車的喧囂，語調強硬內容卻相當溫和：為了保證居民區的防火安全，限期區內的煤棚子全部拆除，辦事處幫助職工請假，自己不拆被強行拆除的以料頂工。不消幾日，從涼台向下望去，那一片如同舊社會景觀的破爛的煤棚子蕩然無存了。樓群間有了寬敞的過道，環境也變得欣欣然了，居民也好像從沉舊的曆史走出，臉上多了幾分笑意。
那幾日，我看到，一輛輛汽車從扒倒的破棚子裏拉出的是長年不用也永遠不能用的破磚爛木陳煤。我想，如果沒有強製性的拆除，這些破東爛西還要永遠占據我們寶貴的空間，紛擾我們美好的生活，讓我們一天天過著堵心的日子。
人是很奇怪的動物，往往是敬酒不吃吃罰酒。明明是為他好的事，你好說好商量，他吱吱扭扭；你橫一點，來個強製性，他也就接受了，事後他還會心J悅誠服。由此看來，我倒十分企盼著久違的廣播車，我倒歡迎多來點“強製性”―為了我們生活得美好和諧，為了我們家園的溫馨清爽。
到過新加坡的人都讚賞這個擁擠的島國的整潔有序文明高雅。孰不知新加坡的法律多而嚴。多得如網，違法者誰也難以逃脫；嚴得令人望而生畏，至今還保留當眾鞭答和用竹板打屁股的刑罰。前不久一個美國青年在新加坡闖了禍，按新加坡的法律要受打屁股的刑罰。美國人嬌貴，哪受得了這個罪丟得了這個臉。於是美國朝野上下，驚恐不安，連克林頓都出麵說情。好一個新加坡，執法嚴明，不為美國的軟硬兼施所動，還是照打不誤，“啪啪”之聲震動當今世界。打得美國人好心疼，打得世界人民好開心。後來那個挨打的美國青年說，其實也不疼．當然打屁股和其它刑罰一樣隻是一種警戒作用。新加坡人並不想把這個美國人打個皮開肉綻，他們隻想證明他們的法律絕不是一紙空文。新加坡不重人情不畏強權的執法嚴明實在讓人佩服！從這件事大概可以看出新加坡之所以成為新加坡的原因吧！當然打屁股的方法未必可取。
一個成熟健康的國家沒有嚴格的法律顯然是不行的。就說號稱最民主最自由的美國吧，其實那裏是最不“自由”的，法律多如牛毛，你不得不處處小心，否則就要吃官司。就說在公路上行車吧，路旁有速度標誌，快了不行，慢了也不行，你剛一違章，就有警車盯上來，也不多犯話，把罰款單往車門上一貼就走，你要麼乖乖去交罰款，要麼請律師上法庭。官司輸了既交罰款又要付很高的訴訟費。就是總統的小舅子也沒轍。雖然在美國行車很麻煩，但是卻又快又安全。絕不像我們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都在公路上自由浪漫，而車速有時比人速還慢。
和美國等西方國家相比，我們不是“自由”太少了，而是“自由”太多了。無法可依，有法不依，違法不究，執法不嚴，執法犯法的現象像電腦“病毒”一樣擾亂我們的程序，造成混亂和墮落，使我們的日子過得不開心不舒心。
記得中央的一位領導說過，要管好北京非要有“秦始皇”不可。看來要管好我們這個城市，當然也需要“秦始皇”，敢抓敢管，義無返顧，隻要對城市發展有利，隻要對大多數人民生活有利，拆棚子，“打屁股”，在所不惜。麵慈心軟的唐僧可愛，可沒有孫悟空的橫衝猛打，還是上不了西天取不了經。
我們需要敢“拆棚子”，敢“打屁股”的“秦始皇”。不需要心慈麵軟的“唐僧”．管理城市如此，幹其它事業大概也如此吧！
(19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