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民》雲：
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原來，他為了使君主的爵、官、賞具有吸引力，而先用政策使人民辱、弱、貧。辱了，就會希望通過政府和爵位來改變自己的處境，弱小了，就會依恃官吏的保護，貧窮了，就會看重政府的獎賞。人民有私人的光榮，就輕視爵位，卑視官職；人民富裕，就不能用賞來誘惑。所以，治理人民，要用刑罰來羞辱他們，他們才會在有戰事的時候肯出力賣命。這是徹頭徹尾的法西斯主義！管仲論政治，要訣是“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否，因而去之。（百姓所想要的，就給他百姓所拒絕的，就革除掉）《莊子》亦在《徐無鬼》中，借牧童之口談治天下之道，說治天下人民如同牧馬，把對馬有害的東西去掉就行了。黃帝稱之為“天師”。儒家亦有借民口知政之善敗，“行善備敗”之說。而《商君書》的作者，又是反其道而行之——政作民之所惡，民弱。政作民之所樂，民強。民弱國強，民強國弱。（《弱民》）政策必須專門與人民作對！建立人民所憎惡的東西！《商君書》的作者，估計是有嚴重的心理病態。《商君書》的很多內容，簡直可以看作是一個迫害狂的囈語。勝民之方法五：殺力。上麵的幾種方法都是通過遏製生機，毀滅生意來使“強民“不得出現，把“強民”扼殺在萌芽狀態。而“殺力”則是對已經出現的“強民”進行肉體消滅。《商君書》的作者把“強民”看成是“毒”，是“虱”，一旦產生，必須輸之於外：聖人之治國也，能摶（專，集中）力，能殺力……其殺力也，以事（事刂，殺也）敵勸民也（《壹言》）故能生力不能殺力，曰自攻之國，必削。（《說民》）能生不能殺，必削，能生能殺，曰攻敵之國，必強。（《去強》）
可見，所謂“殺力”就是要通過戰爭手段緩解內部張力，消滅國內強民；同時，還可以輸毒於外，把這內部張力引到國外，把內部矛盾轉化為外部矛盾，侵吞別國領土，真正是舉兩得，一箭雙雕。
大約在商鞅被殺的五個月前，商鞅和趙良之間有過一次很有意思的對話。司馬遷在商鞅本傳中用了幾乎四分之一的篇幅記錄了這次談話。在這次談話中，商鞅認為自己治理秦國有移風易俗之功，想把自己和穆公時代的五大夫比。而趙良則從商鞅所作所為的六個方麵對商鞅進行了批評。這六個方麵是：“非所以為名”、“非所以為功”、“積怨蓄禍”、“非所以為教“、“非所以為壽”、“非所以得人”。幾乎對商鞅改革的政績一筆抹殺。在秦漢之際，對商鞅的評價也是當時史學界政治界的一個熱門話題，荀子、韓非子、李斯，都談過他，《呂氏春秋》、《戰國策》、《史記》記載著他的事跡，《淮南子》、《新序》、《漢書》評述著他。在公元前81年漢中央政府召開的鹽鐵會議上，對商鞅的評價問題成為一個熱點和焦點，在其後整理的會議記錄《鹽鐵論》中，有專門的一一篇《非鞅篇》。記錄了桑弘羊（時任禦吏大夫）和“文子”（儒生）對商鞅的不同評價。讚之者謂功高百代，貶之者謂遺臭萬年。客觀地說，商鞅的改革，對於秦之強大能攻，確實有非常之功。但他的過，也許更大。正如“文學”們所說我們不能“知其為秦開帝業，不知其為秦致文道。”（《鹽鐵論·非鞅篇》）對商君的肯定評價，往往集中在對他經濟與軍事上的成功，而對他的否定評價，則又集中在對他的嚴刑峻法苛刻下民上。連司馬遷這樣的大家也無法調和二者。所以一邊稱讚商君變革使“秦民大悅，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一邊又在傳後的“太史公曰”是說商鞅是“天資刻薄人也”，說他“少恩”。作為一個讓秦國迅速強大的改革家，商君為何竟成了人民公敵，而秦國在統一六國後又頃刻土崩瓦解，這其中的消息確實值得玩味。一個人也好，一種體製也好，不管在經濟或軍事上暫時取得什麼成績，隻要他（或它）侵刻下民，不給人自由，否定人的尊嚴，用馬克思的話說“踐踏人，不把人當人”，那他（或它）就隻能是人民的公敵。秦的崛起與崩潰說明了這一點，蘇聯的崛起與崩潰也說明了這一點。人民並不象某些專製論者所想象的那樣，隻要麵色，不要自由，沒有自尊。人爭取自由自尊的衝動乃是天賦予人的本能，自由與尊嚴也是天賦予人的基本權利，誰剝奪這些，誰就注定要被推翻，哪怕他（或它）強大一時！
司馬遷在《商君列傳》中，記載了一個極有寓意的細節：
秦孝公卒，太子立，公子虔之徒告商君欲反，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關下，欲舍客舍。客舍人不知其是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嗟乎！為法之敝一至此哉！”
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以前砸向異端的石頭落到了自己的腳上。區別隻在於時勢。商君此時嚐到了沒有私人空間的透明社會的滋味，專製之人死在自造的專製枷鎖中。《鹽鐵論·非鞅篇》說：故孝公卒之日，舉國而攻之，東西南北莫可奔走，卒車裂族夷，為天下笑。斯人自殺，非人殺之也。
荀子：養在深閨人未識
我們知道，知識分子們身份問題一直是一個重要問題。這不僅關係到社會對知識分子的態度——比如，文革中，知識分子被定性為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悲慘命運就此開始，而他們命運的改變，又由於文革結束後，中央把知識分子惰性為“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時，身份也決定了身份意識，不同的身份意識，決定了知識分子對自己使命的不同理解。比如今天的大多數知識分子，比如大學教授都會把自己的教學科研理解為：教學——教書育人，做德育教授，科研——政府項目的承擔者，那麼多知識分子嗷嗷待項目，爭項目，爭到了項目就爭到了地位、壯烈和金錢。總之，在今天，可能隻有極可數寥落而張皇的知識分子，才有這樣的身份意識：文化的傳承者，科學的研究者，獨立的社會批判者，道義的承擔者，大眾的請命者。在先秦研究觀察春秋、戰國之際的儒家身份意識，也極有意義：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出知識分子人格的變化和精神世界的變遷。我們可以先簡單比較一下。
孔子是沒落貴族家庭中流落到市井中去的，不諳世情一片天真的子弟。他有一種高貴的品性，近乎淳樸的品性，有著貴族的愛好與教養：音樂、藝術、射、禦、《書》、《詩》、《易》……他精神世界的高貴典雅與他物質世界的低賤貧乏形成了巨大的落差，而這落差恰恰是他強大的精讀勢能的形成原因。據司馬遷說，魯國的權臣季氏曾說宴招待名士，少年孔子趕去赴宴，卻被季氏的家臣陽虎拒斥。孔子顯然在內心裏仍自視甚高，而外麵的世界對他及其家族的地位已是頗為蔑視。於是他不得不在市井中廝混，從而對下層人民有了了解與同情，並在此基礎上，創立了他的“仁者愛人”的仁學思想，大同思想。但他骨子裏仍是日日盼望著回到他以前的圈子中去，所謂的“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與其說是他“克己複孔”，主張的合理延伸，是他深思熟慮的精神情結。他就是那個滅了國，絕了世而流落到民間的“逸民”。重返往日的地位，是他的一片癡心在妄想。所以，他哭東周，哭周公，哭曾經鬱鬱乎文哉而如今又飄落殆盡的周文化，哭曆史背棄的一切，哭他失去的一切。他所做的，是對前代文化的整理與保存，既是在收拾後事，又是托古改製。
嚴肅恭敬，又滿懷淒涼。他打開積滿塵土的竹簡，在幾百年積累的文獻中分類、編排、抄寫、揣摸，一邊歎息流淚，一邊孜孜石乞石乞，忽而拍案驚奇，忽而仰天長歎。既是在做著一個大大的複辟夢，又是在傳承一個偉大的文化。且以之為道德依據，批判現實、仁義為己任，他就是這樣的形象：在深夜，飆風四起，風聲鶴唳，四野一片漆黑，他用他蒼老的雙手，小心的圍攏一枚燭光，使它不至熄滅……。到了戰國中期，從出身上講孟子，也是沒落貴族。但畢竟流浪既久，那種皈依的情懷早已隨時光的流逝而消磨幹淨。那高堂老屋對他已相當陌生，並且沒了親切感與吸引了，他不是失敗而被驅出的主人，他是來去綽綽自由的客人了。他所爭的，也不再是那老身份，老地位，老房子，這些發著黴氣的東西，他早已沒了興趣。他是那行空的天馬，獨來獨往。與他同時代的莊子表現了與他同樣的對自我身份的感覺，那種自由自在的感覺。莊子的“一而不黨，命曰天放”，他們不是依附的階層，他們隻依天，所以無論莊子，還是孟子，都特別喜歡講“天放”、“天年”，孟子自稱“天民”，追求“天爵”。他們與舊貴族，已判然而劃出界限，既不屬於上層的流裔，失勢者，又不屬於被人治的“治於人”者。莊在是“曳尾於塗”，而決不合作，孟子在齊國，隻做客卿，“不治而議論”，除了“議論”，什麼也不幹，不願成為官僚花名冊中的在冊人丁。
（孔子卻是做過大大小小好幾任的官），孟子自詡為“王者師”，是來教導他們，教訓他們走正道的。若是那些不肖的王們不配他的教導呢，他就滿懷失望也滿懷輕蔑地轉身走開，不吝去留。而莊子早就這樣走開了。除了給諸侯們一些冷嘲熱諷，他基本上不再理他們）。他是一位特行獨立的大丈夫。這是吾中華民族人格史上最光輝的一段，是中國陽剛之氣最充沛的一段。再後來，便是荀子了。從犧犧惶惶的貴族沒落少年到特行獨立的大丈夫，到荀子，竟突然蛻變為一個端莊明慧的淑女，循規蹈矩的君子。端莊明慧的淑女是做妻妾的好人選，循規蹈矩的君子是做臣子的好材料。如果孟子莊子是舉起大旗，在社會各色人群中另立山頭，那麼荀子旰是大叫招安，用宋江的話說是“要為朝庭出力”。
荀子是知識分子人格墮落之始，即什他畢竟處於戰國末世，那昂揚的士人精神尚未崩塌，他們精神中自有不可屈撓之氣，但，那墮落的毒病基因卻已植入體內，顯然，他希圖在體製內為知識分子找到位置，這是流浪之後的複歸。他不要獨立，不要一而不黨，恰恰相反，他要找到組織，找到同誌，找到領導者，然後發揮自己的才幹。曷謂賢？明君臣上能尊君下愛民（《成相》其五），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成相》二十五），明於君臣之分，謹守臣道。臣道是什麼呢？就是區分貴賤上下，以“禮”的秩序安頓天下，然後自己上尊君，下愛民。做一個忠心耿耿勤於事務忠於職守的幕僚。對了，“臣”，就是他所代表的這一時代的知識分子的身份意識。臣下職，莫遊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成相》四十六）守其職，足衣食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唯）（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成相》四十七）。
你看，他不要流浪了，不要遊蕩了，要有事業了，什麼事業呢？聽“上”的安排，仰“上”的照拂，生活上不要“遊食”，精神上忠於一個主子，利唯仰上——一切生活來源仰仗主子的供給。這樣，“守其職”的幕僚，也就可以得到賞賚，“豐衣足食”了。不需要也不允許去擅自搞一點“私得”。從主動方麵看，自願去做籠中鳥池中魚，這種人格與孟子、莊子的差別已太大，從被動方麵看，荀子鼓吹從剝奪經濟獨立權著手，來剝奪知識人的思想獨立行為自由，從而逼他們成為附庸與禦用。上承商鞅，下啟韓非，是這惡之花藤上的關鍵一節。既然已自己定位為臣，而又一切都仰仗於君，那麼，如何討君之歡心，使自己成為“賢臣”，有用之人，就是為臣者的基本修養與必修課程。為此他竟然還兜售“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這實在是古典的厚黑學了：主子尊重自己使自己富貴呢，就要又恭敬又遜退；主子信任寵愛自己呢，就要懂得謹慎和謙讓；主子專任自己呢，就要又拘謹又周詳；（萬不可張狂），主子接近自己呢，就要恭敬順從而不邪妄；主子疏遠自己呢，就要忠貞純一而不違背；主子斥退自己呢，就要滿懷畏懼而不能怨恨！地位高貴了，不能奢侈浮誇；受到信任了，不能惹起嫌疑；權力很大時，不能擅自專權。財利到來時，要覺得自己的善行還不足以獲得，要先表示謙讓之意，然後才去接受。福事到來，要和悅地去處理；禍事到來，要穩靜地去處理。富了，要廣泛布施；窮了，要節約財用。可以處貴，可以處賤，可以處富，可以處貧，可以被殺掉，而不可以做壞事—這便是保持尊寵、守住官位，終身也不被廢棄的方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撙，主信愛之則謹慎而謙，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慎比而不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背，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誇，信而不處謙，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必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使為奸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仲尼》））
這種語氣與人格，與孟子、莊子，實有天壤之別。譚嗣同《仁學》中說：“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願也。惟大盜利用鄉願，惟鄉願工媚大盜。二者交相資，而罔不托之於孔。”銳利的譚嗣同用“鄉願”來評價荀子學說的人格範式，從上引的這一段看，確實是有以致之。
“鄉願”與“妾婦”有共同的一點，即“順”。“以順為正”，以“順”作為他們的基本為人準則。不，為臣準則。下麵這段話，真是令人喪氣——喪失“士”氣：事奉君主卻不順從的人，是不敏捷的人；敏捷而不順從的人，是不恭敬的人；恭敬而不順從的人，是不忠的人；忠誠而不順從的人，是不能成事功的人。能成事功而不順從的人，是沒有德行的人，所以，無德之人的行為，傷害敏捷，墮壞功業，滅沒勤苦，所以，君子不願做！（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無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臣道》）這簡直是一篇“順”字讚！也是曆代封建官僚們的“護官符”！我注意到，在荀子的觀念中，舉凡優秀品性，率有一“順”字在，荀子式的“君子”，不特沒有了莊周式的超逸，更沒有了孟子的浩然之氣。不再是天馬行空，“一而不黨”的天放之士，更不是特行獨立，正道直行的“大丈夫”。而是君之忠順之臣，一切行為都是為了那個“君”：聽從命令而有利於君，叫做順，聽從命令而不利於君，叫做諂。違逆命令而有利於君，叫做忠，違逆命令而不利於君叫做篡。不顧念君主的榮辱，不顧念國家的利弊，喪失原則苟且相容以保持祿位私結外交叫做國賊。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臣道》））一切行為都以是否“利君”為判斷標準！孔子的“顛沛必於是，造次必於是“的“仁”呢？“仁以為已任”（曾子）成了“君以為己任”；“君子之仕，行其義”（子路）成了“君子之仕，行其順”的道義呢？仁沒了，義丟了，道隱了！隻剩一個可憐兮兮的弱智兮兮的“忠”了！荀子特別提倡“忠”，並且把這個“忠”狹義地定義為“臣”，對“君”的“忠”，而剔除了原先的對朋友對職責的“忠”，為了這個“忠”，他甚至提倡“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臣道》），士階層的骨氣，到了荀子，真是掃地以盡！要說荀子與他的前輩孔子、孟子的區別還不僅是上麵提到的身份意識，學問目的與人格精神。我們曾在莊子那篇文章談到，莊子是在江湖中的，而儒家是熱衷於朝廷的，孔孟都熱衷於和諸侯打交道並在他們那裏喋喋不休。但同在朝廷中，還是有區別的：孔孟是在向諸侯推薦“道”，如果“道不同”，就“不相為謀”；而荀子則是推薦“人”的，他希望的是諸侯們把儒家人才作為“器”來重用。所以，雖然我們看到他們都是在推銷，但推銷的東西不一樣，打個比方，孔孟是推銷治國“軟件”的，荀子是推銷畢業生的。
公正地說，魯國的國君，包括孔子極反感，常常出言傷害的權臣季氏，對孔子還是很尊重的，也很想和他合作，但他們就是找不到和這個固執倔強的老頭子溝通的途徑，他們總是話不投機，道不同而不能相為謀。實際上，孔子在內心裏，沒有給他們當“屬下”的意思，隻想從他們那裏得到一方用武之地或政治試驗田。孟子也一樣，齊宣王對他是極尊重極用心籠絡的，滕文公更是小心翼翼地聽從他的教導，把一線希望寄托在他的指教上。連梁惠王這樣粗魯的人也都很真誠地向他請教過有關治國的問題。但孟子言必稱堯舜，對他們的行為總是橫加指責，他是想引導他們而不是順遂他們，他老是拆他們的台，而不是補他們的台。顯然，孔子也好，孟子也罷，他們與現實中的那些“罪人”（孟子把“五霸”稱之為先王之“罪人”，而當今諸侯他又一所能判決為“五霸”之“罪人”），諸侯，實在不易勾通。更不用說什麼對他們順遂與“忠”了。對“罪人”還談什麼“忠”？