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狄姆講完了姑娘的故事，更增加了我心裏的不安。她不會請我給謝賽克帶什麼禮物或信件之類的東西吧？我同情她，但幫不上她什麼忙。我不能再呆在這個筵席上了，我受不了姑娘那秋水般含著哀怨的目光。我拉起狄姆想告辭，走出客廳卻看見姑娘正和新郎狂舞，她像換了一個人，那克製了許久的少女的感情借著音樂和舞蹈發泄出來了。她跳得奔放而狂熱，纖細的腰身忽而扭曲得像一條飄拂的綢帶，忽而又挺拔得似一尊雕像。她的舞姿似一首詩，像一支歌，無拘無束，豪放不羈。在燈光燭影中，她裙帶飛舞，長發鬆散，她把所有的人都帶進了一個神秘的世界，她自己也溶進了這個世界。這是個美好的感情世界。我忽然看見她眼波盈盈，似療淚光在閃爍，她用低沉而柔和的聲調邊舞邊唱了起來。
狄姆立刻告訴我，她唱的是一首塞爾維亞的情歌：“在那、難忘的晚上，你我第一次相會……”很快所有的人都隨著她唱了起來。狄姆也情不自禁地拉眢我加入了狂歡的人群。結果一直熱鬧到夜裏兩點鍾，送一寸新人進了洞房，我們才有機會告辭。
至今那個別有風趣的婚禮，那個姑娘的憂鬱的目光還留我的心頭，禁不住寫下了這篇沒有主題的散記。
1981年冬
62巴巴維奇的性格
我是帶著許多題目出訪南斯拉夫的，這些題目有領導出的，有朋友出的，有自己出的。我的車間裏的工人則讓我帶上了這樣幾個題：南斯拉夫的工人是怎樣生活的？怎樣工作的？他們最關心的是什麼？
我結識了好幾位南斯拉夫工人，在這裏想主要介紹一下德拉幹巴巴維奇。
他是著名的高莎機械車輛工廠（鐵托年輕的時候曾在這個廠當過鍛工，也是南斯拉夫最早實行工人自治的一批工廠之一）的汽車司機，今年五十二歲，身體強健，動作敏捷，完全像個小夥子。我們從貝爾格萊德到巴蘭卡市去訪問就坐他的車。事後我們知道，他是費「好多周折才爭取到這個任務的。而且為了表示對中國朋友的情誼，堅持要開著自己的奔茨汽車從巴蘭卡來接我們。我們一共是四個人（我和延澤民同誌加上兩位翻譯〉，這樣一來巴蘭卡市準備隨車來接我們的人就不能前來，一切都委托給巴巴維奇。巴蘭卡作家協會主席米路丁在早晨出車的時候還再三叮囑他，路上往返隻需要一個半小時，九點半鍾巴蘭卡市要為中國作家舉行隆重的歡迎儀式。市長和委員們，文化局長，農工聯合企業經理，高莎廠副廠長，電台台長等巴蘭卡市的頭麵人物們準時都在市政府門前迎候，還有獻花的兒童和作家以及要為中國作家進行專場歌舞演出的演員們。要他在路上不要耽擱，必須準時趕冋來。
這些情況我們一概不知道，巴巴維奇非常健談，我這個喜歡聊天並負有采訪任務的作家尚未發問，他倒先向我提出了一係列的問題。當他知道我曾經在工廠裏當過車間主任，他就更加顯得隨便和親熱了，而且還有一股不可遏止的對中國的好奇和向往。問我中國有多少大城市？哪些地方最好玩？從貝爾格萊德到北京往返的飛機票要花多少錢？我告訴他坐中國民航的班機，往返隻要二千五百元人民幣，折合南斯拉夫的錢是五萬第那爾。他輕輕地回頭歡叫了一聲，告訴我們他的錢足夠明年到中國去旅遊一趟。他已經自費旅遊了意大利、英國、法國、波蘭、蘇聯、聯邦德國等國家，盼望去中國已經好幾年了，這個願望就要實現了，他抑製不住自己的興奮，跟我交換了名片，表示一到中國就給我打電話。這一下又引起了我對他的興趣，一個普通的汽車司機，怎麼會有錢周遊世界？
延澤民同誌輕聲提醒我，少跟他說話，在中國的公共汽車上都掛著個醒目的大牌子“禁止和司機攀談！”何況南斯拉夫的高速公路上車輛往來如梭，早晨剛下過一場小雨，路麵又濕又滑。巴巴維奇不光是和他的乘客興高采烈地交談，從他一上車，沒有給汽車加油打火，先打開錄音機，他是一邊開車一邊講話（為了交流感情還時常回頭夂還一邊欣賞著輕柔的音樂。這一點不能怪他，南斯拉夫人似乎是離不開音樂的，公共汽車和電車上的司仉是聽著音樂開車的；我參觀過幾個工廠，工人也是一邊聽著錄音機，一邊工作的；更使咱們人難以想象的是，有些做腦力勞動的人，比如出版社操縱計算機排字的工人、校對的工人和照像製版上改正錯誤的編輯，也是聽著音樂工作。他們是不是因聽音樂而影響了工作效率，我沒有打問。但是我罾們在高速公路上行車是出不得半點差錯的。我抬頭看看車速表，指針指向一百五十邁。巴巴維奇笑了，詼諧地說：“誰受不了這個速度？”我沒有要求他減速，可是談話也無疼終止，表達感情的語言就像薩瓦河水，已經流淌開來，要想：設一道閘板閘住是很困難的。但閘板還是有的，在高速公路上行車是要付錢的，當我們的車開進一個像龍門牌樓似的卡子口時，巴巴維奇交“買路錢”，我們的談話隻好暫時停止。我把目光轉向窗外，哦，一片絕美的好景。“數日不見山，今朝翠如洗”。山巒起伏蜿蜒，綠色濃如滴，田野青蔥，高速公路筆直如帶，路旁繽紛的花卉格外耀眼。雖然這個時候在北京已是初冬季節，莊稼早已收完，田野光禿禿一片，但是南斯拉夫由於接近海洋性氣候，空氣濕潤，我們來了還不到十天，已經趕上了三場小雨。盡管貝爾格萊德在地球上的位置（北緯45。左右）比北京（北緯扣。）還要偏北一點，可是氣候卻比北京稍微暖和濕潤一些，花草樹木凋謝得就晚。我們一直住在貝爾格萊德開國際性的作家會議，一走出城市，進入大自然的懷抱，立刻覺得心胸開闊，神清意爽。再加上有這樣一位熱情健談的主人，一路上更增加了愉快的氣氛。我無所不問，他也無所不談。
“你工作多少年了？”“三十三年，從一開始就是專業司機。”“家有還有什麼人?”“父親在英國，已經退休了。弟弟結婚後自己成立了家庭，家裏隻有我和妻子。”“你沒有小孩?”話一出口我似乎覺得有點失言，幹嘛要問人家不願意囬答的問題呢！巴巴維奇卻十分爽朗：“我沒有小孩，妻子年輕的時候得過婦女病，多虧她生了那場病，才使我們有錢到世界各地去旅行。”“你出國旅遊都是偕夫人同往嗎?”“到英國和意大利是一同去的。”“你的工資多少?”“每年平均收入十五萬第那爾。”話還沒有談完，車已進了巴蘭卡市。巴巴維奇似乎也興猶未盡，他問我願不願意到他家去做客，我十分爽快地就答應了。因為我並不知道九點半鍾巴蘭卡市的領導同誌還要為我們舉行歡迎儀式，巴巴維奇也一點沒有透露這方麵的消息。他也許認為這是主人的事情，沒有必要告訴客人；他也許還認為市長對我們的歡迎和他對我們的歡迎是一樣的，應該按先來後到的順序排隊，既然他先認識了我們，就理應由他先為我們舉行歡迎儀式。何況方向盤還在他的手裏，舵輪一打，汽車停在他家的門前。
這是一座很漂亮的小別墅，白木柵欄，房前一個小花園，奇花異卉，幽雅而別致。正巧他的妻子也在家，他又到另外—所房子裏喊來他的弟弟、弟媳婦和兩個侄子。巴巴維奇一家人在他的指揮下為我們舉行了歡迎儀式。按照他們的民族習慣，客人進門先吃甜食，讓我們每人吃了一碟蜜製櫻桃，然後拿出各種各樣的酒和菜，反正他們的菜都是現成的，就在冰箱裏存著，除去油就是肉，不管味道如何，都是真材實料。三杯酒下肚，巴巴維奇的話更多了，又大講起了他即將去旅遊的中國：“……美國的衛星在宇宙間為地球拍了一張照片，這張照片上隻攝下了中國的長城，別的東西一概照不上。可見長城是地球上最突出、最偉大的東西。”他對中國的友情使我感動，我摘下了自己胸襟上佩戴的“長城紀念章”贈給他。他非常高興，立刻引我來到他的臥室，牆上掛著一塊紅色絲絨布，布上別滿了世界各個國家的紀念章。他把“長城紀念章”別在上麵最中間的位置上。他的這塊綴滿紀念章的紅布使我想起了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也有一塊這樣的布，那上麵也別滿了各種規格的毛主席像章，以後不知道哪兒去了。
他義問我喜歡山還是喜歡水?我不知他的用意是什麼，按照中國的古訓，“仁厚者愛山，智慧者愛水。”就回答他說：地球上三山六水一分田，人類生存離不開這三樣，所以這三種東西我都喜歡。”他笑了，告訴我如果我愛山，明天他陪我上山打獵；如果我愛水，他有遊艇，可以陪我到薩瓦河上去兜風。老實說他講的這兩樣我都喜歡。但客隨主便，我們的活動要聽從巴蘭卡市作協的安排。我忽然明白了，為什麼今天巴巴維奇一家人正巧都在家呢？今天是星期六，南斯拉夫是每天工作六小時，每周工作五天，星期六、星期日兩天放假。我們和巴巴維奇一家照像留念，臨走時參觀廣他的家，兩間臥室、一間書房、，一間客廳、廚房、洗澡間和儲藏室。年輕的翻譯小聲對我說：“他兩口人住這麼多房，也不怕鬧鬼。”儲藏室裏有一股強烈的水果香氣，裏麵堆放著半屋子水果。巴巴維奇一定要給我們每人裝上一棒核桃，還說作家要保護大腦，核桃正是補腦子的。他當場表演，用牙齒嘎嘣一下就把核桃咬啐了，在飯桌上吃肉的時候我就對這位五十二歲的小夥子的牙齒和胃口表示敬佩了，他像中國人吃老虎豆一樣輕而易舉地咬碎一個個的硬核桃，簡直使我目瞪口呆了。他的夫人便趁勢把一大捧核桃塞進我的書包。
當我們趕到巴蘭卡市政府的時候，已經十一點多鍾了，市裏的領導同誌焦急地等了兩個多小時，曾幾次給貝爾格萊德打電話，還要準備派車沿高速公路尋找。巴巴維奇十分得意地告訴他們是他把我們拉到家裏喝酒去了。我忙於接受小學生的獻花和同領導們見麵，沒有顧上看巴巴維奇是否受了責備。但是第二天通過一件小事，我得到證實，他沒有受到絲毫的責怪。第二天我們訪問高莎機械車輛工廠，黨委書記正在廠部的小客廳裏向我們介紹工廠的情況，巴巴維奇推門走進來，沒有向他的領導打招呼，卻和我們一個個地握手擁抱，他喧賓奪主，打斷了書記的話。書記不怪他，反而笑著對我們說：“是他接你們來的，你們是老朋友了。”他熱情、爽快、無拘無束。我很遺憾沒有跟他去打獵和到薩瓦河上兜風，因為我們在巴蘭卡隻能呆三天，參觀和訪問安排得緊緊的。直到要離開巴蘭卡的時候，才又見到巴巴維奇，他為我們送行，緊緊抱住了我，胡茬子紮得我臉生疼。可是我心裏卻熱乎乎的，對他說：“明年我在天津迎接你和你夫人，陪你參觀我們的工廠和到渤海灣上兜風，請你吃中國的螃蟹和對蝦，還有馳名東方的‘狗不理’包子。”他笑著點點頭：“我一定去！”
1981年冬
63部長和足球
在南斯拉夫訪問的日子裏，我曾參加過許多次文學晚會、文藝聯歡之類的活動，我也曾朗讀過自己的作品，背誦過幾首唐詩，甚至還唱過兩段京劇。也受到過歡迎，有時青年觀眾出於對中國朋友的禮貌，還讓我返場。但是最讓我感動的還是在克魯涅瓦茨市，為我們組織的文學晚會正好和一場足球比賽相衝突，連作協的領導同誌都擔心，人們會不會都去看足球賽而不來參加晚會？若是亮了台怎麼辦？發生這種事情是一點不新鮮的。我剛在貝爾格萊德參加了一個國際會議，那是十分自由散漫的，願來就來，願走就走；想聽會也行，誰要不聽會到外邊聊天喝咖啡也行；發言更隨便，講不講以及講什麼，更沒人管你。國際會議尚且如此，小小的文學晚分豈不更加隨便？何況歐洲人都是足球熱，熱到了不分男女老幼。其熱勁有點和前不久咱們中國人對自己女排的關心差不多。每到晚上，一個又一個的足球場上燈光如晝，人喊球飛，沸沸騰騰，和飯店裏、咖啡館以及酒巴裏傳出的樂聲正好形成強烈的對比。這個時候有誰願意坐到大禮堂裏，聽你讀詩、念小說呢？
然而，我們的擔心是多餘的。年輕的大學生和中學生們對文學的熱愛、對中國明友的熱情，戰勝了對足球的“熱”，禮堂裏座無虛席。我們都朗誦了即興寫的詩，觀眾報以一陣又一陣熱烈的掌聲。南斯拉夫電台的女播音員朗誦了我一篇被他們譯成塞爾維亞文（南斯拉夫的通用文字，如中國的漢字）的小說《今年第七號台風》，聽眾情緒十分活躍，隨著小說中情節的進展，不時發出一陣陣笑聲和歎息。讀完小說，按理說晚會就應該結束了，有人在台下高喊，說我會唱京劇，他又非常喜歡中國的京劇，非要我唱上一段不可。在貝爾格萊德大學和各國作家的聯歡會上我唱過幾句《借東風》，不知這消息怎麼會傳到克魯涅瓦茨。盛情難卻，他們又是犧牲了看足球賽來聽我唱戲，我不能不唱，更何況我這兩下子若不是在聯歡會上湊湊熱鬧，根本登不了大雅之堂。南斯拉夫朋友不像中國的戲迷們那麼苛刻，聽我唱完之後毫不吝嗇地用陣熱烈的掌聲鼓勵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