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能做大事，卻隻能做小人。處事練要，為人刻薄，他不惜以最小人的方式去追求自己的目標。以小人的方法去做大事，事成人，人卻敗了。可悲的是，他卻沒有私心，他對於生活中的享受等等並不熱衷。他事業心極強，同情心趨零，他是那種典型的“單向度”的人，心無旁騖目不斜視，如一架大馬力的機器，隆隆地開過去，碾碎了一切而毫不在意。甚至碾碎了自己也在所不惜，為了他那個目標，商君真是把一切都奉獻出來了。
《戰國策·秦策三》記秦國後來的應侯範睢說商鞅：事孝公，極身毋二，盡公不還私，信賞罰以致治，竭智能，示情素，蒙怨咎，欺舊交，虜魏公子印，卒為秦禽（擒）將破敵軍，攘地千裏……
真正是到了把良心都獻出去的地步。為了秦國，他把自己的名譽，人格都丟棄不要了。但當他把“一切”丟掉時，“一切”也會拋棄他，讓他成為孤家寡人。秦孝公死，那個被商鞅處罰過的太子即位成了新主宰，風聲日緊，不祥的陰雲越來越濃，已請求退休，蟄居自己封地的商鞅如芒刺在背，惶惶不安，便帶著家屬老母要回歸魏國，魏人不接受，理由是：“因為您竟然能出賣欺騙您的老朋友公子，我們無法知道您的人品”。更具諷刺意味的是，由於商鞅使秦國強大，各諸侯國還不敢得罪秦國，誰也不敢收留他。甚至不敢讓他借道，他逃回魏，魏不但不庇護他，甚至不允許他從魏國逃往他國，而是把他送回了秦。他隻好帶著他的為數寥寥的徒屬北上擊鄭，做無望的圍獸之鬥。他大約想在秦以外自營一塊容身之所。或者在鄭打開一條通往他國的通道。但他注定沒了生路，生路早被他自己堵死。他在秦己無立錐之地。那些官銜、封號、連同商於十五邑的封地，頃刻之間都灰飛煙滅。諸侯各國紛紛對他關起大門，如避瘟神。身後是被他割了鼻子，8年閉門不出的公子虔，對他咬牙切齒；眼前是四麵豎起的牆壁，一片說“不”的聲音，“所逃莫之隱，所歸莫之容”（《新序》），天下之大，幅員之廣，除了那幾個暫時還沒逃走的徒屬，再無其他的朋友—他以前太無視朋友的價值，太踐踏基本的為友之道了。當個人毫無自身的獨立意誌與獨立操持，拋棄一切基本的道德信條而依附體製時，體製能給予你的，當然也可以拿走。一切自上而下的改革也往往免不了人亡政息的結局（假如再沒有外部壓力或對外部壓力說“不”的話），聰明絕頂的商鞅難道真的不知道這一天終會到來？在他被車裂前五個月，趙良就警告過他—“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老秦王一旦伸腿死了，秦國以罪名來收捕你的，人數會少嗎？你的死期簡直就象舉一下足那樣很快到來！5個月後，可憐的，走投無路的，被全世界所拋棄的商君，被殺死在鄭國的黽池，然後屍體又被殘忍地車裂。（此據《史記》商鞅本傳。《秦本紀》言似直接車裂）。咬牙切齒的複仇者們殺了商鞅全家，包括白發蒼蒼的老母。到此時，商鞅又把自己的生命，全家族的生命奉獻給秦國了。其罪名真是極具黑色幽默：“莫如商君反者！”—一個把良心生命都獻了出來的忠心耿耿的人，最後卻得到了“反叛”的罪名！不知商鞅在目睹自己白發蒼蒼的老母血濺屠刀的時候，這個力倡大公無私的人，是何等樣的想法？
下麵，我們麵對《商君書》作些了解。《商君書》並不一定全是商君所作，高亨先生認為至少有五篇不是他的，而郭沫若則認為除《境內》篇外，其餘均非商君所作。但這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中國，有這樣一種以商君的名義加以提倡，傳播，並成為曆代統治階級統治法寶的政治理論，它實際上成為以“德政”為麵目的中國古代封建政治的最核心的內容和機密。《商君書》，二言以蔽之，一曰壹民，二曰勝民。這是我讀枯瘠、冷酷、蠻不講理的《商君書》後得出的結論。
壹民，據我的分析，有兩層含義，一是，國家隻要一種“民”。耕戰之民，平時耕田，戰時攻敵。其他如“學民”，“商民”，“技藝之民“，（《農戰篇》所列）“士”，“以言說取食者”，“利民”（吃利潤的人或投資者）（《去強》所列）等等，則統統是危害國家的“虱子”，國家應製定政策，使他們無法生存，從而逼他們歸入“農戰”一途。二是，國民隻做一件事：農戰。農與戰看似兩件事，實則是一件事。民為體，農戰為用，一體而二用。
入使民壹於農，出使民壹於戰……（《算地》）
在國內，讓百姓全體統一於耕種，為國家生產糧食，對外，則使百姓統一於攻戰，讓他們為國家攻城掠地。民之所欲萬，而利之所出一。（《說民》）
百姓人民的欲望千差萬別，而我們隻讓它們從一個渠道來達成：務農與作戰。顯然《商君書》中的“民”，隻是國家生產的工具和戰爭的工具。隻有利用的價值，而沒有被關心的意義。作為一個個體，在這樣的社會裏隻是一個機器中無可奈何的部件而己，毫無自己的獨立價值與尊嚴，而個體幸福被當做不正當的欲求和國家集體的障礙物而踏平碾碎，個人隻是實現政府目標的手段與工具，不僅其精神存在被當作無用有害的東西而徹底抹殺，甚至肉體存在的合理性都要視他能否充當政府工具而定。所以在這種情形下，即使政府目標是所謂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好在商君從來沒作這樣的標榜，他考慮的是“國家利益”，他也隻考慮“國家利益”。而所謂“國家利益”，在那時，也就隻是統治者甚至最高統治者的利益。他是為秦孝公出謀劃策的，他既不是對公眾演講，也無須對他們負責，無須博得他們的首肯。）其與人類的根本福祉仍然是背道而馳的。但沒有個體幸福，隻有秩序和政府意誌的社會，它就是監獄或勞改營了。商鞅在秦國設立的監獄更絕：他不容許有人給罪犯送飯，說這樣就令人懼怕監獄而認真開墾農田（《墾令篇》）我們在驚訝他斬盡殺絕的冷酷外。也能想到：一、不墾田，就要進監獄，政府的專斷已使墾田不再是為民造福的事，而是使它一開始就成了人民生活中的可怕威脅。二、監獄中隻有在沒有飯吃的時候，才對監獄外的良民構成威懾，恰好證明了，商鞅治理下的秦國，與監獄的差別隻在於有沒有麵包而已，秦國的社會隻不過是有麵包的監獄罷了，（假如秦國的百姓能有麵包吃的話）良民和罪犯一樣，都是沒有自由的。更嚴重的是在一個獨裁的社會裏，政府目標的合理性是無法得到保證的，甚至大多數時候更隻是一小撮人的意願。所以，全民意誌的的高度統一使得全民都變成了智慧與道德上的聾子與瞎子，不僅不可能發現與糾正政府的錯誤，反而使這種被高度凝聚起來的力量，成為非理性的力量，甚至變成了一種異已的怪獸，不僅每一個生存其中的個體被它吞噬，而且這種國家力量在“一致對外”的時候，還極可能使一個國家變成全人類的禍患。這種現象不僅在戰國時代的秦國那裏有充分的顯示，——秦國在先秦典籍中一般都被稱為“虎狼之國”，讀《商君書》中的《境內》篇，通篇都寫著血淋淋的“斬首”。“不逐北，不擒二毛”的中原傳統，在變法後的秦國，掃地以盡。據《史記》累計，秦在統一過程中斬殺的六國人數在150萬以上。象白起這樣極其殘忍的人物也是秦的將軍。可以說，秦國殘忍地踐踏了一些基本的人道原則。——在今天的世界上，這樣的國家也不乏其例。這種在主權保護下的獨裁統治，確實已經成為當今世界的嚴重問題。在一個缺乏人權的國家裏，所謂“主權”，是否僅僅是專製的鐵屋保護自身不受到外部打擊的最好借口？設若國家如《商君書》所雲，極而言之，則最好的政治乃是刑律，最好的國家當是監獄。事實上，一個絕對一致的一元社會，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大監獄，所有的人民都是勞改犯，在國家指令下勞作，在勞作中改造，苟生，創造國家財富，維持國家生存，而個體自身，則隻有義務，沒有任何實質意義上的權利。所以，商鞅所治理下的秦國，固然具有極強的攻擊力，在列國紛爭中頻頻得手，但卻毫無幸福可言。生活在這樣的國家實在是極大的不幸。商鞅治秦，對外固然有“天子致胙，諸侯畢賀“（《史記》）之功，對內則不免“老母號泣，怨女歎息。”（《鹽鐵論·非鞅篇》）《商君書》中有一篇《徠民》，至少寫在商鞅死後八十多年，就寫到三晉民眾多而土地匱乏，秦地人民少而土地有餘，為什麼三晉之民不到秦國來呢？就是因為“秦士戚而民苦也。”所以，雖然——三晉不勝秦，四世矣，……小大三戰，三晉之所亡於秦者，不可勝數也，若此而不服，秦能取其地，而不能奪其民也。
最後，這個為秦國上下一致憎恨的商鞅，“惠王車裂之，而秦人不憐”“（戰國策·秦策一）雖然他的政策為秦國帶來了土地疆域（攻掠他國所得），為秦積累了大量戰備物資與糧食庫存（剝奪人民所得），還為秦鑄造了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強大軍隊但秦人沒有人感謝他，大家一致憎恨他！“一民”還有一個嚴重後果，當然這正是專製論者國家主義者所追求的目標，那就是，消滅私人空間，造成一個透明的社會。每個人都處在國家和他人的嚴密監視之下。商鞅搞戶籍製度，置伍什之製，行連坐之法，倡告發之風。讓居民們互相糾察，互相監視。告發奸人，予以重賞；不告發奸人，加以重罰，什伍之內，一人有罪，他人連帶有罪，人民在戰爭中不勇敢，本人處死，父母，兄弟，妻子連坐。有告發官吏為奸的，可以承襲所告之官的職位。甚至—至治，夫妻交友不能相為棄惡蓋非，而不害於親，民人不能相為隱（《禁使》）。連夫妻朋友都不能相互放任掩蓋而是要相互告發，不為親情所動，真是透明極了的社會。《畫策》一文中給我們描寫出了透明社會的圖景。這段文字精練之極，不忍遺漏，全引於下：所謂明察，就是無所不見，這樣群臣就不敢為奸，百姓就不敢為非。國君坐在高椅之上，聽著絲竹的音樂，而天下自然就井井有條了。所謂明察，又是讓人民不得不幹（國君要他們幹的）事。所謂國君的強幹，就是戰勝天下人，戰勝天下人，就能集中天下人的力量。因而勇猛的人不敢作橫暴反叛的事；智慧的人不敢作欺詐不忠的事，他們會整天思考著怎樣為君主效力。天下所有的人，沒有人敢不做國君喜歡的事，也沒有人敢做國君不喜歡的事。所謂強大，就是使勇而有力的人不得不效忠自己。（所謂明者，無所不見。則群臣不敢為奸。百姓不敢為非。是以人主處匡床之上，聽絲竹之聲，而天下治。所謂明者，使眾不得不為。所謂強者，勝天下。勝天下，是故合力。是以勇強不敢為暴，聖知不敢為詐，而慮用。兼天下之眾，莫敢不為其所好，而避其所惡。所謂強者，使勇力不得不為己用。）
這是一個何等可怕的情景？暴君踞坐在交椅之上，在天下的中央樞紐，如同盤踞在蛛網中心的巨型毒蛛，任何一點輕微微的信息都會被他敏銳地捕捉到。然後作準確的撲殺。社會的透明，私人空間的擠兌，其最終目的就是控製人，使人“不敢為非”又“不得不為”國君（往往借國家民族集體的名義）所要求的事。是要以一人或一個集團勝天下，占用天下一切聰明、才智、勇力。“不敢為”是對自由的禁止；不得不為，則是連沉默的權力也要剝奪。“不敢為”和“不得不為”最透徹地說出了專製政治對人的全麵剝奪！
《商君書》的第二個思想，就是“勝民”。商鞅是一個追求國強能攻的人，他對人民的幸福並不在意。他不知有何根據，認為國與民不可兼強，國與民如翹翹板，一上必有一下；又如矛與盾：要讓國的矛無堅不摧，民的盾必須弱不禁風。於是，為了強國，他提倡要弱民，即國家通過削弱人民，而戰勝人民，使人民成為女仆，受其奴役。《畫策》篇這樣說：昔之能製天下者，必先製其民者也；能先勝敵者，必先勝其民者也。故勝民之本在製民，若冶於金，陶於土也。這種赤裸裸的製民理論，確實令人不寒而栗。《商君書》既倡勝民，必先製民，當然就會設計出“製民”之良方。我細細研讀，發現他的“製民”手段約略有五。“製民”之手段一：以弱去強，以奸馭良，實行流氓政治小人政治。直接鼓吹以弱民去消滅強民，以便留下弱民，甚至用奸民去駕馭良民，這實在令人驚愕。不讀《商君書》，決想不到世界上還有這種混帳理論。以強去強者弱，以弱去強者強（《去強》）
這個句子原封不動地在《商君書》中兩次出現（《去強》和《弱民》），應該是作者很得意的政治格言吧？至少是他發明的專製政治的要決。為什麼“以強去強者弱”？因為用強民來除去另一部分強民，剩下的還是強民，政治和政府要麵對的還是不大容易對付的強民，政府就相對顯得弱了。所以不如直接用弱民來除去一切強民，剩下的自然都是侏儒之群，對付起來就遊刃有餘。中國幾千年的封建專製，殺豪俊，搞優汰劣勝、愚民、弱民，既是體製的需要（所以，隻要專製體製不消滅，這種政策就永不可免），也不能說不受到《商君書》的教導。比“以弱去強”更可怕，更醜惡，更暗無天日的，《商君書》竟然提出要“以奸民治”：國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亂，至削；國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強（《去強》）
《說民》篇曰：以良民治，必亂至削；以奸民治，必治至強。《商君書》的這種辦法隻想在基層建立流氓政治。以便和中層及上層的小人政治相輔相承，（他所提倡的告發製度襲位製度適足以形成小人政治。）以流氓來壓服基層人民，以小人的勾心鬥角來實現互相的糾察。專製政治必然產生大量的流氓和小人。反過來，流氓和小人充斥的社會又似乎證明了政治專製的合理性與必要性—流氓地痞橫行的地方，小人奸佞猖獗的地方，人們往往渴望專製。這如同渴極了，人們不惜飲鴆。如果流氓小人是狡兔，則專製政治就如同逐兔之犬。專製政治一麵大喊大叫懲治流氓和小人，一麵卻又慫恿流氓和小人，並在自身的體製內不斷滋生出數量更多的流氓和小人。是流氓和小人構成了專製政治的合法性基礎，它們是互為因果的惡性循環。商鞅早就道破這兩者之間的關係了—“以奸民治，則民親製”。讓奸民來治理人民，因為人民失望於奸民，所以就自然親近“製”。製者，國家專製權力也！流氓地痞對於中央朝庭而言，其作用就是為淵驅魚為叢驅雀！
勝民方法之二：“壹教”。《賞刑》篇說：所謂壹教者，博聞、辨慧、信廉、禮樂、修行、群黨、任譽、清濁，不可以富貴，不可以評刑，不可以獨立私議以陳其上。堅者被（破），銳者挫。……然富貴之門，要存戰而己矣。勝民方法三：剝奪個人資本，讚成一個無恒產無恒心的社會。《商君書》中有不少觀點實在讓人匪夷所思，比如下麵的話：治國能令貧者富，富者貧，則國多力，多力者王。（《去強》）
治國之舉，貴令貧者富，富者貧。貧者富，富者貧，國強。三官（案指農、商、官）無虱。國久強而無虱者必王。（《說民》）
這真是奇怪之論。他要這樣反複折騰幹什麼呢？大約是要經過這樣無休止的折騰，使人民無複有安全之感吧。單個的，無保障、無安全感的自耕農是封建專製的天然基石之一。因為這些自耕農需要朝廷來代表他們的利益，保護他們的麵包，便不惜交出自由。“無恒產則無恒心“，這是孟子的發現。那麼《商君書》的作者也就是要通過財產的“無恒”來實現人心的“無恒”吧？一群患得患失的人民，一群自感虛弱無力的人民，一群沒有自信不能主宰自己的人民，又怎能不依附於國家聽命於國家，把自己的命運交給國家去擺布呢？
不僅要剝奪人民的恒產，而且連帶剝奪人民的自立能力，這樣才能徹底解決問題：
說客的本錢在於嘴巴；隱士的本錢在於思想；勇士的本錢在於氣力；手工業者的本錢在於兩隻手；商人的本錢在於一身。他們把天下看成自己的家，渾身都是本錢。他們把身上的本錢看得很重要，從而借此依托外國勢力；帶著這些本錢效力於私人門下。這樣的人，堯舜也難以治好他們，所以湯武禁止他們，結果立功成名。（談說之士資在於口，處士資在於意；勇士資在於氣；技藝之士資在於手；商賈之士資在於身，故天下一宅，而圜身資。民資重於身，而偏托勢於外，挾重資，歸偏家，堯舜之所難也，故湯武禁之，則功立而名成。（《算地》））韓非說要剪斷鳥的翅膀，才能使鳥馴服，讓臣民不得不依恃國君的俸祿生活，臣民才會聽話。這種思想，在《商君書》中已有了，而且比韓非說得更徹底。簡直是要鏟除人的一切謀生能力。如果天下人各有所資，當然不能輻湊而求食於君，君何得恃勢而逞意？故專製之要務，在於剝奪人的經濟來源，使萬民除政府俸祿以外無所賴、無生機、無生趣，然後“堅者破，銳者挫“摧殘天下之生氣，摧殘天下之民氣，造成一犬儒世界，一奴才世界，一邪媚世界！勝民之方法四：辱民、貧民、弱民。侮辱人民，使民貧窮、削弱人民，竟然成為國家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