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己 巳
學生拚完命，把卷子一交，就該老師拚命了。
沒有什麼比一連幾個小時看千篇一律的智力又明顯不如你的東西更乏味的了。我眼前還有一摞卷子必須在上午八點鍾以前判出來，快天亮的時候正是開夜車的人最難熬最困乏的時候，我們不同於正規學校的老師，期終考試之後總有一兩個星期的時間判卷子。殘疾學生一考完試就應該盡快放他們回家，留他們多待一天就多一天的開銷，學校也多一份責任，讓殘疾人閑著沒事等著我們判卷子、公布成績，這本身就違背我們辦殘疾人學校的宗旨。
外地的學生已經由學校統一給預訂了火車票、長途汽車票，有的家長也來了，要親自把他們行動不方便的兒女接回去。雖然我在課堂上勸告過學生，長大成人的過程就是擺脫父母的過程，學校負責送上車，隻要那邊有人接就行，不必驚動父母專程再來接一趟，但來的家長仍然不少，像開學的時候一樣，我們的抗震棚裏又熱鬧了。
我要求學生考完一門，老師當夜就得把卷子判出來。考試全部結束後的第二天就可以公布每個學生的成績。最苦的就是我，雜事多，時間少，我教的課又多，《中醫概論》、《經絡》、《湯頭歌》，記得我上學的時候，一遇上大考就最羨慕老師，當主考官要比當考生愜意多了，神氣多了，大筆一揮，對勾畫得很帥，十叉畫得很狠，裁判別人的命運會獲得一種居高臨下的滿足。如今我算知道“老師”這兩個字的分量了，特別是像我這種自找的、自封的老師。學生的文化程度參差不齊，簡直可以說幾十個學生就有幾十種水平，單是那字體，有的一份卷子就夠我看半天的，這大概是受那些油條醫生的影響，字寫得難看，以潦草遮醜，把中文拉丁化或是蒙文化，那簽名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再認得出。我一氣之下真想下學期開書法課，當個中醫不能把中國字寫得都不成個兒!
但是每個學生答卷的認真態度卻又讓我感到欣慰。我擔心自己在這種狀態下判卷子不準確不公正。放下紅筆來到院子裏，用冷水擦把臉，活動一下身體。空氣濕漉漉的帶著一股清香，沁人心脾，天地灰晶晶像蛋青一樣脆弱而透明。四周靜得恬淡幽深，連蟲子的唧唧聲也讓人感到安閑，純淨。
我調勻呼吸，五髒安和，近來少有這種境界。因為沒有時間早起練功了，無所妄求，沒有恐懼，簡樸純正，精神順暢，美其食，樂其俗，高下不相慕，這才是神仙般的境界。農村有多少長壽老人，住土房睡土炕，粗茶淡飯，誌閑少欲，心安不懼，那才叫幸福，無法不長壽。我在這個濁風塵世越陷越深，與幸福快樂、健康長壽是無緣了!
又豈隻我一個人?我沒看到周圍哪個人是活得輕鬆愉快的，也許是受我的牽累，沈副院長在送走老郭的第二個星期也上班了，她兼著《病理》、《藥性》兩門課，判卷子的壓力也相當大。不幸後的沉思給她增加了一種憂鬱的美，眼睛裏流露出超越痛苦的無所懼怕的熱力，謝絕了別人的幫助，把屬於自己的工作全拿走了。她呆在醫院裏的時間更長了，仿佛她的家因丈夫去世而不存在了，即便名義上還有家也無足輕重，對她已沒有什麼實際意義了。
前天一場大雨從下午三點鍾下到夜裏十一點多鍾，時斷時續，把沒帶雨具的沈丹實截在學校回不了家。我當然也不能扔下她一個人先走，直到半夜雨停才送她回家。三間屋子空蕩蕩的，兩個男孩子不知幹什麼去了，最小的女兒縮在床角，不敢動不敢睡不敢哭，也許還沒有吃晚飯。窗外霹靂閃電，餘威不減，她可以為女兒提供保護，盡管她自己的心裏也沒著沒落，無所依靠。我走後她的女兒能睡著，她自己卻未必能睡得著，她有兩間空屋子，我應該留下給她們母女壯膽。但我最後還是走了，我憎恨自己是謹小慎微的凡夫俗子，也許是我怕她。我心裏裝著能夠傷害她的秘密，欺騙這樣的女人是犯罪。我回避單獨跟她在一起的機會，不敢看她的眼睛，在她麵前絕口不提郭顥及一切有可能引起她敏感的事情。得疑心病的是我，好象欺騙她的也不是郭顥而是我。郭顥玩的是“死後害司馬懿”的把戲，他蹬腿閉眼倒給我心裏種了一塊病!
白星春原打算幫助沈丹實判一部分卷子，她們都是西醫，沈丹實歇班的那些日子就是由她代課。沈丹實謝絕了她的好意，不好意思給一個外單位的人增加額外負擔。白星春順手拿走了我的一部分卷子，我正求之不得。
她不愧是大學裏正牌的教書匠，到底比我們有教學經驗，她的正業是完成醫學院的正規而嚴格的教學任務，課餘時間才是給我們的殘疾學生教授《生理》和《解剖學》。她活得輕鬆愉快，甚至自覺不自覺地為人們做出享樂主義的榜樣。可同學們仍然反映她的課講得最好，作業留得少而精。也許是她的美貌和大學正牌教師的身份幫了她的忙，給學生一種心理上的滿足——大學的老師教大學的課程，也好向親戚朋友們吹，即便自己不是正式大學生，也差不離兒。
如果都是我們這些小醫院的大夫講課，那成色可就差遠了!自星春倒成了我們這所殘疾人職業學校的招牌，盡管到現在還沒有付給她一分錢的講課費。有她的課她就來，下了課就走，身上總有一股清新爽快的勁頭，改作業判卷子像變戲法，隻要你提出要求，在她那兒決不會誤事。同時她身上又裹著一層神秘的東西，隨和但不隨便，親切又使你對她不可過分親近，人人都對她很熟，誰也不真正了解她。她若即若離地生活在別人對她的想象裏。越是如此，她對大家就更具吸引力!
每天都有潮漲潮落，好象是太陽在昨天夜裏從西方轉過來的時候給我們捎來了這個大喜訊——香港明愛中心要捐贈給殘疾人學校七百萬人民幣，叫我們蓋一個象樣子的殘疾人培訓中心。要我立刻趕到北京，辦理交接款的手續，這不就是俗話說的天上掉餡餅嗎!
看不出那個年紀輕輕的費莉娟小姐居然有這麼大的道行，不，是德行!我想象不出七百萬元究竟是多少錢?把這個數字跟錢聯係起來我缺少具體概念，從來沒有這樣聯想過，包括做夢的時候。
平軍擺出了一副經得多見得廣的派頭，對我這種又想吃又怕燙、沒有錢叫苦連天、錢多了又害怕的窮酸樣子甚不以為然，掰著手指頭教我：“你每月掙多少錢心裏總是有數的吧?九十多塊，一年一千多一點，就算一千吧，十年掙一萬，一百年掙一百萬，七百萬正好夠你掙七百年。”
那得是好幾輩兒。謝天謝地，我汪家省了七百年的辛苦!
這七百萬能不能蓋一所像樣子的學校呢?怎麼蓋、找誰來蓋呢?我們這幾個人能辦得成這種大事嗎?要錢容易，這錢拿在手裏可有點燙得慌，怎樣保證不出差錯，花得值，對得起費小姐一片仁義之心呢?
平軍大包大攬：“這種事你就別管了。沒有錢犯愁，有了錢還愁花不出去嗎?”
他確實比我有氣魄，更具經濟頭腦，隻是不要提做買賣上當賠錢的那碼事。
沈丹實不同意隻蓋殘疾人學校，她主張建個漂亮的康複中心，裏麵有醫院，有學校，有殘疾人遊樂、鍛煉身體的地方。他們說得都有道理，這七百萬是一顆精神原子彈，幾乎要把我們兩排抗震棚的房蓋炸飛了，炸得大家暈頭轉向，充滿幻想，各懷希望。
至少我不再擔心我的學校和醫院不會因拆掉抗震棚而散夥，對於即將放假的學生也是一件最好的禮物，一篇最精彩的校長講話。什麼總結呀，囑咐呀，全用不著了，他們最不放心的是學校的前途，未來有了保證，他們知道自己該怎麼辦了。
大家都催我快動身，辦公室買來了進京的火車票，平軍用自行車把我送到火車站。大家都希望我立刻把這七百萬元拿到手，存在銀行裏一天的利息就夠給全體職工發獎金的，早得到一天是一天！
我把學校的事情再向平軍交代一次，叫他們不要等我，抓緊時間疏散學生，然後興匆匆登上去北京的火車，心裏有一團熱乎乎的東西在膨脹，像精靈附體，搞得自我感覺都不一樣了。
車廂裏人擠人，汗臭彌漫，空氣惡濁，仿佛所有的空間都被人和貨物塞滿了，到處都是肮髒，煙灰、痰、果皮、麵包渣、紙團、水或者是孩子們的尿。我躲在鍋爐房旁邊的角落裏，這兒比別處更熱，因而人體擠得不那麼瓷實，還有空子可鑽。我試探著用雙腳慢慢地擴大地盤，終於能夠蹲下屁股坐在自帶的馬紮兒上了，把書包墊在後背上，免得發燙的鐵板像烙大餅一樣把我烙熟了。我以前常坐這種車次在三百號以上的慢車，其實是經濟造反派們的長途販運車，覺得一切都很自然，如果車廂不破舊，不擁擠，不肮髒也許倒覺得不自然了。為什麼今天覺得這一切都不可容忍了呢?難道是叫那七百萬給燒的？
不能容忍也得容忍，不是我不容忍它，而是它容不下我。倒不如表現出一種寬厚的居高臨下的容忍，我是什麼人?我要去幹什麼事?何必計較這火車是什麼樣子呢!這些粗俗的有本事的買賣人，手提肩扛，販運一趟是賺幾千、幾萬，還是幾十萬，乃至超過七百萬？多虧昨夜通宵判試卷，頭暈暈糊糊，後背熱熱乎乎，正好睡上一覺，一旦沉入睡鄉一切就都幹淨了，火車不存在了，時間過得也快了，但願再睜眼時已經到了北京。
這是軟臥車廂最頭兒上的一間，服務員告訴他上邊那個四號空鋪是他的，這間屋裏加上他應該隻有四個人，可現在卻擠坐著十來個人。每張下鋪都坐著三、四個，另一張上鋪趴著一個，把腦袋探出來加入下麵那熱熱鬧鬧的談話。
屋子裏煙氣刺鼻，臨窗的小桌上堆滿水果皮、茶葉罐、水杯、香煙之類的東西，煙灰缸更象一個豎尖冒流的垃圾筒，他把提包放到自己的鋪位上，退出來坐在走道裏的小椅子上。他不是經常有機會能坐軟臥車廂的，這次要感謝全國氣功研究會，請他做特邀代表，給他買好了這軟臥車票。他猜不透擠在他房子裏的是一些什麼人，有的很年輕，有的已頭發灰白，穿著打扮有的很普通，有的很古怪，談吐更令人難以捉摸，說文雅，有些話連他也聽不懂，說粗魯，滿嘴髒話，但下流得幽默機智，粗而不俗。一個個口才都不錯，天上地下，古今中外，世界大事，社會奇聞，無所不談，但談得最多的是女人和性。旁若無人，輕狂隨便，他們有不少人，包了大半個軟臥車廂，有男有女，都不甘旅途寂寞，經常流動，哪個房間裏熱鬧就往哪兒湊。
最頭兒上的這問屋子風水最好，似乎住著他們的核心人物，直到吃過晚飯之後才安靜下來，汪治國終於有機會走進自己的包廂，睡在他下麵的人收回自己的大腿，客氣地給他讓座。這些人全都是見麵熟，自由自在，他也用不著客套。
屋子裏年紀最大的一位問他：“您去哪兒?”
“哈爾濱。”
“咱們一路。”
“您做什麼工作？”
“我們這些人都是拿工資的精神個體戶，當然要比經濟個體戶窮得多。”
汪治國仍不得要領。他猜測可能是從事政治研究或科技谘詢之類的工作，帶有一定的保密性質，既然他們不想說也就算啦，壓下自己的好奇心。
人家問他：“您是做什麼工作的?”
“醫生。”
“哦，您是醫生?請教一個問題可以嗎?”對麵一個貌似狂野卻氣質不凡的中年人來了精神，眼睛盯著他。
“請講，我不一定能解答得了。”
“現在的中年知識分子，比如教授、學者、文人墨客，大部分都患陽痿，這是為什麼?”
汪治國沒想到一個素味平生的旅伴竟單刀直入地提出這麼一個坦率的問題，沒容他開腔，那家夥的同伴們卻拿他開涮了。
“林競兄這叫有病亂投醫，大夫，你治好他的陽痿，他會重重謝您。”
“他的情人很多，急上來恨不得把他撕碎分著吃了，您能讓他恢複男人的功能將積下大德。”
當著我這個外人他遭到如此嘲戲，“林競兄”臉不紅，心不急，自自然地憨厚地打斷了同伴們的七言八語：
“你們別鬧哄，聽人家說!”
汪治國不善詼諧，審慎的擺出一副嚴肅的神態，用正經的口吻解釋不正經：“這是個大問題，太大了，你提到根兒上了，它影響人，影響社會，甚至影響一個民族的興亡。女人們叫喊找不到真正的男子漢，電影上沒有男子漢，床上沒有男子漢，哲學、文學、音樂、體育等許多領域裏都沒有男子漢，好像我們這個民族也得了陽痿。平時大家隻提古老的文明傳統，丟了強悍強盛的遺傳，以代表一個民族的精華的知識分子為最……”
“好，講得精彩，現代知識分子都染上了心理上的陽痿病，隻能在精神上好色了。”
“行乾，別老打岔，聽大夫往下講，為什麼知識分子陽痿的最多?”
“原因很複雜，經濟、政治、社會、人權、天命，天命就是遺傳學，都可以影響性能力。人不同於動物，動物交配是有季節性的，比如二八月鬧狗，人是一年四季任何時間都可以交媾……”
有人笑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人的壽命以百年為限，四、五十歲正進入午時，太陽當頭，麥子黃梢兒，正是最成熟、最厲害的好時候，為什麼反倒不行了呢?這一代人經曆的事件最多，反右派、大躍進、度荒、四清、文化大革命，多災多難。忍耐，忍受，哪一場運動都是壓性滅性的，搞得沒有性或性無能，上邊抬不起頭來，下邊也抬不起來……”
“有理有理，所謂嚇得沒有尿了。”
“神大勞則斃，知識分子精神消耗太大，神即真精。不能養精，不能蓄銳，功能自然減退。再加上營養不足，家境不好，環境更糟糕，一間屋子半間炕、，還有什麼意思呢?再加上嚴格的計劃生育……”
“計劃生育不會影響人的性欲，發達國家早就自覺地控製生育。”汪治國的話又被打斷了，要叫這些自視甚高的家夥不插話是辦不到的，他們誰也不想埋沒自己知識或幽默的才能。“文革期間我在一個窮困的山村落戶，為了省油，很多人家都不點燈，天一黑就關門睡覺。村幹部總認為過早的睡覺就不會幹好事，每天晚上都要敲著鑼圍著村子轉一圈兒，嘴裏叫喊著‘要計劃生育’、‘隻生一個好’之類的口號。有些農民幹了一天活兒很累，正想老老實實地睡覺，或者已經睡得迷迷糊糊了，鑼聲又喚醒他們，刺激了他們，一個個又翻身而上……久而久之竟成了習慣，每到晚上幹部一敲鑼，全村都幹那件事，農民們在黑暗中進行那唯一的娛樂活動。”
講故事的人的臉上像罩著女人的百褶裙，但神態很年輕，逗得大家哈哈一陣長笑，別的包廂的人又開始擠進來。
“還是體力勞動者好，幹一天活兒不管多累，晚上二兩燒酒一根雞大腿，沒有大腿雞爪子也行，什麼事都不耽誤。有時一隻手拍打著哭鬧的孩子，照樣幹自己的好事，反而更刺激，更有味兒，他要是個作家，孩子一哭保管沒性了。”一個年輕的小夥子也炫耀自己的口才。
“林競兄”擠到汪治國身邊，跟他討教有沒有治陽萎的靈驗的辦法。
“辦法當然有，單純刺激的能交媾最容易，西藥有，中藥也有。那樣是治標不治本，治過了還容易傷身……”汪治國實在不習慣在這種軟臥車廂裏看病，周圍有一群莫名其妙的人精在盯著你，隨時都準備打斷你的話或嘲笑你……
再睜眼時我仍未飛到北京，還在這個擁擠不堪的肮髒的車廂夾道裏晃蕩。衣服被汗水漚透了，貼在身上，粘得難受，脖子裏似有無數條小蟲在爬。
胳膊麻了，腿也麻了，想試著站起來，活動一下身體，呼吸一口新鮮空氣，猛然想起一件事情，或許是個重大的疏漏——我怎麼可以空著手來，空著手見費小姐?禮尚往來，應該對她及她所代表的明愛中心有所表示才好。回報一個與七百萬元價值相當或更值錢的禮品是不可能的，與人家比不起大方也講不起排場，以我以往的為人之道、交友之道是寧叫別人欠著我點，我不能欠別人的。
不想碰上了財大氣和的費小姐全不適用，一見麵我就處在了一個接受施舍的地位，不是對等的，不是平起平坐的，費小姐對我倒沒有流露出絲毫瞧不起，現在想起來這越發使我的自尊心受不了，要三十萬，給七百萬，這是何等的氣魄!大家都以為我們撈了個大便宜，我們為什麼要占人家便宜?因為窮，因為要辦殘疾人教育事業，還是因為得不到同胞的理解和支持，尤其是那些位高權重的同胞？隻要領導稍微不那麼歧視我們的學校，我們是不必求助於外人的，窮辦也可以辦得很好。
後背涼嗖嗖的，身上不再燒得慌，心裏那個膨脹的熱團也在收縮，車廂的悶熱和惡臭都在減輕，其實這氣味正適合我，我不就是個道貌岸然、孤芳自賞、患得患失的高級討飯的嗎?我應該早想到這一點，把自己和殘疾人學校分開。你幫助了殘疾人，並不等於幫助了我。我也是在幫助殘疾人。但我尊重你，可以拿出自己最好的東西送給你，金銀珍不許帶出國，不然我可以送給費小姐一枚金針，權作紀念。
還有一種東西是可以拿得出手的，一盒高麗參。要一個盒裏裝二十五棵參，每棵參都象一個人，二十五棵參代表了人類二十五種不同的性格的人。什麼樣的人病了就挑一個跟自己樣子差不多的參來吃。據說美國宇航員上天口含巧克力，蘇聯宇航員上天口含人參，每棵參長在一個地方至少要經過五、六年，吸收了大自然的精華，不然也不會叫人參!
當然也有不像人形的參，世界上不是還有不少不是人的人嗎?我家裏就有一盒地道的高麗參，二十五棵，我常打開盒子觀察它們，把玩不已，多有啟發，時間一長我甚至覺得它們都通靈氣。我以前的生活是很有規律的，幹什麼事都是有板有眼，外出或會見重要的好朋友都是早有計劃、早有準備的，近一半年裏我身內身外都有點錯亂，身不由己的不知會想什麼，說什麼，幹什麼，今天不知道明天還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生活倒是相當刺激，卻連認真思索這種生話方式的時間都沒有，連後悔的時間都沒有！
就在我胡思亂想這工夫火車離北京更近了，我隻能長乎臉一抹變成圓乎臉，把錢要到手就行了。這比武訓辦學好多了，武訓那樣子實在讓我惡心。不，我沒見過武訓，是趙丹模仿武訓的樣子。
我迷迷糊糊地到了終點站，出了北京站打開書包，拿出一個不值錢的尼龍提兜，把馬紮放進去，到小件寄存處存好，回去還得靠它哪!按通知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全國殘疾人協會，嘿!這可是一片堂皇富麗的建築，一正兩副三幢小樓，院子小巧精致，山石、噴泉、花木、長廊、曲徑，設計得清雅爽人。
我簡直無法把這樣的環境跟殘疾人聯係起來，辦公室很多，進進出出都是一切服飾鮮亮的健全人。其實就應該有這樣的環境、這樣一些漂亮人物為殘疾人服務。一位副秘書長接待了我，他從抽屜裏拿出一張單據叫我簽字。謝天謝地，並不是費小姐親手把錢交給我，我長出一口氣，輕鬆自然了。
交接七百萬元巨款的手續這麼簡單，不消五分鍾就辦完了。我真懷疑汪治國三個字有這麼值錢，能換得七百萬元!
他把單據又鎖進抽屜，我疑疑惑惑：
“我們什麼時候能拿到錢?”
“很快撥到你們市銀行。”
我鬆了一口氣，正不願意帶著七百萬元的支票或其它類似的東西去擠火車。我打聽費小姐的情況，人家隻告訴我她早回香港去了，不然我們也接不到這筆捐款。我又感動了一陣，但也不必為自己的兩手空空而愧疚不安了。
副秘書長留住我，一個勁兒地打聽殘疾人學校的情況以及我們打算怎樣支配這筆錢？我為何不利用這個機會爭取他的同情和理解呢?反正今天回不去了，有的是時間從頭道來，在市裏找不到一個領導人願意聽我談談殘疾人的問題。這個殘疾人協會的大本營，應該是替殘疾人說話的地方……
庚 午
我回到醫院，大家見到我的第一句話都是：“錢拿到了嗎?”不把錢真正拿到手誰也不相信會有這樣的好事。外國人並不傻，這些年到中國來投資做買賣的外國人多了，都是千方百計想賺中國的錢，為什麼明愛中心會白送給我們這麼一大筆錢呢?以目前中國人的心理狀態無法理解費小姐這種學雷鋒的傻勁兒。許多醫生、護士和尚未離校的學生都找我打聽消息，他們大概對那七百萬元各自抱著許多幻想。
我也充滿幻想，手裏握著七百萬元還怕拆掉抗震棚嗎?可惜郭顥死得太早了，如果有他在我就不用犯愁了，耙錢交給他，我隻要限定時間接收一座康複中心就行了。現在我也有膽量給公司打電話了，好像有個不成文的規定，上級找下級可以用電話，下級有事情請示上級則不能用電話，顯著不夠尊重，需親自跑腿，辦公室找不到再往頭頭的家裏去。這次我就要動用現代聯絡工具，直接找高經理，找別人不解決問題。不知為什麼，我總覺得他對我會比以往要客氣些，電話不僅比我的腿快，也比我這個人更有辦法，誰也擋不住它，它直接在高經理的辦公桌上響起來，高經理想聽我說話更好，不想聽我說話也得聽，因為他隻有拿起電話聽到了我說話才知道是我。
電話接通得很快，高經理語調平和，果然，情緒不錯。我講了如果拆掉抗震棚會遇到的困難，試探他有沒有想留住我們的抗震棚的意思。“哎呀，這事不好辦，不拆棚子誰也頂不住，你們的難處我知道，公司黨委研究了一下，運輸隊的院子比較大，你們先把醫療器械存在那兒，公司準備撥給他們一筆錢，把前院騰出來給你們做醫院。”
高經理真是發了善心，我趕緊表示感謝：“不知運輸隊的前院兒有多少房子，能同時容納殘疾人學校嗎?”
“不會像現在的抗震棚那麼寬敞。”
“還不如抗震棚?”
“你們如果嫌小，等那七百萬來了公司再想辦法給你們調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