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乙 亥
在殘疾學生身邊忙來忙去的還有他們的家長，他們中的絕大多數都是由家長送來的。
這很好理解，那些四肢健全的孩子到外地上學或第一天開學，還要家長護送哪。有時學校的家長比學生還多，因學生的陪伴團不光有他們的雙親，還有雙親的雙親、七姑八姨六舅母或更多的家族成員一齊出動。學生們常常躲在蔭涼地方吃冰棒、喝汽水，替他們站在太陽底下排隊、領表、填表、交費的幾乎都是家長。
時代變了，老小的位置也可以顛倒，“孝子”為什麼不可以解釋為老子孝順兒子呢?何況我們的學生都是傷殘人，他們的家長跟那些學生的家長心情又不一樣，憂多於喜，緊張不安，對自己的孩子不放心，對我們的學校也不一定就放心，從外地來的學生家長幾乎都要在學校附近的旅店裏住了下來，他們要看一看，盡量對自己的孩子再多照顧幾天。他們坐在教室的窗戶跟前或站在平房的牆根下，列席了開學典禮。明天學生就要正式上課了，不論他們放心還是不放心，也不準進教室旁聽，都該回家去了。心急的已經買好了今天晚上的車票，明天走的也得在今天晚上跟孩子告別，再千叮嚀萬囑咐一番。
每個家長離去也都要找到我千恩萬謝一番，無非是希望我對他的孩子多加關照。我全都答應著，說著千篇一律的客氣話，其實誰是誰的家長，姓甚名誰，我大都記不住。這兩天我手忙腳亂，昏頭轉向，一下子哪能記住這麼多學生、這麼多家長的名字呢?但是，當於青陪著一個中年婦女來向我告別的時候，我一下子就猜出那可能是她的母親。女兒在開學典禮上出了一下風頭，也給當母親的臉上塗上一層光彩，暫時蓋住了因長年焦慮和愁苦所形成的那一層灰。
我領她們回到辦公室，照樣是可以理解的謙卑和客套。這些家長們之所以如此，就因為養著個傷殘的兒女，最看不起殘疾人的也許正是他們自己和他們的親屬。麵對於母的謙卑，感到尷尬的卻是我。她為什麼像其他家長一樣也認為非得求別人的照顧呢?在他們的孩子心裏會怎樣看待這一套?我心裏想著得趕緊把謙卑和客套岔開，但一張嘴說出的仍然是一些沒有多大意思的應酬話：“於青很聰明，歌也唱得不錯，大家都很喜歡她，您盡可以放心。”
想不到於青的母親突然哭了，我心裏愈發不自在，不知該怎樣應付一個陌生婦女的哭泣，特別是還當著自己的學生，盼著沈大夫快回來為我解圍，她肯定比我有辦法應對這些養育災難也被災難養育的母親。窗外漆黑，各個房子裏都有說話聲，不知沈大夫被什麼樣的學生或家長圍住了，她又是怎樣應酬的呢?
於青看出了我無所措手足的窘相，解勸她媽媽止淚。婦女的眼淚來的快，收回去也容易：“汪校長，我是打心裏感激您才忍不住哭的。於青這孩子從小就愛唱歌，她是先學會唱歌後學會說話。上完小學二年級就休學了，天天抱著收音機學唱歌，學識字，能有現在這點文化知識全是通過唱歌學來的……”
天哪，靠背歌詞認識的那幾個字能夠學醫嗎?她是怎麼通過考試的?靠唱歌把平軍的心和耳朵都唱軟了?她的母親繼續說下去：“她沒有夥伴，也不能跑出去玩兒，隻有歌聲是她最幸福的收容所，一鑽進去就把一切憂煩都忘了。她醒著的時候知道自己永遠成不了一個演員，隻有在做夢的時候才敢登上舞台，有好多人聽她唱歌，為她鼓掌。想不到今天她的夢變成真的，真的比夢還要好。有這麼多領導，這麼多記者，給她錄音，為她拍電視。校長，這對她太重要了!她長這麼大還從來沒碰上過喜事，誰會用正眼看一個殘廢孩子呢?要不是你們辦了這個殘疾人學校，怎會輪上她出頭露臉?也許從今往後她的生活真會發生改變……”
我不知為什麼走神兒又想到了楊康，以及他的妻子和那個姚克宗，或許他們應該把那個小流氓送到我這兒來……
於母的眼淚隨著她的話又流出來了，於青也在旁邊陪著母親抹眼圈兒。讓一個殘疾人當眾說幾句話或唱一首歌，竟對他們如此重要，很顯然這是一種巨大撫慰和鼓勵。我的心也受到震憾，提醒自己要記住，以後多為學生組織一些讓他們有機會展現自己特長的活動。
母女倆並不想馬上告別離去，我請她們坐下，有一句沒一句地搭訕著，等待著她們說完準備好要跟我說的話。在她停頓的時候，出於禮貌我也問一兩個無關緊要的問題：“您做什麼工作?”
“在中學教書。”難怪她的語言表達能力這麼好，她的女兒即使一天學沒上過也不會成為文盲的。
下麵我似乎應該詢問於青的腿怎樣殘廢的。對這個問題不問不合適，好像你對人家的殘疾一點不關心。問也不大合適，觸動對方的痛苦不是一件愉快的事，非道德君子所願為，醫生則除外。有人願意向別人講述自己的不幸，有人則非常煩惡講述自己的事情。健康的正常人又總是對殘疾人抱著某種不同程度的好奇心，他們殘在何處以及因何致殘的等等。我固然多年行醫，常見傷殘，特別是最近，幾乎天天滿眼傷殘，由於我跟傷殘人的關係不再是簡單的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我看傷殘的角度也不一樣了。好奇心不僅沒有減弱反而加強了。也許是對他們加深了理解和同情的緣故。
作為一個殘疾姑娘的母親，她心中的憂煩積壓太久太多。需要疏導，需要渲泄。跟別人談自己不幸的女兒的不幸，幾乎是她唯一重大的永恒的話題：“於青從來不知道健康人的生活是怎麼回事，到五歲還不會走路，以後能走了也是一拐一拐的。到八歲才上學，每天都是我用自行車把她送到學校，刮風下雨同學們有時也會把她背回家，當然有更多的人是嘲諷她，公開喊她‘小拐子’。對一個身體有缺陷的人來說，歧視無處不在。她還太小太嫩，自卑感來的快，忘的也快。凡是學校組織的活動她都參加，居然第一批加入了少先隊。”
於青在母親身邊沒有絲毫嬌氣，倒有些不耐煩；“媽，你又說這些!”
母親卻不願意讓女兒打斷自己的化頭：“跟你們校長我什麼都可以說。於青十歲的時候後腳掌磨起一個水泡，剪破後露出紅肉，住院兩個多月不合口兒。醫生不讓她下地，她憋不住有時偷偷拐出去看看外麵的世界，後來腳跟的骨頭就露出來了，發展成骨髓炎，連續發燒。我們帶她到北京積水潭醫院去治，大夫一檢查就說得截肢，我當場就背過氣去，眼看她就沒救了，人的一生既漫長又迅速。她父親也不敢作主，叫她自己拿主意。當時於青還不滿十五歲，卻已經有很強的自治力。被病魔纏的不論心裏承受了多少痛楚，臉上也不表露出來。她不同意截肢，叫我們把她背回家去。她有自己的想法，腳後跟就起了個水泡破皮後還不合口哪，若是截去雙腿剩下兩個碗大的口子，怎麼能保證會合口呢?既然反正都很有可能要死，不如留住兩條腿。壞腿也比沒有腿強……”
聽著她的敘述，我感到自己的下肢開始發麻，似乎也要癱瘓。對麵的學生宿舍裏喧嘩聲愈來愈高，還夾雜著一些叫罵：“混蛋，就不替你老子想想!”
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我隻好請於母原諒，起身往外走。
於母話未說完，隻好長話短說，跟在我身後邊走邊托咐：“於青這孩子早熟，也許是肢體越殘廢的人神經越健全、越敏感，因此對痛苦的感受也就越強烈。她又不願多說話，寧肯一個人唱歌。務請汪校長多費心，有什麼問題及時通知我。”
“媽，我不是小孩子！”於青不高興地停住了雙拐。
“你也不是大人。”母親也隻好停住腳，準備在黑暗中隨時可以伸手攙扶女兒，“我在跟你們校長說話，你不要老插嘴!”
我趁機跟於母握手告別叫她放心回家。然後循吵鬧聲來到一間男生宿舍。這裏已經擁擠著很多看熱鬧的人，沈大夫也在場。大家閃開路讓我進屋。有人喊：
“校長來了！”
“好，我讓校長管管你!”
說話的是位禿發老者，站在臨窗的單人床前，一臉無可奈何的淒苦相。坐在床上的是個獨臂少年，低頭不語，任別人說得天旋地轉，他默然不為所動。
老人求救似地望望我。
“怎麼回事?”
我在沈大夫旁邊坐下，沈大夫向我解釋這件事的始末：“他叫高長起，都十九歲了還象個小孩子，離不開家，離不開大人，他父親在這兒已經陪了他三天，買了今天夜裏的火車票要回去，他死活不讓。要麼他父親留下來陪他一塊上學，要麼他跟他父親一塊回家，反正他父親去哪兒他就要跟到哪兒。”
不用問，高長起在家裏準是個剩寶貝，他認為自己是給他爸爸上學，留下何益?我這裏不是幼兒園，不能因為他晚熟就象哄孩子一樣嬌慣他，口氣也比較嚴厲：“即使是幼兒園，父母也不能陪在身邊。每個人的生命都是獨立的個體，早晚都得獨立，十九歲已經是成家立業的年齡了。”
聽了我的話高長起不僅沒有鬆開抓著他父親的手，好像抓得更緊了。老人見從我這裏得不到更多的幫助，隻好再去求他的兒子：“長起，咱在家裏不是說得好好的嗎?我把你送到這兒就回去，你得學點本事，將來自己養活自己。我不能養你一輩子、管你一輩子，有一天我蹬腿閉眼了，你靠誰呀?”
他兒子照舊不吭聲，不抬頭。
屋裏的熱心人又開始幫腔，這個重申殘疾人掌握一門一技之長的重要性，那個自告奮勇願意照顧他，保證讓他比在家裏過的還舒服……我可不讚成打這樣的保票，大家為什麼都愛管別人的閑事?難怪中國人老是長不大。
老子總是往好處想自己的兒子，高長起的極有個性的沉默，被他父親認為是動心了，聽話了。老人想趁機脫身：“就這麼辦，長起，要聽老師的話，過幾天我再來看你。”、
高長起那隻尚好的手突然鬆開老人胳膊，改抓他父親的衣襟，嘴裏也終於出聲了；“我跟你一塊走。”
“長起，你就當是給你爹上學還不行嗎?我求求你啦!”
老人“撲通”一聲衝著兒子跪下了。
屋裏人一下子全傻了，誰也想不到一個慈愛的心強命蹇的父親，在兒子麵前競軟弱無能至此!也許他們還有說不出口的隱衷……
沈大夫勸說老人起來，其他學生的家長申斥高長起：
“你怎這麼不懂事，想把你老子逼死嗎?”
“你白活這麼大!”
他的父親也覺得老臉丟盡，不再答理兒子，竟自往外走。高長起也不怠慢，一瘸一拐地緊隨其後，如同其父搖擺的尾巴。那隻手又毫不遊移地從後麵揪住了他父親的衣服。
其父怒極，車轉身朝著他的臉抽了一巴掌!
兒子一個趔趄，但抓著他父親的手並未鬆開。老子又怕兒子摔倒，趕緊扶住他，不禁悲從中來，抱住兒子放聲大哭，老淚滂沱。
兒子依戀父親，並非心如鐵木，爹哭他自然傷情，也抱著老爹大聲哭嚎起來。
我示意大家趕快離開，不要在這兒給他們增加額外的精神負擔，這種事情越有人看越壞。
開學後的第三天有自星春的課，我搬著自己的椅子提前放到教室的後麵。公司找我，病人找我，平軍和沈丹實還有一大堆大事、小事、正事、閑事要找我商量，我一概推到下課後，天塌下來也不管。我必須向同學們隆重介紹白星春，然後聽她講課，她是我請來的，我又是校長，這是禮貌，是尊重，還有我的好奇心，非常想知道她會怎樣講這頭一課？學校剛開課，我也應該了解重點課程的老師講課特點和水平，校長想聽誰的課都行，理由充足，正大光明。我忽然覺得自己這樣想就多餘，有點奇怪，好像心虛似的，難道有人說我不夠光明正大呢?無非讓趙力力、錢瑛她們幾個多嘴多舌的女人斜瞪你幾限，多甩幾句不鹹不淡的閑腔，能奈我何?
白星春換了一身潔淨莊重的套裝，神情端肅，在我向同學們介紹完她的情況後，沒有任何開場白就直接進入正課。
“人體的構造和功能是非常複雜的，到目前為止，人類對自身的認識落後於對客觀世界的認識。從今天起我們要學的這門課是正常人的人體解剖生理學。一個醫生必須透徹靈活地掌握並運用關於正常人體的構造和功能的知識……”她忽然停頓了，可能顧慮剛才這番話會傷害殘疾學生。正常人給殘疾人講課雙方都很敏感，她這門課是最難講的。“殘疾人除去某個受殘的部位外，其餘的跟正常人一樣。從現在起你們要以未來的醫生的熱情和專注來學解剖生理學，不要老忘不了自己是殘疾人。按理說殘疾人學解剖學更迫切，更容易，但要克服心理上的障礙，這障礙就是對正常人體的忌羨和仇視。我講授的是科學，科學不受感情的影響，當然我會盡力理解你們。最近幾天我把能夠找到手的描寫殘疾人生活的書籍都讀了，最讓我感動的是一個下肢癱瘓的作家寫的自傳，他說殘疾人都有陰暗和反抗的心理，常常抱怨健康人不理解他們，他們卻更不願意理解健康人，總以為健康人會鄙視他們，可憐他們。這位作家知道這一點，所以就格外寬容、厚道、樂觀，克服自己的局限性，去理解健康人，幾個健康的朋友邀他去逛五台山，朋友們抬他上山下山，他絲毫不說客氣話，不做被感動狀，不自慚形穢，不自卑。想上就上，該上就上，誰想抬就讓誰抬，隻要想上山就不愁沒人抬他，有遊人圍觀他也很大方自然，談笑風生，買紀念品、買食物，他的朋友們也不是全包下來，該讓他出錢的就讓他出，以示平等。完全把他當做一個不能走的健康人。今後我對你們也是如此……”
不管同學們以為如何，我被她的話感動了。為了適應這個麵對殘疾人的講台，她居然去閱讀大量關於殘疾人的書籍。我還沒有做到這一點。聽她講課是一種奢侈的精神享受，我不必動腦子跟她對話，卻可以大大方方地盯著她瞧個夠，仔細觀察她感情細微的變化，一言、一笑、一揚眉、一舉手，教養有素，豐韻穩重。她的口才像她的智慧一樣鋒芒逼人，話音如樂聲，清晰、優雅，真好聽，帶著聰穎的信息輕輕揉搓我的臉、耳及每一處暴露的部位。
我的存在看不出對她有什麼影響，假如我們兩個換個位子，我沒有把握將分寸能掌握得這麼好，不炫耀，不緊張，認真而又輕鬆，應付裕如。她並沒有講出什麼驚人的東西，卻始終牢牢地抓住學生的注意力，象指揮一個樂隊，她的一個眼神兒，一個手勢，一句話，寫出一兩個字，都會牽動整個課堂上的氣氛，隻偶爾用目光朝我這邊輕拂一下，我立刻會感到有風在心頭徘徊。靜靜地坐在她的課堂上，想自己願意想的事，看自己願意看的人，聽自己願意聽到的聲音，妙不可言！往後我將經常躲到她的課堂上來。她的聲音似乎能將一切煩惱都擋在教室外麵。
她不用站起來拿粉筆往黑板上寫字，隨身帶來一個精巧的幻燈機之類的玩藝兒，用粗鉛筆在紙上任意寫寫畫畫，黑板旁邊的白牆上立刻就出現清晰的投影，比粉筆字還要大幾倍。有些人體生理圖是現成的幻燈片，放進機器就等於掛在了牆上，而且放大了幾十倍，效果很好，又省了吃粉筆末。她身上穿的手裏用的都是新鮮東西，我應該記住，每逢她的課就提前把黑板摘掉。可惜我不能永遠躲在她的聲音和目光裏，時間由她支配就過得飛快，豐富而單純。下課後走出教室，屬於我的仍然是一團魚龍混雜的現實。白星春也幫不上多大忙。
權力無所不在，任何一個有人群的地方都要受它的支配。過去沒有創辦這樣一所“殘疾人職業學校”，公司的領導很少過問醫院的事情。“公用醫院”也象垃圾箱、電話亭、郵筒、公共廁所等許多隻有人用而無人管的公用設施一樣。現在，領導突然對醫院有了熱情，而且是用批判和糾正我主持醫院工作上的錯誤，來集中體現領導的關懷。公司領導對我的不滿意，通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渠道散布開來，很快的、很容易的動搖了我這個本無根基的小院長的坐椅。受殘疾學生的影響，我們都變得格外敏感，心智脆弱，公司打來一個電話，在醫院就足以引起一場地震。
“你是誰?通知汪治國到公司黨委來彙報。什麼?彙報什麼他應該心裏明白，你們辦殘疾人學校請示誰了?誰批準的?”
我不善於不喜歡彙報、請示之類的形式，倒也說不上懼怕這一套，騎上自行車一通猛蹬，趕到公司，頭頭卻剛走。至於幹什麼去了，問誰誰也不知道，叫我來彙報，他們又躲開——無非是表達一種對我的蔑視。無奈隻好再返回醫院，來回一個半小時白白扔掉了。屁股還沒坐穩公司又來電話催我快去彙報，說頭頭回來不見我的人影兒很惱火。這純粹是戲弄人，他們會發火，難道我就不是人，就沒有火性？吃過午飯再去，趁下午剛上班的那一會兒堵住高經理。據說頭頭們一上班都先到公司打個照麵，以後就放鷹了。
下午我準時踏進了公司的辦公大樓，裏麵空空蕩蕩，許多辦公室都鎖著門。從一樓走到四樓竟沒有碰上一個人，樓道裏非常清靜。我懷疑走錯地方進了一棟還沒有使用的空樓，要不就是記錯了日子今天是星期日，到哪裏去找高經理或黨委書記?隻好耐著性子文雅而又沒完沒了地敲公司辦公室的門，打電話叫我來彙報的那個人就自稱是辦公室的。堂堂一個龐大的公用公司，上班時間其它科室裏沒有人，辦公室裏總該留個人看攤兒吧?
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為什麼有人敲我門的時候像造反派打砸搶？那些人也像我眼下的心境一樣，心急火燎，撞上了巨大的鐵圍牆似的官僚體製和像慢性疾病一樣無邊無際、無孔不入的懶散風氣，一肚子怨氣、怒氣無處排泄就都撒在門上。敲一個遲遲不開的門是需要很大勇氣和耐性的。
周冠五睡眼惺忪，沒有歉意反倒一臉不耐煩：“你有什麼事?”
“不是你們叫我來彙報的嗎?”
他睡得迷迷糊糊，居然沒認出我來或者認識我但記不得我是誰了。天氣這麼冷他們還有午睡的習慣，春天未到，“春困”先來，“秋乏”大概也將變成一年四季都乏。
“哦，是汪院長，快請進。”
辦公室裏熱烘烘的，暖氣很足，怪不得他們發困呢。周冠五還不錯，大概是看在過去他常找我給頭頭治病的情分上，給我倒了杯水，雖然我決不會用那油漬麻花的杯子喝水。他抬起眼皮問我：“你怎麼不上午來?”
“上午我來過了，找不到人。”
“下午就更沒有人了。
公司的幹部就是這副樣子？還有什麼資格領導和批評下邊?
周冠五給我出主意：“你要想見到高經理隻有兩條道，一條是到他家裏去找他，還有一條就是明天早晨一上班來辦公室堵他。”
叫我來彙報工作而又不讓我找到他，這是什麼意思?平軍也勸我到高經理的家裏去談殘疾人學校的事，容易得到他的理解和支持，至少在他的家裏他不會輕易發火，便於對話。我還是決定明天再來第三趟，這是公事，就要公辦。他不見我，我就不彙報，我沒有也不敢懷疑和蔑視高經理及公司黨委的權力，我不花國家的一分錢，有積極性辦一點善事，有什麼不好?難道還非要哀求領導的準許嗎?
“汪院長，這回你們可大發了!”
周冠五的話引起我的驚覺：“這是什麼意思?”
“別裝傻呀，有好處也想著咱這公司的窮幹部一點。”
這也許就是症結之所在。他們以為我撈了大錢而又未給公司上供。我對這種猜度和誤解厭煩透了，不想再解釋，實際也無法解釋，解釋了他們也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