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到了紅旗是濕的，／它飄動得緩慢，莊嚴，／我看到紅旗仍然是濕的，仿佛千百萬戰士的鮮血至今未幹！
我看到紅旗又是濕的，／它飄動得沉思般緩慢，／它在沉思：有些人曾經在它跟前宣誓，／現今卻背向著它越走越遠"此刻他麵容嚴峻，眼神中閃過一絲優慮。
讓我們記住他的名字吧！
―紅軍老戰士，詩人，吳越。
(1994. 12)
小城故事多
被稱為“塞北小江南”的東寧，是個隻有十幾萬人的小縣。從牡丹江市坐上去綏芬河的火車東行，3個小時後，在小站綏陽下車，再換乘公共汽車南行，爬上陡峭的南天門，穿過林木豐茂的萬鹿溝，透過一層薄暮，就可看見長白山老爺嶺東坡這座寧靜的小城了。
據考古發現，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這裏就有人類活動。渤海國曾興盛一時，後因戰亂又荒涼幾百年。大約是鹹豐10年間，一些闖關東下子（海參）的山東、河北及朝鮮北部的農民，發現了這一帶地勢平坦，土質肥沃，有豐富的金礦和珍貴的人參，便相約來這裏采參、淘金，後來又開荒種嬰粟和糧穀，這些人便成了東寧人的前輩。
當代的東寧人像他們前輩一樣在這片土地上辛勤勞作，不過，他們收獲的不僅有物質的糧食還有精神的食糧．近年來這裏竟出現了一個令人矚目的土著文學創作群體，其成果相當顯赫．他們分別在國家、省級出版社和五十幾種文學刊物上發表了七部長輸小說、二十幾部中篇小說、二百多篇短篇小說和報告文學。
在這層林盡染、五色斑斕的秋季，我來到東寧結識幾位文學朋友，探尋這小城獨特的人文現象。
那位以小說《八百米深處》在全國獲獎而成為專業作家的孫少山，原本是這個縣大肚川公社小煤窯的又瘦又小的“煤黑子”,1960年山東老家的饑餓使親人反目，他一巴掌打了搶鍋底粥的弟弟而自己卻淚流不止。他隻身一人闖關東．因為買不起車票，一路上東躲西藏。他落腳在這片邊塞之地．因為沒有戶口，生產隊不敢要．隻好鑽進地下那伸手不見五指的煤窯。盡管這個山東小盲流幹活十分賣力，還是被人瞧不起。為了證明自己的力覺，他偷偷地寫作．處女作是那篇發表在《東寧文藝》上的《大蔥與蘋果》。他又給《北方文學》寫稿，熱心的編輯價秀珍在那潦草的字跡中發現了他地火一樣的潛能和底蘊。於是孫少山第二次坐火車，第一次買車票．來到哈爾濱，參加《北方文學》的小說班，這之後，才有了他那篇《八百米深處》．才有了他那一係列被評論家稱為“不循舊製，胸懷萬端，縱橫裨闔，造調自如”的“特殊雄麗奇文”。
我來到了孫少山的發祥之地大肚川，除了田原平整．村舍多為紅磚房，農家庭院比較幹淨之外，倒無特殊之處。不過大肚川中學前掛著的“中國硬筆書法家協會黑龍江分會”的牌子，卻使我大為驚訝。走進校舍，隻見走廊兩側牆上掛滿了硬筆書法作品，作者竟多為全國各地的硬筆書法愛好者。鄉文化站的同誌說，他們大肚川發起了全國硬筆書法大賽，這是獲獎作品展覽。因為他們是黑龍江最早組織硬筆書法活動的，所以經北京總會批準，把黑龍江分會的牌子堂而皇之地掛在這鄉野中學的門前。
一陣歡笑聲把我們吸引到操場上，三十幾名衣著漂亮的姑娘正在集合排隊。陪同的同誌說，鄉裏的農民藝校今天開學，這些姑娘都是各村選送的，經過半年聲樂、器樂和美術等專業學習，然後回村當業餘文化活動骨幹的。農民自己花錢辦學培養自己的文藝人才，這使我不禁驚歎大肚川人的遠見卓識，無怪乎這裏出了作家孫少山！鄉裏的同誌說，又有幾個年青人也常在北京的、哈爾濱的刊物上發表小說。他們還引以為自豪的，大肚川還培養了3個市長．現任佳木斯市委副書記、市長周輝春就是在大肚川長大的農民孩子。
離大肚川不遠的道河鄉還有一個趕牛車的農民舒源駿，不到十年竟創作出版了五部長篇小說，其中有一部二十多萬字的《閻寡婦和她的女兒》是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寡言少語、滿臉皺紋的舒源駿是比孫少山晚兩年從山東跑到東寧的，他不僅是因為饑餓。他在山東五蓮縣讀中學時，熱愛文學，和幾個同學成立了詩社，給馮雪峰、丁玲寫信討教，因此惹下禍．他被打成“小右派”，開除學籍。受他的株連，當小學教員的父親被開除公職，他對惹是生非的兒子拳腳相加，舒源駿逃之夭夭，他三下關東（當然也是沒買車票），最後在東寧這片寬厚的熱土上落腳。他先趕牛車，後當了生產隊的會計，又癡迷上寫作一部三十多萬字的《柳樹灣》，使他連續幾年天天在鳴叫頭遍才睡覺，那一尺多厚的稿紙．全是妻子養雞下蛋換的。老家的山東出版社被他感動．要為這個普通的農民出書．無奈中國的政治形勢多變．舒源駿四易其稿，一會兒改寫打熊瞎子一會兒改寫抓特務一會兒改寫揪走資派，一會兒改寫學大寨，剛要付梓出版．“四人幫”倒了．不提學大寨了．幾年的辛苦付之東流，他大病一場。出版社要補償他5 000元，他不要，又躲在濟南的一個小招待所，苦熬3個月，寫出了一部三十多萬字的《三兄弟》。他拿V印好的新書和1 500元（已交了300元稅金）稿費回到家鄉，妻子遞給他5 000元的債單。當他在濟南寫書期間，大女兒得腦炎住院。大兒子得肺炎住院，小兒子被瀝青燙傷住院，妻子為了還帳陰雨天上山采木耳得了關節炎，又有一次坐拖拉機翻車，壓斷肋骨……舒源駿義無返顧，又寫那部《閻寡婦和她的女兒》，為籌集去北京改稿的路費，他賣了他家的那頭可愛的黃牛，又賣了他家唯一的家具那件舊衣櫃……書出來了，卻有一萬冊壓在手裏賣不出去―他上了書販子的當。
有一日，他賢慧的妻子突然要把他正在寫的《濟世怪才》手稿全都燒掉，滅且發誓他再寫一頁她就燒一頁·原來她在《婦女之友》上看到一篇文章《“許茂”老漢最後的日子》，說的是四川農民作家周克芹為寫作而累死的事兒，她怕自己的丈夫也成周克芹。
舒源駿還在寫，在東寧縣一間土房裏，妻子和孩子還在道河的鄉下種地。他現在已經是縣文化館的幹部了，他和孫少山熱心文學創作的事兒，感動了省委書記，縣委縣政府特批他們從農民轉為幹部。縣裏出6 000元給他買了這棟“寫作間”．白天，他到文化館幹點事，打水，掃地，或在舞廳把門，晚上趴在土屋的破桌子上寫作。頭經常疼，他有著兒，把頭浸在涼水裏，不疼了，再寫。他說浸一次，能頂半個小時……每晚還是頭遍雞叫才睡覺。
他對我說：“我不能不寫，要不，對不起鄉親們，我是光棍一條來到這裏，他們不欺生，教會我幹活，幫我蓋的房，幫我成了家。我出去寫書，家裏的事兒都是大夥幫忙，我二小子半夜有病，三個鄉親輪流背著他，跑了40裏山路，送到縣醫院。他們喜歡我寫的書，每出一本書，他們都傳著看，都翻爛了，他們說真有意思，都是咱們身邊的事兒。”
他說，他忘不了為指導他的創作而犧牲自己創作的縣文化館長曹建章，熱心為他排優解難的縣文聯秘書長趙東霄，還有那位恩師、縣文化館輔導幹部白發蒼蒼的莊嚴……
他說，他忘不了各位縣領導對他的關心，忘不了梁縣長對他說的話：“老舒，我真對不起你，對你關心不夠，一天隻抓糧食了．你寫書，也是為黨為人民幹事兒，我當縣長也是給黨和人民幹事兒。可以後我下了台，誰還總記得我。但東寧縣的老百姓可忘不了你，你有書在，你是作家！”
我沒來得及到道河鄉去看一看，聽說那兒很美，清亮亮的小綏芬河在村邊流過，村後是俊秀的紅石鹼子山。聽說道河的莊稼好，種啥都豐收，連在黑龍江其它地方不能長的地瓜、花生，在這裏都果實累累。縣裏的同誌說，東寧鎮、大肚川鄉和道河鄉屬於河穀盆地溫暖區，雨量充足，積溫多，無霜期長。
難得的“小氣候”！
(1991,11)
在那片靜靜的柏樹林
他幾乎足不出戶，住在美國南方那個“郵票那樣大小的”小城附近的一片柏樹林中。他不願意參加社交活動，甚至拒絕尼克鬆總統邀請他去白宮參加宴會。他說：“為了吃飯去白宮實在太遠了。我年邁體豪．不能長途跋涉去和陌生人一起吃飯。”他連文學的沙龍也不肯光顧．他說：“我不是文人，我是個農民。
是的．他像一個農民那樣辛勤地拚種自己的那片土地，在默默中創造了一個驚人的世界。他為人類文明留下了十八部長篇小說，九部中短棍小說集和三部詩集。確立他在世界文學史上的不朽地位的，不是因為其作品的豐厚，而是因為它們的永恒．隨著歲月沙暴的磨礪，它們越來越閃放耀眼的光彩。也就是因為他，在南北戰爭失敗的南方，時常可以抬起頭來；也就是因為他．被商業氣息汙染得渾濁的美國天空，也時常閃放誘人的星光。
他不想看到許多人。而許多人想看到他，特別是在他離開這個世界之後。不管你是什麼膚色，不管你是什麼信仰，凡是熱愛文學的，凡是到美國的，都懷著朝覷的心情．跑到遙遠的南方．跑到這個小城．看一看他―華發濃密，經常叼著煙鬥的福克納。
幾個月前，當美國使館來函征詢我訪問美國的要求時，我毫不遲疑地寫上：密西西比州，約克納帕塔法縣，福克納故鄉。我們是乘飛機從紐約先飛到密西西比州的首府傑克遜，然後坐上汽車北上．去福克納的故鄉的。我們的翻譯吳瑞卿小姐親自開車．她是香港中文大學的文學博士，又是當地有名的專欄作家，對此行當然十分熱心。她的車開得又快又穩。我們跑的是著名的“花園大道”，路兩旁蔥鬱的森林．坦蕩的草灘，森林中稀落而別致的房舍．草灘上悠閑散漫的牛群，還有那像明鏡一樣閃爍銀光的湖泊，都在我們的眼前閃過，我們仿佛在看一部美國南部的風光片。有人說這才是真正的美國。被大都市的繁華的喧囂折磨得很疲憊的人們，多麼需要這大自然的純淨氣息。途中我們停歇在一個不知名的大湖畔．隻見水天相連的湖中有白帆點點，湖畔的鬆林中有長椅和木製的小桌．腳下的草坪鬆軟如毯。我們不便久留，還有更美好的去處在召喚著我們。
在路過坎頓、皮肯斯、威諾納、格林納達這些好像睡去的小城之後，我們迎著朦朧的夜色，開進小城牛津。這時我才知道．“約克納帕塔法縣”是福克納小說中編造的一個地名．他家鄉的名字翻譯為“牛津”。小城確實不大。中心廣場最高的建築，是二層樓的法院，門前立著兩尊塑像。以廣場為中心的十字街上，是一家連一家的店鋪、書店、飯店，這些歐式的建築都被塗成淡雅的米黃色和淺綠色，門前有木製的外廊和古老的立式街燈。也許是為了保護小城的古風，整個城市沒育一座高層建築，廣場和街道上停靠的許多小轎車．大概是小城唯一的現代化標記。小城靜靜的幾乎看不到一個行人。這裏基本是個大學城，密西西比大學牛津分校的師生一萬二千人，還有城裏的九千八百多人，是全城的所有居民。
福克納給小城人帶來驕傲，牛津並沒有表現出對福克納的格外看重。我們在小城裏繞來繞去，找不到福克納故居的標誌。總算憑著一張地圖，我們開進城南的一片很濃密的柏樹林。公路到了盡頭，我們隻好以步代車向林中走去．古木參天，遮天蔽日，樹下是濃鬱的灌木叢，間或能看到不知名的小花，落葉鋪就的小徑，彎曲而綿長。走了大約十分鍾，穿過幽邃的柏樹林，透過樹葉，終於看見一棟乳白色的房舍，這是一棟二層木製小樓，被修剪得整齊的樹牆和木柵欄環圍著，房子的窗戶很大，掩映在婆婆的樹影中。“幽居四畔隻空林，啼鳥落花春意深”。看來福克納有意隱居在這個小城，又躲進這片密林中，他不想讓紛紜的塵世打擾他平靜的生活，他在苦苦地思索著這個世界，編織著自己的故事．他自己就是一個獨立的世界。
房子裏也是靜靜的，沒有人作什麼介紹，大概誰也說不清福克納。福克納想告訴人們的都在他的書裏．據隨手可取的材料上說明，這座命名為“羅灣澳克”的房子，是1848年一個叫羅伯特的農場主建造的，1872年賣給了當地的貝利家族。福克納1930年買下了這棟房子，並進行了維修，一直住到他1962年7月6日去逝。他的最重要的著作約克納帕塔法係列的小說，都是在這所房子裏寫成的。樓下有三間房子，一個圖書室、一個寫作間，還有一個客廳。圖書室並不很大，靠著牆是一排書櫃，旁邊是一個裝資料的小櫃，抽屜拉開著，擺放整齊的卡片讓人看得很清楚，好像他的主人剛剛查找出來。牆上的裝飾畫是他母親的作品。福克納出身在一個有文化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南軍的一個將軍，當年還曾寫過一本很暢銷的小說．在這間房子裏福克納度過了最多的時光。當別人間他：“寫作的最佳訓練是什麼？＂他說：“閱讀，閱讀，還是閱讀。什麼作品都讀―沒有價值的、古典的、好的壞的都讀，看他們是怎麼寫的．就好像木匠向師傅學。讀書！你會吸取到東西的。”福克納隻讀過兩年中學一年大學，博覽群書、廣采眾長使他具備了一個優秀作家的素質，而精細研讀，又使他既學到了先人又創造了自己。他說，他每年通讀一遍《堂·吉訶德》。每隔四五年讀一遍《白鯨》。莎士比亞全集他隨時要讀的．對福克納來說，讀書是他最主要的社會生活。他說看不同的書就像聽音樂，看雕塑，欣賞建築。他不經常走出這間房子，可是他對這個世界的認識和了解，不比任何人差。
我在福克納的寫作間停留很久。這是一間十幾平方米的房子，一台老式打字機放在屋角，旁邊是木製的圈椅，牆上貼著一部書的寫作提綱。就是在這裏，福克納從事著自己創造性的勞動，他的約克納帕塔法世係小說，開了美國小說的先河，其地方感鄉土感和曆史感是獨具特色的。他筆下的白人、黑人、印地安人的生活，不僅是美國南方的，而且是反映整個人類命運的寓言故事．福克納的永恒還在於他不跟潮流跑，慎重地對待新東西，而又著力創造自己的。他運用嫻熟的“意識流”、“時序顛倒”、“對位式結構”、“象征隱喻”等手法，現在還被西方文壇視為“現代經典”，也極大地影響了東方文壇．遠離潮流的人卻獨領了潮流。福克納的成功，在於孤獨寂寞，在於無人理睬，在於冥思苦想。現在世界上再沒出現福克納，大概是因為現在的作家太愛熱鬧，太愛虛榮，太愛金錢和種種物欲。中國再沒出現李白、曹雪芹，大概是因為中國作家太愛當官太愛發財，太愛爭風吃醋，太不甘寂寞了．
“噠噠……”我聽到福克納的打字機在響著，這聲音在這寧靜的樹林中傳得很遠，它似乎在呼喚著什麼。
客廳裏也是靜靜的。簡樸得沒有任何裝飾的長條桌上，擺著兩支紅蠟燭和一個插滿鮮花的玻璃花瓶，桌子旁邊擺著六把硬木椅子．福克納沒有在這裏接待過什麼重要客人。隻有兩次這個屋裏站滿了人。一次是他母親的葬禮．一次是他自己的葬禮。那一天，福克納在林子裏散步，也許他精力用於思索，也許他太累了，他從馬上摔了下來，犯了心髒病．去世了。那一年他六十六歲。他就是躺在這客廳裏的長條桌上和他的親友告別的，他的身旁擺滿了從柏樹林中采來的鮮花。
我在福克納故居前的那片柏樹林中徘徊。當年福克納經常在這片林中散步沉思，或像一個農民那樣幹著零活。大概也會像陶淵明一樣：“晨興埋荒穢，截月荷鋤歸。”林子裏很靜很靜．我突然聽到從遙遠的天際傳來的聲音：
“人是不朽的，並非因為在生物中唯他留有綿延不斷的聲音，而是因為人有靈魂．有能夠憐憫、犧牲和耐勞的精神。詩人和作家的職責就在於寫出這些東西。他的特殊的光榮就是振奮人心，提醒人們記住勇氣、榮譽、希望、自豪、憐憫之心和犧牲精神．這些是人類昔日的榮耀。”
這是福克納在1949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的授獎儀式上講的．因為是從這片靜靜的柏樹林中傳出的，因此具有永久的震撼力。
(1991.12)
我們的皮膚曾有顏色
美國黑人作家塔奧博特一舉成名，是因為他的小說《我們的皮膚曾有顏色》。這是一本暢銷書，曾進了當年美國暢銷書的排行榜，有三十多個國家翻譯介紹了這本書。塔奧博特一鳴驚人，成為美國文學界矚目的人物。
我們拜訪塔奧博特時不是在他的書齋裏，而是美國中南部城市塔爾薩市商會大樓的一間豪華的辦公室裏―塔奧博特還是一家大型運動飲料經銷公司的總裁。他的皮膚不是曾有顏色，而是很有顏色。他是一個血統很純的黑人，頭發濃密．皮膚黑得發亮，留著唇胡，一派大老板的包裝也掩蓋不了他的質樸和真誠。他很熱情地接待了我們。
塔奧博特是黑人奴隸的後代，他的曾祖父就是美國南方的黑奴，他的一家長期住在密西西比河畔的一個小城裏。塔奧博特從小飽受種族歧視之苦。白人的學校進不去，他每天往返100英裏去一家黑人學校讀書。他生活在一個貧苦的家庭，四個姐妹一個弟弟，父母養活一大家人很艱辛。他從小做過許多溫飽的夢，卻從來沒有做過作家的夢。他說，後來他走上文學之路的原因，一是他從小愛看書，每天在上學坐公共汽車時，他讀書，因為路很長，所以他讀的書很多．另外，是因為他尊敬老人，願意接近他們，聽他講過去的許多事情。書讀多了，自己的故事多了，便產生了自己寫一寫的念頭。也許，更主要的原因是他的民族經受過的苦難太多了，他要為自己的民族說話，為自己的家族說話。
他的第一本小說《我們的皮膚曾有顏色》，其實是一本自傳體小說，他寫了他的家族―一個生活在密西西比河畔的黑人家族的曆史變遷。書中發生的故事主要是在作家出生的1945年到1963年期間，這正是整個非裔黑人從長期受壓迫被別人喚醒，而走上自身覺醒爭取民主權力鬥爭的重要曆史過程。塔奧博特說，他是寫他和他的家族怎樣從荊棘遍地中走出一條路來。如果說斯托夫人的《湯姆叔叔的小屋》記述的是早期黑奴被壓迫的曆史，那麼塔奧博特的《我們的皮膚曾有顏色》是現代黑人解放鬥爭的曆史，因此引起讀者的熱情歡迎和評論界的廣泛注意。1989年這部小說出版之後，《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和美國的許多重要報刊和電視台都做了評論，歐洲的許多大學還請塔奧博特去講演―這一切都是他始所未料的，因為這是他的處女作，而且在一家很小的出版社出版的，開始印數也隻有十幾萬冊。但是還是成了暢銷書，與其說這部書的可讀性，不如說是美國社會對黑人命運的關注，對一個民族命運的關注．這也使我們這些來自中國的作家始所未料，原來在美國暢銷的文學不都是色情的商業的文學。
在這本書所得到的所有褒獎中，塔奧博特最看重的是他的家鄉授給他的密西西比州圖書年會大獎。去年10月，他回家鄉領獎，又回到了他度過痛苦童年的那片熱土，他不禁熱淚盈眶。現在他的第二部小說《去北部的最後一班火車》也已經出版了，是寫不甘忍受壓迫的黑人如何北遷尋找新的生活出路的故事。他的第三部小說《當我們的穀物收獲的時候》，也是寫他所摯愛的民族的。巴爾紮克說過，小說就是一個民族的秘史．看來，塔奧博特立誌為他的民族、他的家族寫一輩子曆史了，這也正是他成功的原因。
在美國根本沒有專業作家，像塔奧博特這樣的暢銷書作家，也在下海做買賣。對此，他認為這是很自然的。他說，他的主要精力用在經商上。他的公司有六個股東，三個是全國知名的球星。他說，他們推銷產品的口號是：不僅有營養，還要味道好。現在他們的飲料在全國許多地方都銷售，買賣不錯。看得出來塔先生對他的事業很有信心。他的辦公室很有氣魄，家具名貴，牆上掛著許多名畫，很有藝術氣息，而他的工作人員隻有一人，是個黑姑娘，正在操縱電腦，他說是他的妹妹。我們問，你是個名作家，還有三個球星當股東，這對你的經營一定很有好處？他說，球星還有作用，作家對經營沒有影響。“你如此投入經營，那你什麼時候寫作呢？＂我們問。他說，我每天半夜兩點起來寫作，一直到早上五點，然後休息一下再上班。再有就是在出差的路上寫，在飛機上寫，在機場等飛機的時候寫。“當然，在休息的時候，我還要和我的夫人巴巴拉和十二歲的兒子、五歲的女兒一起去旅遊，我是很愛他們的．”塔先生特意說明這一點。我看到牆上掛著他們一家的照片。在美國，無論多大的人物都喜歡在自己的辦公室掛著親人的照片。他們說，愛家庭，愛親人的人才熱愛社會，有益於社會。
做為同行，我們請教塔先生，在美國一部新書要出版，作家要做什麼工作？他說首先要找一個好編輯，能充分地認識和重視你的作品的編輯；第二，是看出版社能預支你多少稿費，當然是越多越好；第三，是看他們能為你這部書做什麼宣傳，宣傳的效果好，別人才能花錢買書。“如果不介意的話，能否告訴我們，你的第二部書預支了多少稿費？＂他笑著說：“可以告訴你們，那是一個六位數！”六位數就是十萬位數，一部書預支十萬美元，這在中國還是不可想象的。盡管深圳書稿拍賣，說給某作家一百萬稿費，可那也可能是空前絕後的。
“你們可以買我的書嗎？”得過數十萬稿費的塔先生開始向我們推銷他的暢銷書了。12美元一本，這對於中國人來說也是一個不小的數―也就是一本十多萬字的小冊子！盡管不便宜．我還是買了一本留作紀念。他筆走龍蛇地在書上寫上自己的名字。當我們向他贈送一件小工藝品後．塔先生又從抽屜蜓拿出一張他的照片和許多複印的評論文章，贈送給我們―美國作家善於宣傳自己二他們把別人評論自己的文章都準備好，隨時送給別人。但是他們的產品，是要別人花錢買的。
這最後的一幕，引起同行的兩個中國朋友的不快．他們沒有花錢買他的書。我說，慢慢理解吧，這是商品社會，作家也不能例外。他們倆不服，我們是外國朋友，還給了他禮品，他不能贈送我們一本書！
我們還是微笑著向黑人作家塔奧博特先生告別。
(1993.12)
熱愛文學，是為了快樂
訪問美國的諸多活動中．和同行的會見當然是最愉快的了。塔爾薩國際交流組織的朋友理解我們的心意，在安排我們和黑人作家塔奧博特的會見之後，又安排我們會見了當地的兩個作家組織一一“星期二作家組織”和一星期六作家組織”。
那一天塔爾薩商會大樓五樓會議室裏，歡聲笑語不斷。“星期二作家組織”的五位女士和我們歡聚一堂。這一天不是她們的活動日一般是每個月的第一個星期二的下午一點到三點她們才活動。今天，為了接待我們，特意安排了這次活動。這五位貴婦雖然衣著樸素，但從氣質上看都很雍容高雅。按著美國的習慣，我們不好去詢問各位女士的年齡。但我看得出，她們都到了作祖母的歲數了．她們所在的這個作家組織，甚至比她們還要年長。它成立於1934年，創立人是一個女作家，她還是一個小學教員，她的丈夫是當地的石油大王。她喜歡寫騎馬打獵題材的小說。從1934到1972年，她一直是這個作家組織的主席。可惜她的年紀太大了，沒能出席今天的會見．
熱情的美國女士先做自我介紹。瓊莫裏絲，現任的主席，一頭精心修飾過的卷發，白襯衣、米色的筒裙，可能是愛爾蘭移民，像英國女人一樣的高挑的身材。她說，我是寫兒童文學的，我有一個兒童木偶戲團，我也寫木偶劇本，同時為雜誌寫專欄。看來她很忙，當老板，當編劇，還當專欄作家．穿著粉色碎花襯衣的莫蕾斯太太說，她是專門寫神秘小說的作家．出過兩本謀殺案的小說。看著她和善溫厚的樣子，想象不出，她會製造凶險的故事．很高壯的別麗婭太太，穿著白色的連衣裙，眼鏡後邊閃著活潑的目光．她說，我是寫詩的，也寫過短篇故事。我是自己花錢印書，自己賣。這其中，伯萃太太算是資深作家了，她從1949年就參加了這個作家組織。她說她已經出了八本書，都是小說，其中也有兒童文學。最近出版的一本是寫發生在一個印地安人村落的故事，書裏配了許多插圖，很暢銷，最近又要重印。這位有七十高齡的老太太，還穿著鮮豔的連衣裙，她說她已經寫了五十年，還要繼續寫下去。最後一個介紹自己的是海倫女士，她好像比她們年輕一點．她說，我是寫愛情小說的，寫事業和愛情怎麼相結合。她出過一本愛情小說集．
當然我們也做了一些自我介紹。她們對我們的作家組織也很關心，特別了解了我所在的這個地方作家協會。她們對國家出錢供養作家組織感到很驚訝。她們說，這樣的作家組織在美國一家也沒有。我頗費口舌地解釋專業作家和業餘作家的區別，她們也感到不解。在美國一般是沒有專業作家的，每個作家都有自己固定的職業，主要是業餘寫作或者有了錢後停職寫作，寫完了再工作。當然各位女士十分羨慕我們社會主義國家作家的優越．我對她們說，到底誰的優越性多，還很難說。現在中國作家也麵臨自己養自己的形勢了。
我十分關心她們這個組織的經費來源．我想，既然這個組織的創始人是一位石油大王的妻子，那麼這個石油大王一定給她們許多資助。當我把這個問題委婉地提出來後，她們都說，根本沒有，肯定沒有！她們說，我們是靠大家交的會費來開展活動的．會費交多少也沒有固定的數，全憑自願。後來我明白了，她們的作家組織，一不養人，二不養車，開展活動一般都在家裏或在免費的公共場所，出書自己花錢。這樣的作家組織，還有什麼花銷？
也許我的提問衝淡了這次會見的美好的文學氣氛。這時別麗婭站起來為我們朗誦她的新詩《快了！快了！》。這是一首寫給孩子的詩。她朗誦得很動情，言語雖然不通，但詩的韻律，那種音樂美，我們真切地感受到了。吳小姐為我們翻譯了詩的大意：快告訴孩子，他們要知道一切。他們的眼睛是睜著的．快告訴他們，五月的花多麼紅，八月的天空多麼藍，冬天的太陽多麼富有詩意！
我雖然不懂詩，但我覺得這是一首感人的好詩。在中國很少讀到這樣的詩了．我們的一些新潮詩人經常以別人讀不懂他們的詩而自豪。最後別麗婭向我們每人贈送一本她的印製精美的詩集。雖然是英文的，我們會讀懂的―那是她的心意。
這天晚上，我們又會見了一個“星期六作家組織”，顧名思義，這個組織是星期六開展活動的。這一天正是他們活動日，我們趕去旁聽。活動的地點並不堂皇―這是一個體育場的備品倉庫，周圍擺滿了裝體育用品的櫃子。中間擺了一個簡易桌子，每人拿了一把椅子，圍成一圈便開始活動。他們知道中國朋友要來，也沒做什麼擺布和修飾。美國人很坦率很真誠，他們不認為在倉庫裏開展文學活動有什麼不雅，有什麼丟麵子的．如果說，“星期二作家組織”還有些貴族氣息，那麼這夥人就代表普通美國人了。
參加這次活動的有八個人，有必要做些介紹。伯爾，一個壯實的小夥子，有興趣寫曆史方麵的小說，是個會計師。諾利先生，五十多歲，工程師，寫過暢銷的曆史愛情小說．羅伯特，大胡子，穿條格襯衣，建築工程師。他說他隻是愛好寫作。克柯，學者風度，當地物理協會的公共人員，到北京參加過學術會議．他愛寫小說．對美國六十年代的故一事有興趣。沙姆先生，穿深藍色的T恤衫，退休的商人．熱愛文學40年，出版過兩本書，都是國際間諜題材的小說。還有三位女士。盧希，滿頭白發，穿花團錦簇的上衣，退休的醫務工作者，寫詩也寫小說。年輕漂亮的海各，是個大學生。她說，我寫過書，沒人出版，現在正寫第四本。南希太太，運動員式的短發、短褲，她說她是專門寫西部牛仔故事的，寫過一部書．沒人出版。她的本職工作，在醫院管人事。
這次活動的主要內容是討論盧希的一篇小說。先由海件替她朗讀，大家聽得很認真．吳小姐同步翻譯，使我們明白了這個故書的梗概：一個家庭正過感恩節，突然傳來不幸的消息，一個在外打獵的兒子，因槍走火，受傷身亡，全家悲痛欲絕。海價讀完．大家開始討論。美國人確實坦率，當著外國人的麵把這位銀發老太太的小說說得一無是處。盧希倒是很沉穩，聽得很認真，並沒表現出不快，也未覺得丟麵子．她說回去後再根據大家的意見修改一遍，下次再請大家討論。接著大學生海價又讀了自己的一篇小說，是寫一個小女孩因家庭發生矛盾，離家出走，被人收養的故事。然後又是一番討論。美國人確實很怪，連點基本肯定的話都不說，上來就是批評．要是中國人早就受不了了。中國人，特別是中國文人太愛麵子了。也許是翻譯吳小姐“偷工減料”隻說了後半截。不過，我看到，他們的文學活動倒是充滿了民主自由的氣氛。
實事求是地說，我們參加的是兩次層次不高的文學活動．這樣的作家組織大概還屬於文學愛好者、文學興趣者的沙龍。在美國，一些人對文學的熱愛，是和對體育，對旅遊，對其他文化的熱愛和追求是一樣的。文學對他們來說是一種生活方式，一種娛樂方式，大概不是想“以文載道”“為小說反黨”吧！他們甚至對出不出書．別人喜不喜歡都不在意，隻要自己願意，自己喜歡就行。所以他們的文學活動很輕鬆、很愉快。也許這正是文學的基本功能。中國是一個文學發達的大國，可有時壓在文學肩上的責任太重了，搞文學的人又太累，結果反倒製約了文學的發展．中國在五六十年代，甚至文革之後，各種文學愛好者組織特別多，也還真培養了一批作家，可是後來多數沒有堅持下來，現在這樣的組織已是寥若晨星了．過去在中國許多人追求文學是為了政治責任，為了名，為了利，結果文學很難實現這些理想。現在他們便不再愛文學了，而去愛其它更實用的了。真正堅持文學的，大概是那些真正把文學當做快樂、當做情人的人。
愛荷華有個“五月花樓”
愛荷華河畔的愛荷華城（IOWA, City)，清新，恬靜得像一個公園，清靜的原因是，這個城市就是一個大學，是久負盛名的愛荷華大學，城市的建設和學校的建築沒有什麼界限，城裏的所有設施，飯店，酒吧，書店，超級市場都是為學生服務的，6萬人口，多數是學生和教師。我們下榻的“假日飯店”樓下的那條街是一片綠地，綠地中間有一個噴水池，當周末的晚上，在水池旁學生自發地組織音樂會，電子樂器伴奏的鄉村音樂，引來一圈圈的人群，也有人隨著音樂翩翩起舞的，他們跳得很古典，很斯文，洪水壓境，並沒有影響他們的歡樂和悠閑的情緒。
愛荷華城所在的愛荷華州是一個農業州，因土壤肥沃，農產豐富，素有“美國糧倉”之稱，這個州有兩個全國第一，一是可耕地占全州土地95%，這是全國第一；二是有閱讀和寫作能力的人占全州人口的比例，也是全國第一，一個農業州，在文化方麵卻是領先的，這好像不可思議，可仔細一想，也在情理之中，當農民更有時間學習，當農民也更需要學習。高文化，可能是美國農業先進的原因，低文化可能是中國農業落後的原因。
我們幾個中國學者從南飛到北，降落在這個被洪水包圍的小城，不是來聽鄉村音樂和研究農民文化的，特別吸引我們的是設在愛荷華大學的“國際寫作中心”。創辦這個中心的是美國著名作家保羅·安格爾和他的華裔妻子聶華v。可惜，安格爾已於1991年去世了，聶先生也在我們到達小城的前兩天去台灣參加一個文學評獎去了。對於聶先生，中國作家是不生疏的。她出生湖北應山，曾入西南聯大，後去台灣，任台中大學教授。她的長篇小說《失去的金鈴子》、《桑青與桃花》，有許多人讀過，因為她和安格爾對創辦國際寫作中心的貢獻，愛荷華州長授予她傑出文學工作獎。我們來到大學英文係的一間普通房間，門口的牆上鑲著一塊銅牌，上麵刻著：安格爾（1908-1991)。這裏便是“國際寫作中心”的辦公室了，我們真有“昔人已乘黃鶴去，此處空留黃鶴樓”的感慨。
中心管日常工作的托拉費爾小姐接待了我們。這個黑頭發黑眼睛穿粉底白花長裙的菲律賓姑娘告訴我們，他們這個國際寫作中心是整個寫作中心的一部分。寫作中心是四十年代成立的，主要招收熱愛寫作的大學畢業生，把他們培養成主流作家或教授寫作的教授。1967年，由安格爾和聶華倡導和推進這個“國際寫作計劃”，每年從世界各國聘請35位作家來這裏寫作，進行學術交流。他們住在“五月花樓”裏，那是一個不豪華但很舒適的賓館，每人一套配有廚房和衛生間的房子。每人埋頭寫自己想寫的東西。一期三個月，除了寫作，還進行自發的交流和就近組織一些參觀訪問活動。現在已有二十多個國家的三百多名作家來過這裏寫作。1972開始有中國作家來這個中心寫作。在托位費斯小姐拿出的曆屆寫作的作家的照片中，我們找到了陳白塵，丁玲，陳明，劉賓雁，茹誌鵑，王蒙，吳祖光，蕭乾，白樺．張賢亮，鍾阿城，王安憶，北島，劉索拉，殘雪等人。在外國作家之中，中國作家也顯得儀表堂堂，光彩照人。在這間房子靠牆的書櫃上，我看到這些作家寄來的新作，每一本都很有份量。這個寫作中心是由一個基金會支持的，後來影響大了，美國新聞總署也給過資助。負擔中國作家費用的是一家有聲望的洗衣機公司。我想，中國作家的參加，很主要的可能是聶華菩先生的“故鄉情結”和安格爾先生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感。隨著安格爾的離去，聶先生的退休，到這裏來的中國作家已經不多了。
無論怎麼說，美國有識之士的遠見是讓人欽佩的。本來是文學並不太發達的國家，卻千方百計樹立文學大國的形象。他們要讓美國人知道外國文學，要讓外國人知道美國文學。他們總想為促進人類文明的發展有所作為，這當然是很可貴的。這也許和美國的經濟實力有關，不過也和著眼點有關。過去我們中國也搞過“政治中心”，錢沒少花，第三世界的兄弟並不買帳，有的還翻了臉成了仇人。凡是到過愛荷華國際寫作中心的作家都留下美好的印象。我看到他們許多文章，小城的風情，“五月花樓”的友情，安格爾聶華等的親情，盡在其中。美國人的錢花得很是地方。
中午，寫作中心的代理主任麥克法倫教授在一家餐館和我們共進午餐―這本來是自己掏自己錢的工作午餐，最後還是中國人為美國人掏了錢。麥克法倫是個很斯文的黑人學者，穿深藍色的西裝，淺藍色的襯衣，戴一個草編的鴨舌帽，說話聲音低沉舒緩。這一個喬治亞州電器工人的後代，本來是個律師，後來因為一篇小說《手肘的空位》得了普利策文學大獎而走上文學之路，又當了文學教授。
我們的談話是從麥先生讚揚他的中國學生開始的。他說，他有好幾個中國學生，學習都很優秀。有一個叫凱什·金的中國女學生，她的一本小說《這就是美國》，引起很大的注意．還有一個姓陳的女孩子，正在讀博士，她的一篇小說發表在《大西洋》上，也很有影響。他還說，去年他參加過一次文學評獎，中國作家的小說進入流行小說排行榜前十名，陪同我們的吳小姐說，麥先生說的中國作家，是第三代中國移民，他們連中國話都不會說了，是用英文寫作的。她說，不喜歡他們的小說，他們筆下的中國男人是梳長辮子娶小老婆的，女人都是裹小腳的。
我們交流了兩國文學創作的現狀。我問，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出現一個以海明威為代表的文學流派，被稱為“迷惘的一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又出現一個流派，被稱為“垮掉的一代”，那麼現在還有什麼可以稱謂的流派？麥先生不加思索地說現在的是“失望的一代”。他說，美國的作家很多，寫作量也很大，但多數都服從商業需要，都是為了賺錢。麥先生說的不是流派，而是現狀。看來，商業價值對文學的侵蝕和傷害比戰爭和任何曆史災難都厲害得多。麥先生感慨萬端，現在好像迷失了方向，價值觀念正在發生變化，現在美國沒有出現像海明威、福克納那樣的偉大的作家。
談起文學來，本來就沒有什麼味道的美國飯菜就更沒有味道了。麥先生津津樂道的還是他領導的這個寫作中心，他寄厚望於年輕人。他說，他們的寫作中心創辦於1940年，是全美國第一家，每年招收100人，一半是寫小說的，一半是寫詩的，課程設置二年，主要是自己寫作互相交流。我們也講課，要盡量滿足他們對技巧方麵的追求，引導他們讀名家的作品。這些學生來自全國各地，都很有天份。畢業後有的當了作家，有的當了教授，都很有出息．當代的海明威、福克納就在他們中間。
美國有個幽靜的小城愛荷華，小城有個“國際寫作中心”，有個“五月花樓”，像磁石一樣吸引著世界許多作家和熱愛文學的人們。中國有什麼？有北京的魯迅學院，有各地的文學院，同仁在慘淡經營。顯然，我們沒有能力吸引外國作家，但我們不能不麵對世界，麵對未來。
因為，文學從來就是屬於世界，屬於未來的！
(1993,12)
陳若曦和“可來居”
舊金山的公路是山海之間的飄帶，我們隨著這飄帶向舊金山灣的東北岸飄去。那裏有一個美麗的小城柏克萊，小城裏有一個“可來居”，“可來居”裏住著我們尊敬的華人作家陳若曦。柏克萊好像半島上的山城，我們的車開出舊金山，穿過海灣大橋，鑽過長長的隧道，又走了很長的路，盤旋著爬上一個山坡。坡上的綠樹間坐落著一棟棟彩色屋頂的小樓。“可來居”便是其中的一座。這樓順山勢而建，從前門進屋就是二樓，客廳裏寬大的窗子正對著舊金山海灣，前景是四棵鬆樹，後景是蒼茫的大海，海中星星點點的帆影，海邊翡翠似的島嶼。這麵窗子是掛在陳家客廳裏的最大的一幅風景畫，與掛在旁邊的台灣大畫家劉國鬆的現代派山水畫相映成趣。陳先生每天注視著這幅不斷變幻的畫，演繹出無窮無盡的故事。
陳若曦不像我們經常見到的海外華人女士那樣濃裝豔抹．她穿了一身駝色的毛衣和長裙，眉目像江南女子那樣清秀，熱情爽朗得像個北方大嫂。盡管是第一次見麵，我們在海外又沒有什麼名氣，可是她好像見了老朋友一樣熱情。更熱情樸實的是她的先生段世堯，這位穿牛仔褲戴眼鏡的流體力學專家，把若曦的朋友都當成自己的朋友。他拿出“簽到簿”，一個個向我們介紹到過他家的大陸作家，在那上麵我看到了如下名字：丁玲、艾青、沈從文、蕭軍、林默涵、徐遲、黃永玉、王蒙、張潔、張賢亮、邵燕祥、張鍥、白樺、宗璞、李銳等。這裏簡直成了中國作家駐美國的“聯絡處”和“簽證處”，好像誰來到美國不到這裏就入不了關。有的夫婦同來，在陳家一住就是數日。我看到了過客們的留言，艾青寫道：請給我以火，給我以火。黃永玉寫的是：唱歌的時候主要不在嗓門而在真摯。張鍥寫道：我喜歡舊金山，我喜歡可來居。若曦夫婦給人們的確實是火是真摯之情，所以人們喜歡來“可來居”，來過又難以忘懷。
陳若曦和她的“可來居”一定會寫進中國文學的史話的。陳先生不僅以她的才華還以她的愛國熱忱和一個真正的作家的膽識，使我們格外地敬重。她祖籍福建，在台灣大學讀書時就開始發表小說，還和同班同學白先勇等創辦《現代文學》雙月刊。1965年她在美國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和獲得博士學位的段先生一起回到大陸，報效祖國。時逢文革，他們曆經磨難，被迫移居香港，又遷居加拿大．1974年在香港時，發表短篇小說《尹縣長》，開中國文革“傷痕文學”之先河。1979年，她應美國柏克萊加州大學之聘，移居柏克萊。第二年返台為“高雄事件”被捕的作家請命，兩次麵陳蔣經國。1985年訪間大陸時受到胡It邦的接見，共同討論“一國兩製”的可行性。她曾兩次帶領美國和台灣作家登上青藏高原，寫成《青藏高原的誘惑》，以促進西藏和美國民間的溝通，消餌美國人對“藏獨”的盲目鼓動．最近我又看到陳先生在她擔任主席的海外華人女作家協會上，嚴肅批評美國電影《喜福會》，她認為這部根據華人女作家譚恩美的同名小說改編的電影，嚴重地歪曲了中國文化，其中許多關於中國的故事十分荒謬和下流，作為一個中國作家她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憤憤不平。凡是在有關民族文化的榮辱問題上，陳先生都表現出一個戰士的風範。她曾在《自序―尹縣長》中說：“經過這幾年，我才了解到中國人民原來是既悲且壯，可愛可敬，哪怕是最平凡的一個人，也是中國數幹年文化的結晶，自有尊嚴。”為了維護中國人的尊嚴，為了維護一個偉大民族文化的尊嚴，陳先生總是義無返顧地挺身而出，也因此，她贏得了海峽兩岸人民的尊重，也得到了世界更多人的尊敬。她的作品被翻譯成英、法、德、日、挪威、瑞士和荷蘭文，她的讀者遍布世界。
為了歡迎我們而舉行的聚會，簡直成了整個灣區華人作家藝術家的一次集會。除了我們和來舊金山看望女兒的黑龍江作家魯秀珍，還有來自大陸現在定居在灣區的作家戈雲、陳雪、高德蓉、陳汐，來自台灣的作家陳少聰、喻麗清，來自香港的作家吳瑞卿，還有兩位在這裏講學的浙江美院的教授，其中的一位是大畫家潘天壽的兒子潘公凱，另有多位叫不出名字的華人朋友。還來了一位說是專門研究中國文學的美國學生，這位大胡子的年輕人滔滔不絕地說著中國人聽不懂的中國話，熱情地參加我們的交談。
這是一次美國最時髦的自帶飯菜的宴會。除了我們在舊金山的唐人街買了一隻北京烤鴨，各位來賓都各顯身手，親自製作了一種中國菜點。這五顏六色的菜點擺滿了客廳裏的長條桌，簡直像中國南北大菜的一次展覽。我們品嚐到了紅燒牛肉、辣子肉丁、麻婆豆腐、宮保雞丁等中國傳統名菜。不知哪位女士還帶來幾個中國人過年上供才用的大饅頭，我們都成了佛爺。幾種飯菜幾多鄉情，吃不盡的酸甜苦辣。大家都說，這是一次最好的宴會。
和大陸的作家聚會一樣，誰也不談文學。大家先是討論哪國的男人最好，因為在座的多數是女士，結論當然是中國男人最好，美國男人也可以。接著又討論中國哪個地方的人最好，當然都說自己家鄉的人好。後來又討論離婚周期多長為好，有人說四年好，有人說六年好，有人說十年好，還有的說不要輕易結婚結了婚就不要離婚。最活躍的是來自北京的高德蓉和小A，她們保持了北京人能侃善辯的優勢，簡直是所向無敵，聽得那位老美目瞪口呆。這夥女士中最漂亮年輕的是小姐，她原來是大陸的軍旅作家，現在她在舊金山當職業作家，她用中文寫作，有人給她翻譯成英文出版，看得出她的日子過得很瀟灑。那位穿藍色長裙略施粉黛的陳少聰小姐在台灣很有名氣，她的小說得過中國時報的文學大獎。若曦和段先生看著大家無拘束的談笑，會心地笑了。他們的“可來居”快成了“老舍茶館”了。陳先生和我談起那一年她訪問黑龍江的感受，那裏的大森林、大草原、大油田、大糧倉都給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不過印象最深的還是鬆花江，小的時候，她也唱過“我的家在東北鬆花江上……”，邊唱邊流淚。
陳家客廳裏那幅最大的風景畫漸漸變了顏色，晚霞給舊金山灣罩上一層玫瑰色的薄紗，朦朧夜色更增添了浪漫的情調。大家談興正濃，但是沒有不散的宴席，隻得依依不舍地分手了。有人開動了自己的汽車，有人去坐地鐵，有人去趕火車。’最遠的也許深夜才能到家。
我在留言薄上也寫了幾句話：我來自鬆花江畔，在可來居感受到了濃濃的鄉情。若曦大姐和段先生，黑土地盼著你們的光臨！
我們的車緩緩地駛到山下，回頭望去，山上像掛滿了珍珠一般，那最亮的一顆，肯定是“可來居”。
(1993. 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