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以用“飄”而不用“飛”字，是當飛機保持在一萬四千米的高度以後，一點兒也感覺不出它在飛，它平穩得像水麵上一葉不，動的小舟，頂多是輕輕地往前飄。我們飛了四個小時，還沒有飛出新疆，長城還在機翼下伸延，難怪美國的衛星在宇宙間拍攝的地球的照片上，隻有長城，中國實在太大了。
當我手腕上的手表指向夜裏十一點半的時候，飛機降落在貝爾格萊德機場上。但貝爾格萊德城的西方還留著一抹夕陽，正是黃昏時候。塞爾維亞共和國作家協會對外聯絡部主任伊萬伊萬尼親自駕車送我們去旅館，半路上他心急搶道，被警察攔住。按規定應該罰款，他講明車裏坐的是中國作家，膂察笑著擺擺手，放我們走了。
十月貝爾格萊德國際作家會議於10月19日在塞爾維亞共和國圖書館正式開幕，有三十一個國家的五十五名代表參加，中心議題是二十世紀末的文學向何處發展。會議不能說不重要，規模也不能算小，提前幾個月就發出通知，各國代表都認真地準備了發言稿。開會前一天每個代表接到一張路線圖，供步行使用到會場，沒有汽車接送。大會開始以後，可以自由報名發言，但是誰的發言一超過半小時，大會主席就站起來提醒他快點結束。聰明人可以多發幾次言，每次都要講的簡短。從第一個發言一結束，就有人退場，大大方方地走出去，連主席台上的人也有離開的。走出去的人大多數都在外麵喝咖啡，個別交談。開圓桌會議時更是隨便，願來就來，願走就走，想說什麼都行，不說也沒有人管。有議題，無中心，不做結論，不形成文件。共和國的領導人接見也是這樣的不拘形式：作協租了一輛大轎車，足可以坐下五十五個代表，把大家送到會議大廈，由女秘書領進門。門口站著三個中年人，想必就是共和國的領導人了。沒有人引見和介紹，他們依次和大家握手，握完手就又去忙自己的工作了。代表們擠在一間大廳裏，先進去的坐著，後進去的站著，服務員送上幾杯飲料，各自尋找談話的對象，總共一個多小時。我想找地方去吃飯，出門一看，出租汽車也不在了，女秘書早把它打發走了，她考慮的是代表們有人走得早，有人走得晚，讓出租汽車等著白花錢，太不合算。
這位女秘書名叫米娜，長得奇胖，動作卻極其靈活，頭腦敏捷，是這次國際作家會議的真正組織者。直到散會代表們也分不清塞爾維亞作家協會的領導是誰，卻人人都認得米挪，因為她自始至終陪到底。她會說英語和法語，什麼人全能應付。她指揮一切，調動一切，手裏有財權和人權，雇車或雇人全由她說了算。她領導著兩個雇來的臨時工，三員女將，就把一個國際會議給包下來了。難怪一位作協的領導人對我們說“沒有米嫌，就沒有我們作家協會”。南斯拉夫作協的領導都是兼職的，隻有秘書一個人是脫產的專職幹部。
當我了解到這一情況，不僅對米娜肅然起敬，而且讚同作協這種精兵簡政的做法。
1981年冬
56貝爾格茱德的早晨
幾天來，晚上我從未在十二點鍾之前睡過覺，但早晨一到三點鍾必醒，這是時差造成的影響尚未消除的緣故。五點多鍾我走出斯洛維亞旅館，想呼吸一下貝爾格萊德的新鮮空氣，便信步來到旅館附近的一個街心公園。不想，偌大一個公園裏卻是空蕩蕩，沒有一個人，隻有一群群的鴿子在草地上覓食。這樣一個好地方竟沒有人跑步，沒有人練拳，以我們中國人的眼光看未免太可惜了。
一位強健的農村老太太，挑著兩筐辣椒、圓白菜之類的農產品走進了公園，她放下肩上的擔子，坐在椅子上，從懷裏掏出一塊夾著香腸的麵包，大口嚼起來。這可不得了，立刻有幾百隻鴿子，飛到老太太麵前，有的落在她的腳上和膝蓋上，等著分食她的麵包。老太太十分高興，把手裏的麵包撕成碎塊拋到地上，然後又把膝頭肩頭的鴿子趕開。有兩隻小鬆鼠也來湊熱鬧它們從樹上跳到椅子上，又從椅子上爬到老太太身上，跳上跳下，與鴿子爭著麵包屑貝爾格萊德的大街上到處都是一群群的鴿子，它們不但不怕人，也不怕汽車，有時汽車都不得不給鴿子讓路。鴿子受到法律的保護，不準捕殺，它們給這個現代化的工業和消費的城市增添了許多生氣。一麵是：超級市場一個接一個，摩天大樓一幢連一幢，高度的消費，現代的文化；一麵是：不加修飾的參天大樹，各種各樣的花草，膽大妄為的小動物；看似不協調，實則很協調，生態的平衡，一人和自然界的平衡，它能使人的心靈得到一種新奇的慰藉。
老太太趕走身上的鴿子和鬆鼠，挑起擔子走出了公園。莫非南斯拉夫也有自由市場？反正時間還早，我便尾隨而去。穿過兩條街，果然看見了一個十分繁華的鬧市，買和賣的多半都是農副產品，和我們北京、天津的自由市場差不多。然而，最使我感興趣的是“勞動力自由市場”。勞動力自由市場設在農副產品市場附近的另一條街上，我去的時候，已有一些男女中、青年吸著煙在等待雇主。後來，問了一下，這些人有的是沒有工作；有的是工作比較輕閑，上中班或上夜班，用上午的時間做做短工；也有的對自己的職業不滿意，出來自找工作。有的單位或個人，臨時有什麼工作需要找人幫忙，就到這個市場上來找需要幾個人，雙方談妥條件，簽訂合同，就聞高興興地走了。
我想起塞爾維亞作協組織這次國際作家會議，就雇了兩個女青年：一個是貝爾格萊德大學三年級的學生，一個是大學畢業後沒有固定職業的婦女，她們既是導遊，又是服務員，還可以到講台上替其他國家的作家宣讀講稿。她們是不是也從勞動力自由市場上雇請來的呢？
1981年冬
57北京飯館
中國人生活在國外，常常渴望能吃上一頓熱乎乎的中國飯菜。在南斯拉夫剛度過了一個星期，我也得了這種“饞貓症”，從伏依伏丁那一返回貝爾格萊德，就急不可待地來到“北京飯館”。
北京飯館地處南斯拉夫首都的鬧市區，門口宮燈高挑，古老的北京式的木窗木門，漆得通紅。在到處都是玻璃的南斯拉夫，木窗木門的門臉，就格外招眼了。
尚未進門，我就聽到一陣熟悉的二胡獨奏曲《二泉映月》。心裏像吹過一陣淸風，恍若回到了祖國。飯館裏麵的布置完全仿照中國的格式，而且盡量地“複古”，似乎越古老就越像中國。看吧，牆角擺著琉璃瓦的獅子狗；窗前豎著銅雕、貝雕；牆上掛著中國畫，有山水，也有花鳥蟲魚。但古色古香中又透出一點洋氣，其風格正如飯館裏的女服務員一樣。她們明明是身材挺拔、麵孔粉色的南斯拉夫姑娘，卻按中國姑娘的樣子打扮起來，不中不西，令我們中國人感到親切而又可樂。她們能到北京飯館來當服務員是經過一番“選美”比賽的，美與不美的標準是像不像中國姑娘。這些中選的漂亮姑娘，成了中南兩國人民深情厚意的象征，北京飯館便是友誼的橋梁。
1977年，鐵托總統訪問中國，非常喜歡中國的飯菜，決心要在南斯拉夫開辦中國菜館，引進中國的烹調技術。先在諾維薩德辦起了“四川餐廳”，去年夏天又在貝爾格萊德辦起了這座北京飯館。這兩個餐館，都由中國廚師掌灶。
中國式的南斯拉夫姑娘，一見我們非常高興，用中國話向我們問候，替我們脫掉外衣。按中國飯館的習慣，遞上菜單，請我們點菜。廚師小劉、小張聽見鄉音，急急忙忙奔了出來。兩個小夥子還不到三十歲，就在這裏獨當一麵，成了名副其實的中國專家。前不久，有幾個日本人到南斯拉夫來，見到有北京飯館，就提出要吃北京烤鴨。可是，開辦北京飯館時，合同規定隻做一百二十種炒菜，沒有烤鴨這一項，因此也就沒有從國內運來烤鴨的設備和材料。現在日本人叫短兒，倘若做不出烤鴨，豈不有辱北京飯館的名聲，有損中南兩國人民的臉麵？！小劉選了一隻肥大的本地鴨子，用手工在電爐上烤，自己製做甜麵醬。日本人吃後非常滿意，放下五千第納爾（南斯拉夫貨幣名稱，二十第納爾相當人民幣一元）做為酬謝費。他們是來參加聯合國科教文組織會議的，聯合國已經付錢替他們在旅館包好了夥食，他們不吃，寧肯自己花錢每天到北京飯館來吃。小劉刻的“西瓜燈”，在南斯拉夫的廚師比賽大會上引起轟動，被當做藝術品到處宣傳。
國外見同胞，覺得格外親。我問小劉和小張，想不想家?他們老老實實地說：“能不想嗎？非常想！”可是，他們平時工作很緊張，南斯拉夫的飯店營業時間很長，從清晨到深夜，中間不停，隻有他們兩個廚師，分成兩班，一忙一累就把想家的事忘了。
這一天，我們吃了一頓地道的中國飯菜，菜的味道很正，飯館的陳設也更有中國味。這個飯館裏所需用的一切主料和輔料（包括花椒、大料、醬油、醋等一些小佐料〉，都是從北京用飛機運來南斯拉夫的。
1981年冬
58工廠和農村的見聞
高莎機械車輛工廠似乎同貝爾格萊德的農工聯合企業一樣，是南斯拉夫的驕傲。我在高莎廠的“來賓簽名簿”上看到許多國家各種代表團的簽名。工廠的主人要求我們不僅簽名，還要留下幾句話作紀念。
高莎廠引以為榮的不隻是向聯邦德國、蘇聯、捷克斯洛伐克、波蘭、土耳其、伊拉克等國家出口自己的產品，還培養出了英雄。鐵托總統曾在這個工廠當過鍛工。還有兩位南斯拉夫的國家領導人，也在這個廠勞動過。在戰爭年代中，這個廠有許多全國知名的戰鬥英雄和革命烈士，他們的大幅照片懸掛在工廠的博物館裏。
高莎廠是1923年由法國資本家建立的。從工廠建立的那天起，工人的革命鬥爭便開始了，因而成了一座培養英雄的搖籃、向國家輸送幹部的學院。
高莎廠有職工七千五百人，十一個分廠和車間，有三十多年工人自治管理的經驗。早在1949年，這個廠就進行工人自治的試驗。南斯拉夫的同誌認為，社會主義的發展不能通過別的道路，隻能通過不斷加強人民民主，即勞動群眾享有更廣泛的自治，更廣泛地參加從最低一級到最高一級的國家機器的活動，以及越來越多地參加每個企業、機關等等的管理的道路來實現。
高莎工廠的南共黨員占職工人數的30。工人的工資每月隨著工廠經營的好壞和本人的勞動成果多少而變動。今年一到十月，工人平均工資為一萬第納爾。
南斯拉夫的農民，比工人還富足。在巴蘭卡區，我們訪問了四戶農民，其中有專種水果的，有專種糧食的，有專門飼養豬、牛、雞、羊等牲畜的。最低的一戶每年純收入五十萬第納爾（折合人民幣二萬五千元〉，其餘三戶每年純收入都達到一百萬第納爾，而人口最多的一戶也不過六口人。每戶農民都在自己的“領地”上有一座式樣新穎的小別墅：或為三層小樓，或是兩層小樓，或者一片平房。建築結構奇特，各不相同。院子像個小花園，養著各種各樣的奇花異木，很優美。
在參觀葡萄園的時候，我看見在葡萄架裏麵還掛著一嘟嚕一串的葡萄。主人解釋說，這是機器收割的時候漏掉的。因為勞力少，也就沒有工夫去摘這些剩葡萄了。我們一走進門，主婦就端出一大盤蜜製葡萄，給每人盛了一小碗。按南斯拉夫的規矩，客人進門先吃甜食。然後又端上自己釀製的葡萄酒和各樣品種的水果。巴蘭卡市作協負責人米路丁幽默地說：“農民把次酒、品種差的水果賣出去，自己留下的都是好的。”但他示意我不要多吃，每樣嚐一點就行，要留著肚子應付後麵的“大戰”。好在不大工夫，米路丁就拉我們來到專種糧食的農民沙維奇家裏做客，塞爾維亞共和國農業部副部長和當地農工聯合企業總經理已在沙維奇家裏等候一一他們是主人請來陪客的，宴席已經擺好了……
59身帶磷光的兒童
在南斯拉夫城市的大街上，孩子很少，更看不見一群群的半大小子斜叼著煙卷，歪戴著帽子，站在馬路邊上打打鬧鬧。我們常常外出活動，從未碰到過一起打架罵街的事情。社會秩序井然，人人都表現得文明而有禮貌。據說，青少年成為“流氓”或罪犯的很少。我納悶：論消費水平，南斯拉夫在東歐也算是較高的了，平均每個人年收入達到二千四百多美元，這樣一個比較發達的國家的青年，竟還能常常參加傳統教育報告會，共青團舉辦義務勞動時大多數青年也都積極參加。那麼，“迪斯科”和共產主義義務勞動怎麼能結合呢？現代化和傳統教眘又怎麼能統到一起呢？
我就是帶著這些問題，懷著極大的興趣，去克魯涅瓦斯城參加了有五、六萬人參加的“憶苦大會”。在克魯涅瓦斯市郊的山坡上，矗著一個巨大的“V”字紀念碑。當年法西斯匪徒曾在這兒殺害了七千南斯拉夫人，其中包括五年級一個班的學生和他們的老師。開槍前，匪徒問老師：“你是走開，還是留下?”老師回答：“我不走，要和孩子在一起。你們開槍吧，你們的槍聲是我給孩子上的課，我們的後代也永遠不會忘記這一槍的！”每年10月21日這個克魯涅瓦斯解放的日子，群眾都自願到這裏集會紀念被屠殺的七千名烈士。人們把這個集會叫做“大課”。全市共有十萬人口，在這一夭，有五、六萬人來上大課，少年兒童個不拉，很多都是全家集體來。從山底到半山腰，人山人海，氣氛非常莊嚴肅穆。有奏樂、唱歌、朗誦，連我都受到了深深的教育。幾萬少年兒童極其安靜，沒有人大聲喧嘩和嘻笑喊叫，沒有人隨地吐痰和亂扔東西……10月，是南斯拉夫解放的日子，我們又參加了一係列這洋的紀念活動。南斯拉夫人是個注重曆史和喜歡紀念過去的民族，每個工廠、每個農村都有自己值得紀念的人物和事件。有的村莊在戰爭中死了一兩個人，也豎起一塊紀念碑。村村有英雄，村村有值得驕傲的光榮曆史。值得深思的是，青少年們年年參加這樣的紀念活動，為烈士掃墓獻花，而從來又是這樣認真嚴肅。
晚上，我在克魯涅瓦斯廣場散步，猛然看見一隊小學生沒有注意信號就橫過馬路。南斯拉夫的車輛極多，這時有十幾輛小汽車飛一樣衝過來，車燈一照，前麵小學生的身上突然發出一種鮮紅色的光芒，汽車立刻全停住了，先讓孩子們過去。我十分好奇，不知孩子身上為何能夠發出紅光，走過去一瞧，原來孩子的衣領、鞋跟和書包上全綴有磷光片。平時看不見，車燈一照就反光，這對孩子們的安全很有好處。南斯拉夫朋友為他們後代的身心健康，想得何等周到啊！我前麵說過，平時大街上看不見兒童，在傳統教育的大會上，大多數是少年兒童。正像他們身上的磷光一樣，平時看不見，緊急時候就發光。我們還沒有磷光片綴到自己孩子的身上，但願能給他們的思想以“磷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