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樂囚姬旦，詩書縛孔丘”，可能囚縛得住這些人？儒家的“聖人“是人倫之聖。莊子的“聖人”則是人格之聖。這是衝決一切束縛的人生，這是莫之夭閼的人格。這是一個無情的世界，又是一個大情大義的世界。這個世界那麼無聊無奈，而生活於其中的人卻那麼富有激情與個性。有那麼多鮮活的互相激發火花的思想，有那麼多超凡脫俗卻又激情滿懷的人物：他們或擊缶而歌，或憑幾而噓，或形為槁木，或心如死灰，（而一旦死灰複燃，槁木逢春，卻又那麼熱烈紅火而欣欣向榮。）有時，他們躊躇滿誌洋洋四顧，有時又或歌或哭不任其聲；有時南首而臥為高士，有時卻又拊脾雀躍做頑童。“恢恢乎遊刃有餘”（《養生主》），卻又能“不失其性命之情”（《駢拇》），“無不忘也”卻“無不有也”，“澹然無極”卻又“眾美從之”（《刻意》）。他們如此遠離我們，卻又如此吸引我們！他們那麼無情，卻又那麼富於激情；他們那麼醜陋其形，卻又那麼美妙其神。他們對人間那麼不屑，卻又那麼富於同情心，對人世間存有那麼多的憐憫。
“乘天地之正，禦六氣之辨，以遊無窮”（《逍遙遊》），何等從容；“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為一”（《齊物論》）又何等自信自大！不僅是人物。動物、植物在《莊子》中一樣充滿人性的種種特點（無論缺點或優點），人物既已如動物中的生“龍”活“虎”，動植物卻又是活生生的“人”，高度人格化：令人無限景仰的大鵬，怒氣衝衝的擋車的螳螂，自得其樂的斥鷃，在河中喝得肚皮溜圓的鼴鼠……是的，如果孔（子）、孟（子）、荀（子）、韓（非子）等人的著作中多的是社會競爭或概念，充斥的是禮、仁、忠恕、君臣等等社會政治語彙的話，那麼，莊子著作中多的就是這些自然意象，一派自然的天籟。如遍地野花，在晨風中搖曳多姿，儀態萬方，神韻天成。在先秦，我認為主要有五種人格理想：墨子的苦行俠人格，赴湯蹈火，摩頂放踵，利天下而為之；楊朱的貴我人格，絕對自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孟子的大丈夫人格，正義在胸，一毫不挫；浩然之氣，一絲不撓；荀子的君子式人格，平和公正，循規蹈矩；再一種便是莊子式的人格了：獨來獨往，不吝去留，若垂天之雲，悠悠往來聚散，在一種遠離的姿態中顯出格外的深情與灑脫。當莊子唱著：“一而不黨”的調子從我們身邊掉臂而過時，我們不能不感到“於我心有戚戚焉”。他是在瓦解鐵板一塊舉手措足都強求一律的政治。孔子講“己欲達而達人，已欲立而立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這裏麵包含著一個很重要的前提，那就是他認為人性是一致的，有共同的趨騖與規避，因而也就有一種大家共同接受的標準、原則來統一人們的追求和幸福感。於是“禮”就出現了，它既像它所許諾的那樣，是對人群幸福的保障，也是對異端進行起訴和懲罰的根據。這便使得儒家文化有一種根深蒂固的專製意味。莊子呢？他對此冷笑：怎麼能斷定你厭惡的不正好是我希求的呢？怎麼能斷定你希求的不正好是我厭惡的呢？我與你既然是不同的個體，為什麼不能有不同的個性與趣味呢？為什麼不能有不同的思想與誌向呢？憑什麼一定要統一它們呢？統一它們到底是為了誰的利益呢？有足夠的道德依據嗎？天下有不易的人人喜愛的“正味”、“正色”、“正處”嗎？在《齊物論》中，他證明的就是萬物的差異性與不完美性，從而論證世間萬物的平等並存關係，否定了儒家的“禮”。
要知道，他談“齊”，實際上是在鼓吹“畸”（不齊），他是在為所有的“畸”爭取同等的（即“齊”）的權利。他的思想是專製政治與專製思想的死對頭。如果儒家堅持要求個人削平個性，適應社會，認為完美的個性就是無我的奉獻給社會；那麼莊子則要求社會適應個人，他堅定不移地認為，假如一個社會是道德的、合理的、正義的，是生機勃勃的而不是僵死的，那麼這個社會就必須盡可能的為個體提供自由與發展的條件。同樣，個體能否感到自由與幸福，能否有充分的權力表明自己的思想與意願而不受到暴虐，是這個社會存在的最終道德曆史依據。他的這些天才的漫無王法的綱領使得宣布“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濱，莫非王土”的專製君王大為氣餒與不安，他的著作在很多時期，都曾被列為禁書。胡文英這樣說莊子：
莊子眼極冷，心腸極熱。眼冷，故是非不管；心腸熱，故感慨萬端。雖知無用，而未能忘情，到底是熱腸掛住，雖不能忘情，而終不下手，到底是冷眼看穿。
這是莊子自己的“哲學困境”。此時的莊子，徘徊兩間，在內心的矛盾中作困獸之鬥。他自己管不住自己，自己被自己糾纏而無計脫身，自己對自己無所適從無可奈何。他有蛇的冷酷犀利，更有鴿子的溫柔寬仁。對人世間的種種荒唐與罪惡，他自知不能用書生的禿筆來與之叫陣，隻好冷眼相看，但終於耿耿而不能釋懷，於是，隨著諸侯們劍鋒的殘忍到極致，他的筆鋒也就荒唐到極致；因著世界黑暗到了極致，他的態度也就偏激到極致。天下汙濁，不能用莊重正派的語言與之對話，隻好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來與之周旋。他好像在和這個世界比誰更無賴，誰更無理，誰更無情，誰更無聊，誰更無所顧忌，誰更無所關愛。誰更赤條條來去無牽掛，從而誰更能破罐子破摔。誰更無正義無邏輯無方向無心肝——隻是，他的滿紙荒唐言，實際上是一把辛酸淚！
諾瓦利斯說，哲學就是懷著永恒的鄉愁尋找家園。莊子的哲學是這個詩意定義的最好例證。莊子也確實在時時眺望著故鄉，計算著回歸的日子。人間的生活對他而言，不過是逆旅，一次勞心竭慮而又傷心重重的旅行。這世界是多麼的貧乏、混亂，既無邏輯又乏性靈，既不人道又不神聖嗬！所以，當他的老妻死了時，他擊缶而歌，送她回到“故鄉”。現在，寄寓土屋的旅人隻他一個了，他可能更加自由，但也更加無聊與落拓了。“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你已返回故鄉了，而我還要寄寓人形之內，在這人間羈旅嗬）——這孟子反、子琴張在朋友子桑戶靈前的悲歌，就是莊子對人間滿懷倦意的流露。“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我怎麼能知道悅生不是一種迷惑呢？我怎麼能知道惡死不是就像頑童離家不知歸去一樣呢！）他一生都浪跡在帝王們找不到他的江湖上，在流浪結束的時候，他走向了永恒，走進了我們代代血脈相傳的記憶。是的，他大樹長青，永垂不朽，而他的思想則正如他自己的話所說：“薪盡火傳，不知其盡”，我堅信這一點。
商鞅：斯人自殺寫商鞅，《史記》的《商君列傳》是重要材料。由於《商君書》中的文章未必盡是商鞅所作，研讀《商君書》倒未必是研究那個秦國曆史的改革家大悲劇人物商鞅了。所以，寫商鞅不大好寫，而《史記》中有關商鞅的事跡是個基礎。據司馬遷說商君是衛國公室庶出的公子，名鞅，姓公孫，後來因功被封於秦孝公封於商，才叫商鞅。公孫鞅從小喜好法術之學，在魏國相國公叔座家中擔任中庶子。公叔座知道他有才能，還沒來得及把推薦給魏王。就患了重病。且告不治。魏惠王來探望公叔座的病情時說：“你萬一有所不幸，國家怎麼辦？”
公叔座說：“我的中庶子孫鞅，雖然年輕，卻是個奇才，希望您能把國政交給他掌管。”魏王聽後默默不答。魏惠王將離去時，公叔座叫退左右向魏王說：“王如果不用公孫鞅，一定要殺掉他，莫讓他離開國境。”魏王答應後就走了。公叔座召見公孫鞅，向他辭別說：“王剛才問我誰可以擔任相國，我推薦你，從他的臉色看，他不會當回事。我以先忠君後愛臣的原則向王說：‘如果不重用公孫鞅就應該殺掉他。’王答應我了，你快走吧！否則就要被殺！”公孫鞅倒不在乎，他說：“王既不能聽你的話來任用我，又怎會聽你話來殺我呢？”就沒有離開魏國。惠王回到宮中與左右的人說：“公叔大概是病糊塗了！真令人傷心，他竟要我把國政交給公孫鞅掌管，這豈不是荒唐嗎！”公叔座死後，公孫鞅顯然在魏國沒有什麼施展才能的機會。他聽說秦孝公正在招求人才，便西去秦國。求托孝公的寵臣景監推薦他見了孝公。據司馬遷的說法，孝公召見了公孫鞅四次，前兩次都十分失望與生氣，以至於把推薦人景監也橫加責備，直到第三次，孝公才能聽進去一些，到了第四次，唯衛鞅的話已經投入到不知不覺把膝蓋跪到席子外麵去了，以後一連談了好幾天也不知疲倦。據衛鞅自己的說法，前兩次孝公不滿意，是因為他對孝公談的是為命，為王之道，第三次，衛鞅跟孝公談的是“為霸”之道，這才略合孝公的心思。衛鞅對景監說，“我向國君陳說帝王之道，並告訴他說這樣功德可以夏、商、周三代的盛世並說，但國君以為這樣太遙遠了，不能在生前就建立赫赫功業，不願默默而沉悶地等待幾萬年才成就什麼帝王之道，我隻好跟他談強國之術，他很高興，但可惜，這樣也就難以與夏、商、周的德治相比了。”司馬遷敘述的這個故事有些讓人糊塗。因為，就商鞅本人後來的行事風格及為人風格，以及施政風格來說，他是一個徹頭徹尾的法術之士。並且，他不可能不認識到秦國政治的法家傳統以及秦孝公本人的個人性格。在求一見尚且難得的情況下（不然他也不會去求景監引見，要知道，作為一個士，讓一個閹人引見是很失身份的事，他也因此受到很多責難，無論生前還是死後），他竟然敢於冒險第一次說帝道，第二次說王道，以至於讓孝公對他很是反感與失望，以至責罵引見者景監，到第三次才談孝公感興趣的“霸道”，司馬遷在後麵的“太史公曰”說，作為一個天資刻薄之人，他的開始對孝公所說的什麼“帝王之道”，乃是“挾持浮說，非其質矣。”但我想，以商君的聰明，他至於在此前不研究孝公的心思與性格，他不需要以什麼“帝王之道”來為自己遮掩。他與孝公，一樣急功近利，一樣才大於德，一樣不擇手段以求一逞，他們完全可以一見麵，就打開天窗說亮話。總之，這是一個讓人頗費思量的故事。關於商鞅的另一個很著名的故事可以見出“法術之士”行事的機智與權詐。當他已將改革法令擬就還未公布之時，他為了取信於民，為了使人民相信言出必行，就在國都南門豎起一三丈丈長的木頭，下令曰：能搬到北門的人賞十金。莫名其妙的事與出奇厚重的賞金本來就是要使得人人生疑。他的目的實現了，沒人敢走上前來大家一來覺得奇怪，一來也怕是什麼陷阱。商鞅的這個行動倒是很好地檢驗出了秦國人民對政府的信任度。沒人來搬木頭——這也是商鞅預料之中的事。他便把賞金提高到五十金。大家隻會愈加奇怪。但終於有一個人——這人往往是平時最二愣的角色，要不就是商君安排的托兒——把木頭搬到了北門，大家當然都會跟著，去看結果。
令那些人大跌眼鏡——那時沒眼鏡可跌——那就跌足——的是，他真真拿到了五十金的賞金，商鞅用這古怪的行為，表明了他這一屆政府的新形象，有令必行，令行必止。他的這個計策與趙高的“指鹿為為馬”，事雖不同，創意上都屬一流。都是無中生有，憑空而造，屏除道德上的評價，若僅從知謀上看，都令人佩服。這是類。還有罰。賞與罰是法術之士的兩手：兩手都抓，兩手都硬。法令推行一年之後，來到國都找有關部門（據《鹽鐵論》中的“文學”們說，是找秦孝公哭訴）控訴新法不方便的百姓數以千計。恰好，太子也觸犯了新法，商鞅找到了“殺猴給雞看”的“猴”：他要依法懲處太子，太在所為儲君，不能受罰，便當懲罰太子的傅公子虔，太子的師公孫賈，在他們的臉上刺字，第二天，秦人就都趨附於新令了。大約在十四年之後，公子虔又違反了法令，被割去了鼻子（劓刑）。《鹽鐵論》中的“父子”們又說，他這樣做是“刑公族以立威。”當然，他不會僅僅“刑公族”，小民更是他暴虐的對象。十年以後，那些當初覺得新法不便的人，嚐到了新法的好處，又來訴說行法的種種是處。商鞅說，“這些都是擾亂教化的人。”於是全部把他們遷到邊疆。——他是不容許百姓議論政治的。而他的刑罰，更是密而酷：步過六尺者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監渭論囚七百餘人，潿水盡赤。號哭之聲動於天地。
畜怨簡練仇，比於丘山。（《新序》《史記·商君列傳》集釋引）以至於弄得“老母號泣，怨女歎息”從而導致“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鹽鐵論·非鞅篇》）這是對內。對外，他同樣不手軟。與“內刻刀鋸之刑”相應的是“外深鐵鉞之誅。”（《新序》、《史記·商君列傳》集解引）。本來戰國也就是以戰立國，自春秋以來，大家一直“相砍”，已成為遊戲規則，但商鞅的對外攻伐尤為人痛恨，乃是他的欺詐行為。本來，欺詐在用兵上也已成大家共識，自孫子以來“兵者，詭道也”，“兵不厭詐”，已為大家接受，但商鞅之詐，仍為人所痛詬，因為他所詐者，是其故國，是其故人。所以，《鹽鐵論》中的“文子”們，即把“欺舊交以為功”與“刑公族以立威”並列，把它作為商鞅的不德不義的兩件典型例證。這個“欺舊交以為功”的事大約是這樣的：公元前352年孝公於是任用衛鞅為大良造，由他率領秦兵圍攻魏國的安邑城，魏兵降服。公元前341年，齊國在馬陵打敗魏國，俘虜魏國的太子申，殺死魏國的將軍龐涓。於是第二年，即公元前340年，衛鞅勸孝公說：“秦國與魏國，就像人患有腹心的疾病，非除去不可。不是魏國兼並秦國，就時秦國兼並魏國，現在以君的賢聖，使秦國強盛了，而魏國在去年被齊國打得大敗，諸侯都背叛它，我們可趁這時討伐魏國。魏國抵抗不了秦國，必向東退縮，魏國東遷，秦國便可占據黃河、崤山險固的地勢，向東控製諸侯，這是帝王的大業！”孝公就派衛鞅率詎攻打魏國，魏國派公子卬率軍反擊，而公子卬，是商鞅在衛國時的好朋友，兩軍相持對峙，衛鞅送信給魏將公子卬說：“我以前與公子友好，現在各為兩國的大將，實不忍相攻打，可以與公子相見，訂立盟約，痛痛快快地飲酒，然後退兵，以使秦魏兩國安全。”魏公子卬也覺得這樣很好。便能來赴會。盟約儀式完畢，在飲酒時，衛鞅所埋伏的穿甲武士突然襲擊，俘虜魏公子卬，並趁勢進攻魏軍，徹底消滅了魏軍，才班師回國。衛鞅擊破魏軍回國，秦國封給他於、商兩地十五個都邑，封號為商君。郭沫若曾就此感慨道：“雖然是兵不厭詐，人各為主，但那樣的出賣朋友，出賣故國，實在是可以令人驚愕之事。”但正如馬丁·布伯所言，一個人是什麼，就看你把你自己當成別人的什麼，當商鞅出賣一切的時候，一切也就出賣了他。兌有兌報，惡有惡報，不是報，時候未到。我們等著吧。實際上，商鞅此時已成了國內與國外的“公敵”，“無恩於百姓，無信於諸侯，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仇。”（《鹽鐵論·商鞅篇》）人們對他又恨又怕——恨的是他的殘暴，怕的則是他所依悖並掌握的強大的國家機器。他的一切理論與實踐都是為了加強這個國家機器，使之對內能“勝民”，對外“能攻”，這種行為的偉大借口，是強國，是的，在那時代，讓國家強大能攻，在列國紛爭中占優勢，得到更大的所謂“國家”利益，甚至吞並他國，似乎是那時代最大的國家道德。但其實，還有一個潛在的目的——無論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就是，這種“強國”的行為實際上也就是使他所能掌握的國家機器愈加強大，從而對內更有鎮壓力，對外更有侵略力。這種所謂“國家利益”，與人民毫不相幹。在秦國日益強大，且在對外戰爭頻頻得手中，秦國人民得到了什麼？
他們得到的是商鞅式的嚴刑峻法，“天下苦秦及矣”，但我們更要知道，秦國的百姓，為秦所苦更久。所以，在這種情形下，所謂的國家，行政意義上的國家，其道德根基極其可疑。因為它已與掌握它的暴君或暴徒成為一個整體，它的目的已不是為了“國家”中的人民——它的功能已經成為暴君或暴徒的施暴工具以北無論對內還是對外。所以，無論從哪方麵講，這種行政意義上的國家，其“主權”都是可以懷疑的，因為，我們若對這樣的“主權”予以絕對的尊重，那就意味著對暴徒暴行——至少是對內鎮壓暴行的絕對尊重，一個國家有這樣膽“主權”嗎？薩達姆行政體係下的“國家”及其一整套“國家機器”，如果在“主權”的保護下一直存在下去，那真是令人類文明蒙羞。而遍布伊拉克的“萬人坑”中的屍骨——其中包合婦孺——就是我們對這種“主權”尊重的結果。法家人物都是“事功”崇拜者，商品交換鞅在這方麵是一個典型。為了“事功”，他不擇手段，甚至不惜以身殉之。他當然不會計較什麼仁義道德，什麼友誼信譽。他意誌堅定，理想執著，目光遠大，行起事來雷厲風行，果斷斬決，不計後果。他具備了一切改革家應當具備的優點，又有秦孝公自始自終不渝的信任，二十餘年裏放著手，放著心，讓他這把鋒銳的刀在秦國羸弱多疾的肌體上切割剜除，他果真就在這邊鄙戎狄之地做出了一番大事業，讓連續幾代積貧積弱的秦國一躍而為諸候列國的前茅，且矛頭所向，勢如破竹，“諸侯斂衽，西麵而向風”（桑弘羊），奠定了秦統一六國的政治體製基礎，思想基礎，軍事基礎，商君相秦十年後，《史記》記載是：“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鬥，鄉邑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